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验现有成果，期待更大丰收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综述
程惕洁[1]
一 引言：编者的苦衷——忍痛割爱
从已经发表的众多作品中择优选拔，向来都是费力不讨好的差事。落选者不高兴，事情尚小；万一遗漏有代表性的佳作，则令人痛心。一来无法体现客观公正，难以尊重历史。二来说明编者粗枝大叶：要么搜索不彻底，浏览范围不广；要么鉴别能力太低，有眼不识泰山。无论哪种情况，都有违编辑该文选的初衷，也必然影响其公信力和学术声誉。
然而，即使编者深明大义，尽可能公正无私，避免失误，也仍难功德圆满。盖因字数和篇幅有限，编选者除了重点关注学术标准之外，还要兼顾其他因素，包括平衡不同学科领域、作者背景、发表年代等，于是难免对一些优秀作品掂量再三，最后仍然不得不忍痛割爱。另外，还有些跨学科（或边缘学科）作品，既可归入社会学内，也可归入其他社会科学（例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犯罪学、心理学等）范畴内，因为社会学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分化，早已形成五六十种分门别类的跨学科分支，有时令判断一篇文章的学科归类大伤脑筋。为了不至于和其他社会科学分卷出现篇章重叠，在基金会的协调建议下，我们也不得不舍弃这一类优秀作品，忍痛推荐给其他分卷，如西谚所云：“Our loss is their gain”（我之所失，为他人所得）。
但无论如何，事情总要有人做，责任总要有人担。经过长期搜索阅读、权衡筛选、基金会协调等程序，最后确定37篇入围作品，组成这一社会学分卷。如今催生问世，奉献给读者，供大众批评鉴别。
按照分工，每卷编者要写篇综合述评。吐过上述苦水之后，下面就对本卷内容作个大致的回顾、评介与分析。
二 回顾社会学在澳门的发展历程
本文选所涵盖的年代，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头七年，时间跨度超过1/4世纪。编者本人来澳门的时间为2000年，仅仅经历了回归之后的岁月。因此，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澳门社会学研究的状况，缺乏直接观察，仅可凭借当年的出版物分析概括回归之前的情况。至于回归之后，情况就比较熟悉，可以说亲眼见证了澳门社会学研究的逐步成长壮大。这37篇论文，大致代表了澳门社会学研究成果的缩影。这里所说的澳门社会学成果，主要是指以中文发表的社会学论文，既包括澳门本地学者的作品，也包括内地和港台学者所发表的有关澳门社会问题的研究成果。没被包括进来的，是以葡文、英文或者其他文字发表的同类文章。它们的数量或许没有中文那么多，但研究的深度未必逊色，因此我们希望日后能另外选编一本非中文的文选，以便更好体现澳门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全貌。
这37篇论文，如果按照内容归类并以篇数排序，大致可分成以下八大类：①青少年问题类：9篇；②移民与劳工、社会资本、社会分层与社会排挤类：8篇；③卫生、健康、福利与社会保障类：7篇；④社会控制、旧区重建、公民社会与社团研究类：7篇；⑤土生葡人类：2篇；⑥博彩研究类：2篇；⑦犯罪与社会治安类：1篇；⑧人口老龄化类：1篇。
尽管以上类别和篇目，远远不能涵盖社会学的所有分支，但大体上包括了澳门民众最为关切的重大社会议题。从作者的背景看，主要是关注澳门社会问题的本地、内地和港台专家学者，包括高校教师、社团领袖、政府公务员、前线（基层）社工、在校研究生，等等。
从出版物来源看，澳门本地刊物占多数，其次是内地和港台出版物。大致分布如下：《澳门研究》8篇；《行政》杂志5篇；《澳门》杂志和《澳门理工学报》各3篇；《中国大陆研究》2篇；《濠镜》、《开放时代》、《香港社会科学学报》、《江苏警官学院学报》、《南方人口》、《心理学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等刊物各1篇；其余来自论文集或者专著的某些篇章。从发表时间看，只有少数几篇诞生在1990年代，绝大部分论文都是21世纪的产品，基本属于澳门主权回归中国之后的研究成果。这也显示了社会学在澳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
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澳门的发展历程可以说艰难曲折，阻力重重。以澳门大学的经验为例，编者感慨良多。记得2000年2月份春节刚过，我获聘从美国来澳门大学任教，为“当代中国研究专业”的本科生讲授社会学入门课，包括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等等。学院领导特别建议我，从美国大学选购一些通用（概论入门之类）教材，然后再选择一些和中国内地及港澳台有关的补充读物。来了之后才发现，澳大仅有一位阮大元教授是社会学科班出身。我来之后，他退休回美国（不久病逝）。一个人的独角戏当然难唱，在教学方面最为明显，想多开课不可能，有了问题没人商量。
科研方面困难更多。记得社工局和教青局通过澳门研究中心的黄汉强和经济系的关锋，询问我能否接受政府的两项社会学研究任务：一是澳门新移民调查，二是澳门青年指标体系研究。我深感为难，因为力量过于单薄，一无助手，二无时间，三无资料。可是黄汉强先生语重心长，盛情难却。他说，他们中心以前也曾接过澳葡政府委托的某项社会调研任务，但在问卷调查中出现重大失误，只好中途放弃，上缴政府已经批准的经费，处境十分尴尬。他动员我尽量接下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交办的任务，争取顺利完成，好挽回学校和中心的面子。话说到这个份上，我已无法推辞。只好草拟方案，最终获得批准，由校长同政府签订协议。经过两年多的奋斗拼搏，总算比较满意地完成了这两项任务。但令人万分悲痛的是，在研究成果即将出版的关键时刻，黄先生心脏病突发，过早辞世。可以说他是为澳门的社会学研究积劳成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刚在澳门大学开课的时候，发觉澳大大多数学生和家长对于什么是社会学几乎一无所知。当我最早在一个研讨会上提议，“澳门作为博彩社会，必须建立社会学专业，尽快培养自己的社会学专才”时，一位颇有影响力的社团领袖居然以不屑的口吻反驳：“社会学有什么用？它和博彩业又有什么关系？”
然而经过近十个春秋，社会学在澳门有了可喜的成长。澳门大学先建立了心理学专业，接着建立社会学专业，又分别升格为心理系和社会系。其后，又从社会系分化出历史系，还在社会学系里面新开了犯罪学专业（社会学的一个分支）。澳门民众和政府官员，对社会学及相关学科的认同程度大为提高。澳门社会学学会成立了，研究社会问题的论文和书刊数量在增加，水平在提高。综合反映澳门经济社会状况的权威性年度报告（简称《澳门蓝皮书》），也于2009年问世。由于被列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皮书系列，它的编辑标准规范、印刷数量多、发行范围广，标志着澳门社会科学的整体水平已经受到国家权威出版机构的认同和重视。如今，包括《社会卷》在内的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也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并在全国和海外中文市场广泛发行，我们为此倍感荣幸。
三 入选论文的四大特色
如果对入选的37篇论文细心研读、分析比较的话，可以发现各有千秋，从选题角度到行文风格，从研究方法到政策建言等，都不同程度反映了作者各自不同的教育背景和职业特征。然而也不难看出，它们还有某些共同特征，我将之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大胆探索的学术勇气
在主权回归前的澳葡治下，一方面高等教育和社科力量相对薄弱，有能力承担学术课题的人比较少；另一方面，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基本上由葡人把持。俗话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少数华人学者，即使对社会问题有所批评，大多只能在华文报刊上写点时评类文章，停留在大批判的水平，鲜有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而回归之后，“一国两制”，“澳人治澳”，华人成为执政团队的主流，一大批青年才俊被提拔到领导岗位，包括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主人公的地位提升，高等教育和社科研究的快速发展，再加上从中国内地、港台和海外引进大批专业人士，为澳门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从主观上说，澳门特别行政区领导层相对年轻，对全面有效治理一个“五脏俱全”的微型社会缺乏经验，急需社科专家提供咨询意见，于是有许多学者被吸收进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各种专业委员会，更有政府机构聘请高校教授承担种种研究课题。
比方说，我和黄汉强接手“青年指标体系研究”课题的时候，我们都感到十分新颖，因为“指标体系”属于边缘学科，近年来刚刚兴起。这就要求我们边学边做，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类似例证在本文集有许多，例如：梁启贤对港澳地区青年指标的研究；潘冠瑾对“社会资本”与“社会和谐”的研究；曾忠禄对赌博行为导因的研究；潘锦盈对“健康老龄化”的研究；吴慧明、张卫、甄霜菊对“青少年网络依赖”的研究；关志辉对“性别与青少年自杀行为”的研究；蔡幸强对“全球化与澳门外劳”的研究；卢铁荣、郑汉光对“澳门青少年偏差行为”的研究；等等。这些课题，有些题目新颖、情况特殊，有些超出自己原来的专业范围，但因为是澳门社会必须面对、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值得去探索、去挖掘。如果没有他们这种大胆探索的学术勇气，也就不会有今天取得的可喜成果。
（二）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另一个可喜特征是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优良学风。这个问题看似老生常谈，但确实有提出来一议的必要。当今社会科学分工越来越细，也越来越杂，几乎什么鸡毛蒜皮都可以当博士论文来写。听说有人写泼妇吵架的发音频率有多高，还有人写蚊子翅膀震动与台风的关系，当真奥妙无穷，深不可测。但作为社会学者，我们必须秉持社会学是人学（或者“仁学”）的一贯宗旨，凡是无关社会痛痒的所谓论文巨著，无论有多少人吹捧，我都会不屑一顾。
因此，我们选编的这一文选，看重联系实际，而且开门见山，直来直去，有极强的政策针对性。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陈欣欣的“青少年研究回顾”和“人口结构与新移民”研究；吴志良的“澳门市民社会”研究；邓达荣的“澳门卫生医疗”研究；萧霭施、关丽华等人的“澳门旧区重建政策”研究；孙家雄的“经济结构与失业工人生活”研究；叶炳权的“澳门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张虎的“澳门治安”研究；汤开建等人的“澳门土生群族”研究等等，无一不是针对现有社会问题，诊断病情，分析病因，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应该说，理论联系实际，不仅是社会学的基本原则，而且也是所有社会科学的重要原则之一。尽管好奇心是人类的一种本能，而且也是所有研究与发明创造活动的原始动力，但毕竟社会科学的研究目的并非单纯满足人的好奇心，而是要达到更有现实意义的社会目标，包括社会公正目标。正如恩内斯特·埃利克斯（Ernest K. Alix）在讨论“思考社会学”与“行动社会学”两者关系时所说：“社会学新近表现出来的批判能力，连同理性与社会进步的观点，是构成社会学‘修补动机’的重要历史因素。这种对社会的修补动机，最终变成了我们所知道的社会工程。”[2]无独有偶，这一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如下论断不谋而合：社会科学家的任务不仅在于说明世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
所谓理论联系实际，还包括更深一层的含义，就是不能为了批评而批评，还要在正确分析批评的基础上提出建设性意见。由于社会学的关注重点是社会公正，因此有人误以为社会学家的目的就是“揭疮疤”，为弱势群体出气，让有权势阶层难堪。因此，他们错把社会学者视为麻烦制造者（trouble-maker）。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也是对社会学无知的表现。社会学的本质，就像社会的医学。社会和人的肌体有共同之处，都有可能因受病毒感染或者功能失调而生病。社会学者，恰如社会的医生，观察病情，分析病因，最后提出手术还是吃药等救治方案。社会学的所谓“吃药”，相当于中医的保守疗法，比如最近各国政府为降低金融风险而为私人银行注资；而所谓“手术”，则是壮士断腕般的“休克疗法”或“震荡疗法”，曾经被苏联和东欧各国广泛采用过。
当然，社会学者提出改革方案是一回事，但能否对社会改良起实际作用是另外一回事。能否兴利除弊，实现社会和谐进步，并非取决于学者专家的一相情愿，还要看救治方案的可行性如何，操作难度多大，决策层是否认同，领导人有无胆魄和能力，主客观条件是否具备，等等。但无论如何，社会学家的良心和责任就在于批评建言，而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跟医生对待病人没有什么两样。
（三）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
本卷的第三个特征，是研究方法的规范性。我们知道，定义、概念和研究方法，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灵魂所在，社会学概莫能外。但是，有些不懂科学方法的人，习惯于把社科研究等同于舆论宣传，他们只在乎结论是否“正确”（即是否合乎自己的偏好），而不管方法是否得当，资料是否可靠，论述是否严谨，有无逻辑谬误，等等。作为社会学者，我们反对以宣传取代科学，而坚持社会学研究要遵循科学方法。因为结论的正确与否，不依赖人的主观愿望，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也往往和方法是否得当有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社会学专业的新生，都反复强调方法论的重要性。这次选编文选的标准之一，也是看作者对研究方法的运用是否自觉，有无漏洞。
综观入选的37篇论文，感觉大多数作者的研究方法比较规范。无论在文献综述、历史回顾方面，定量与定性方面，还是运用比较法、观察法、抽样调查法，以及引证资料来源、运用注释等方面，大多数作者都能遵循基本原则，方法得当，说明作者的基本功比较好，做学问的态度严肃认真。由他们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培养澳门下一代的社会学者，前景令人乐观。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说，吴志良的《处于过渡期的澳门青年一代》、萧锦雄的《国内移民及外地劳工》、邓玉华的《澳门社会保障制度回顾与前瞻》和《澳门非营利组织研究》、赖伟良的《澳门社会排挤初探》、邓达荣的《澳门公共卫生医疗》、蔡幸强的《澳门的外地劳工：全球化和劳动力》、吴伟强的《论澳门贫富悬殊与社会诉求》等文，在以量化为主要研究手段的同时，也使用统计数据，配以数学模型或分析坐标，以增强论文的说服力度。
在运用对比分析法方面，有梁启贤的《港澳地区的青年指标与青年发展》、梁宏的《穗港澳三地人口老龄化的比较》这两篇文章。不过后者更为出色，因为梁宏合理运用三地的统计数字，编制了一目了然的发展趋势对比图表，以此证明：穗港澳三地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而澳门的情况最为严重，香港次之，广州最轻，等等。
在运用历史文献方面，吴志良的《构建澳门的市民社会》、陈欣欣的《澳门青少年问题研究回顾》、曾忠禄的《有限理性与赌博》、张虎的《澳门“土生葡人”问题之探讨》和《澳门的治安问题》、潘锦盈的《积极健康老龄化》、娄胜华的《澳门华人早期民间结社及其近代变迁》、潘冠瑾的《一种政治社会学视角》等许多文章，对前人文献资料的引证较好，资料比较全面。有些引用直接来自国外原著，说明作者外文功底深厚，涉猎范围更广。毋庸讳言，在全球化势不可挡的今天，外文（特别是英文）已经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
还有部分文章，基本属于政策分析类，虽然没有应用量化、调查、统计图表等手段，但是运用定性研究，以严密的逻辑推理把论点和论据说得很透，也不失为佳作。这批论文包括：魏美昌的《澳门社会和文化的多元性及其对过渡时期的影响》，叶炳权的《澳门社会保障制度》，孙家雄的《经济结构转型下，政府如何保障失业工人的生活》，程惕洁的《浅论澳门社会科学的普及与提高》，赖伟良的《澳门社会福利模式》，汤开建、李长森、徐杰舜的《澳门土生群族研究三人谈》，萧霭施、关丽华等六人的《澳门旧区重建政策初探》，谢莲秀的《澳门经济发展与工会应对外劳问题的对策主张》，等等。
在抽样调查法方面，共有6篇文章比较成功，其中包括：吴慧明、张卫、甄霜菊的《澳门青少年网络使用与依赖研究》，孙悦、李纾的《澳门人的风险知觉与赌博行为》，郭凡的《澳门社会分层主观定位分析》，关志辉的《性别与少年自杀行为：澳门实况之探索研究》，李国豪、李惠华的《21世纪澳门青年价值观趋势》，以及卢铁荣、郑汉光的《澳门青少年偏差及违法行为现况分析》。说它们比较成功，是因为抽样数量适当，方法科学，分析严谨，因而结论也比较有说服力。
（四）新人新秀的大量涌现
本卷的第四个特征，是新人辈出，佳作连连，说明澳门社会学后备人才充足，这对建设和谐社会十分有利。我对入选论文的作者大多不熟悉，更不知道他们的年龄结构，但从已经发表的作者背景看，我们其实是名副其实的“老中青三结合”。不过这里说的“老中青”，主要还不是年龄，而是指学术资历或者名望。换句话说，其中既有著名的老资格学者，比如魏美昌教授、徐杰舜教授等；也有成果卓著、如日中天的中年学者，比如吴志良博士、汤开建教授、娄胜华教授、陈欣欣教授等；更有许多初出茅庐的学界新秀。从作品发表的年代看，越往后来，数量越多，质量越好，说明澳门社会学的整体科研能力呈水涨船高状态。比如，梁启贤先生，澳门理工学院讲师；梁宏女士，中山大学助教；萧霭施、关丽华、张润棠、陈志坚、李月梅、林宇杰等六人，均为澳门科技大学硕士生，但他们的入选论文写得不错，做到定量与定性的适当结合，比较研究方法也恰到好处，相信他们只要继续勤奋努力，其学术前途不可限量。类似情况，在入选论文中还有许多，恕不一一列举。
此处想专门提一下李国豪先生和李惠华女士，均为社工出身，任职于澳门圣公会社会服务处；还有谢莲秀女士，则是澳门工联总会秘书。他们的论文能成功入选，原因有二：一是作品本身的质量够格，量化方法和分析深度令人印象深刻；二是树立了一个良好榜样，证明前线社工和其他基层工作的实践经验对于从事社会学研究并非障碍和阻力，而是非常有利的条件。这里连带引出一个更为重要的话题，就是如何正确处理应用社会学与理论社会学二者的关系问题，需要多费一点笔墨。
众所周知，社会学除了划分为多种分支学科以外，还划分为理论和应用两大领域，各自的关注重点不同。理论领域关注概念、定义、原理和系统学说；而应用领域则偏重实际工作，特别是社会工作（简称社工）。澳门从事社工行业的人数以千计（有人说，包括没有专业文凭的广义社工在内，总数近万），但专门从事理论社会学专业的人（主要是高校教师和研究员）则少之又少。有些理论专业人士看不起社工，认为他们只懂具体工作，缺乏理论素质，写不出什么高水平的论文。同样，有些搞应用社会学的人（特别是社工），也不买理论工作者的账，认为他们高高在上，夸夸其谈，脱离实际，没有处理社会冲突的能力和经验。结果导致两种人互相封闭，极少来往，更不要说相互跨越。我个人认为，这种现象源于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学风，不利于澳门社会学的健康成长。因此，我鼓励澳门大学社会学专业的同学利用实习机会去当社工，接触前线工作；也支持澳门社工人士加强自学，组织夜校，请教授讲课或者来澳门大学听课，选修学分，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争取写出更多的高水平研究论文。
四 尚有两点美中不足
谈过文章的优点之后，也要谈谈不足，否则有“藏拙护短，自卖自夸”之嫌。而缺乏自省能力和自我批评精神，乃是社会学繁荣昌盛的头号敌人。实事求是地总结，发现有两个令人遗憾的不足：一是诸多领域留有空白；二是提高和普及都显不够。以下分别说明。
（一）应开辟更多研究领域
37篇文章当中，青少年问题有9篇，约占1/4，比例最大。这是因为青少年在澳门社会占有突出地位，受到家长、学校、政府和民间的广泛关注，因此研讨会多，文章多，出版量大。但难以理解的是，和博彩相关的社会问题，即使不比青少年问题更严重，起码也不相上下，但这方面仅有两篇文章入选，比例有些低。另外有些社会问题，比如妇女权利、环保、交通、住房、腐败、历史遗产等问题，竟然没有作品入围。究其原因，可能有如下三个。
其一，题目分工可能有交叉重叠问题。比方交通、住房这两项，可能归入经济卷中；历史遗产归入历史卷或者文化艺术卷；女权和腐败问题，可能归入政治、行政或者综合卷中；等等。果如此，则属于边缘学科常见的“妾身不明”问题，通过丛书总编对各卷的协调修改，适当增减，不难解决。
其二，还有一些纯属社会学的议题，比如女权中的性工作者问题、家庭暴力问题、单身母亲问题；劳工议题中的安全保障问题、欠薪问题、超时问题、黑工问题；其他还有环保和生活质量问题、病态赌博问题、责任博彩问题等，绝对属于社会学的专有领地，不可能被归入其他学科。这方面的论文要么数量太少，质量不高，未能入选；要么还属于澳门社会学研究的处女地，尚待后来人去拓荒开垦。
其三，如果属于空白状态，则可能缘于作者的眼界和洞察力不够，或者学术勇气不足，有待继续努力提高。毋庸讳言，社会学研究除了学术造诣之外，也需要一定勇气。因为指点江山，批评社会不公，难免触及某些权势人物的既得利益，因而招致不满甚至报复。但如果大家都明哲保身，自我设限，谁也不愿意碰敏感话题，任何冒险精神都没有，那肯定也就牺牲了社会学本身所倡导的公正立场和批判精神。因此，两者如何平衡，是一个永恒的难题。我当然不鼓励人们冒险，去做无谓的牺牲；但也不希望无原则地回避利益冲突与社会矛盾。如果那样，还要社会学何用？唯一正确的策略，还是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的判断力和学术勇气，在社会正义、学术良心和自身安危这三者当中，寻找和把握适合自己定位的平衡点。
（二）坚持提高与普及并重原则
尽管本卷的任务是选拔高标准的学术论文，但通过选编过程，感到有必要重申并发扬我以前提过的“提高与普及并重原则”，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我们对所谓“高标准”必须有清醒认识，那只不过是相对于澳门以前的较低水平而言。假如同港台和内地同行们的水平相比，我们还要看到相当大的差距。也就是说，如果同社会学的国际水平相比，我们的标准不是高，而是低。因此，所谓高低，完全是相对比较而言。换句话说，自己同自己比，今天和昨天比，有所提高；自己同别人比，差距还很大。
其次，无论从澳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的整体水平看，还是以澳门大学招生的门槛看，或者从政府在研讨会和出版物上的财力支出看，澳门社会其实已经处在一个中等偏上的发展阶段，作为社会学骨干力量的我们，也该为自己制定一个更高的奋斗目标了。不能老以“澳门落后”、“缺乏人才”为借口，回避我们主观努力不够，掩盖客观上缺乏体制创新能力这样一种现实状况。
再次，由于我们的“提高”程度不到位，没有高质量的学术园地，没有举世公认的权威学者，也没有专业化的出版社，甚至未能建立一套评审学术成果的组织架构和权威体制，而缺乏有影响力的学科带头人，就难以影响大学生（包括本科和研究生）群体和学术新秀，无法在澳门形成有规模、有品位的社科论文读者群，所以普及工作难以做得有声有色。
最后，反过来看。没有范围更广的普及，没有社会大众对社会问题的密切关注与严肃讨论的氛围，其结果，社会学论文的阅读范围仅能局限在学者自己的小圈子内部，形成“作者即读者”的自我循环。这就是为什么在澳门，出版一本学术著作，印数往往只有几百册，还常常库存积压，需要免费派送，形同处理垃圾。恶性循环的结果是读者没兴趣，作者也没动力，因此许多论文都是滥竽充数，四平八稳，没有特色。长期在这样的气氛中搞所谓研究，当然难出有影响力的传世之作。
至于如何才能克服上述两点不足，拙作《浅论澳门社会科学的普及与提高》一文，大致提了几点建议，也设想了几个可以操作的方案。有兴趣的读者，可查阅该文，此处不再重复。
五 结语：期待未来更大丰收
以上回顾了澳门社会学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简要评介了入选论文的成绩与缺点。最后，我想以“期待未来更大丰收”做本文结尾。由于我不久将从澳门大学退休，回美国定居，也许这篇综合述评将成为我居澳期间的封笔之作，因此怀着复杂的惜别心情，希望表达对澳门新一代社会学者的良好祝愿与殷切期望。
屈指算来，我在澳门的工作时间差不多十年，犹如白驹过隙，弹指一挥。澳门给我的感觉是温馨的，回忆是亲切的。特别令我感动的是，一大批青年才俊曾经选过我的课，记得我对他们论文习作的严厉批改，但对我的工作积极配合、主动支持。记得刚来澳门大学不久，我曾带领一批同学去清华大学参加他们和香港浸会大学联合举办的暑期班。有些同学对我的“高标准、严要求”很不理解，一度聚众“抗议”，痛哭流涕，说我让他们压力太大，威胁要中途退学，提前返澳。其“激烈”程度，十分罕见。但我不为所动，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到半夜，终于扭转了他们的倔犟，最终按照清华大学制订的学习计划顺利结业，并且取得了比香港浸会大学的学员更好的成绩和声誉。
如今，这个班的学生早已毕业，有些人成为政府雇员、学界精英、工商新秀，有的还成为澳门社会学学会的领导成员。见面之后，他们还会谈到当年清华园那场“风波”，感谢老师“高标准、严要求”带给他们的长远裨益。
在这里，我也勉励本文选的作者朋友，特别是那些风华正茂、前途无量的青年学者，作为澳门社会学的生力军和骨干力量，希望大家为澳门社会的繁荣昌盛与安定祥和，戒骄戒躁，继续奋斗，大胆探索，辛勤耕耘，早日取得更加丰硕的研究成果。
[1] 程惕洁，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博士。
[2] Ernest K. Alix，Sociology：An Everyday Life Approach，West Publishing Company，1995，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