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资产建设的理论及实证缘起

资产建设理念缘起于西方社会，主要体现在西奥多·舒尔茨的穷人的经济学、安东尼·吉登斯的社会投资型国家建设、迈克尔·谢若登的资产建设等。在实证方面，主要有“美国梦示范工程”、英国儿童发展账户、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账户。在国内主要有台北“家庭发展账户”、苏州沧浪区“圆梦计划”以及新疆呼图壁保险证质押贷款等。这些理论或实证方面的经验，都为我们制定和推广资产社会政策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一 西奥多·舒尔茨：穷人的经济学及人力资本建设

人力资源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曾经说过一句后来被人们广泛引用的名言：世界上大多数人是穷的，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舒尔茨曾经指出，通常城里人对农村人的所想所为不予理解；同样，富人对穷人的所想所为也难以理解。于是前者就认为后者可能是在以另外的逻辑思维方式生活着。一些经济学家也认为，农民或穷人的行为选择似乎也难以用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去解释，甚至想当然地认为农民没有经济头脑，不能充分利用身边现有资源，也就很容易忽略对农业经济学与穷人经济学深入细致的研究。事实上，这是典型的精英主义的表现。对此，舒尔茨强调，农民与穷人的生活逻辑与城市人和富人并没有太多的区别。比如，穷人们在生产生活方面更善于精打细算，为改变家庭命运，对子女教育投入的欲望显得更为迫切。

舒尔茨还强调，我们要充分相信农民的草根智慧。因为，穷人是非常有创造力的，他们知道如何维生，知道如何去改变他们的生活。他们需要的只是机会，而贷款就是那个机会。企业家并不都是特别有才能的人，所有的人都具备成为企业家的潜力，只是其中一些人得到或者把握住了机会，而更多的人根本没有那个机会。穷人本身能够创造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但前提条件是，必须打破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为他们的创造力及发展潜力松绑。相反，认为那些收入非常低的家庭和个人不能积累资产是错误的，也是有危害的。要相信人民群众的草根智慧，这正如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所总结的那样：只要有适当的刺激，农民就完全有能力点石成金。[1]

这也提醒我们不能总是以缺陷视角或者问题视角看待穷人，而是要从优势视角发现穷人的智慧和闪光点。因为缺陷视角总是先入为主，喜欢为穷人贴标签。一旦为这些穷人贴上“愚、穷、弱、私”四大标签[2]，则很难改变对这些穷人的刻板印象。为了彻底揭掉农民这些标签，被尊称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的晏阳初先生穷其一生，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就当前来看，穷人遭受生计困扰，已经不再是农民的个人素质问题，更多地由资源分配不公平所导致。相反，优势视角反对将对象问题。

经济学家善于将考察对象功利化，将人视为“经济人”而非“社会人”、“理性人”。经济学如果缺少了人性的一面，就会变得像石头一样又干又硬。阿玛蒂亚·森之所以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因为他“把道德和良心引入了经济学”。因此，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应该尽量避免长篇大论的理论或者主义，而是切合实际地想问题、做事情，从实践中学习，同时确保朝着一种社会目标前进。传统大学及教学方式往往脱离实际，在课堂与社会现实之间制造了一个巨大鸿沟。当我们远距离以鸟瞰的方式去看待穷人的生活时，就很容易变得模糊不清主观猜测。相反，我们选择以蚯蚓的视角贴近贫穷、深入生活去研究，便会更真切地发现，实际情况与我们的研究相去甚远。这就好比在地球上看星星，每颗星星似乎都挤在一起，可事实上每颗星星之间的距离都很远。同样，远距离观看普通老百姓也似乎与幸福都挤在一起，但走近一瞧，距离也很远！我们的部分学者或者官员，在考察底层民众、贫弱群体的生活状况时，也往往走马观花，难以深入基层，了解实际情况。这样考察的结果便是，基层生活没有我们想象得差，或许他们很幸福，不再需要照顾。

贫困群体尤其是农村的贫困群体，通过人力资本的投资，获得一份永久的无形资产，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落后状况。20世纪60年代初，舒尔茨在他所著的《论人力资本的投资》中最早提出了“人力资本”这一概念，论证了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率一直比物质资本的投资回报率高出许多这一重要发现。舒尔茨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之所以落后，根本原因在于人力资本的匮乏，而不在于物质资本短缺。提出人力资本是当今时代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认为“人口质量和知识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前景”。人力资本是通过投资而形成的，像土地、资本等实体性要素一样，在社会生产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具体到每个贫困者，他们因缺少人力资本而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弃儿。贫困者完全可以通过不断提高受教育水平和生产技能来拥有属于自己的资本——人力资本，这是他们赖以发展和摆脱贫困的根本要素。国家也要将全体国民素质的提高、劳动者人力资本的增加作为贫困治理的一种优先选择的发展战略。[3]

二 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社会投资型国家的建构

英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第三条道路”的精神领袖吉登斯，鉴于英国“福利”困境，提出“社会投资国家”（Social Investment State）概念，倡导推行一种积极的社会福利政策，个人要参与社会的风险管理。届时，国家的福利开支将不再是由政府单独来创造、掌控和分配，而是由政府、市场、社会等合作进行。

吉登斯还提出了著名的“无责任即无权利”思想，既没有无责任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责任。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一级政府，抑或每一个社会成员，只有在承担一定责任的前提下，才能获得相应的权利。政府的责任是创造更多的机会，人民的责任是充分利用这些机会。这体现在社会保障方面，国家和政府首先要承担款物提供的主导责任，然后才能获得款物分配的重要权力。主张国家责任、社会责任与个人责任平衡，强调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就个人来讲，既可以分享政府及社会给予帮扶的权利，又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国家要改变传统的福利政策模式，在构建新的平等观、责任观和福利观基础上建立社会投资型国家。从个体方面来看，如果能够摆脱狭隘的物质利益主义和福利依赖思想，则个人的自主、自由、自信和自我价值实现的幸福感、成就感就会得到充分施展。[4]作为一项社会基本伦理原则，“无责任即无权利”思想不仅适用于福利的直接受益者，也适用于每一位社会成员。[5]在贫困国家的援助问题上，吉登斯主张结合贫困地区实际，提高贫困地区的抗贫困能力，纯粹的经济援助只会引起贫国对富裕国家的依赖。

吉登斯提出的社会投资型国家的概念，首先强调将国家的福利投入转变为对社会经济的投资，侧重人力投资而非直接提供经济资助，以此构建一个积极的发展型的福利社会；强调福利国家应积极进行教育培训性质的社会投资，目的是促使当事人通过培训掌握技能，提高就业能力，弱化对福利的依赖，而不再是简单发放救济金，提供失业保障等。在救济贫困方面，吉登斯主张在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寻求平衡，实行有限救助；把单纯救济和普遍福利改为工作福利（Welfare to Work），以此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和国家综合竞争力。这实际上是变事后补偿性福利为事前预防性福利，变消极被动福利为积极的进取式福利，对此我们暂且称之为福利前置。

当前，我们虽然一再倡导民生主义，但绝对不能滑向民粹主义，尤其在福利水平的设定上绝对不能攀比、不走极端。对此，吉登斯所倡导的福利改革思想和积极福利理念，无疑对我国的福利制度改革和社会福利体系的建构具有可资借鉴之处。拿已经得到全覆盖的新农保来说，政府每月为参保农民发放的养老金远远不能满足其日常生活开支，更不能帮助其发展生产、投资兴业。因此，我们不妨前置这些补救措施，通过为其建立个人资产账户来改变其不利的生活处境。比如，我们可以考虑把种粮直补的钱也放在新农保的个人账户里，我们还可以部分地扣除新农保资金，然后将这些钱用于农民年老之后的服务照料等。这就等于把个人账户的功能放大了。

“第三条道路”社会福利思想是当代西方社会福利思想的重要流派。它主张放弃传统的单一的极端保守性或激进性政策选择，实行介于两者之间的调和性政策选择；强调有限的国家干预与有限的市场调节相结合；主张社会保障中的国家责任、社会责任与个人责任平衡；强调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等。既承认福利国家存在的种种弊病，又反对完全剔除福利国家。他们采取一种折中态度，主张建立一种能照顾到各阶层利益的福利制度，这种福利制度要确立“无责任即无权利”原则，强调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的协调。

1997年，以托尼·布莱尔（Tony Bair）为代表的新工党在大选中获胜。布莱尔把吉登斯奉为精神导师，摒弃了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保守党对国民社会保障资金大肆削减的做法，强调个人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应该承担合理责任的同时，国家为社会成员提供社会保障的责任不会明显减弱。采取国家、集体和个人高度参与、共担风险的积极福利，建立权利和责任相对应的积极福利制度，以就业机会取代救济性福利保障，最大限度地减少传统社会救济的受益范围。在布莱尔政府削减各项不合理福利开支的过程中，对贫困儿童和教育的投资也在大幅增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显著增加的国民教育培训投资正符合新工党“社会投资国家”的理念。

在国民教育投资方面，布莱尔政府的理念值得我们深思。目前，我们国家用于国民教育方面的投资占GDP的比重仍未达到4%，这一指标与OECD15国平均比重5%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而且，这有限的资金投入也存在明显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最终引发一系列的社会不公问题。

“第三条道路”以及后来者“新中间道路”，颇有些类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是一种利用折中、调和的办法来避免政策的左右偏激倾向，从而走出一条较为稳妥、理性，又不失积极的社会经济发展之路。因为不管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干预理论，还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都会失之偏颇，避免不了走向极端，而备受世人质疑。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条道路”中庸福利思想不能不说是一种较为理想的跨越左右的治世之道。无论如何，我们所要追求的无非这样一种境界：公平与效率获得平衡、责任与权利基本对等、社会福利与个人福利相互融合，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和谐、均衡的状态。这或许就是我们所说的和谐社会。

三 迈克尔·谢若登：资产建设（Asset Building）及个人发展账户的设立[6]

个人资产账户的实质也是发展账户，它源于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谢若登教授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倡导的资产建设理论。1990年，他在《穷人与资产》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以资产为基础的社会政策。

谢若登教授提出，消费型收入对于大众生活的维系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如果想要长久地改善家庭的收入条件就必须在教育、住房、生意等方面进行投资，无论富裕家庭还是贫困家庭而言都是如此。那些认为收入非常低的家庭不能也不应该积累资产这种观念是错误的、有害的，事实上哪怕是小额的资产积累对于家庭的长远发展而言都是意义深远的。资产积累才是改变一个人以及他子孙后代生存状况的最主要的指标。对于一个国家来讲，要想获得永续持久的发展，必要的资金积累也是必不可少的。

谢若登教授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个人发展账户概念。他认为，个人发展账户制具有广泛的普适性、累积性、持久性、革命性、包容性的意义。第一，由于要求个人定期向账户中存款，个人也就必须努力工作挣钱，这就激发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第二，扭转了传统救助方式的迟滞性，在外界匹配资金的激励机制下，个人资产积累的主动权得到了充分调动。第三，该制度放弃了这样一种基本思维模式，即穷人必须变得一无所有，即使有收入积累也要消耗掉才能给予救助。谢若登对个人发展账户的建议为：普遍的储蓄账户，在出生时即开始设立，为个人储蓄进行一定的多途径资金配比；资产账户资金要求用于教育、住房、小本经营及其他发展目标的投资。如果一个家庭一旦拥有资产，则可能会产生以下效应：接收公共福利援助明显减少、家庭稳定性明显提高、为创造未来树立信心、抗风险能力大大增强、社会联系和影响显著增加、子女福利得以延续、个人的目标价值易于实现，等等。个人发展账户是福利政策的一个特殊领域，它强调个人发展，将社会供应与个人责任以及个人控制相结合。不同于传统福利计划，个人发展账户将真实资产引入许多没有资产的穷人的生活中。

如今，个人发展账户制度已经在全美40多个州推广，并且将事关全民福利事业发展前景的重要社会政策上升为联邦立法的高度。尤其是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以来，谢若登所倡导的以储蓄积累为主的资产社会政策更是备受关注。

每个公民都应该拥有最起码的资产积累权利。对此，谢若登还建议，社会保障应从物质保障模式转向资产建设方式，政府应该对那些没有资产初始积累的低收入群体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辅助他们建立起能够自己支配的资产账户，以此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最终逐步走上脱贫之路。更重要的是，拥有并积累资产好比种下一粒有希望的种子，对穷人的心理促进、精神提升以及行为方式的调整等都有着潜在作用，这才是改变一个人及其子孙后代生存状况最主要的指标。要通过多种方式激励每位公民都持之以恒地参与到资产建设中来，为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努力积累充足的资产。一言以蔽之，“有恒产者有恒心”。

持续性地改善国民生活状况，促进人的自由独立，帮助贫困群体走出困境，一直是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现代社会以来，一些国家的政府发布很多关于鼓励资产积累以增进社会福利的政策，这些政策都是针对非穷人，让非穷人受益的，很少将穷人包括其中。对非穷人实行鼓励资产积累、增进社会福利政策的同时，却将穷人排斥到了福利边缘，穷人们获得资产的概率很小，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形成资产积累的代际连续性的机会也就会丧失，要想顺利摆脱贫困缠扰实在不易，这是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要改变这种社会状况，就需要在政府主导下通过政策设计安排，激励穷人进行资产积累。[7]

近些年来，谢若登教授一直在积极推动将资产社会政策引入贫困救助领域。很显然，这是一项具有一定前瞻性的工作，因此也就意味着无可避免地要遇到很多困难。主要体现在政府要对个人发展账户进行资金配比，这需要国家财政付出一定成本，其对居民储蓄积累的激励性还有待检验。但从另外一个长期的战略角度看，由于大部分贫困家庭要想彻底走出“贫困陷阱”需要一段时间长期持续不断地努力，资产社会政策的成效显现也是缓慢的、持久的。而且，经过检验和推算，虽然一时间政府的成本会增加，但从长期来看是相同甚至是减低的。

谢若登还认为，较之于以收入为基础的社会政策，以资产为基础的社会政策具有明显的替代与补充价值。因为收入是资源的流动，是人们为应对短期消费而获得的，被称为“所得维持”（Income Maintenance）；而资产则是资源的贮存，是人们长期积累与持有的，可以为提高长期状况的投资提供保障与资源，其主要特征是资产积累（Assets Accumulation）。资产通常以收入的形式来体现，但比收入内涵更丰富，也更持久；收入随时可以消费掉，也可以转化为长期的资产。收入是当前的、暂时的生计来源，资产却可以为人们提供长期的生活保障与资源。比如，2000元的工资仅仅是收入，而不能称之为资产。一旦用之投资理财、归还房贷等就具有了资产的性质了。如果资产能够代表一个人及其家庭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潜能的话，那么资产拥有的不平等则可能会比收入不平等更具有冲击性和破坏性。就美国社会来讲，其贫困发生率为15%，但其资产贫困率却为39.7%。因为许多家庭有收入却无资产。以资产作为测量标准的话，美国很大一部分群体会成为“资产穷人”，以至于很多美国家庭在遭遇失业、疾病或其他收入短缺问题时，几乎没有缓冲资金来维持基本生活。这正是谢若登教授倡导美国人要进行资产积累的主要原因。这同时也说明，收入只能填饱人们的肚子，维持其暂时的生计，资产则能改变人们的头脑即思维方式。

作为一种新型的积累型的社会政策，资产社会政策可以明显减轻代际赡养负担，有利于提高子代的经济收入，有利于子代奠定创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增强摆脱贫困纠缠的信心和能力。那些认为贫穷家庭不能够也不应该积累资产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哪怕是极小的资产积累对于家庭的长远发展来讲都是意义深远的。[8]

理论和实践表明，资产建设在强化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个人、家庭和社区财产形成，消除社会参与障碍等方面有独特功效。以资产为基础的社会政策理论问世之后，当即受到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关注，并纷纷尝试着在现有经济、社会政策中注入该内容，或者干脆改变传统的做法，推倒重来，建设一套新的经济社会政策，也即资产社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