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的理论基础与顶层设计

一 引致区际经济利益非均衡的直接原因与根本原因

（一）引致区际经济利益非均衡的直接原因

引致区际经济利益非均衡的直接原因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要求同行政边界刚性约束的矛盾。行政区划边界的本质即割据性，对区际间的内在经济联系产生了刚性约束。它如同一堵“看不见的墙”，严重阻碍了区际间的要素流动，制约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使地方政府的利益固化。由于行政边界刚性约束的羁绊，区际经济利益的博弈主体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会选择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而这种策略行为出于“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往往会导致社会整体的无效率，竞争的结果是非均衡的。另外，由于行政边界的刚性约束形成了现行“分灶吃饭”的财政制度。这种制度也制约了区域协同发展。在现行的行政区划体制下，地方政府必然要更多地考虑自身的产业发展、财政收入、人口就业、公共服务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在资源和机会有限的情况下，往往竞争多于合作，难以形成合力，形成“诸侯经济”。所以造成区际经济利益非均衡的直接原因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要求同行政边界刚性约束的矛盾。

（二）引致区际经济利益非均衡的根本原因

引致区际经济利益非均衡的根本原因是地方政府的有限理性和市场的不完全性。

著名的“囚徒困境”博弈模型，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问题，这就是个人理性是有限理性，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地方政府作为区际经济利益的博弈主体同样也是有限理性的。刘黎明（2002）通过证明存在正外部性的区际公共物品在全社会范围内供给不足也说明了地方政府的“免费搭车”行为和有限理性。

本章通过京冀生态环境保护博弈模型证明上述论断。设北京B提供的环境保护公共物品数量为s_b（包括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等），生产的私人产品数量为x_b；河北H提供的环境保护公共物品数量s_h（包括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等），生产的私人产品数量为x_h。北京的效用函数为U_b（x_b，s_b）=Axα_bsβ_b，河北的效用函数为U_h（x_h，s_h）=Axα_hsβ_h，且，，C为单位公共物品成本，P为单位私人产品价格，R_b，R_h分别为北京、河北的总预算收入，α为私人产品对区域效用的弹性系数，β为公共物品（这里特指环境保护设施）对区域效用的弹性系数，α+β=1代表规模收益不变，则北京、河北的最大化效用方程为：

分别构建拉格朗日方程：L_b=MaxU_b（x_b，s_b）+λ（Px_b+Cs_b-R_b）

L_h=MaxU_h（x_h，s_h）+λ（Px_h+Cs_h-R_h）　　　　　　（3.2）

求解最优化一阶条件，得：

式3.3除以式3.4，得：

由式3.5和U_b（x_b，s_b）=Axα_bsβ_b，U_h（x_h，s_h）=Axα_hsβ_h，计算得到：

命题1：北京向整个京冀地区提供环境保护公共物品，即不仅在本市内提供，还提供区际环境保护公共物品（例如：在官厅水库的上游修建污水处理厂等），则：

α（S_f+S_h）C=Pβx_b　　　　　　（3.8）

将式3.1代入式3.8，得：

命题2：北京仅向北京本区域内提供环境保护公共物品，即不提供区际环境保护公共物品，则：

aS_fC=pβx_b　　　　　　（3.10）

将式3.1代入式3.10，得：

很显然S_f*＞S_f，即如果北京仅向本市提供环境保护公共物品，它提供的公共物品数量多于北京向整个京冀地区提供环境保护公共物品的数量；换言之，北京提供区际环境保护公共物品的意愿不足，从而证明地方政府的有限理性。

既然地方政府作为区际经济利益的博弈主体是有限理性，那么在区际经济利益博弈中，如果不存在区际协调，就有可能无法达到利益均衡，从而存在帕累托改进的可能。地方政府的有限理性是区际经济利益非均衡的根本原因之一。

另外，市场的不完全性同样是引致区际经济利益非均衡的根本原因之一。Hardin（1968）提出了著名的公共地悲剧模型（Tragedy of the commons），即如果一种资源没有明确的产权，就会导致这种资源的过度使用，用以证明市场的不完全性。Krugman（1993）基于垄断竞争、规模收益递增和“冰山”运输成本三个前提条件，证明了城市群形成的前期，市场邻近效应大于生活成本效用产生向心集聚力，这是一种市场自发且内生的力量，并且随着这种力量的不断循环累积，最终造成了“核心—边缘”的空间结构。市场的不完全性会产生区位黏性和路径依赖，进一步稳定这种结构，会阻碍区域协同发展，同时会引起恶性竞争、贫富分化、生态恶化等问题。

综上所述，地方政府的有限理性与市场的不完全性是引致区际经济利益非均衡的根本原因。基于上述原因，本书在研究区际协调时应优先考虑均衡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