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会转折期的阵痛与思考

台湾文化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文建会”）[1]的“社区总体营造”理念与政策推行，调整了过去台湾由上而下的传统文化思考方式，结合民间的自发性力量，顺应着时代的冲击和挑战，将社会资源和政府资源进行有机的整合，在实施政策过程中衡量如何将文化与社区民众进行有机互动，从而引导台湾社会对空间、文化、产业、草根民主整合等课题进行反思。

时至今日，回顾文建会“社区总体营造”运动的发展脉络，这一场表象以发展“文化艺术”为目的，实则改造台湾人心的社会工程，为什么会由文建会来启动？台湾社会20世纪末的社会情境，也许可以反映出一些隐藏在政策背后的逻辑。

20世纪80年代，台湾的经济社会从农村社会逐渐变迁到工商社会，原本农村社会初级产业的动力也变化成为制造、贸易的动力，农村劳动力大量地向城市转移，农村家庭形态、社会人际关系都随着原有成员工作上的地理性迁移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离开了土地，在彼此陌生的都市中，冷漠、自私、投机充斥在这些外来者的思想中，他们对地方事务缺乏热诚，“共同体意识”难以在短期内建立，也缺乏了土地认同。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地方本土文化产生巨大的冲击，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使得地方独特性逐渐萎缩和消失，工业化、标准化的价值取向使得文化不再是彰显地方特色的社群（或社区）向心力，呆板、庸俗的元素取代了地方文化从前多元、丰富的特点。

长期以来，由上而下严密的行政领导以及专业的技术官僚实施的发展规划是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模式，民众只能是被动地生产，被动地投入能量。虽然这套模式为台湾社会积累了可观的物质财富，但物质的丰厚并不能完全地替代精神的富足，由于人民对细致生活质量的要求难以得到满足，社会大众在精神生活和群体生活层面上呈现出了迷茫无力，甚至迷失的现象。

与此同时，台湾大量的人口从农村迁入城市，原先初级产业的基础不断受到冲击和挑战，产业优势不再像从前那样显著，朴质田园的生活已不再，传统聚落也面临着衰亡，农村在经济社会的变化过程中正逐渐地消失。

在早期社区与民众生活改善的计划中，社区政策总脱离不了基础生产建设方面的建议，在受到新时代新环境的冲击之后，地方产业也出现了新的变化，早先类似农复会和“内政部”社会司的社区建设主事者所关心的仅仅是如何消除贫困，如何改善民生，往往都是借“基础民生建设”的措施来提升农村生活，这种在现代化政策下进行的补足政策虽然有一定成效，但却非常有限。在乡村地区，区域发展与产业振兴在利益上是共同体，当地的发展必须依靠产业政策的带动，产业的振兴就成为了一个不可逃避的课题，如果不解决产业中存在的各种基本问题，当地村民也就谈不上什么社会共同体意识。在社会、环境、经济、社区、土地使用等诸多复杂交错的问题中，单纯地提高科技增加农业产量、增加公共设施投资、增加农业补贴等政策已不能完全消除农业改革的危机，纯经济的发展取向使得台湾出现生态问题、地方特色丧失、人口流失等诸般困境，大城市的就业机会成为了很多乡村人口提高生活质量的依赖，而基于一村一物、观光果园、体验农业为本的“精致农业”和“富丽农村”的鼓励性政策在现实中却是止步不前。

作为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台湾必须要面对这些关于乡村和地方的问题，而采取的对应措施显然不能停留在像前一个发展阶段那样，用一种单一功能取向的“现代性”思考模式来解决问题。台湾社会释放的自由空间让民间的声音得以随意地表达，原住民、弱势、女性、环保等权力意识慢慢觉醒，在人们生活的地方尤其是基层社会，民众逐渐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诉求。

然而一些新的问题又不断地在台湾乡村地区出现，社会风气的开放和经济的发展使得譬如大家乐、六合彩之类的赌博盛行，很多人不思耕种，一夜暴富的思想充斥在他们脑中。作为医师的陈锦煌意识到了这种社会现象将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影响，他看到了混乱的社会现状、迷茫的大众心理、不安的乡村习俗以及缺乏伦理的道德规范，大家失去了前进和奋斗的方向，对社会最有深远危害的是——儿童会模仿赌博并参与其中。1987年6月，创办云门舞集的林怀民回新港的老家公演，他亦很想保留家乡淳朴的民风，于是和论辈分应称为“叔叔”的陈锦煌联合成立了“新港文教基金会”。陈锦煌说：“当时我们成立基金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至少可以发现一个在这种变动的时代，做人基本的价值。希望从文化教育的角度，那在不安的时代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重新建立道德，重建对自己土地的，对自己生活社区的一个信仰——找寻到一套的我们所谓的可以有序的，大家可以心灵寄托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秩序。”

从那之后，新港文教基金会从文化和历史传统的角度切入举办了相应的活动，并重新找回了一个地方特有的文化气质和自信。基金会活动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将变迁中的新港移民社会变成每个新港人自己的家乡，其社会意义对整个台湾都将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