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1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如此富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刻，考虑到与中国的伟大崛起和奋斗紧密相连的、高度能动和错综复杂的有关国际环境和中外互动，有必要以现代历史的视野，在历史中寻求对当今和未来的中国努力饶有启示的种种教益。就此，可以阅读和借鉴杨达博士展示在我们面前的颇为优秀的学术著作《冷眼甲午：看日本军事帝国的构建和暴发（1868～1905）》，它从一个非常重大的方面透视日本作为军事帝国崛起的历程，揭示了日本军事帝国主义暴发的内在机理，并且展现了这一暴发给亚洲国家乃至世界造成的巨大灾难。

全书主要围绕“战力”这个在战略史领域至关重要的概念，探究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的国家振兴历程以至军事帝国主义的勃发。“战力”可定义为“战争能力”，就广义而言，指一国在从平时到战时、从备战到从事战争以至战争结束的全部过程中的综合操作能力，包括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等全系列要素。它既从根本上涉及关于战争、战役和战斗的军事战略，也从根本上涉及以各类能力追求实现国家根本政治目的的国家大战略。不仅如此，前者理应也往往实际地从属于后者。

从战力这一核心概念出发，该书主要研究日本从1868年到1905年的军事帝国崛起过程中，作为其国家大战略手段的多方的战力塑造，连同不同阶段内根据国家大战略需要和现有战力支撑而缔造的军事战略，乃至在军事战略实践中的战力释放。全书有两条主要的逻辑线索：第一，日本自1868年到1905年进行的战力塑造；第二，日本自1868年到1905年定格国家大战略的进程，加上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日本军事战略的演进。作为研究的重点，该书相当集中地探讨了以确有的国家大战略为统帅，日本在其从事的第一场帝国主义大国间战争即日俄战争之前，确定了怎样的为此大战略服务的军事战略目标和军事战略方式，对已有战力进行了怎样的更新，它究竟如何缔造其军事战略，在战争中又进行了怎样的战略实践和战力释放。最后，该书还探究了日本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获取的军事帝国主义经验，追踪这两场战争和这些经验对日本后来的国家轨迹的巨大影响。

杨达博士的这部著作富有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其中不乏在历史研究、政治国策和军事战略三方面重要的创见。该书基于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写就的博士学位论文《军事帝国的构建和暴发：日本初事现代强国间战争的战力塑造（1868～1905）》（一个在我看来更好的标题）。我作为他当时的博士学业导师，自豪能在我的指导下经他独立努力产生这样的成果，并且希望他在未来的事业道路上能百尺竿头，再创佳绩。

回到本序开头提到的那个伟大时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需要就此以更宏大的历史视野，再说一些至关重要的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构成中华民族现代伟大复兴的开端。与简单化论者的传统中国——一个被想象成在智识/精神本质上近乎静止的中国——差不多截然相反，现代中国充满了急剧的重大变革。这个中国最早可认为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那是被20世纪的中国历史编纂学选为中国现代史（近代史）开端的年头。正是在19世纪中叶这个时期，由于工业革命来临与其在西欧北美初步扩散造成的种种基本效应，世界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一项巨变差不多突然来临，那就是“非欧世界黯然失色”。中国当时的屈辱和屈从经历只是整个时代图景的一部分，其他部分主要是下列民族的同类的屈辱和屈从：1830年往后的阿尔及利亚、1840年时的埃及和奥斯曼土耳其、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印度、19世纪20年代之后的缅甸、19世纪50年代末往后的印度尼西亚和1853年往后的日本。这意味着，中国的命运和生活已开始卷入，并且根本地和永远地卷入一个正在全球化的世界。

中国从此经受一次又一次急剧的重大变化，而且总的来说几乎“每况愈下”。然而，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开始重新振兴，或曰在现代史上首度“崛起”。对这次崛起，需要有至少像新加坡中国学权威学者王赓武那样的理解：之所以有这“中国人民中间战斗精力的新迸发”，是因为中国国内的基本变革，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世界变革相伴：“动员农民，既为抗日爱国战争，也为——以最佳的传统方式——对地主和腐败的官员加上其背叛性的亲帝国主义资产者盟友造反。”

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主要反法西斯盟国之一，因而也是战后世界根本秩序和根本规范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可以说，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一场战争，像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造成了那么巨大的死亡和那么令人发指的人道主义惨剧；但是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其他许多超大规模战争的最大差别不在这里，而在于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一场这样的战争，像反法西斯盟国方面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具有那么大的正义性。它导致了世界政治和世界观念非常巨大的进步，而这与战争发动者的异常邪恶的性质有很大关系。在以往的国际关系历史中，战争一般而言天经地义，只要发动和进行战争的权威是独立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扭转了这一准则，出自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联合国宪章》否定侵略战争合法，规定只能进行个别国家或国际集体的自卫性战争。不仅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从来没有向发动侵略战争和造就战争中暴行的个人问责，但紧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分别在纽伦堡和东京举行的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开创了这方面的先例，并且规定了新的罪行，即破坏和平罪、反人类罪和战争暴行罪。

不仅如此，甚至更重要的是，反法西斯战争不仅决定性地巩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造就的、作为法律和伦理准则的“民族自决”，而且经过《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家宣言》和《联合国宪章》等举旗性质的根本文件，确立了“人民自决”准则，即一国人民有权自主决定本国的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活方式。此外，反法西斯战争导致的世界性的一大进步，是在根本的法律和伦理上弘扬基本人权。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罪孽昭示世界，一个国家发动侵略战争与其在国内和征服区内摧残基本人权往往有直接的关系，因而《联合国宪章》和1948年《联合国普遍人权宣言》规定保护基本人权，也是为了保护国际和平。人民民主观念也得到了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弘扬。尽管战后对“人民民主”的解释会因地因时因情势而有所不同，甚或产生重大分歧，但这一原则本身已被公认为法律准则。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人类留下的最大的世界历史性遗产是民族自决、人民自决、基本人权、人民民主，而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之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主要反法西斯盟国之一，反法西斯战争及其胜利使中国内部的现代化进程第一次在巨大的规模和空前的深度上与世界根本潮流接轨，并且成为这一潮流的伟大推进力之一。中国自身的发展第一次汇入了世界根本潮流中最重要的部分。这可以说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情况，而这个伟大进展一旦开始，就以尽管不乏曲折但仍加速的形态持续下去，直至当今，并且必定持续到长远的未来。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参事

201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