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耶稣会在华传教策略：以澳门为基地，以出版为渠道

最早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是西班牙籍传教士沙勿略（Francis Xavier，1506—1552）。沙勿略是耶稣会创办人之一。1540年9月耶稣会获教宗正式批准成立前几个月，葡王若奥三世（John Ⅲ）要求梵蒂冈派员前往东印度的葡萄牙殖民地传教，沙勿略应首任耶稣会会长罗耀拉之命，在当年的3月前往葡萄牙准备东行。翌年他和另外两位神父在葡萄牙里斯本候船前往印度时，已收到教宗上谕，被任命为教宗钦使兼东方教务巡视员[42]。

1541年4月7日，沙勿略率领第一支耶稣会远征队从里斯本东来[43]，于1542年5月抵达葡萄牙殖民地果阿。沙勿略在抵达果阿后，除了一直向耶稣会报告工作状况，也直接致信葡王若奥三世汇报传教工作的进展[44]。他于1545年9月抵达葡萄牙在东方的另一个殖民地马六甲，之后一直在马六甲和果阿之间活动。1548年1月，沙勿略从印度科钦致信罗耀拉要求之后派来的传教士必须是有能力的布道者，因为除了印度，日本和中国也很需要上帝的福音，这是沙勿略首次提出要到中国传教的想法[45]。1549年8月，沙勿略抵达日本鹿儿岛，很快又转到当时的日本首都京都，他说日语很容易学会，他也很快地开始在日本进行口语布道工作。他曾经在街头向公众演说，也曾经到王室和贵族家和他们讲道，不过情况不算很理想，因为他们常常会被驱赶[46]。沙勿略很快就发现，要影响日本，必先影响中国，原因是：“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智慧评价很高，不管是对他们的神秘宗教还是文化修养均是如此。他们常常用一个原则问题反对我们，问我们说，如果世界真如我们布道的那样，为何中国人会不知道这些道理？”[47]类似的经历和对中国状况的研究，使沙勿略到中国传教的愿望日益迫切。

1552年1月29日，身在科钦的沙勿略致信耶稣会，说明自己计划在同年前往中国，他相信当时中国没有任何基督徒，但他希望进入中国甚至见到中国的皇帝，“因为中国是那一种帝国，只要福音的种子得以播种，就可以开枝散叶。而且，只要中国人接受基督信仰，日本人就会放弃中国人原来教导他们的学说”[48]。他在同日给罗耀拉的信中还提到：“中国幅员广大，人民爱好和平，政治清明，全国统于一尊，臣民对皇上非常顺服。中国是一个富庶的国家，各种物产非常富饶。中国和日本相距不远。中国人民都很勤奋，聪明好学，长于政治、重视伦理道德。中国人肤色白晰（皙）、不蓄须、忠厚温良、不好私斗、境内无战争。如果在印度并无棘手的事情羁身，我计划本年（1552年）前往中国开教，然后回日本。原来日本现行各教派，无一不来自中国。如果日本知道中国业已接受了救主的福音，自必起而追随，放弃现有各教。我很希望中国和日本都能生活在真正的信光之下，舍弃偶像崇拜，通国恭敬事奉我等主耶稣基督，普世的救主。”[49]

沙勿略这种“欲归化日本，应先往中国传教，因中国为日本书化思想之策源地”[50]的想法，还直接影响了他的传教策略，即由原来他在印度和日本重点进行的口语布道，改为以文字为工具。他在前述写给罗耀拉的信中提到，虽然日本人不能用中国话和中国人交谈，但因为中国和日本所用的文字相同，日本人可以阅读中国的经书，两者可以用文字互通，“我们已用日本语撰写了一本讲述天地起源和耶稣基督降生的奥迹的书，而且已经把它译成中国文字，我们打算把它带到中国，当我们到了中国学习当地文字时，就能向中国人展示这个样本，让他们读到用他们认识的文字所写的真理”[51]。

沙勿略之后试图请葡萄牙殖民地果阿总督组织正式使团进入中国[52]，方案失败后他尝试自行进入中国，最后在1552年7月抵达广东的上川岛，成为第一个踏足中国领土的传教士。可惜他的传教事业还没开展，同年12月就在上川岛病逝[53]。

虽然沙勿略希望到中国“见中国皇上，同时拿出总主教给皇上写的信，为证明我们到中国来是为宣传天国的福音”[54]的愿望落空，可是，据学者方豪的说法，沙勿略在生前寄往欧洲的报告和书札，“引起后人东来传道无限之热忱”[55]，其后来华的著名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字西泰，1552—1610）就称沙勿略为“第一个耶稣会士发觉这个庞大帝国的无数百姓是具有接受福音真理的资质的”[56]。于是，继沙勿略以后东来的耶稣会传教士，都以中国作为他们最重要的目的地。

沙勿略秉承耶稣会那种先影响“对信仰的选择起决定性作用”的人士，再由这等人士帮助传教的策略，早在来华以前，便确认了“读书人”就是耶稣会在华传教时需要接触和影响的人。在日本的时候，他已经注意到当时的中国“拥有多数杰出的人才与高深的学士，他们积极重视学术，以为学术研究是一件顶光荣不过的事情。在那里大有学问的人都有重要的位置，都是有权柄的”[57]。他并由此提出到中国去的传教士“更应当有高深的学术，及绝顶的聪明，为能应付种种难以解答的问题”[58]。他的这种想法，对其后的耶稣会传教士有极大的影响。

葡萄牙人在沙勿略死后翌年（1553年）才抵达澳门，至1557年才在明朝地方官的许可下正式据居澳门[59]，随葡人定居，天主教不同教派的传教士也陆续来澳。早在1563年，已经有八位耶稣会传教士在澳门，他们当中的一部分是在澳门等待随商船出发前往日本传教的，其余的就在澳门本土活动[60]，没有真正地进入内地。正式打开在华传教之门的是其后来澳的意大利神父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i，1539—1606）和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61]，他们又被视为来华的先驱。

1573年，范礼安被任命为“自好望角以东至日本（除菲律宾外）所有耶稣会”的传教视察员，同年3月，他与40名耶稣会士一道乘船离开了里斯本前往东方[62]。1578年7月，范礼安抵达澳门，等待乘坐翌年的商船前往日本视察。他在澳门逗留了至少十个月，“这给他一个良好的机会得以详尽透彻地研究中国的形势，结果再度点燃了沉睡之中的远征中国的热情”[63]。加上澳门“位于那么多港口的中心，他们（耶稣会士）在这里发现了一条途径，通向不应该忽视的传教活动的新天地（中国）。在北面是中国，比宽阔的摩鹿加群岛区要大得多；在东面是日本和菲律宾群岛；西面是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罗和其他几个国家”。正是由于澳门所处的这个特殊地理位置，它一方面被耶稣会看成当时天主教在东方各传教点的中心，另一方面，也因为葡萄牙在澳门具有的管理权，这个城市便被从属葡萄牙王室的耶稣会视为“进入中国的活动基地”[64]。

此时范礼安确立了“委派几个人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字并作好准备利用任何可能出现的时机把福音传入这个新世界”[65]的在华传教工作方针，这也是他在整个亚洲传教的“适应政策”的一个部分。于是，范礼安致信印度区主教，要求派人前来开展在中国传教的工作，结果，罗明坚（Michel Ruggieri）成为其中一位被派遣来华的传教士。

罗明坚在1579年7月抵达澳门，当年已经36岁的他，虽然曾经在意大利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可是因为当时耶稣会的长老认为他年龄较大，“学不好汉语”[66]，曾经有反对让罗明坚学习中文到中国开教的想法。当时范礼安已经前往日本，但他一早认定要在中国成功传教，必须要用中文出版圣经，也就坚持要罗明坚学习中文。罗明坚就根据范礼安离澳前留下的指示，在澳门专心学习中文，同时向澳门本土的葡萄牙人和中国人传教，又找机会进入内地[67]。他在抵达澳门翌年给罗马麦尔古里亚诺神父的信中，已直接将澳门称为耶稣港[68]，又表明：“我希望不久中国话能够运用自如，而后用中文撰写要理等书，这是归化他们必须要有的步骤。”[69]以中文出版来传教，也成了罗明坚深信的有效在华传教策略。

1582年8月，利玛窦被派遣来华协助罗明坚工作。他抵达澳门后发出的第一封信即描述自己急于学习中文的情形：“八月我们到达这个港口——澳门。在海中航行一个多月。上主曾让我患重病，整个航行中我不得不睡在床上，托天主的圣宠，一下船，身体便康复了。我立刻学习中文，您要知道中国语文较希腊文和德文都难。”[70]他除了在信中说明“中国文字的构造实难”以外，也提及要和罗明坚一起进入中国和学习中文，“我也要进入中国，和罗明坚神父在一起，对中国语文与文学，我们必须进一步研究”[71]。利玛窦还曾这样概括以书籍出版作为在华传教主要手段的原因：

在该帝国中，文化是如此昌盛，以至于在他们之中只有很少的人不会读某种书。他们的所有教派都更应该是以书籍的手段，而不是以在民间的布教和演讲的方法来传播与发展的。这种做法曾为我们的人向基督徒传授必要的日课提供了很大帮助。因为他们或自己阅读或让亲属朋友为其阅读基督教理书时，立即就能牢记心田，而且那里从来不缺乏能阅读书籍的人。[72]

可以说，基于对中国“从来不缺乏能阅读书籍的人”的认知，从沙勿略开始，一直到负责指挥和执行最早期中国传教工作的范礼安、罗明坚和利玛窦，都一再确定耶稣会以印刷出版作为在中国传教的最重要手段，而不是当时在印度和日本所采用的口语布道等方法。因此，耶稣会确立的以印刷术作为其在华传教工具的策略，不仅为基督宗教在华传教奠定了基本的策略，也为中国出版史书写了天主教书刊在华出版的一章。作为当时耶稣会进入中国传教据点的澳门，它的出版史，也因此由宗教出版揭开了序幕。这次天主教来华与之前两次的一个最大区别，就在于它与中国出版史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