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能源贫困研究

能源贫困在国内外存在历史较长，但是对其研究却仍处于探索阶段，近年来才开始逐渐为研究者所重视。能源贫困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燃料贫困，尤其是做饭和取暖燃料，有鉴于此欧盟国家较多地使用燃料贫困用语。以SDOL期刊为例，1980年以来直接以Energy Poverty或者Fuel Poverty为题的英文文献数量如图2-1所示。

1980～2013年的30多年间，能源贫困或燃料贫困研究文献总体上数量不多，共86篇、年均不到3篇。从趋势上看，近年来尤其是2007年以来，研究文献数量快速增长，2011、2012、2013年都保持在10篇以上。

从发表期刊类型来看，主要集中发表在能源（如Energy Policy）、环境（如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健康类（如Health & Place）期刊，并且能较多地关注到可持续发展议题（如Energ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其中，Energy Policy发表的文献最多，达到38篇，几乎占所有相关文献的50%。

从中国知网（CNKI）检索情况来看，中文文献数量也具有类似变化特点，总量少，但增长趋势显著，如图2-3所示。

注：2014年数据只更新到6月，而不是全年。

从总量上看，2000年以来只有文献19篇，年均不到1.5篇；但是近年来，尤其是2011年以来，保持了持续增长的趋势，2014年截至6月就有5篇文献。这些文献主要发表于能源类期刊，例如《中国能源》《华北电力大学学报》。

国内外在能源贫困或燃料贫困领域的期刊论文数量尚且较少；专著、硕士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的系统性研究数量就更缺乏了。中文文献只检索到1篇，英文文献只检索到4篇，且全为硕士学位论文；中英文文献都没有博士学位论文。中文著作则直到2014年6月才以报告的形式出现，即《中国能源报告（2014）：能源贫困研究》[31]。

一 能源贫困的界定

能源贫困概念源于1982年英国燃料使用权运动，Lewis认为能源贫困是无力维持足够温暖的家，Boardman将这一概念扩展为居住的房屋能源效率较低。随着更多关注转向发展中国家，能源贫困被赋予新的含义。

国内外对能源贫困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国际能源署认为该人群的特征是在炊事方面主要依靠传统生物质能或无法获取和使用电力，其中传统生物质能包括薪柴、秸秆、稻草、稻壳及其他农业生产的废弃物和畜禽粪便等，这一定义在研究工作中得到最广泛的认同与应用。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认为能源贫困是不能自主选择安全、可靠、高质量、保护环境的能源服务，为家庭和个人提供的能源无法支持该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一些国际组织把能源贫困定义为人们无法得到安全可靠的电源，导致大量利用固体燃料[32]。随着发展水平提高而层次不断扩大，能源贫困的界定不断扩展，甚至将机械动力作为能源贫困概念的重要内容[33]。

丁士军、陈传波于2002年在其发表的《贫困农户的能源使用及其对缓解贫困的影响》一文中指出，如果在缓解贫困的整体策略下讨论农村能源，那么对贫困的定义就应该包括“能源贫困”和“时间贫困”。“能源贫困”是指穷人无法接近或者购买改进的能源，或者即使他们负担得起能源的使用费，却支付不起使用能源的设备，如电视机、拖拉机等。“时间贫困”指的是由于人们主要使用生物质能源，获得能源的时间花费大而且能源的使用效率低，以致他们的时间不能用于从事创造收入的经济活动[34]。

能源贫困测量工具包括：能源支出比例、能源贫困缺口、能源贫困比例（人头比）、能源贫困强度、能源贫困基尼指数、能源贫困森指数、能源脱贫难度系数以及能源贫困Re指数等多种度量指标[35]。此外，还有被国际能源署推广的能源发展指数EDI[36]。单纯以收入某个比例的度量方式，例如支出比例的10%，开始受到怀疑[37]。

虽然各国都为能源贫困监测进行了研究和关注，但是一个统一的国际性的监测、数据收集、周期性报告的机制并没有形成[38]。

二 能源贫困的成因

2005年，《可持续发展可再生能源北京宣言》指出从能源贫困向相对富裕的过渡是一个复杂的不规则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短时间能够完成的。因为由使用传统生物质能向使用现代燃料过渡，会受三个因素的影响，并成为能源贫困的原因，它们是燃料的可获得性、能否用得起和文化倾向。如果尚未建成现代燃料的配送系统，那么即使有些家庭用得起，也无法享用现代燃料。如果现代燃料价格比传统生物质能高得多，他们仍可能不愿使用现代燃料；另外还有传统习俗的影响[39]。Richard Moor在2012年则突出强调了收入与燃料成本对能源贫困的影响[40]。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于2005年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存在两个约束，一个是可获取的能源，另一个是为了基本生存任务而需要满足的时间。这两个约束引发了能源贫困陷阱（energy poverty trap）[41]。

Philippa Howden-Chapman于2012年对新西兰燃料贫困的研究中指出，新西兰不好的住房管制历史，导致许多房屋没有达到国际平均室内温度要求。这些住房许多使用电力来加热，而电力价格不断提高，再加上低经济增长、高失业率和收入不均，引发了燃料贫困的水平不断提升[42]。

三 能源贫困的影响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07年的研究报告中指出，能源是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核心，因此能源服务的可获得性对于穷人的生活具有显著影响，尤其是对妇女。能源还对环境有重要影响，尤其是当使用化石能源时，排放温室气体，导致气候变化。事实上，如果没能同时实现能源的可获取性、安全性和可持续性，那么新千年发展目标就不可能实现[43]。能源贫困是贫困的一个特征，也是持续贫困的一个原因，影响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提升[44]。

国际能源署2004年在其报告《世界能源展望2004》中指出，世界各国发展经验表明，如果不能获取充分的商品能源，可能陷入普遍贫困、社会不稳定和经济不发达的恶性循环[45]。

朱成章2006年在其发表的《能源贫困——开发可再生能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一文中指出，以传统和低效方式大量使用生物质燃料限制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第一，收集燃料耗费时间，使从事生产活动的时间减少；第二，使用生物质燃料造成生态破坏；第三，影响妇女和儿童身体健康；第四，能源使用效率低下；第五，使用生物质燃料减少了农业生产所需要的肥料，影响农业生产率的提高[46]。同样，ChrisMorris（2010）对克里斯汀地区燃料贫困的研究也表明，燃料贫困对妇女、儿童、婴儿会产生重要健康影响，尤其是呼吸系统；甚至还会对心理和精神产生影响[47]。

丁士军、陈传波2002年在其发表的《贫困农户的能源使用及其对缓解贫困的影响》一文中指出，贫困地区的农户通常会陷入能源贫困的“恶性循环”。由于能源贫困，农户没有改进的能源或能源用具，由此导致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只能提供粗劣有限的产出；较低的生产率反过来又导致较少的劳动剩余和现金收入；进而他们没有现金购买改进的能源及能源用具[48]。

四 能源贫困的缓解

罗国亮2012年在其《国外能源贫困文献综述》一文中，总结了国外提出的能源贫困的缓解政策：农村电气化、提高能源利用技术和效率、改变能源贫困地区使用生物质能源的局面、利用本地资源尤其是可再生能源[49]。

翟永平2011年在其发表的论文《气候变化下消除能源贫困的二重奏》中指出，常规能源在边远地区面临高成本，这为开发当地各类可再生的新能源资源提供了机会。对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确让人人用得上可再生能源，并大幅度降低可再生能源的成本[50]。同样，Ranjan Parajuli（2011）对尼泊尔的案例研究，也指出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来缓解尼泊尔中西部地区的能源贫困[51]。Barbara Illsley（2007）则指出可以通过苏格兰林业部门的一个区域产业共生战略以解决农村燃料贫困，让苏格兰农村居民可以利用林业副产品开发颗粒状木材燃料[52]。Anjali Bhide（2011）在研究印度能源贫困时，指出为了降低能源贫困和保护环境，有必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53]。

建立能源贫困的临界点，并进行风险监测也是缓解能源贫困的必要的基础性工作。Ryan Walker（2012）指出，北爱尔兰虽然实施了多年的反能源贫困战略，但是目前缺乏对能源贫困风险的监测，从而反能源贫困效果不佳[54]。

对于能源贫困的缓解，还依赖于大量资金投入。Ambuj D.Sagar在2005年，提出建立一个能源贫困缓解基金来帮助这些人获取现代能源。基金来源于对石油的征税，并且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内实施[55]。同时，鼓励公司企业以社会责任加分的形式，促进对能源领域的投资[56]。

由于能源贫困涉及人们的生存和健康，因此许多研究人员从社会公平公正角度来理解能源贫困及其缓解议题[57]。燃料贫困被理解为一个不公正的表现，处理燃料贫困不得不涉及寻求根植于文化和政治认同的公平，并且追求决策过程中的程序公平[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