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事件处置过程中的社会动员

当前，由于受到历史的、国际的以及现实的多方面因素影响，我国面临的反恐怖斗争形势日益严峻，尤其是新疆地区正处于暴力恐怖活动的活跃期、反分裂斗争的激烈期、干预治疗的阵痛期。反恐维稳工作绝非一日之功，必将是长期、复杂而艰巨的。专业维稳力量特别是反恐警力不足已成为全国各地普遍面临的困难，而这一问题在当前新疆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目前我国普遍实行的是按照人口比例配备警力的原则，而在新疆地广人稀的特殊区情下按照这一比例配置公安警力则显得捉襟见肘。“8·01”事件发生的和田地区墨玉县全县仅有100余名在编警察，在日常的治安巡防、综合治理工作中已经明显力量不足，今后一旦发生较大规模的暴恐案件，警力不足将成为一大短板。因此，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不仅要坚持“严打”高压措施的常态化以避免反恐维稳形势进一步恶化，更要充分广泛地发动和组织当地公众，只有将专业反恐维稳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结合起来，才能奠定打一场反恐人民战争的坚实基础。作为新疆反恐维稳的前沿阵地，南疆基层群众是我们开展群众工作、进行社会动员的主要对象。南疆各级基层干部在发动当地群众投入反恐维稳斗争方面，肩负着重大职责和使命，也是确保反恐维稳工作取得胜利的中坚力量。

“8·01”大围捕中成功动员了3万余名当地基层群众全程参与，依靠警民的通力协作，最终取得了此次行动的圆满胜利。该案例为进一步扩大反恐人民战争、推动全民反恐提供了难得的分析样本。为此，有必要围绕“8·01”大围捕中的公众参与情况，就反恐社会动员进行深入探讨，以期为今后反恐维稳斗争提供范本和标杆。

（一）社会动员分析框架的选取

为研究“8·01”大围捕中社会动员情况，首先需选取适当的理论分析框架。目前，对于社会动员的界定，国内学者较为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所谓社会动员，就是广义的社会影响，也可以称之为社会发动。它是指人们在某些经常、持久的社会因素影响下，其态度、价值观与期望值变化发展的过程”。[5]对于社会动员方式的分类，目前国内学者有不同的论述，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包括：有的学者将其归纳为传媒动员、参与动员和教育动员三种模式，还有的学者将其归结为传媒动员、利益动员和参与动员。其中，传媒动员是指运用传播媒体对人们产生信息影响的动员方式，传播媒体包括广播、电视、书籍、报纸、网络等。传媒动员能够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传播媒体是使所传播的观点看法和行为准则要求深入人心的重要载体。参与动员是指人们参加、介入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过程，主要指人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介入，对各种社会生活及群体活动的参与，对个人发展需求及利益的关切。教育动员则是指在实践中通过学习和培养而形成的，使动员对象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社会动员目标，保证社会秩序良性运转的动员类型。利益动员主要是指通过适当的激励政策或措施，对公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提供一种激励和正确导向，如向参与者分发奖金、提供补贴，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支持等。上述不同观点中，不同学者主要的分歧在于对教育动员的认识。事实上，传媒动员与教育动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维度，传媒动员主要侧重于社会动员媒介的选择，而教育动员则主要侧重于社会动员的具体活动和预期结果，而两者本质上是统一的。

因此，本文借鉴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将反恐维稳中的社会动员类型归纳为宣传教育动员、参与动员和利益动员三种主要方式，以此为主要框架对“8·01”事件中的社会动员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全面分析当前在构建系统化的反恐社会动员体系方面面临的问题和应采取的对策。反恐领域的社会动员形式既有普遍性，又有一定的特殊性。其中，宣传教育动员主要包括各级党政机关通过网络、手机、电视、广播等传播媒体，或者在实践中通过提供学习、培训和教育活动的机会，对广大社会公众进行的各种宣传教育与引导，如宣传暴恐活动对社会所带来的危害，报道反恐英雄人物的先进事迹，提高公众对暴恐活动的认识和风险防范能力，引领社会舆论，引导社会情绪等。利益动员主要是指通过物质或精神激励或者给予其他经济补偿的方式，积极引导公众参与反恐行动，形成正向激励机制。参与动员是一种更为直接的动员方式，主要指在宣传教育和利益动员的基础上，鼓励公众直接参与到反恐维稳的具体行动中，如直接参与反恐维稳各项活动，参与对暴恐分子的围捕；此外，还包括间接提供情报信息、主动发现报告风险、参与社会风险监测等预防预警活动。具体的反恐维稳社会动员分析框架如表1所示。

（二）“8·01”大围捕中的社会动员

“8·01”大围捕中最大的亮点在于成功动员和组织起了3万多名当地群众参与配合警方的围捕行动，获得了媒体和社会的高度评价。下文将结合前述分析框架，对该事件中的社会动员情况按照宣传教育动员、利益动员和参与动员三个方面进行系统分析，其中，宣传教育动员是基础重点、利益动员是辅助激励、参与动员是结果导向。

表1 反恐维稳社会动员分析框架

1.宣传教育动员

“8·01”大围捕从5月27日民警入户摸排遭到暴恐分子袭击正式拉开帷幕，一直到8月1日暴恐团伙核心成员被击毙，到8月3日墨玉县在人民广场召开万人表彰大会，再到后续的宣传报道和以案说法，整个围捕行动中始终贯穿着对广大群众尤其是基层村民的宣传教育动员活动。

事实上，包括墨玉县在内的新疆各地，近年来一直持续开展反恐维稳方面的宣传和教育活动，特别是2014年5月23日新疆开展“严打”暴恐活动专项行动以来，全疆各地都开展了广泛的宣教活动。墨玉县委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宣传工作抓住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从暴恐活动的危害以及如何积极参与反恐活动、宗教“去极端化”以及如何树立正信等若干方面，通过大宣讲、入户讲解、电视广播、手机短信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充分动员和发动基层群众。通过这些宣传教育活动，“暴恐分子是各族人民的敌人，是过街老鼠，就要人人喊打，更要人人追打”已经成为新疆各族群众的自觉意识和广泛共识。

当地政府在整个“8·01”大围捕前后的宣传教育动员工作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做法值得总结借鉴。

一是注重把握敏感时机，因势利导。在“5·27”民警入户被砍伤、“6·20”执勤协警被杀害、“6·23”抓捕行动、“7·19”村支书遇袭等一系列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抓住敏感时机，通过电视、广播等多种媒体向群众广为宣传。通过这些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事例，使当地群众深刻认识到了暴恐分子的残忍和暴恐活动巨大的破坏性，客观上起到了很好的群众动员作用。

在墨玉县芒来乡“6·20”执勤协警被杀害案件发生后，墨玉县委、县政府动员各个部门深入周边乡镇的370多个村庄，大范围地、面对面地向当地维吾尔族群众开展宣传教育和反恐动员活动，做到了全覆盖，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动员效果。例如，墨玉县农经局在“6·20”案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局长即带队奔赴乌尔其乡喀让古托格拉克村向村民开展揭批宣讲活动，进村入户揭批暴恐分子所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揭露暴恐分子的罪恶本质，使广大村民充分认识到暴恐分子已经不再是信教群众中的一员，而是站在了与各族人民对立的反动立场上，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公敌，必须人人得而诛之。为确保宣讲无死角，将党和政府的立场和要求传达到每一位村民，宣讲活动在持续开展了一天的情况下，宣讲人员晚上又深入个别未能参加的村民家中进行宣传，确保宣传教育不留死角和盲区，全村114户全部宣讲到位。[6]其他部门和乡镇也纷纷行动起来，走村入户，开展大揭批、大宣讲活动，在墨玉县形成了反恐维稳人人有责的良好局面。此外，除了在职干部外，墨玉县退休干部也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发挥正能量，向全社会发出“从沉默中苏醒，维护好墨玉安定团结局面”的倡议，在全县引起了很大反响。

“8·01”围捕行动结束以后，墨玉县抓准时机，因势利导，选出了6名参与大围捕行动的老乡，在和田地区开展巡回宣讲，一个月宣讲达到了27场。[7]通过参与群众“苞谷馕”式的语言，结合各自的切身感受，揭批暴恐分子的残忍行径，宣传党的优惠政策，教育引导当地群众坚决抵制宗教极端思想，果断与极端势力和暴恐分子作斗争，捍卫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二是综合运用各种宣传教育动员手段，力求多样化。一方面，墨玉县政府积极通过广播、电视、手机短信、大喇叭以及印发各种宣传品和小册子等多种途径和渠道向广大群众通报战果，鼓舞士气，发出动员令。在宣传动员过程中，墨玉县基层部门将围捕动员与“去极端化”宣讲紧密结合，通过摆放“严打”暴恐专项行动板报、发放宣传小册子等形式，向群众详细讲解党的相关法律，讲清暴恐团伙的暴力行径和现实危害，解释宗教极端化与暴恐活动的密切联系以及渗透方式等内容，使广大基层群众深刻认识到了暴恐活动的本质和危害。

此外，各村通过遍布乡村的广播大喇叭，直接向村民发布参与围捕行动的指令。可以说，在“8·01”大围捕行动中，大喇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围捕行动的号角。每次只要一有行动，村委会在大喇叭里一广播，各家各户就会迅速行动起来，自觉配合公安机关，积极参与到围捕行动中。到了行动的后半段，大喇叭已经成为广大村民了解最新围捕情况和收听最新紧急通知的最直接渠道。相对于口口相传的其他社会动员方式，乡村广播因其信息传播的覆盖面集中，信息传播到位率高，群众反馈回应及时，显示出了明显的优势，再一次彰显了这一传统社会动员方式的新的生命力。目前，在墨玉县及南疆其他地方，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乡村广播，已经成为基层党委、政府的一项常规活动。通过广播及时发布重要通知、宣传党的政策法规、通报紧急情况，大大拉近了党委、政府与百姓之间的距离。有的地方乡村广播每天三次定时播出，每次播出30分钟，一旦遇有类似紧急情况，随时向村民进行广播，大大提升了宣传教育的时效性。

另一方面，当地政府还积极组织宣讲团走村入户，开展面对面的现场教育宣传活动。在整个“8·01”大围捕过程中，针对阿不都热合曼团伙可能的藏匿范围，当地政府不间断地开展有针对性的群众动员活动，向广大群众晓以利害，鼓励群众积极提供有价值的线索，为尽快抓获暴恐分子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同时，结合自治区“严打”斗争宣传教育的要求，当地政府从2014年7月开始，开展了“去极端化”主题巡回宣讲活动。选派专家学者、基层干部代表参加宣讲，用朴素的语言，将理论融入身边的案例，以案说法，帮助教育广大群众认清暴恐和宗教极端活动本质，坚决与极端势力划清界限。结合“严打”专项行动，开展警示教育，召开上百场公捕公判大会，教育群众42万余人，起到了良好的震慑作用。据不完全统计，至2014年年底和田地区在全区共开展宣讲活动6500场次，310余万名基层干部群众参加了宣讲活动。[8]此外，将反恐宣传动员与民族团结教育活动紧密结合，宣传“最美和田人”，组建百姓“草根”宣讲队伍，借助群众乐于接受的文艺比赛或其他形式，向群众宣传民族宗教政策，树立正信，打击暴恐活动。仅在2014年，和田地区就组建了2000余个百姓宣讲团，培养了5000多名农民宣讲员。

三是宣传动员内容贴近当地公众关切和需求，注重实效性。当地政府围绕“8·01”事件本身，并结合新疆反恐专项行动的部署安排，在开展宣传教育动员过程中，将恐怖活动的特点与危害、公众如何参与、宗教极端化的危害以及如何“去极端化”、党的富民政策等诸多内容融合在一起，贴近农民关切的问题，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在当地政府各个部门组织的宣讲活动中，除了阿不都热合曼团伙的暴恐活动以外，先前发生的乌鲁木齐火车南站“4·30”暴力恐怖事件和“5·22”乌鲁木齐公园北街早市暴力恐怖事件等也成为宣讲的第一手资料，通过活生生的事例，暴恐分子胡作非为、滥杀无辜、与人民为敌的罪恶行径昭然若揭。

针对当地基层群众多数信教但宗教知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的现状，在宣传教育动员过程中当地政府还特别注意将宗教“去极端化”、树立正信融会到宣讲内容中。和田地委先后组织精干力量，编写了5个重点宣讲读本：《和田怎么了，我们怎么办？》、《和田的维吾尔，我们将走向何方？》、《和田的穆斯林，宗教极端要绑架我们，我们怎么办？》、《妇女姐妹们，看我们的现在，想想孩子的未来，我们该怎么办？》和《年轻人，我们在跟谁走？》。5个读本分别从当前基层面临的问题和现象、宗教极端的表现、孩子的未来等不同层面，针对不同群体就不同问题进行了详细解读，通过朴实无华的语言、接地气的问答，对当地群众最为关心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从思想上为老百姓真正解决了“怎么办”、“路在哪”、“跟谁走”的问题，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宗教极端化在生活中的具体表现，指出如何与宗教极端化行为划清界限，铲除暴力恐怖势力赖以生存的土壤。此外，针对党员干部、学生、宗教人士等，和田地区还专门印发了《和田地区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学习教育活动知识问答（30个为什么）》等，发行量达到了100余万册，切实做到了宣传不留死角，全民覆盖。[9]

四是宣传教育动员的主体多元化，形成动员合力。除了当地政府自上而下组织的宣讲团、专项宣讲活动小组、专家宣讲队以外，还注重充分发挥基层干部、村“两委”、“四老”人员（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老军人）、爱国宗教人士、村民代表等基层力量在群众动员中的积极作用，形成了政府主导、多方参与、面向基层的宣传教育动员体系。墨玉县相继聘请专家，组织党员干部、教师、大中专返乡学生在各村社区开展广泛的宣传动员活动。

在“8·01”大围捕中，墨玉县全县300多个驻村工作组第一时间深入每家每户逐个宣讲案件真相，开展群众动员活动；全县3000多名干部职工深入各自的联系点、户籍地、出生地开展返乡宣讲活动，面对面向家乡亲人、广大村民传播正能量，及时唤醒群众敢于同暴恐分子作斗争。墨玉镇、芒来乡、阔依其乡以及普恰克其乡等9个乡镇，积极发挥各村委会的主任、村支书、村治保主任熟悉当地情况、了解民情的优势，挨家挨户做工作，动员广大村民积极参与行动，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同时，借助“四老”人员长期以来在乡村邻里、家族社会中形成的威望，鼓励他们身先士卒，积极投身宣讲揭批行动中。很多村庄的“四老”人员在宣讲过程中，主动站到台前，结合自身几十年来的切身感受，宣传党的富民政策和民族宗教政策。通过宣讲富民安居工程、贫困人口低保、免费义务教育等群众身边实实在在的利民政策，广大基层群众进一步理解了党的政策，也倍加珍惜眼前的幸福生活，更加痛恨破坏群众美好生活的暴力恐怖活动，从而自觉地投入制止非法宗教活动、共同打击暴力恐怖分子的行动中。

此外，各乡清真寺的伊玛目等爱国宗教人士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配合政府进行动员活动。如“7·19”事件发生后，墨玉县阔依其乡清真寺的伊玛目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当天便在清真寺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宣讲，严厉批判了暴恐团伙打着宗教旗号所进行的反人类、反社会的罪恶行径，引起了现场做礼拜的300多名穆斯林群众的普遍共鸣，大家同仇敌忾，随后便在警方的统一组织和安排下投入清查围剿行动当中。[10]8月1日大围捕行动前，部分伊玛目在清真寺进行了动员宣传，广大信教群众参与到围捕行动中。

2.利益动员

利益动员主要是为了对社会形成一种正面引导和正向反馈，从而激励公众积极参与到反恐维稳的具体行动中去。在这一过程中，如何通过适当的活动来实现正向的激励是利益动员的核心。根据这一理解，利益动员可以分为直接性的物质层面动员和间接性的心理层面动员。前者通过直接向参与群众发放奖金、补助、慰问金，或者以其他实物形式给予适当的奖励和补偿，使公众更直接地感受到参与反恐维稳活动所带来的物质满足感和来自政府层面的关心和认可，后者则通过间接提升群众心理层面对暴恐活动本质、破坏力的认知水平，提高公众对恐怖活动的接受度和整个社会的抗逆力，帮助群众认识到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可以带来安居乐业的心理感受和实实在在的好处，增强社会信心和公众安全感，或使公众获得参与反恐的心理满足感。

毋庸置疑，“8·01”大围捕中的社会动员工作成为一大亮点，其中，新疆拿出3亿元重奖3万余名参与围捕群众，则成为亮点中的亮点。围捕行动结束后，关于“新疆3亿元重奖围捕暴徒民众”的新闻报道出现在中央电视台、央视网、各大门户网站、权威报纸等中央和地方媒体上，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关注。社会各界纷纷表示，重奖参与打击暴恐活动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特别是重奖参加围捕的村民群众，说明了政府对广大群众全民参与反恐的高度认可和褒扬，其在社会产生的“正能量”效应已经远远超出了物质奖励本身，必将会使“反恐维稳，人人参与”的认知深入人心，在全疆乃至全国掀起一波全社会参与反恐、打赢反恐人民战争的高潮。

围捕行动圆满结束后仅仅两天，在墨玉县人民广场举行了“和田地区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表彰大会”，第一批先期对在大围捕专项行动中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了奖励，第一笔奖励金额为423万元。其中，47名先进个人每人奖励1万元，12个先进集体奖励70万元，6名提供重要线索的老乡每人奖励10万元。随后，3亿元的奖金严格按照自治区和和田地区的有关部署落实到位，按照500元每人每天的标准，参与围捕的群众全部拿到了奖励，村民个人最多奖励达6500元，家庭最高奖励达23000元。奖金发放之前，各村委会在全村张榜公布，每位村民参与的天数一目了然。这样做一方面体现了对参战群众的褒奖和认可，扩大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使奖励工作更加公开透明，可以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

通过适当的物质奖励，对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参与围捕的行动给予充分的认可，极大地坚定了当地老百姓不畏强暴、敢于同暴徒斗争到底的信心和决心。重奖参战群众，还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起公众参与反恐维稳行动的热情，在全社会形成反恐战争人人参与的良好价值导向。对于党和政府对所有参与围捕群众给予奖励，当地老百姓都心存感激，也充分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下定自发参与保卫家园的决心。

事实上，反恐社会动员是一个双向性的活动，需要动员主客体之间的高度默契和协同配合。3亿元重奖行动进一步拉近了党和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距离，加深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信，二者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对打赢反恐人民战争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老百姓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反恐维稳，不仅仅是政府和警察的事情，更是关系到每个人切身安全和利益的事，只有每一个人与政府紧密配合，拧成一股绳，才能形成打击暴恐活动的最大合力。

当天在大会上受到表彰的维吾尔族农民亚森的话道出了3万余名参与围捕群众的心声：“我们取得了胜利，如果再次遇到暴恐分子，还会奋起抗击！父老乡亲们擦亮眼睛，拿起你们的坎土曼，共同保卫家园！”[11]随后，“拿起坎土曼，共同保卫家园！”一度成为社会各界的热门话题和网络流行语。群众参与围捕，谁都不是冲着奖励去的，是因为近年来大家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暴恐活动对大家的美好生活所带来的破坏，亲眼看到了暴徒的残忍和冷血，正如参加围捕的一位维吾尔族老乡所言，大家谁都不是为了奖金才参加围捕的，如果以后还有暴恐团伙敢于作乱，大家还会奋起抵抗，齐心协力，抓捕暴恐分子。

8月3日，《新疆日报》整版报道了《3亿元重奖围捕暴徒的群众》，新华网、人民网、搜狐、新浪等重要网络媒体也纷纷在第一时间对奖励情况进行了报道，一时间，网上好评如潮。网友纷纷发表观点看法，积极支持政府重奖的行动，表达对暴恐分子的愤慨、对参与群众的敬意和对政府打击暴恐的支持。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特意在8月4日制作了一期节目，向社会详细披露了“8·01”大围捕的细节，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

对于重奖参加围捕行动群众的重要意义，《新疆日报》8月4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12]道出了其中真谛：“打击暴恐，专门力量是主力军，各族群众的力量同样不可小觑……要打好这场战争，每位群众都应做好斗争的‘前哨’。”由于专业反恐力量的有限性和稀缺性，反恐如果单纯依靠公安部门往往难以做到面面俱到，这就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在“8·01”大围捕中，群众积极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在当地政府的号召之下积极参与围捕行动，连续打掉了若干个暴恐团伙藏匿的窝点，协助公安部门抓捕暴恐分子，为取得围捕行动的最终胜利提供了最为充分的人力资源支持。基层群众身处反恐一线，往往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暴恐活动的蛛丝马迹，如果能够及时进行举报，就能够极大地将反恐活动前置，将暴恐风险扼杀在萌芽状态，这也是公众参与在反恐维稳中最根本、最核心的作用和意义。为此，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对群众加以引导，向群众传授及时辨识、发现暴恐风险和情报信息的相关知识，培养相关的能力，形成反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8·01”大围捕中，除了在全社会引起广泛关注的“3亿元重奖3万余名围捕群众”的直接性物质利益动员之外，当地基层党委、政府在社会心理和精神层面的间接性价值动员中也有很多做法值得总结和借鉴。精神层面的利益动员，主要着眼于从受众的认知能力、情感、态度和意识形态等主观要素进行动员，是对人的思想和心理进行潜移默化式的积极引导和正面影响，通过精神上的激励，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动员客体的主观能动性，并通过参与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满足感和成就感。因此可以说，精神和思想层面的利益动员虽然是一种间接的利益动员，但这种动员所带来的影响更持久、更牢固，能够持续不断地为行为上的参与提供心理上的动力。

在“8·01”大围捕中，当地党委、政府重点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思想动员工作。一是引导群众充分了解和认识到党的民族政策和富民政策给当地老百姓生活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发展变化。动员村中有威望的老人现身说法，以亲眼看到的家乡一点一滴的进步为载体，详述政府的各项优惠政策，如农村低保、农资补贴、安居工程等给老百姓带来的实惠。在群众心中确立起一个朴素的认识：只有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才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二是引导群众深刻认识到暴恐活动的凶残本质和对大家美好生活所带来的灾难性破坏。以案说理，帮助群众辨清是非，认清恐怖主义反人类、反社会的本性，认清暴恐分子残害同胞，不分民族、不分信仰的本质；认清只有与暴恐活动作坚决的斗争，才能保卫我们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才能享受到更加美好的生活，从而在思想上与党和政府高度统一起来，与暴恐分子彻底划清界限。三是激发群众主动参与反恐维稳工作的主观能动性，实现群众心态从驻足观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到积极投入、“打击暴恐，人人有责”的转变。以往很多基层群众认为打击暴恐活动是公安机关的事情，与自己关系不大，极少数群众甚至出于穆斯林的身份认同对暴徒抱有同情心理，这种不良心理成为反恐行动中群众参与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通过当地党委、政府大张旗鼓的宣传和教育，越来越多的群众逐渐从最初的接受并认同政府“严打”的各项举措，发展到后来的将反恐维稳人人参与的理念自觉贯穿于日常活动，逐步形成一种心理自觉。四是引导群众将思想认识与实际行动统一起来，积极投身主动发现和报告线索、围捕暴恐分子、做好后勤服务保障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行动中。从5月22日到8月1日的70多天时间内，当地3万余名群众先后投入围捕行动达到了30万人次，从结果上进一步印证了思想动员的巨大成功，值得推广借鉴。

3.参与动员

参与动员主要是为了对社会形成一种正面引导和正向反馈，从而激励公众积极参与到反恐维稳的具体行动中去。从公众参与的活动性质看，参与动员可分为直接参与动员和间接参与动员；前者主要包括鼓励公众直接参与对暴恐分子的围堵、打击、追捕等活动，后者主要包括鼓励公众间接提供与暴恐活动有关或可能有关的情报信息，主动识别暴恐活动隐患风险等。

参与动员作为反恐维稳社会动员中最为直接、见效最快的动员模式，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打好反恐人民战争的基础。在“8·01”事件中，当地党委、政府围绕围捕行动和反恐相关工作，对广大公众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参与动员工作。

一是通过及时向群众通报案情进展、提供后勤保障等具体措施，不断强化公众的角色意识和参与意识。在围捕过程中，当地政府及时向群众通报围捕情况，领导干部深入一线慰问群众，为参战群众提供必要的后勤保障。通过这些动员做法，不但增强了社会信心，坚定了群众必胜的信念，同时也为群众参与围捕提供了最直接的指引。如在“6·20”执勤协警被杀害案件发生后，通过各村的大喇叭广播、电视滚动新闻等途径及时向村民通报围捕进展情况，通报暴恐分子的最新动向，提醒村民暴恐分子可能的破坏活动，为村民加强自身防范和配合公安机关围追堵截暴恐分子提供了最及时、最准确的信息，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2014年7月31日，阿不都热合曼团伙的核心成员被群众发现并及时举报，警方在调集附近派出所民警、县公安局特警队员追捕的同时，趁热打铁，第一时间发动群众开展围捕行动。“紧急通知”通过乡村大喇叭广播等各种途径发布后，普恰克其乡的村民骑着摩托车或者一路跑步来到乡政府大院的集结地点，30分钟内相继有几百人赶到。随后，公安部门和乡政府又通过广播对其他正在路上的群众进行了现场动员和指导，组织群众转道赶往下一个集结围捕地点。同时，动员群众认真检查好自家院落，仔细排查，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和可疑人员立即报告。由于参与围捕的群众人员众多，为了更合理地分配人力，更好地发挥群众的力量，县政府和公安民警及时向群众说明情况，最大限度地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配合，动员群众进行分组轮班。在政府的感召下，参战群众自觉按照公安部门的建议，分成白班和夜班轮流值守，确保围捕效果不打折扣。

二是通过基层干部的身先士卒和以身作则，为群众树立起行动标杆，成为最“接地气”的动员。在围捕过程中，基层干部和公安民警始终冒着生命危险冲在最前线，他们不顾个人安危、不辞辛劳、日夜奔波、风餐露宿、不畏酷暑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当地百姓；同时在警民共同参与围捕的过程中，基层干部、公安民警和当地村民紧密配合，协同作战，相互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从5月22日到8月1日70多天的围捕行动中，当地公安民警和基层干部始终冲在战斗的一线，以自身实际的行动和过硬的政治素质为当地公众做了最好的动员。在整个围捕过程中，涌现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几名公安民警被暴徒袭击，砍成重伤，但他们醒来后仍然惦记着抓捕暴徒的情况；有的民警带病执勤，突发心脏病倒在了执行任务的路上；有的民警在行动中受伤、生病，但他们轻伤不下火线，坚守在一线作战；有的民警连续20多天奋战在围捕一线，几过家门而不入；还有很多基层干部带领群众冲在最前面，主动请战参加围捕……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当地百姓“看得到、听得见、记得住”，从而在墨玉当地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正能量。警方和干部们的实际行动，成为对当地群众最为直接的参与动员。而另一方面，当地群众也用自己实际的参与行动对这种动员进行了有力的回应。家中并不富裕的农民自费几千元为执勤民警准备饭菜，老乡主动为夜间执勤卡点接上灯泡，老人动员几个儿子“父子齐上阵”一起参与围捕，爱国宗教人士积极向村民通报情况并带头参加行动，古稀老人主动请缨参与围捕，村民自发蹲点、24小时轮流值班，一些群众停掉县城生意回到村里参加围捕行动……当地公众在政府的动员和感召下，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大围捕行动中，奏出“警民携手、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全民反恐”的时代强音。

三是通过完善情报信息工作流程，鼓励公众提供情报信息，畅通公众参与的渠道。进一步加强了对情报信息的报告、收集、反应等方面的管理，为动员群众参与行动提供了畅通的渠道，在社会动员主客体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闭环管理模式。从整个“8·01”事件群众参与动员的情况来看，当地政府高度重视，举全县之力开展社会动员，最大限度地拓宽了情报的来源途径，加强了报告和收集研判渠道建设，对于收集上来的信息，第一时间组织力量进行甄别和研判，并形成回应与反馈机制，大大提升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和便捷性。首先，依托农村“访惠聚”工作组、村级党组织、村警务室、武工队“四位一体”的工作机制，群众的举报信息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出口，避免了“发现问题不知道该跟谁反映”的情况，确保了情报信息能够及时报告传递上来，大大提高了信息的流转效率。其次，“8·01”大围捕之前当地发展起来的情报信息秘密力量，在整个大围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先后为公安机关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重大线索信息。“特情”、“朋友”、“信息员”队伍的发现能力充分说明了先前社会动员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功。再次，常态化的情报网络体系建设在围捕行动中也发挥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在围捕行动中，各部门领导干部各自联系的村组、社区情报信息渠道畅通无阻，确保了政府和公安部门能够第一时间掌握敌情社情，确保了当地政府对总体形势的把控。最后，群众报告上来的情报信息第一时间得到了使用和回应，警民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丢弃的砍刀、暴徒的足迹、丢弃的衣物、可疑的人员、发现爆炸物品……这些信息逐一报告上来，公安机关在第一时间核实、梳理、分析、使用的同时，也对提供情报的老乡给予充分的肯定，进而又激励他们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围捕行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