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的记忆与认同:一个陕北村落的人类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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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人类学研究的点滴印象——我的读后感

石英

人类学的视野总是开放的。这是我对人类学一直以来的印象。因为,它所呈现的“作品”大都不是一种生硬的概念堆积和“完整”的结构,而是一连串情节生动的故事,是由鲜活的文化黏合起来的社会活动、环境、人物和他们的过去、现在,甚至还有未来。当然,这只是一个外行的认识和感觉。在看到我院青年科研人员高萍博士《家族的记忆与认同——一个陕北村落的人类学考察》一书后,这样的认识和理解更加深刻了。你看,在这个看似陈旧、常规、传统的议题下,在不多的篇幅和文字中,却活跃着理论的思考、历史的发微、现实的观照和未来的憧憬。它令每位读者都可以沿着作品所呈现的脉络,轻松地走进人类学的殿堂,体会陕北家族文化记忆与认同的情景与画卷,感受自己意识到的和可能意识不到的这样一群人的生命轨迹和心路历程。从而,透过这种不一样的学术氛围,呼吸人类学的空气,感受研究者厚厚的黄土情感,并且从这一连串的认同故事中,体会文化的多样性,凝聚和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人类学的研究取向和它生动的呈现方式一样,往往会将刻板的议题变得有趣而丰富。本书的研究者在“离别东南”研究理念的引导下,将自己对家族文化的关注点聚焦在了陕北。于是,开始用自己的双脚丈量人类学家族研究新的空间。这也是她“黄土情怀”的折射与投影。作为从小就生活在陕西的年轻博士,她的课题意识、设计方案、研究过程,以及围绕这一研究主题引发的一系列想法和做法绝不单单是学术意义上的简单选择。其实,在这样的选择背后,还蕴藏着一种自我文化认同、学术理论自觉和社会的责任感,是一个发现生活空间、“净化”心灵和修复精神创伤的过程。正因如此,研究者才更看重陕北区域家族文化,更看重社区人的记忆、口述和行为。她调动了自己的情绪、感情,当然还有过硬的学科知识,用一系列“深描”的手法围绕家族文化的延续与演变展开了“备忘录”式的参与观察、翔实记录和深度解读。她是一位研究者,更是一位体验者,一位行动实践者,她将自己对乡土的情怀浓缩为人类学常常提及的“田野情感”。于是,不同的研究题材,在她那里即刻变成了有血有肉的剧情、剧本,变成了故事和史诗。身临其境,将人类学演绎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学问,社区人的学问,走向人民的学问。用她的话来说就是,人类学是一种态度,是人与人、心与心、情与情的交流和融汇。我想,或许正是人类学者的这种田野情感和田野力量才塑造出了这样的学术画卷和打动人心灵的学术效果。

中国家族发展变迁的相关研究实在是太多了,这大概是由中国人类学村落取向的研究性格决定的。于是,问题也就来了。如何在这样的研究中不再沿袭西方的理论,复制习惯使用的结构,追逐成套的话语体系就不再是一种对学科创新的尝试,更是对村落文化精神脉络的探索。本书的研究者在这方面做了耳目一新的“处理”。比如,对“五服概念”的学术化阐释,并将五服现象作为家族研究的一个重要窗口,而“系谱图”的运用则将口述资料与实物、遗迹整合,从另一个视角解读了当代家族研究中需要关注的核心议题。她通过家族形态与生活变迁场景的对比,建构出家族文化延伸的画面感、真实感,并试图在这种反差中使研究真正落在“人”及其需要上。在强调主体性的同时,揭示了家族文化发生、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这也是本书吸引我的一个方面。

家族文化是被建构的。如何呈现研究成果,不同的研究者会选择不同的方式。在巡礼以往的研究成果之后,本书作者选择“门户”“五服”“家庭”“轮值家庭”和一个个典型“日子”等作为浓墨重彩的突破点。因为,她看到了现实研究成果中挥之难去的“静态”感和“结构”。她试图透过一种“动态”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实现研究者身份的空间换位、家族研究中的文化“穿越”。她用“滚雪球”的方式发现一个故事背后的另一个故事,为揭示家族文化的象征和意义努力挖掘历史与现实资源,并将这些资源灵活地、合情合理地组织在不同的写作部分。她在书中大量地运用了“社区的语言”。她知道,文化的“翻译”不可避免地存在致命的局限和缺欠,一个细小的误读和“他者”的表达都可能带来难以挽回的学术困扰和道德自责。也正因如此,在本书中所看到的,可能并不是学术界习以为常的、几乎成为定式的抽象概念、分析逻辑和结构呈现。相反,我们可以在书中的家族、家庭和人物,及其实践和活动中发现原来生活的世界是这样的。这就是人类学,追求一种自然、简单、生活中的人类学,一个在社会脉动中理解人类社会的学问。

“实践”的意义在研究者看来是十分重要的。她在实地考察中似乎是悟到了事、物、人之间的关系。如何让这些被人为切割的有机联系黏合,并且和谐起来,研究者在纷杂的概念中,在文本、实物、口述、记忆的链接中终于找到了探索这一核心议题的思路,这就是实践性。作为实践的人类学绝不可能是一说了事的、被搁置的原则,它也不仅仅体现在实践的认识论层面,还要落实到实践的方法论和操作层面。于是,身体实践成为研究者开启家族研究大门的一把有价值的钥匙。当然,她并没有局限在身体实践的“痕迹”中,而是自觉地走出精英思维下自我封闭的圈子,面对生活的场景,以阅微的心态和努力发现历史与现实的关联,发现家族观念及其行为的新的生长空间。她或许在研究之初并不能完全认同“身体实践”对人类学的意义,但是,她在经历了有关田野实践的不断反思之后,幸运地发现某个仪式、不起眼的场景,甚至是偶尔听到的唢呐声都激活了她研究的灵感,推进她的研究越来越清晰。实践为她的人类学研究开辟了希望,带来了收获。

人类学研究的目的不该仅仅停留在拓展新的研究领域,试验新的研究方法,建构一套新的研究理论。如果是那样,一些研究者早就做到了,或者即便没有做到,那也是圈内人玩弄的学术游戏。如此,也就意味着人类学学术与社会活力的丧失。本书的研究者与大多数同行一样,敏感地意识到他们需要共同具有的职业素质和社会品格,也就是回答时代命题的使命和能量。家族研究实际上同认识和引导中国的社会变革,同当下实践中的社会治理创新密切相关。作者在本书的结尾部分,以乡村治理与家族文化为题展开了讨论,它不仅进一步扩大了学术研究的话语空间,更为我们在厚重历史印记中开发完善社会治理的逻辑、策略开辟了新的、可供参考的路径。由此我又想到,社会科学研究的使命到底体现在哪里?其实就在一点一滴的研究成果中,路就在脚下。此外,在本书中,还会看到有血有肉的、接地气的家族图像。这些图像其实就像一杯清水,看起来清澈、透明,喝起来甘甜、可口。这是因为,作者一直是以简洁、质朴的话语对社会事件发生的现场进行直观的白描,用明晰的观点解读文化现象。这样的阐释和书写来源于研究者自身的经验和感悟,而这样的呈现也会为每位读者带来更多的灵感和启示。

作为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还隐隐约约意识到人类学正在进入到一个凸显本土经验、弘扬本土故事的群星璀璨的时代。以上可以说是一个不够规范的读后感,也是对一个年轻学者的学术印象。她的研究和探索还在继续。期待在若干年后,她的学术研究更加成熟。这种成熟,应该体现在思想上、表达上,更应该体现在对日常生活的感受中。文化自觉是每一位人类学研究者应该具有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