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社运到社造，一次华丽的转身

因为历史的原因，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受日本的影响很深。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兴起“造町运动”，以景观为切入点，发动社区居民，共同改变社区的风貌。卢思岳介绍说，台湾以前也有过社区政策，是从联合国引进的，称为“社区发展”（community development），时间大概是在20世纪60到70年代。可是后来他们发觉，一个社区的发展，还是需要“软件”的，即人的改变。1994年底，受日本“造町运动”的启发，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文建会”）的陈其南先生提出了“社区总体营造”的概念。至今，社区营造在台湾已经发展了二十多年。

但是，台湾地区并不能直接照搬日本的经验——社会文化特性的差异导致了社区营造策略的不同。日本大和民族强调集体主义，“喊一声大家就都下去清理水渠了，好像不从众就会被排斥”。相比之下，华人社会中个人色彩就重一些。为了激发居民的兴趣、号召大家进行社区营造，社造工作者不能用说教、更不能用强迫的方式，而是需要运用很多的“花招”和技巧，想出五花八门的策略来推动这件事情。介于华人社会的相似性，卢老师说：“台湾的经验对大陆会比较好用。”

在台湾当局大力支持社区营造的社会大背景下，卢思岳实现了从社会运动到社区营造的华丽转身。这位习惯于激烈抗争的硬汉终于找到了另一种改变社会的方式，家人们也不用再为他担惊受怕。

卢思岳说，选择社区营造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看到了社区营造作为改造社会的方式之一其独特的优势。因为在体制内运作，它不仅得到了政府的支持，还能依托政府，获得很多的资源和补助。更重要的是，相较于直接冲击体制的社会运动，社区营造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温和”二字——没有很多的抗议、没有很多的抗争。“为什么它必须相对要温和？因为它先天就有着幸福的样子。”他给出这样的解释。社会运动中，抗议者接触的对象是一群素不相识的人，比如警察，因为不曾谋面而且将来的生活也不见得会有交集，所以抗争行动就像一锤子买卖，容易变得激烈，双方都很少顾及人情颜面。而社区营造就不一样了，大家住在同一个社区里，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居，双方即使有些意见，也不至于把关系弄得很僵。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台湾大致经历了社会运动兴起、兴盛，然后向社区营造转变的过程。卢思岳说，如果不是社会运动对重大议题的正面冲击，台湾很多东西是不会改变的。例如，以前设立的“经济部”，保护的是资本家的利益，正是因为有了劳工运动，政府才成立了保护劳务劳工的“劳委会”。同样地，正是因为有了环保运动的冲击，政府才成立“环保署”。但后来人们渐渐发觉，社区营造似乎是一种更为合适的方式，它更加温和，可以走得更加长久。

社区营造的主体也和社会运动不太一样。虽然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有时可达数万之众，但是彼此之间的关系却很少，因为社运的操作模式一般是以议题性操作为导向，对同一个议题感兴趣，或是有着共同目标的人才会聚集在一起，所以社运的参与者大多是不固定的。上街头的时候可以有十万人，但运动结束之后，大伙儿又四处散开，不知道同伴住在哪里，甚至不知道彼此姓甚名谁。互相熟络的，大概就只剩下社运团队的几个核心成员。

而社区营造就不一样了。因为以区域性议题为导向，参与者人数可能不如社运这么多，但是参与群体基本是固定的——就是这一片的居民。大家生活在一起，每天都要见面，不仅知道彼此是谁，甚至连彼此的亲戚朋友都认识。碍于人情面子，彼此的关系相对社运要温和很多。而且，因为探讨的都是自家社区的事物，从参与的“密度”上看，社区营造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人参与其中。

更重要的是，除了反对跟抗议的声音，社区营造在“破”之后，还有一个“立”的过程。它呼吁大家共同来关心自己生长的土地、自己生长的社区和自己生长的故乡。从“营造”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出，这是一项带有建设性和创造性的活动，需要大家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建设更美好的家园出谋划策。

相比于社运，社造的进度或许是缓慢的，但是它却能真正扎下根来，成效深远。而且，社区营造有利于社区公民意识的培养。“社区营造，它是在培养社区公民。没有社会公民，就不会有社会和谐。先从你自己的土地、周边来关心起，然后你才会去关心重大议题。你看看很多政治人物发动民众，都是很大的议题，什么经贸政策，什么核电站要不要办……你自己家里旁边的水沟都很臭，你们社区脏乱点那么多，为什么不把它弄干净呢？”卢思岳如是说。

那么，卢思岳究竟是怎么做的呢？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石冈，去看一看那里发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