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
党的十七大把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十多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国取得一系列新的历史性成就，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我们能取得这样的历史性成就，靠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引。
一 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原理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具有不同于以往社会形态的特殊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其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
（一）马克思主义的两个“理论空间”
1.第一个“理论空间”——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
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指出任何社会都要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之上。对于原始社会而言，石器工具使人与动物有了根本的区别，形成了原始社会的生产力基础；对于奴隶社会而言，铜制劳动工具形成了奴隶社会的生产力基础；对于封建社会而言，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形成了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基础；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以蒸汽机和电动机等机器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机器大工业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基础。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当然应该有自己新的生产力基础。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究竟是什么，马克思并没有给予明确具体的回答，这是马克思主义留给后来者的第一个“理论空间”。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马克思虽然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但给出了以下一些重要的理论研究思路。
其一，非社会化生产力不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在马克思看来，非社会化生产力并不是什么“新生产力”。
其二，一般的社会化大生产也不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马克思认为，这是因为社会化生产力首先是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虽然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同社会化生产力有着一定的矛盾，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二者毕竟是基本适应的。
其三，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力基础的只能是某种特定的“新生产力”，这种“新生产力”本质上是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无力容纳的生产力。这种不相容性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生产力功能的发挥受到压抑和限制，而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其功能可以充分发挥，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2.第二个“理论空间”——社会主义社会建立的阶级基础
马克思认为，奴隶社会建立的阶级基础是奴隶主和奴隶两大阶级，封建社会建立的阶级基础是地主和农民阶级，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的阶级基础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阶级斗争不会直接导致封建社会的建立，后者的建立需要有新的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出现。在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也不会直接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后者的建立也需要有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出现。根据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学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巩固也需要新的社会基础，这就是新型工人阶级队伍的出现。但是新型工人阶级队伍的产生和发展有哪些特点，马克思并没有具体的论述，这是马克思主义留给其继承者的第二个“理论空间”。
（二）经验和教训——苏联领导人对马克思“理论空间”的回答
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是一个世纪性的重大课题。这个课题的上篇，即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怎样领导广大群众夺取政权的问题，在20世纪已经由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人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了比较成功的经验；但这个课题的下篇，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从苏东剧变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好。[3]毫无疑问，社会主义苏联的崛起和最终失败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但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不能简单归咎于个别领导人的失误，它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是对马克思主义留下的两个“理论空间”的不正确回答所致。因此，历史地考察列宁、斯大林及后来的苏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吸取其经验和教训，对今天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1.列宁对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与发展
在帝国主义时代，紧密结合俄国的特殊国情，探索和开创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列宁在20世纪面临的时代课题和历史任务。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过六年的艰苦实践中，列宁对这一课题先后多次提出过设想，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的探索过程。总的来看，这种探索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从十月革命胜利到1921年春，基本上是直接过渡时期，直接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运用于俄国，还没有突破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社会主义设想的某些传统的理论框架；1921年春以后则可以看作“间接过渡”或“迂回过渡”时期。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演变，是列宁从经济文化落后、小农占优势这一现实出发追求社会主义价值的努力，是旧途径转向新途径、错误途径转向正确途径的一次重大实践。
第一，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在列宁看来，科技与生产力发展的不同层次和水平与人类社会不同阶段之间存在某种对应关系。列宁认为，以蒸汽为动力产生出资本主义时代，以电力为动力产生出社会主义时代，还提出了“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电气化”的著名公式。列宁认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创造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4]“因为归根到底，战胜资产阶级所需力量的最深源泉，这种胜利牢不可破的唯一保证，只能是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只能是用社会主义的大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生产。”[5]他指出，“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6]
第二，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十月革命提供了打造新型工人阶级队伍的新路径。俄国十月革命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人民建立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提供了通过政治革命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进而打造新型工人阶级队伍的新路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目标是建立新型的民主制度，由人民自己管理社会和国家事务。他还深刻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7]
列宁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的实现途径主要包括：巩固工农联盟这个苏维埃新型民主的柱石；以坚韧不拔的意志来建设民主高效的国家机关，健全监察机关，改组工农检察院，依靠监督机制实现对权力的制衡，杜绝滥用权力等官僚主义现象；注重人才的选拔、管理和培养；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等。
列宁提出了人全面自由发展思想。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思想。针对190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讨论党纲时普列汉诺夫所说的“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满足整个社会及社会各个成员的需要”[8]，列宁提出，“不仅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而且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充分福利和自由的全面发展，这会更明确些”。[9]十月革命后，列宁在起草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纲领》中一如既往地强调：“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以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将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从而解放全体被压迫的人类，因为它将消灭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一切形式的剥削。”[10]共产主义正在向人的全面发展“这个目标前进，并且一定能达到这个目标，不过需要经过许多岁月”。[11]这就既表达了对实现这一目标的坚定信念，又清醒地认识到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长期性。
2.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论述
“斯大林模式”也叫“苏联模式”，指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它是在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的，1936年宪法的颁布是其确立的标志。“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是一党领导下的高度集权，在经济上则表现为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它的形成缘起于苏联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继列宁之后，斯大林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20世纪30年代，他亲手创建了“苏联模式”。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价值思想和他开创的“苏联模式”，既有重要贡献，也有严重失误，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过重大影响。
第一，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斯大林认为，“为了在国内彻底解决消灭资本主义的任务——这也要求加速工业化”。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是机器大工业。这是斯大林根据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苏联实际情况提出的经济目标。在他看来，发达的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大厦赖以建立的基石。他多次指出，“社会主义只有在社会生产力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在产品和商品十分丰富的基础上，在劳动者生活富裕的基础上，在文化水平急速提高的基础上才能建成”。[12]“如果以为社会主义能够在贫困的基础上，在缩减个人需要和把人们的生活水平降低到穷人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建成，那就是愚蠢了。”贫穷以及建立在贫穷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对社会主义的讽刺”。[13]
发达的生产力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确保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关键。斯大林指出，“为什么资本主义打破和占用了封建制度呢？因为它创造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它使社会有可能得到比在封建制度下多得多的产品。因为它使社会更加富足了。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应当而且一定会占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呢？因为它能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创造出更高的劳动典范，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为它能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给予社会更多的产品，使社会更加富足起来”。[14]
发达的生产力是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基本条件。其主要的建设途径有：一是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二是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应该竭尽全力使我国成为经济上独立自主而依靠国内市场的国家，成为能把其他一切逐渐脱离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轨道的国家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基地。”[15]为此，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把我国从农业国家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实质和基础”。[16]三是发展科学技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反复强调，“必须使自己成为专家，成为内行，必须面向知识，——这就是实际生活要我们走的道路”。[17]“布尔什维克应当掌握技术。已经是布尔什维克自己成为专家的时候了。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18]“当我们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甚至我们现在不敢梦想的速度。”[19]四是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等等。
苏联凭借这一制度与美国平起平坐，甚至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两分天下。之后尽管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都试图对它加以改革，但直到戈尔巴乔夫改革也没有使这一模式发生根本性变化。即使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仍稳坐世界第二军事大国的交椅，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多有受益，可见“斯大林模式”的影响还将有一定的延续性。不过，这种体制毕竟存在严重的缺陷和弊端，经济上完全采用计划手段，排斥商品和市场，否定价值规律。毛泽东评论苏联的工业化时说：“苏联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造成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造成农、轻、重的比例失调，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历史学家也评论道：“（斯大林）早就提出过‘工业是主导，农业是基础’、‘要发展工业就必须从农业开始’的重要论断。他在理论上一再反对把农业作为发展工业的‘殖民地’，但实际上是把农业作为殖民地了。”苏联忽视轻工业，造成消费品供应不足。由于消费品的生产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因而影响了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苏联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明显下降。政治上的集权使民主缺乏，干部职务终身制，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家长制作风，个人独断专行，造成个人崇拜的盛行，以致出现“大清洗”运动。“大清洗”运动的出现，是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化这一理论发展的必然产物。运动中很多人遭受迫害，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被粗暴践踏，给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损害。在民族关系方面，苏联实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肆意侵害其他少数民族的利益；在对外关系上又推行大国沙文主义，任意践踏弱小国家。这些弊端日积月累，长期得不到根本纠正，使苏联逐渐走向衰落。
第二，对社会主义社会建立的阶级基础问题的回答。斯大林认为，政治建设的目标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无论是无产阶级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都一概会化为乌有。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保持政权，巩固政权，使它成为不可战胜”的根本保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进展、规模和成绩，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具体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是这个革命的机关，是这个革命的最重要的据点。……如果革命不在自己发展的某一阶段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门机关作为自己的基本支柱，那么这就不能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不能保持胜利并向前进展到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20]
其政治建设的主要途径包括：第一，建立一党化的政党制度。他宣布：“在苏联也就没有几个政党存在的基础，也就是说没有这些政党自由的基础。在苏联只有一个党，即共产党存在的基础。在苏联只有一个党可以存在，这就是勇敢和彻底保护工农利益的共产党。”[21]第二，实行高度集权的党的领导体制。尽管他也提出不能“以党代替苏维埃即代替国家政权”，但又说：“在我们苏联，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我们的苏维埃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没有党的指示，就不会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这个事实应当认为是党的领导作用的最高表现。”[22]第三，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和方法消灭剥削阶级。第四，实行个人权威型的领导和决策机制。第五，实行自上而下的干部委派制，等等。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斯大林模式”的弊端严重暴露，越来越阻碍苏联经济的发展，但后来苏联的历次改革并未对它进行实质性的调整，这是导致苏联解体的历史根源。
3.经验和教训——斯大林以后苏联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回答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并进而否定列宁，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在政治领域，他猛烈地批判个人崇拜，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废除个人专权和干部职务终身制，限制中高级干部的某些特权，改革领导机构。在外交领域，他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三和”路线。但他的许多改革并未能奏效，有些措施则随着其下台而中断。他在苏共二十大上所做的秘密报告以及在苏共二十二大上鼓吹的“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理论，客观上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揭开了斯大林也有错误的盖子，破除了苏联一贯正确的神话，但这种“非斯大林化”的恶劣行径，打破了苏联一代青年人的社会主义信仰，动摇了其对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破坏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开了否定苏联历史的先河，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消极后果。
第一，赫鲁晓夫改革。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1953年9月，赫鲁晓夫正式就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此时，苏联“斯大林模式”引发的问题日益显露。例如，工业发展很快，1913～1950年工业产值增加12倍。农业却徘徊不前，产量只提高了40%，1953年全苏联人均的粮食低于1913年，牲畜存栏数与1913年相当，而苏联人口比1913年增加了20%。从此可以看出“斯大林模式”下片面发展重工业的经济结构的弊端。这种状况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社会的稳定，也不能满足国家对粮食和原料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担当起冲破“斯大林模式”的重任，开始了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且首先从农业开始。为了遏制斯大林时期个人崇拜之风盛行、民主和法制遭到践踏等现象，赫鲁晓夫开始了对斯大林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政治改革。
赫鲁晓夫改革的结果成效甚微。大规模垦荒仅仅是暂时起了一定作用，但是从根本上破坏了生态环境。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模式”的弊端缺乏科学的认识，无法从根本上破除这一模式。对斯大林的批判和政治改革，在客观上有利于破除对斯大林的迷信，有利于解放人们的思想。但他对“斯大林模式”缺乏科学的认识，把斯大林的一些错误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品质，没有认识到错误的产生固然有个人因素，但根源在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这种对斯大林的一味否定，又最终引致思想的混乱。
第二，勃列日涅夫改革。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赫鲁晓夫的政治经济政策做了一些调整。在政治方面，强调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同时提出扩大党内外民主，实行集体领导原则。在经济方面，把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工业方面。在国营企业中推行“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新体制”。从中可看出改革仍然是在计划经济的范围内进行。
改革的前期取得一些成果，但最终失败。原因一是仍然没有突破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二是1967年勃列日涅夫宣布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这种过高估计苏联社会实际发展水平的错误判断，进一步阻碍了改革进程。加上这一时期苏联推行霸权主义的外交政策，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加重了经济负担，1975年以后，国民经济进入停滞时期。
第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在契尔年科去世后当选为总书记，他近七年的执政生涯被称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时代”。戈尔巴乔夫的初期改革还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进行，但不久就偏离了社会主义轨道，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把改革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具体做法是：取消生产资料公有制，主张私有化，恢复资产阶级私有制；取消无产阶级专政，鼓吹“全民国家”，实行议会民主等一整套资产阶级统治制度；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轮流执政；以“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和“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等所谓“新观点”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要求各种思想平等竞争；等等。随着多党制、议会民主、总统制的确立以及经济领域私有化的推行，苏联完成了向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
综观整个苏联改革史，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主要是在原来体制下采取一些修补措施而不赞成根本性改革的时期；戈尔巴乔夫执政至苏联解体，是完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推行极右改革路线的时期。前期的改革出现了重大失误，后期的改革出现了根本性的错误。苏联解体的最大教训在于：一方面，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改革，要通过创新性的改革不断消除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与问题，更好地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确保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最根本的教训。其对马克思两个“理论空间”的回答是：
第一，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真正的生产力基础。斯大林以后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对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问题的回答是不成功的。虽然他们对改变高度集中为特点的社会主义模式做了各种尝试，但始终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是机器大工业，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真正的生产力基础是以现代科技为代表的生产力。特别是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改革，没有抓住新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奢谈“人道主义”和“社会民主”，使得8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的经济发展速度不断下降，加剧了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最终走向解体，教训是惨痛的。
第二，打造新型工人阶级队伍努力的失败。在打造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基础——新型工人阶级方面苏联领导人做过很多尝试：如赫鲁晓夫提出改进苏维埃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勃列日涅夫在1977年新通过的苏联宪法中扩大了苏维埃的权限，提高了社会团体的地位；戈尔巴乔夫更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在首要地位，并把公开性、民主化和社会主义多元化并列为苏共的三个“革命性倡议”，实行多党制、总统制和主权国家联盟制。但苏联始终没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造就新型工人阶级队伍。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脱离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又放松了对上层建筑领域的控制和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坚持，使打造新型工人阶级队伍的努力完全归于失败，结果是在苏维埃政权受到威胁的关键时刻没有以新型工人阶级为核心的苏联民众的挺身而出和鼎力支持，导致资本主义上层建筑领域的回归和苏联的解体。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理论空间”的回答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新时期以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到一点，就是高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理论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两个“理论空间”给了一个满意回答。
1.毛泽东思想的回答
毛泽东之所以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源于对中国革命进程中正反两个方面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中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又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正确思想和方针。其中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关于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这些正确的思想、方针和主张，对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在领导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同时也对马克思“理论空间”进行了回答。
第一，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是机器大工业。毛泽东十分重视用先进的大机器、机械化劳动工具代替落后的手工工具。他指出，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是机器大工业。但毛泽东没有认识到现代科学技术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而且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建立以后，只有靠不断变动生产关系才能发展生产力。
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毛泽东同志成功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为我国新型工人阶级的转化提供了前提，毛泽东也强调必须建立一支庞大的工人阶级科技队伍。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他主张要倡导共产主义思想风格，让马克思主义占领一切思想阵地；党员干部必须清正廉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人都要自觉地服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形成纯洁的、平等的人际关系和社会风尚。他很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现象，注意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他很重视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着力于培养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他强调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23]但毛泽东过分强调知识分子的摇摆性，对其形成新型工人阶级的可能性注意不够，导致在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中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犯了一系列错误。[24]
2.邓小平理论的回答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包含着丰富的内容。
在1978年3月的全国科技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和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思想结合在一起，表明他已经认识到现代科学技术成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他还指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邓小平和党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科学判断。这个科学判断，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紧迫性、复杂性、艰巨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也使我们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认识，使我们的方针政策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他认为，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特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多次强调，“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25]，“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因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当然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26]，“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还有道理，难道能够讲什么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吗？”[27]“当然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28]
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了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建设成一支宏大的新型工人阶级队伍”等。这些论述表明邓小平同志已经认识到新型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基础。他重视教育的作用，多次强调要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坚持改革开放，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等，真正地使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可望又可即的现实目标。
3.“三个代表”的回答
江泽民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对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集中概括，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两个“理论空间”的回答。
第一，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三个代表”所说的先进生产力，是指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力基础的现代科技新生产力。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必须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这样才能从上层建筑方面对先进生产力提供有力保护。
第二，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29]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创造物质价值、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最高价值理想和价值目标。
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30]
第三，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以后，必然成为新型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由于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由此决定中国共产党必然成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这是从生产关系方面对新型工人阶级属性的肯定。
4.科学发展观的回答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以人为本的“五个统筹”的科学发展观，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技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发展循环经济，实施清洁生产等一系列具体措施，从而在更深入和具体的层次上明确了打造社会主义生产力基础的任务。
科学发展观要求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优化科技人才结构；在全社会进一步树立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风尚，并特别重视大学生就业问题，建立学习型政党等。这些都表明社会主义制度对作为新型生产力代表的工人阶级队伍提供了空前广阔的发展空间，这和以科技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具有本质的适应性。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表明打造社会主义新的生产力基础正在由可能变为现实，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空间”的进一步回答。
5.“四个全面”的回答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对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四个全面”第一次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使其成为贯穿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条纵线。“四个全面”第一次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第一次将全面依法治国论述为深化改革的“姊妹篇”，使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成为贯穿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两条横线。“四个全面”第一次将全面从严治党标定路径，锻造我们事业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这样，从严治党成为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条竖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以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为中心展开的逻辑体系，在形式上可表现为三维结构。在“四个全面”基础上能进一步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框架，其纵向结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梦”的实现和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关系、生态文明建设等；其横向结构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包括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依法治国等；其竖向结构是从严治党，包括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大力开展反腐倡廉等。在“四个全面”的基础上，可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比作一只展翅高飞的雄鹰，其躯干部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两翼分别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其头脑部分是全面从严治党。
在通过“四个全面”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框架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热点问题进行深层次的解读，如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改革开放和生态文明建设、对外关系、“中国梦”的实现等，大大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系统性、解释性，是对马克思两个“理论空间”最新和最全面的回答。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
本书认为，在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在此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改革开放和生态文明建设、对外关系等。
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十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国取得一系列新的历史性成就，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我们能取得这样的历史性成就，靠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原理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具有不同于以往社会形态的特殊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当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同时也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基础。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在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情况下，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进行新探索，对当前的热点问题，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基本经济制度、对外开放等进行深层次解读。社会主义生产力问题的提出和明确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提供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一）社会主义生产力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是一个科学严密的理论体系，其逻辑起点应该是社会主义生产力理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同的社会是建立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上的，这种生产力可称为该社会的生产力基础。石器生产力、铜器生产力、铁器生产力以及机器生产力分别构成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基础。现代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特别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表明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生产力基础。
现代科学技术的本质是转化。其基本功能是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实现物质和能量的有效转化，为合理调节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之间的物质、能量转换并提高转换的效率提供条件，满足人们的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社会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这和科学技术的转化论的本质是一致的。体现在：
第一，现代科技生产力具有强烈的信息特点，能够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实现物质和能量的有效转化，为合理解决一直困扰人类社会的物质与能量缺乏问题提供条件。
首先，从劳动者来说，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趋势是劳动者的结构正在由体力为主向脑力为主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劳动者的科技素质和文化素质也将进一步提高。这样的劳动者将使生产力几倍、几十倍地增长。其次，从劳动资料来看，劳动资料是随科技进步而不断发展的，劳动资料本身是科学技术的物化，运用现代化的生产工具，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最后，从劳动对象的进步来看，就劳动对象而言，不管是自然资源的开发和材料的深度加工，还是新材料的开发、创造，都紧紧依靠科技进步。
当前我国特别要注意建设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发展现代信息技术产业体系，健全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推进信息网络技术广泛运用。提高大中型企业核心竞争力，支持小微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这些都为合理解决一直困扰人类社会的物质与能量缺乏问题创造条件，表明当代科技生产力成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31]
第二，现代科技生产力另一个特点是具有强烈的符号性，特别是文化已经形成生产力，能够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起到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这样，现代科技生产力能够有效遏制产品的边际递减效应，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同样为合理解决一直困扰人类社会的物质与能量缺乏问题创造条件，形成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32]
第三，现代科技生产力的民本性。所谓现代科技生产力的民本性，指的是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极大增强了劳动主体的功能，使劳动资料和劳动主体分离的趋势得以克服，劳动过程向劳动者回归，形成了以知为本的机制，或称知本主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种模式：知识支配资本的投资模式、知识支配管理的柔性化管理模式、知识支配人才的用人模式、知识支配分配的分配模式、知识支配权利的职权动态分配模式等。[33]当前我国要完成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等任务，必须依赖于现代科技生产力的民本性功能的发挥。现代科技生产力的民本性是使科技生产力形成社会主义生产力基础的重要因素。
第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二重性特点。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4]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此决定目前我国的生产力具有二重性特点：既包括机器大工业等传统生产力，又包括现代科技生产力。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基础之所以包括机器大工业等传统生产力，这是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建立的，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具有连续性，建立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上的传统的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逾越的，所以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中，机器大工业等传统生产力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基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基础包括现代科技生产力，根据上述分析，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理论证明了的，如小平同志所讲，“一句叫做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一句叫做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当时，所以要讲这两条，是因为有争论。七年过去了，争论已经解决了。结论是谁做的？是实践做的，群众做的”。[35]
（二）社会主义的本质论
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来看，过去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之所以没有完全搞清楚，之所以不完全清醒，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彻底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其原因是离开生产力水平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误以为只要不断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的程度，就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一个时期内甚至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取代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任务。此外，也没有认识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有一个解放生产力的问题，因而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发展生产力的问题。社会主义生产力问题的提出为明确社会主义的本质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
1.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提出进一步明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
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本质中的地位，是邓小平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内在统一的基础上认识社会主义的一个创造，也是他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这个具有更高概括性范畴的重要原因。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由社会主义生产力特点决定的。
首先，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指的是解放被资本主义压抑和异化的科技生产力。在当代，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最主要推动力量，必将人类社会推进到以科技发展为动力或以信息资源和知识经济为基础的新社会。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遭到了极大压抑和异化，坚持解放生产力，就要解放本质上不能被资本主义所容纳的科学技术生产力。
其次，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这里指的是社会主义本质就是要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发达的生产力，使人民群众享受更多的实际利益，使社会主义更好地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
2.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提出进一步明确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
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纳入社会主义的本质，这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一个十分明显和突出的特点。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同样是由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特点决定的。
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及其决定的生产关系决定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只能产生财富积累和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而不可能共同富裕。而社会主义生产力具有人本性和信息性等特点，决定了必须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了生产关系前提和物质前提条件，从而最终实现消除两极分化，共同富裕的目标。
3.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社会主义的和谐本质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具体地说，和谐社会包括了经济和谐、政治和谐、环境和谐。
社会主义生产力为实现经济和谐创造了条件。社会主义生产力具有人本性的特点，决定了既能够使整个社会经济总量提高，还能够使每个人的收入增加，也能够调整收入差距，防止两极分化。所以社会主义生产力功能的发挥为实现经济和谐创造了条件。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人本性特点，还能够使政治矛盾不断得以缓和，国家不内乱、不分裂，在缓和基础上有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力功能的发挥为实现政治和谐创造了条件。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具有信息性的特点，所以能够避免环境恶化，解决资源的高消耗、环境的高污染、效益低下、资源破坏严重、人与自然的矛盾恶化问题，为实现环境和谐创造条件。
为了发挥社会主义生产力功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和谐，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更加注重协同创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
（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所谓社会基本经济制度，主要是指社会的产权制度，特别是指所有权制度，具体是指以私有制为主还是以公有制为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所有权制度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生产力的一种自然选择。所以，所有制本身并不存在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只存在是阻碍还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当一种所有制关系和产权制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它就会得到社会的普遍拥护。
1.现代科技生产力决定公有制的存在
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已成了第一生产力，同样有特定的新的主体所有制出现，这种新的主体所有制形式只能确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主要是由科学技术的以下特点决定的。
第一，科技生产力的“公有性”决定了公有制的选择。在当代，科学技术的特点表现为主要以知识等形态存在，本质上是一种“公有物品”。而对“公有物品”的合理配置要求根据社会劳动者的利益进行充分利用，在原则上对其使用不应加以限制，而在生产关系方面，只有采取公有制的形式，才能实现对科学技术这种“公有物品”的合理利用，完成由间接生产力到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有效增强我国经济实力，科技生产力的“公有性”决定了公有制的选择。
第二，科学技术人格化代表的出现决定公有制的实现。为了合理使用和有效配置现代科技生产力，需要使其人格化，新的生产要素人格化的标志是科技劳动者队伍的形成和新型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这说明以追求生产要素所有者直接利益为目的的所有制形式已经不适应，而必须代之以能维护直接劳动者利益、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所有制形式，这种所有制只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
2.当前我国非公有制存在的生产力基础
我国现阶段对应的生产力形式包括手工生产力、机器生产力等传统生产力，传统生产力对应的主要是非公有制经济，我国生产力的多层次性决定了非公有制的存在，其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传统生产力的有形性是非公有制存在的生产力基础。综观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生产力形式及其决定的所有制形式是不断变化的。青铜器、铁器、机器设备等生产力形式，主要都是以有形物的形式存在，其所有制要求产权明晰，这是私有制建立的生产力基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样存在铁器、机器设备等生产力形式，这也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建立的生产力基础。
第二，非主导生产要素的相对独立性是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现实依据。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科学技术成为主导生产要素，对生产的发展起主导作用的同时，其他非主导生产要素对主导生产要素具有相对独立性，能够在局部范围内发挥相对主导作用。因而个体所有制是适宜的所有制形式。为了解决本国建设所面临的资金不足问题，三资企业又是适宜的所有制形式。这些情况表明，在我国全社会范围内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还必须允许其他各种形式的所有制并存。
（四）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生产力基础上的上层建筑。通过对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探讨，可以进一步认清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1.现代科技生产力导致了新的管理形式——公共事业管理
一是现代科技生产力准公共性的特点。经济学对物品做出了明确的区分，分为公共物品、私人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可以认为公共物品是指完全为了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物品；准公共物品是指部分为了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物品；私人物品是指满足社会非共同需要的物品。在此基础上，有公共事务、准公共事务和企业事务三种事务。因此，所谓公共事务是生产公共物品的活动；所谓准公共事务是生产准公共物品的活动，即准公共事务是指涉及部分社会公众的生活质量和共同利益的一系列活动；所谓企业事务或活动是指涉及企业职工和社会单个成员的生活质量和利益的一系列活动。现代科技生产力提供的是准公共物品和准公共事务，具有准公共性的特点。[36]
二是现代科技生产力催生了新的管理主体——公共事业组织。公共事业组织可以定义为：依照一定的规则（或有关政策、法规，或有关的法律），以独立、公正为原则，并凭借其特有的功能为社会提供各种服务的社会公共组织。其主要特征有非政府性、服务性、沟通性、非营利性、自主性等。
三是现代科技生产力催生了新的管理形式——公共事业管理。一般地说，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与企业管理分别是对公共事务、准公共事务和企业事务的管理。所谓公共事业管理是指公共事业组织在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下，动员和运用有效资源，采取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等方式对公共事业组织内部提供准公共物品的活动进行管理，以提高活动效率，并进而保证社会公众利益实现的过程。
公共事业管理的出现一方面能够降低政府成本，使政府高效率地集中在政治管理和宏观决策方面，另一方面也能发挥社会自身的积极作用，使社会管理得更好。这种管理模式就是“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模式，其中，公共事业组织在政府和社会之间起到了沟通和协调的作用。由于有公共事业组织的存在，既可以充分保证政府的宏观管理的实现，也能防止由于新的社会事务的出现而增设新的行政部门，从而有利于行政职能的转变。因此，公共事业组织的存在和发展，有助于把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合二为一的社会结构转变为国家—公共事业组织—民众的三层社会结构。在这样一种社会管理的网络结构中，政府的有些决策意图可以通过社会公共事业组织落实到整个社会，使社会自觉地按照法律规范和政府的目标加以实施，社会公共事业组织充当了公共事业管理的主体。[37]
2.现代科技生产力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合作和协商模式
现代科技生产力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合作和协商模式，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
现代科技生产力决定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38]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因此对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系的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1.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多种对应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形成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这绝不是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就只有“一对一”的因果关系。事实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不仅有“一对一”的关系，而且有“一对多”和“多对一”的关系。而从时间顺序来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有三种对应形式：前矛盾期对应、基本适应期对应、后矛盾期对应。所谓前矛盾期对应是指生产力滞后于生产关系；所谓基本适应期对应是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适应；所谓后矛盾期对应是指生产力超越生产关系。基本适应期是一个社会的稳定发展时期，前矛盾期和后矛盾期是社会的非稳定发展时期。
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长过程，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表现为升级换代和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其基本过程可划分为三代九级：第一代叫手工生产力，依次包括石器手工生产力、铜器手工生产力和铁器手工生产力三级；第二代叫机器生产力，依次包括工场手工业生产力、蒸汽动力机器生产力和电气动力机器生产力三级；第三代叫现代科技生产力或科学生产力，也依次包括智能现代科技生产力、全息现代科技生产力和高级现代科技生产力三级。
奴隶制生产关系与铜器手工生产力对应是基本适应期，与石器手工生产力对应是前矛盾期，与铁器手工生产力对应是后矛盾期。封建制生产关系与铁器手工生产力对应是基本适应期，与铜器手工生产力对应是前矛盾期，与工场手工生产力对应是后矛盾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蒸汽动力机器生产力和电气动力机器生产力对应是基本适应期，与工场手工生产力对应是前矛盾期，与现代科技生产力对应是后矛盾期。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智能现代科技生产力和全息现代科技生产力对应是基本适应期，与铁器手工生产力及第二代机器生产力对应是前矛盾期，与高级现代科技生产力对应是后矛盾期。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二重性特点
首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具有二重性特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基础既包括机器大工业等传统生产力，又包括现代科技生产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铁器手工生产力及第二代机器生产力对应时期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现代科技生产力对应时期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已经证明，在尚能为资本主义所容纳的生产力基础上，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也是完全可能的。不过，这种社会和马克思所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义，是有着重大的质的差别的，其生产力基础在很多方面与资本主义相同，而不同于作为高级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新生产力”。因此，社会主义打造生产力基础的任务应该分两步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迅速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基础，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要新的生产力基础。
其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具有二重性的特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既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共性，又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性。其共性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其特性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它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主体的公有制经济既可以平等竞争、共同发展，又存在矛盾的一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共性方面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是不断成熟和发展的过程，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特性方面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将退出历史舞台。
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高度契合。当前为了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历史性任务，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六）社会主义对外关系论
1.机器大工业的生产力基础的存在提供非和平崛起的可能性
在传统工业化阶段，尤其是在重工业化时期，由于对原材料的大量需求，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对资源的争夺是不可避免的。后发国家在工业化的起飞阶段拥有某些优势的同时，在资源方面，也面临着与先发国家的激烈争夺。如何处理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问题，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严肃课题。[39]一方面它关系到一个国家能否实现崛起；另一方面也关系到一个国家能否以和平方式顺利实现崛起。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包括机器大工业，其生产力要素主要是以物的形式体现，在资源的总量一定的情况下，也存在对资源的争夺和占有，因而存在非和平发展的可能性。[40]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基础主要是传统生产力，因而在这一时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由于生产力基础相对落后而产生的一系列严重的困难与问题。我国面临的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要求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有一个大的发展。为此要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加强国防建设的目的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和平发展。但这仅仅说明了中国存在非和平崛起的可能性，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并且是非主要的方面。[41]
2.科技生产力决定和平崛起的现实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崛起在世界上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之一。尽管我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多次明确阐述了“和平崛起”的愿望，但很多西方学者认为，历史上并无和平崛起的先例，中国同样无法在和平中崛起。因此，十分有必要从科技生产力特点说明中国和平崛起的现实性。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包括现代科技生产力。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情况下，可以充分发挥信息资源可共享、具有非稀缺性等优势，解决困扰人类社会的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类需求的无限性的矛盾，从而打破为争夺资源和市场而战的传统的非和平崛起方式，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可能性。[42]
在全球资源总量有限的情况下，科技生产力是建立在无形物、循环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崛起不是靠争夺，而是靠发展生产力，所以这是社会主义崛起的真正动力。信息可以共享，在当前情况下，我国要和平崛起，就必须充分利用科技生产力的信息性和符号性特点，以消耗较少的资源来实现经济增长，在自主的基础上，在国际国内资源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发展循环经济，节省资源。
为了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必须创造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为此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同各国人民一道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而不懈努力。
（七）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论
1.生产力对自然界的影响
自然物作为一种天然存在的“自在之物”，遵循的是合乎自然规律的存在方式；生产力产生的制造物一个重要特征是符合人的目的性。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中，不仅通过大规模的产业活动生产出满足人类需要的使用价值，而且对自然界的变化产生深刻影响。
2.机器大工业生产力对自然界的破坏
在机器大工业时期，随着经济增长、科学技术进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机器大工业生产力对自然界的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破坏。过去，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局部的生态系统被改变、被损害。现在，人类活动已开始影响到整个地球生物圈，出现了一系列的全球性生态问题。其表现为一系列环境问题，包括以下几方面。
（1）大气污染。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交通运输现代化的进程，化石能源的大量消耗，使大气中各类有害气体的含量激增。这些物质在随雨、雪、雾下降到地表时，其影响可波及几百里至几千里。比如，酸雨引起的环境污染会损害人的身体健康。
（2）水污染。全世界每年有大量工业废水和城市生活污水排入水体，污染了河流、湖泊和近海，加剧了水资源的短缺。污染的水通过水生生物和农作物进入人体，成为一个重要的致病因素。
（3）臭氧层破坏。臭氧是大气中的微量元素。1979年科学家发现南极上空出现臭氧层空洞。臭氧层对太阳紫外线有吸收过滤作用，如果它被破坏，地球将不再适宜于人和生命生存。
（4）“温室效应”。随着矿物燃料消耗的不断增长，排放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迅速增加。同时，森林植被的破坏使二氧化碳的吸收量大为减少。二氧化碳在大气中含量增加造成了地球的“温室效应”，全球气候反常。
3.现代科技生产力对自然界的保护
现代科技生产力对自然界具有保护作用，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现代科技生产力具有信息性的特点，随着知识和信息经济的崛起，信息生产对自然界的保护作用日益凸显出来，因为人类在生产活动中是根本不可能创造出物质的，只可能改变物质存在的形式，并且，物质存在形式的改变又只能通过相应的结构信息的改变来实现。在严格的意义上，人类的生产不可能是物质生产，而只能是信息生产，信息生产不会破坏自然界。
第二，在现代科技生产力的实现过程中，能够实现从掠夺自然到善待自然的转变。这种自然转变要求人类不仅要了解“自我”，更要了解自然，要遵循自然规律，在自然界再生能力和自然协调能力允许的范围内，利用科学与技术开发、利用、改造自然；要保证自然界的健康发展和演化，在向自然界“索取”的同时，也要考虑到“给予”，即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为自然界建立一种有益于人类的新平衡，建立起物质交换、能量流通和信息传递的良性循环。
这种转变还要求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做自觉的调控者，当人类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人类要自觉地调节和控制自己的行为，调节的原则是“人类的生存的基本需要高于生物和自然界的利益；生物和自然界的生存高于人类的非基本需要（即过分享受和奢侈的需要）”。[43]
在当前要建设好生态文明，必须充分发挥科技生产力对自然界的保护作用。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实施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加快物质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变，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八）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
1.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一步适应
社会主义制度就其基本方面来讲是适合社会化大生产的，但同时应当看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某些方面和环节又是不适应生产力的，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实行改革开放，不断地吸收和借鉴人类长期积累起来的文明成果，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加以改造和利用，使之变成社会主义肌体的组成部分，能够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一步适应，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2.机器大工业生产力与我国改革开放
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机器大工业生产力落后，由此造成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两种不适应：一种是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所形成的不适应，特别是我国封建社会和小生产关系的残余与大工业生产力的不适应；另一种是生产关系超越于生产力所形成的不适应，这主要表现为我国现在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生产关系来施加于现在的生产力，从而造成的不适应。这两种不适应首先要通过加快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加以解决。要通过改革开放发挥比较优势，通过引进、创新等方式获得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力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它包括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低成本优势和在产业升级基础上形成的比较优势，应该将这种比较优势转化为与世界级竞争对手较量的竞争优势。
3.现代科技生产力与我国改革开放
在不同的社会时代总以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带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代以核技术、电子技术、空间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海洋技术等一系列现代高科技为特征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形成了科技生产力，并为改革开放带来了强大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只有加强改革开放，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发展服务贸易，推动对外贸易平衡发展，充分发挥现代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