二 选题意义

探讨农民的生活伦理，并不是一个时髦的学术话题。在许多人看来，日常生活充满了吃喝拉撒等琐碎小事，没什么理论内涵。甚至有人发问，研究“过日子”这种尽人皆知的事情，到底有何意义？难道仅仅是为了获得一些依据生活经验就能从直觉上理解和把握的常识？

不可否认，科学研究普遍具有“反常识”倾向，通过发现异常、解释异常来贡献知识增量，拓展人类对于未知世界的理解。但同样不能忽视，“常识”也是科学的富矿。正如黑格尔所说：“熟知非真知。”生活常识之中一定具有稳定的结构，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更应该成为理论分析的起点。

（一）研究农民“过日子”，有利于将民间俗语概念化

虽然全世界每个国家的人都在经营生活，都在“过日子”，但是日常生活背后的文化基础不一样。正如梁漱溟（1989：611）所说：“广义的文化，就是一个社会过日子的方法。”中西文化的差异，不仅仅在于器物、法律制度、经济生产和哲学思想，还在于人的生活样法，即“过日子”的方法。如何在艰苦岁月中把日子过下去，如何把日子过好，集中体现了中国小农的生活伦理和生存智慧。

好好过日子、过上好日子、让孩子过上好日子——这是中国人的基本生活理想。辛苦经营不是为了灵魂救赎，也不是为了来世幸福，只为今世今生。意义就在生活中，只要把日子过好，只要完成现实生活给予的任务，这辈子就没有白活，就可以安身立命，此生也就圆满。

社会学应该重视对民间俗语的研究（麻国庆，1997），老百姓一些口头的词汇有时比国外翻译过来的学术概念更值得关注。民间俗语的特点是人们经常使用，令人倍感熟悉。曹锦清（2000：3）认为，熟悉是理解的大敌，因为熟悉，所以熟视无睹、习而不觉、习而不察，缺少理解的好奇心。一个研究者必须善于对“熟悉”发问，把“熟悉”陌生化，尽可能“留意日常生活中某些被普遍使用的语言、名词，考察它是不是有一种上升为理论概念的空间”（曹锦清，2010：34）。

有学者对“人情”“面子”“气”等日常生活中频繁使用的语词进行概念化（贺雪峰，2000；翟学伟，2004；应星，2007，2010；宋丽娜，2011），以揭示中国人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和文化结构。我希望通过此项研究将“过日子”概念化，把它变成一个可以进行学理分析的本土概念。

（二）研究农民如何“过日子”，有利于进一步理解“小农的生活伦理”

“小农”这个词，在许多人的观念中，带有一定程度的贬义色彩，如经常被提到的“小农意识”“小农观念”“小农思想”。“小农”早就成为一个意识形态的标签，似乎代表了某种局限，象征着“落后”“保守”和“封闭”。鉴于此，为了更好地理解“小农”，我们首先要剥掉这个标签，回到“小农”的原初含义。

从经济层面来看，“小农”指这样一类农民群体：他们占有小块土地，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和消费，生活上基本“自给自足”——这种农业生产方式被称为“小农经济”。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小农经济”属于分散的自然经济。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个体的、分散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将被社会化的“大生产”替代。人们普遍认为，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小农经济”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小农”要转变为“大农”——上千亩的经营规模，大的资本投入，以美国为样板的“大农”模式仿佛代表了农业现代化的唯一方向。问题在于，这种“大农”模式并不符合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

按照1000亩的规模来计算，中国20亿亩耕地，仅够配置200万个美国式农场。中国农业如果依靠这200万个农场来经营，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数亿农业劳动力面临“转业”。可是，中国现有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根本无法消化数量如此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因此，美国的“大农”模式并不适合中国，中国的人地关系决定了“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

“小农经济”在中国有极其漫长的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小农经济”就已经兴起并日益成熟。此时“小农”的典型代表是“五口百亩[2]之家”，基本特点是铁器牛耕、精耕细作、以一夫一妻的小家庭为主体。孙达人精辟地指出：“我国社会的基本生活和生产单位，早在2000多年以前就合二为一，并使一夫一妻的小家庭长期成为社会的独立细胞，而在观念上则具有十分强烈的家族色彩和经验理性精神……这种结构极为简单的家庭农业极易水平位移，普及到能适于它生存的一切地方，具有极强的生命力。”（1996：102，103）

“小农经济”的这种生命力绵延千年，依然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起着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处理“小农经济”的方式，不同于英国通过“圈地运动”消灭“小农”，而是将“小农”组织起来，通过人民公社制度提取农业剩余，为工业化提供资本和市场。20世纪80年代的分田到户，形成了以农户为单位的、人均一亩三分地的农业经营模式——这重新确立了“小农经济”在国家农业发展战略中的基础地位。

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伦理同样对社会转型产生隐秘影响。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农业人口还占较大比重。广袤的农村区域、庞大的农民群体、小规模的农业经营模式，将在更长时期内影响中国历史进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探讨小农的生活伦理，对于理解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具有特殊的意义。

（三）研究农民“过日子”，是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表述农民

任何关于农民问题的研究，都隐含一个前提，那就是研究者到底从何种角度表述农民。表述方式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影响着研究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说，没有无立场的表述，关键是如何表述，以及通过表述达到何种目的。

在社会中，再也没有哪个群体比农民更喜欢保持沉默。正如马克思所说：“农民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人表述。”[3]将农民表述为“弱者”和“底层”，这是当前学术界一种较为流行的学术姿态。我们需要冷静思考：农民在何种意义上是弱者。当我们极力把农民表述为“弱者”的时候，这到底是同情式理解，还是一种主观建构。有时候，同情不仅仅是一种姿态，还可能暗含了高高在上。把农民想象为底层、弱者、苦难者和不幸者，绝不仅仅代表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道义，还可能意味着认识论上的以偏概全。虽然贫困者、上访者、诉苦者更容易引起学者和媒体的关注，弱者更容易成为被表述对象，但这些被代言者、被倾听者只是农民群体中的一小部分，更多农民全神贯注地活在自己的日常世界中。

对于农民来说，外界对他们的任何表述都无关紧要。无论别人是否表述以及如何表述，他们都生活在那里，努力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这是他们的生活，一个完整意义上“自我的生活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完整地“关照”农民的日常生活，才有可能更真实地“表述”农民——这种“表述”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代表”，而是为了“理解”。这种“理解”不是把农民当作研究对象，而是让他们有机会自我呈现。

正是普通人的观念、态度和生活方式，构成了社会运行的基本结构，从最基础层面影响着社会的发展方向。近几年，我访谈了许多农民，在分享他们喜怒哀乐的同时，渐渐发现：农民在平凡生活中有着丰富的生命体验和生活思考，虽不系统，但极其鲜活和深刻。平头百姓用自己的生命演绎着普通人的生活智慧。生活，把每个人都变成“哲学家”。

如果说思想家通过著书立说来表达他的人生哲学，思想是他的传记（冯友兰，2010：8），那么普通人的传记就是他的日常生活。只有在“日常生活叙事”中，才有机会触及普通人的意义世界，从总体上把握他们生活实践的伦理原则。而这，正是研究农民日常生活的核心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