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笔者选择“家族的记忆与认同”这一论题，最初源自对宗法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地位问题的思考。钱穆先生曾云：“欲治中国之政治史，必先通中国之社会史。而欲通中国之社会史，必先穷中国之宗法史。”[1]宗法制度及其文化形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从原始社会开始，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这让人类社会在初始阶段就具备了一定的宗法性。我国的宗法制度形成于商朝后期，到西周时发展成为了一种基本的社会政治制度。它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父系家长制为内核，以大宗小宗为准则，严格地推行嫡长子继承制，将父系宗族中的血缘亲属关系与政治结构中的尊卑上下关系相结合，使贵族的等级关系最终得以法定化。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以后，这种宗法统治体制已经逐步瓦解，然而，在诸子思想，尤其在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之中，这一制度的内容与观念还是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与改造。秦汉以后，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政权与族权进一步分离，除了帝王继统仍由皇族血缘确定之外，各级官员的任用则主要遵照“尚贤”原则的各种选拔制度来实现。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宗法制度的影响完全消除。由东汉到魏晋南北朝再到唐代前期，地权与政权紧密结合，门阀制度下特权地主阶层高度发展，人身依附关系随之强化，与之相适应的具有贵族特权的等级性宗法宗族制也得以建立。直到宋明时期，民间自发组织了以父系血统为中心，以族长、族谱、族规、祠堂和族田为特征的宗族制度。就是晚清之前，国家权力的正式设置也是止于县一级的，县以下的乡村还是由乡绅和宗族来共同治理。

从上面宗法文化的发展脉络来看，该制度最初是为士大夫阶层设计，却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最终为普通的民众所遵循和实践。然而，近现代以来，随着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全国各地的宗族大都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以及国家对民众精神领域控制的放松，大规模的家族文化活动才得以复兴。这一时期，宗法文化所沉淀下来的心理特质仍然参与甚至主导了人们的社会生活。然而，进入21世纪，中国的许多乡村都出现了都市化的迹象，传统社会中宗法文化所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也一去不复返。那么，笔者就在思考，如果传统宗法文化所赖以生存的各个方面的外在条件都不复存在之时，民众的家族意识是否还可以得到延续？如果可以，那么他们的家族意识是如何得以凝聚的？这是本选题的缘起之一。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笔者翻阅了大量与宗族（家族）研究相关的资料，发现目前关于宗族（家族）研究的理论储备与资料积累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这些材料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学者们大都将目光集中在了我国东南的福建和广东一带，对北方的宗族（家族）研究较少；第二，学者们所关注的多是传统意义上的典型宗族（家族），多从宗族（家族）的外在表征（如祠堂、族谱）等出发，注重于平面的、结构性的探讨，对多向的、动态性的家族形态关注不多；第三，学者们所研究的宗族（家族）大多处于一个成熟、稳定的社区环境之中，对那些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动荡社区关注不够。正是基于对宗族（家族）研究的上述特点与缺陷的斟酌，笔者试图找到一个新的研究区域和恰当的研究视角与理论工具。这是本选题的缘起之二。

首先，在研究区域的选择上，笔者试图离别东南，力求提供一个新的区域家族个案。据笔者现已掌握的文献资料，陕北地区的家族组织在历史上的确存在过，尤其在清代中期以后，陕北人口大增，人们聚族而居，家族组织也日渐完备，在当地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目前，罗红光、郭于华、秦燕等学者就曾对其进行过调查研究。在本书中，笔者所选取的艾氏家族系陕北地区的名门望族，艾氏家族的主姓村——西村近年来也由于丰富的地下资源、县城的扩建和土地的买卖、房屋出租等原因，在民俗文化层面与经济生活层面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其次，在研究视角的锁定上，笔者从“族群认同”方面的一些理论中得到了许多启示。有学者认为，族群认同是族群最为基本的构成要素，它是社会构拟于某一人群的边界制度。笔者认为，“家族的认同”也是如此，只要家族成员在互动的过程中能够保持对家族的认同，那么，不论是祠堂、公产这些家族的外在表现形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都不会影响到家族内部的维系与统一。笔者认为，“认同”视角下的家族研究，不仅可以解释不同时空中家族外在表征上的差异，而且，还可以更好地回答现代社会中的家族变迁及其发展趋势等问题。最后，在理论工具的采用上，社会记忆理论给了笔者极大的启示。正如哈布瓦赫所认为的，任何家庭都拥有一套相对应的集体记忆，其实家族也是。这些家族记忆，或者表现为有文字记录的史料；或者表现为以实物形式出现的祠堂、坟墓；或者表现为口耳相传的故事；或者表现为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与实践，等等。笔者认为，这种种的表现形式作为文化传递的手段，都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成员的认同与家族的凝聚。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笔者最终决定以“家族的记忆与认同——一个陕北村落的人类学考察”为题。笔者认为，本书所要研究的问题是：在一个处于传统与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动荡社区，家族的认同是如何得以凝聚和实现的？家族的记忆在家族的认同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家族认同的核心是什么？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家族的命运将会如何？

笔者认为，本研究至少具有以下的学术意义。从理论意义上来讲，第一，本研究选取了新的调研点，这是对长期以来宗族（家族）研究以东南地区为主的一种开拓；第二，本研究将在“家族认同”的视角下，以“社会记忆理论”为分析工具，这将是对现有宗族（家族）研究成果的一个论证与反思。从实践意义上来讲，长期以来，学界对陕北地区的家族关注相对较少。据笔者对现存文献资料的查阅与当地人民生活的考察得出，这种状况的造成是与1949年以前陕北地区多次的社会动荡造成了家族文献资料的遗失分不开的。此外，陕北作为革命老区，当地的家族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阶段内被看作是封建势力的残余，人们对其态度是极为敏感的。笔者认为，本研究将会勾勒出陕北区域文化的一个重要层面，这对陕北区域文化的研究与把握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