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纪录片中的话语与空场
作为历史事件发生地的“空场”既吸引着人们前去考察，又拒绝人们真正看透它。“空间所具有的魔力是会将你拽入对时间的晕眩之中，转入某种缓慢而来的灾难那细致的永恒之中。”[5]波德里亚的这一表述对已成为空场的空间的描述显得尤为发人深省。出于对令人瞩目的杨显惠作品《夹边沟纪事》及《告别夹边沟》的回应，凤凰卫视2005年拍摄了《夹边沟林场纪事》、《夹边沟幸存者》和《重访夹边沟林场》这三部各有侧重的纪录片，纪录片同时涉及的还有邢同义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及和凤鸣的《经历——我的1957年》等对夹边沟的描述。明显不同于上述语言叙事作品的是，纪录片强调了两个因素，一是幸存者的记忆话语，一是历史事件发生地所留下的“空场”。
纪录片优越于语言文字之处在于它能够直观地再现或表现空间的特性。位于酒泉东北30公里处的夹边沟，处在一片戈壁滩与巴丹吉林沙漠之间，跟随《重访夹边沟林场》的摄影之眼，人们得以进入这片巨大的空场，而我们今日看到的作为自然环境的夹边沟与40多年前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这个勉强可以称为绿洲的地方，除了荒滩、黄沙、乱石之外，就是沙枣树、杨树和芨芨草。除非幸存者，人们无法从现在的夹边沟林场还原出夹边沟“右派”劳教农场里曾经发生的一切。1957年，有近3000名甘肃省的“右派”知识分子在这里接受“劳教”，他们大多数都怀着一种希望，即通过改造尽早走出夹边沟，重返工作岗位、回到原来的生活，然而他们很快就弃绝了这一念头。在大饥荒到来之际，他们唯一的念头是活下来，但是到1960年底被遣散时只有大约500多位幸存者从夹边沟走出。如今只有影片中的幸存者能够透过这里一排排浅浅的、泛着白色盐碱的坟坑辨认出那些亡灵的归宿。在这片历史事件的空场中，如果没有幸存者的记忆话语，没有作为社会记忆索引的幸存者的话语，空场就成为彻底的空场。唯有在幸存者的记忆话语指引下，进入这片空场的人们才能发现历史的“痕迹”、生命与死亡的“踪迹”及残片化的物质符号：在这些数不清的坟坑外面，细心的重访者还能够在荒漠与沙石中发现曾经用来裹尸体的旧毯子、棉布、绳子，以及偶尔从黄沙中露出的不易腐烂的头发，偶然还能够见到当年为死者所立的“墓碑”——一些写着姓名的砖头与木片。《经历——我的1957年》的作者和凤鸣曾企图在夹边沟寻到她丈夫的坟坑，却终归于徒劳。幸存者能够从这里重访到的物质记忆碎片已经日益稀少，所剩无几，一切都已渐渐地融进了历史的尘埃之中。
如果没有幸存者的记忆话语作为历史的索引，处在荒漠中的可见之物就不会成为时代见证，泛着白碱的坑穴、旧毯子、碎棉布、破绳子就不会成为死亡的符号与历史事件发生关联，直到它们变得与黄沙、乱石、芨芨草一样归于自然；如果没有这些死亡符号、没有这些曾经发生过的事件的踪迹与痕迹，夹边沟就是一个普通林场，而无法转换为被认知的历史事件的“空场”；没有从可见的空间向历史空场的转换，我们在纪录片中所看见的“现在的”图像就不会转变为关于“过去的”图像，并与幸存者的记忆话语关联起来，具有“回忆”的能力并成为历史事件“索引性”的“见证”。
能够让我们重新解读这片空场的，是幸存者“索引性”的记忆话语。当这片空场被记忆话语唤醒，空场自身就变成另一种社会记忆的索引，超出幸存者有限而困难的言说。随着《重访夹边沟林场》，重访者看到了当年“右派”们被“劳教”的地方，半截土墙矿、旧仓库、食堂、存放萝卜的洞穴，以及已经盐碱化的存蓄生活饮用水源的水池。在一些丘陵或小山坡下的一片窑洞和更加低矮的地窝子，就是他们的居处。幸存者回忆说，只有极少的“右派”住过房子。唯有幸存者能够在一排排窑洞和地窝子里辨认出当年同伴“缺席的在场”，能够指出一个较为高大、明亮一些的窑洞里曾经居住过的十多位甘肃省较为有名的“大右派”，当年这位科长级别的“右派”幸存者则无缘于这个窑洞，只有地窝子可住。如果没有幸存者记忆话语的索引，我们就无法在一切重归于大自然般的寂静中辨认出当年“右派”们的劳动成果：在经年累月的风化中变得浅浅的排碱渠。而夹边沟的这些地名——碱泉子、东碱沟、西碱沟以及新添墩作业站——即意味着“右派”们在根本没有希望的地方播种。我们看到这片空场中呈现更多的记忆，如果没有记忆话语的索引，我们自然也无法知道，即使在冬天，他们也要站在这些冰冷且带腐蚀性的碱沟里挖掘排碱沟。饥饿和繁重的劳动致使人们相继死亡。《重访夹边沟林场》逐渐地将互不相干的现在的图像、事物与状态构成的“荒漠”，在幸存者记忆话语的索引中转换为一些坚硬且锋利的历史记忆残片。摄影之眼将处在前语言状态的荒漠及其图像转换成了历史事件的词汇及叙事。
历史纪录片是一种在可见物与可说物之间进行转换的词汇编码与语法编程。并非所有的可见物都能够成为历史事件的见证物，通过幸存者的指认我们才能从混杂在历史空场中的事物中区分出那些非自然的事物的符号，辨认出历史事件所遗存的痕迹与线索。通过幸存者的个人记忆，可见物得以转化为可说之物，然而没有作为见证物的可见物，幸存者的记忆话语就难以成为真实的证词。被幸存者指认的事物的影像变成早已消失的事件的可触及的感性与可想象的事件，与幸存者的记忆话语之间，乃至与此相关的文献报告及其话语之间建立起有意义的联系。历史事件残存的可见物或者作为见证物的可见物是有限的，这意味着在场之物是有限的，更多的事物已经永久地“缺席”了，更重要的见证物尤其是曾经的生命大多已经消失在这片历史的空场之中了。有限的在场之物只是无限的不在场之物的踪迹与符号。这也就意味着，可见物与不可见物之间的联系是靠记忆话语的逻辑来辨认与维系的。可见物是一种沉默着的语言，与幸存者的记忆话语相互印证，互为记忆的索引。幸存者的记忆话语通过这些被辨认的历史事件的符号得到了重新认证，其说服力得到了可见物的无声言说的强化，并带着一种感性的力量。与之同时，可见之物也只有在它们通往不可见之物、通往沉默的历史言说的途中才有了更丰富的意蕴。
在历史纪录片中，空场事实上被观众在两个层面上逐层看到。正如纪录片的开始，在通往一座空场的途中，在刚刚进入空场的时刻，观众看到的影像是近于自然景观的荒漠，也是现时性中的一个林场；接着通过幸存者的目光，观众才开始捕捉到这片空场中的各种历史的异物、符号、痕迹，空场不再只是一种自然状态的影像，而是历史事件表达自身或陷入沉默的一种方式，通过被辨认出来的越来越多的历史踪迹与事件的符号，空场作为历史事件的空场再次被感知，成为历史事件的无声的言语。如果说历史纪录片与文字表达或纪实文学之间有什么区别的话，可以说纪录片重新配置了可见物与可说物之间的关系，历史纪录片是一种通过可见物及其影像重新安排和组织记忆话语的叙事方式，是一种从空间的历史缝隙、从空间的历史断层中进入时间与历史的“再现体制”。
与文学性的叙事相比，历史纪录片所运用的是空间上的邻近性而非事物的相似性，即纪录片运用的是转喻符号而非文学性的隐喻话语。历史纪录片所再现的空场处在双重时间的交叉口，空场及其影像既处在现在时的自然序列里，又处在过去时的历史序列中。作为现时性的存在影像，空场表现为一种稳固的现实性，就像夹边沟的风沙、荒漠、沙枣树一样成为稳定不变的现实；作为一种历史的见证物，空场表现出它自身的脆弱性，空场及其影像如同遥远历史的序列残留的一层薄薄的现实，正是在这时，空场才展示出刻写在自然面貌上的历史符号的样貌，才逐渐展现出由历史事件直接镌刻在自然身躯上的标记，而这些符号与标记比任何叙事话语都更为真实、感性。历史纪录片由此激活了一个历史事件的场所，空场不仅回到了事件与记忆的中心，而且在固执的沉默中，表达着无声的、具有历史深度的言语。所有貌似碎片化的符号都开始进入一种历史叙事与记忆话语的编码表达。它们不再是一种间接的符号与言说，而是成为一种历史的直接表述，并且更具有情感的内涵与感性的力量。在从自然影像转向历史影像并与记忆话语建立起有意义的叙事联系之时，空场中所包含的貌似与历史事件无关的物象，也开始了自身的非语言的言说。这意味着，包括自然环境的整个空场在内，包括延续至今的夹边沟的戈壁地貌、风沙、干旱、盐碱，都成为整个历史事件上演的完整空间，成为一种社会命运与个人遭遇的见证物。由此而言，纪录片通过对历史空场的表现，不仅重新建立了影像与影片中的幸存者记忆话语的关联，也与所有关于夹边沟的文字叙事和个人回忆共同建立了一种见证的互文性，空场及其痕迹、符号与幸存者的话语互为记忆索引并具有了叙事功能。
正如影片中所叙述的，夹边沟曾经如此风雨如晦，又曾经长期讳莫如深。在《重访夹边沟林场》等三部纪录片中，除了对调查者和幸存者的访谈，除了对作为事件空场的夹边沟的表现，即除了幸存者的记忆话语与同样是“索引性”的物质残片之外，纪录片的摄制者几乎没有任何当时的图片与影像资料可以利用。这或许是缘于20世纪50～60年代影像记录方式的匮乏，更深刻的原因显然是见证与记录的禁忌。至少高尔泰在涉及夹边沟的回忆录中曾经透露出，为着安全原因，他在夹边沟被迫将日记本付诸一炬。纪录片制作者拥有的是幸存者的记忆话语与这片历史事件的空场，二者是互为“索引性”的存在。在空场中缺席和隐匿的诸多事物与生命通过“索引性”的物质碎片对幸存者说话，就是那些不起眼的沙枣树和野草也是记忆的物质符号，我们在幸存者的记忆话语中听到他们如何因吃沙枣和草籽不能排便，他们如何在荒漠中捕食老鼠、蜥蜴以致有人中毒死亡的惨况。
历史纪录片中的影像叙事与曾经发生的故事之间有着无法跨越的时空距离。与情节的连续性或动作的完整性组合这一古老的诗学原则要求相比，纪录片中的叙事并不能复原一个故事，不仅没有情节的连续性也没有情节的完全形象化。纪录片的影像叙事与影像故事之间存在无法消除的间距，在这个间距中，留下的是某些事件的遗迹、踪迹及其物化符号，留下的是幸存者的记忆话语，如果可能的话，还有历史性的图片与文献。通常而言，纪录片的摄制者所能够使用的就是这些中介性的符号，它们标记着消失的历史事件，又提示着故事或事件的踪迹，成为人类行为的某种可追踪的可知性形式。没有这些消失的故事碎片，就没有能够与幸存者的叙事进行相互佐证的任何知识形式。而纪录片的影像叙事所实现的，正是将历史的空场及其事件的可辨认的物质符号与个人记忆话语之间的一次连接。
然而历史遗留给幸存者的不是单一或一致的记忆，也并非所有的记忆话语都同样坦诚，或许应该意识到，外部的空场、一个与外界隔离的空间、一段与世隔绝的时间也以某种形式存在于幸存者的内心，而幸存者的记忆话语也是某种踪迹、痕迹或残片，即对于真实发生的历史而言，幸存者的记忆话语也是“索引性”的。历史纪录片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将少数幸存者的个人记忆与属于更广泛的观众所见的图像世界联系了起来，即将可说的、可叙述的与可见的物质表征关联起来，否则历史事件就会成为幸存者孤独的个人感知，而难以进入社会认知与集体记忆。如果基于个人经验的某种永远无法弥补的内心裂痕和创伤可以通过记忆话语这样一种手段，整合破碎的自我，逃避因自我的破碎而引起情感的分离和个体的孤立，那么对于展现一个民族和集体曾经承受的难以想象的苦难，将人物和事件全部移交给历史的记录或某种同质性的叙事，恐怕出现的只可能是某种单一的论述。就此而言，幸存者的记忆话语和我们所面对的荒漠化的空场，既是对历史事件的言说，又是对难以言说的沉默的显示。
尽管《重访夹边沟林场》等三部纪录片中的年轻访问者在面对幸存者及两位调查者时的提问有时不免显得稚嫩，缺乏一种唤醒式的话语或与苦难对话的深层动机。而进入和面对历史事件的巨大空场，纪录片的制作者未能更为自觉地发掘出这片空场的历史“表现力”，除了重返的时刻，出于显得过于单纯的记录意愿，纪录片未能想到展示这个空场的其他时刻，幸存者们和亡灵们曾经无数次面对的其他时刻，以及那些与生和死隐秘关联着的沙枣树、野草、田鼠和蜥蜴。显然，摄制者没有任何把夹边沟这个地点进行风格化的企图，也没有把这片历史的空场象征化的“艺术”动机，纪录片里显示的夹边沟缺少了一点历史的厚度与深度，然而也接近事实地展现了在当代社会思想语境里社会记忆的荒漠化这一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