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艾氏家族在陕北[10]

本研究选取的艾氏家族分布于陕北中东部的米脂、子洲、绥德等县。下面笔者将以史料和遗址为出发点，特别展示艾氏在陕北历史上的家族概况。

一 艾氏家族概况

明代中后期，陕北地区民族矛盾纷扰，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人民岁无宁日，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正是在明王朝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情况下，米脂艾氏却成了陕北地区的名门望族，当地至今仍然流传着“明艾清高民国杜”“米脂的艾家，绥德的蔡家”的俗语。

目前，笔者搜集到的有关艾氏家族的史料散见于：《米脂艾氏宗谱》，清康熙年间手抄本；宁养气纂，《米脂县志》，清康熙二十年本；艾质猷等纂，《圁川艾氏宗谱》，清道光十五年手抄本；李熙龄纂，《榆林府志》，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高衍功纂，《圁川忠孝节义传》，清同治年间刻本；高维岳纂，《绥德直隶州志》，光绪三十年刻本；高照煦修，《米脂县志》，清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高照初修，《米脂县志》，民国三十三年铅印本；《米脂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榆林地区志》，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艾有为主编，《米脂艾氏宗谱》，1999年版；艾有为主编，《米脂艾氏宗谱·增补本》，2002年版，等等。

据史料记载与族人们口述，在陕北米脂，从明代以来就有“老艾家”与“小艾家”之分。据说，“老艾家”的祖先是从四川来陕北做官的，他们定居较早，但在城内人数不多，只有十几户，不足百人；而“小艾家”则是从山西迁来的一支，他们定居较晚，但其族人遍布于陕北的米脂、子洲、绥德和延安等县市。在本研究中，只涉及“小艾家”的家族状况，在此作以说明。

1.人口状况

据艾有为主编的《米脂艾氏宗谱》中记载，明朝天顺年间（约1463～1465年），艾氏始祖旺公由山西离石来米脂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他救危济困，悉心佛事，世人以为有潜德，故尊他为“处士”。到了第三、四世，艾氏人口发展到19户，40余人。据《延安府志》中记载，弘治九年（1496年），米脂有“户：十三里之民占籍者，凡1648户，口：丁口16470口”。[11]到了嘉靖年间，米脂全县人口为32989人。[12]据家谱中记载，其时艾氏族裔已经繁衍到40多户，200余人，其中，有功名者40余人。[13]至清康熙年间，艾氏人口则有了更为明显的增长。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芳曾公编纂的《圁川艾氏宗谱》中，收入了艾氏前十一世的族裔，共780余户，3120余人。到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朝廷规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年间又推行“摊丁入亩”，适时的人口政策与相对宽松的田赋征收制度则促进了该地农业生产的发展与人口的递增。据《清末民初的陕北社会》中记载，在清代人口政策的影响之下，米脂全县人口较明末增长了3～4倍。[14]而到了民国年间，该地人口的增长则较为缓慢，“民国元年（1912年），米脂全县人口为98583人，至民国23年（1934年），全县人口上升到131290人，此后两年较前有所下降，到民国26年（1937年）又上升为155610人，民国29年（1940年）为28708户，163467人”。[15]从这一系列不连续的数据可以看出，从清朝到民国，整个米脂县的人口增减是有所波动的，然而，艾氏人口一直呈现出了上升的趋势，时至今日，“据不完全统计，艾氏族裔在全国范围内散居约3万众。而在陕北的米脂、绥德等地就有艾氏族裔两万余人”。[16]

那么，既然在陕北境内有这么多的艾氏族人，他们的分布状况又是如何呢？据清康熙七年（1668年）毓元公所撰的《初修宗谱序》中记载，艾氏人口四世以前，集中分布于米脂县的万丰里辖区（即今银州镇）。明嘉靖之后，随着土地私有化的加速以及艾氏人口的递增，则逐渐向双泉、升平里等其他几个辖区迁移。[17]尤其在清代之后，人口居住的密度越来越大，艾氏人口则逐年迁徙至榆林、延安等县区，散布于这些县区的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村庄之中。时至今日，则形成了幅员广而人口多的格局。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种分布格局的形成是与陕北特殊的区域自然文化环境分不开的。通常，在人地关系中，“人”是最为活跃、能动性占主导地位的一方；而“地”即自然环境，却并不总是处于被动地位，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制约甚至决定着人类的活动方式及其结果。明清以来，陕北地区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发，加之土地高度集中，农民赋税多、徭役多，往往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之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就成了当地社会的真实写照。在这种情形之下，民众们不得不大规模地逃往他乡，以求活路，这也算是他们在走投无路时所采取的一种积极向上的自救方式。池子华曾提出，农村向城市的向心运动和从农村到农村的横向流动构成了近代中国流民的两大基本流向。[18]陕北因为地处偏僻，交通和信息的传达极为困难，灾民们对于大城市的理解也还非常贫乏，因此，他们便将周边地区作为逃亡所选择的对象。通常，“西口”和“南路”即陕北灾民的两大逃往区域。在这里，“西口”即指长城以外的内蒙古西部地区，“南路”则指榆林以南的延安。陕北当地学者认为，陕北文化正是以绥德、米脂、子长为中心向南北辐射的，[19]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具体到艾氏家族的分布，“走南路”则成了其主要的流动方向。因为清末民初之时，延安诸县人少地多，这样，一遇灾荒之年，分布于陕北中东部的米脂、绥德等县的艾氏族裔就自发地向延安诸县迁移。尽管从迁移的路线上来看，有迁出再迁回的，也有从甲地迁到乙地，再由乙地迁到丙地，也有再由丙地迁回原籍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一个家庭的迁徙，往往会带动其他亲属和族裔们的迁徙。这样，处于家族势力较为发达地区的艾氏族裔就将他们家庭和文化习俗带往所到之处，扎根发芽，开花结果。

2.文化教育

从上面的论述已知，经过明清两代的繁衍，艾氏人口已形成了较大的规模。然而，据笔者调查了解，艾氏家族在陕北之所以享有很高的声望，并不仅仅是因为其庞大的人口数量，更是与其独到的育人眼光分不开的。据道光十五年《圁川艾氏家谱·文集》手抄本中记载，“始祖旺公，积德深厚，再传而殷实，三四传而贵显，嗣是科名踵接，勋业灿然，节义文章，炳辉人寰”，“米邑艾氏称巨家焉。自有明以来，科甲连绵，代有伟人，其孝友醇谨，忠烈勋业，载之国史者昭昭也”，“米邑艾氏，为延绥巨族，子侄之蕃，勋名之显，绅士之众，盛自前明，嘉靖迄今三百年内，诸缙绅家，俱推为右，莫与比伦”。[20]邑岁贡生候铨训导王丕显在《皇清武举例授昭武大夫艾公墓志铭》中提到：“艾氏发祥之远，不惟邑人等景仰，即北边数十州县莫不素知矣。”[21]米脂儒学正堂张显渠在《艾氏家乘续增谱例序》中也提到，“……接见诸生，英姿如林，而艾氏子弟，尤多魁伟，盖其簪缨世族……”[22]总之，在诸多的家族文献中，像“艾氏为延绥望族”之类的话语真是多得数不胜数。

第一，从科举的角度来讲，明清两代，艾氏家族共出现科举学士300余人，七品以上为官者130余人，加封敕授品级者80余人。[23]据文献记载，艾氏二世祖文吉公为太学生，三世祖茂公为太学生，芳公为贡生。四世希淳公曾为明嘉靖年间米脂的第一位进士，他使得米脂学风大振，其个人也成了富家子弟所仰慕的对象。据说，他曾捐资在县城仓房院办过义学。而四世希仁公也同样关爱教育，兴教办学，他曾在“先师阁下轩豁洞为讲堂，时召族中聪颖子弟课读其中”。[24]史料中还记载，四世希清公、希淳公和希渊公共生13子，他们均为科举学士。除了希淳公，从明嘉靖年间至崇祯年间，艾氏家族还相继涌现出了杞公、梓公、自约公、郢胤公、毓初公5名文武进士[25]和泰征公、万年公、朝栋公、元复公、怀襄公、世隆公6名文武举人以及其他生员120余人。据记载，六世祖日昭公曾“因建书舍于羊肚湾，授之书日记数千言，矻矻不怠……艾君之贤，名著于乡闾”。[26]到了清康熙至道光年间，艾氏家族又涌现出了质素公、肇端公、嘉会公3名文武进士和之奇公、尔绳公、伯润公、达天公、肇炀公、崇礼公等13名举人，以及其他生员170余人。

第二，从为官的角度来讲，明代艾氏家族中的显要人物主要有：户部右侍郎艾希淳，山西按察司佥事艾杞，诰授正一品光禄大夫、提督京营总兵官、左军都督府都督佥事艾梓以及大同府总兵官艾万年，等等；清代艾氏家族中的显要人物主要有：广东饶平县事艾十奇，光禄寺正卿、后晋秩刑部左侍郎、授级光禄大夫、食一品俸禄艾芳曾，西安府礼泉县教谕、宁州学正、兰山书院山长艾恒豫，等等。[27]

可以说，明清时期像艾氏家族这样涌现出众多科举学士和文武官员的大家族在陕北地区实属罕见。艾氏先辈们正是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以“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的思想教育后人，最终才使得族中大量子弟得以步入仕途。而到了清末民初，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军阀混战、政局摇曳的变革时期，陕北的艾氏族裔则依然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他们很快投身到了轰轰烈烈的红色革命当中。新中国成立之后，又有一些族裔成了党的重要领导干部，还有的成了科技、教育、文化、经济领域的杰出人才。时至今日，虽然其列祖列宗的创业精神已被后人日渐淡忘，但那些流传下来的家谱与埋在地下的碑石记载，依然见证了艾氏家族昔日的显赫与辉煌。

3.经济结构

在传统的陕北社会里，滞后的交通限制了人们与外界的往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商业经济的发展。据民国时期的《米脂县志》中记载，“陕北各县无商埠可言，其接近蒙疆者，以熟易生利即随之。县境北不至归绥，东不近黄河，交通不便，转运维艰，经商者只务负贩居积，不思牵车牛远服，贾以故城市乡镇设肆县牌者不及百家”。[28]尽管如此，作为明清时期陕北的名门望族，艾氏家族中一些优秀族人还是涉足了商贸领域。据新修的《米脂艾氏宗谱》中记载，清末至民国中时期，艾氏族裔在米脂城内和榆林都有掌股或者与人合开的店铺：米脂县的有石坡口的“广信魁”“崇美祥”，旧南门的“裕兴厚”，西街的“义兴永”，东街的“泰源永”、“天和义”和“信义永”等。榆林的有“仁和义”，镇川的“集义长”等。其铺面主要经营百货、布匹、绸缎之类。尤其到了近代，经商已经不再是下九流的贱业，艾氏家族中也出现了许多善于管理和经营的商界骄子。据《榆林地区志》中记载，民国初年，丕荣公在陕北镇川立“集义长”为自家字号从商。他先从站柜台、收金做起，经几年磨炼，谙熟商贸营销，从事长途贩运，渐渐掌握行情。随后又与其三弟瑞亭公在镇川一带收购毛绒、皮张，批发运销至天津口岸，生意盛极一时，成为陕北巨商。与此同时，他们购置地产，设绸庄，兼营土地以求保险。[29]新修的《米脂艾氏宗谱》中记载，崇德公还涉足了制药行业，他的字号“广生堂”中以“珍珠八宝散”“英神善救丸”“英神止痢丸”为主，赈济民众，名扬榆绥。[30]

在明清时期，虽然艾氏族裔中一些优秀族人涉足了商贸领域，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以农为生仍然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因为陕北自然环境恶劣，生产力水平不高，民众们抵御生活风险的能力极低，遇到突发事件之时，他们就不得不典当、抵押或者出卖祖上积累下来的田地，以获取生活的必需品。同时，由于同族优先权的存在，这也造成了家族内部的贫富分化。可以说，在该地，族内许多大地主所聚敛起来的土地即为同族中人所失去的。地主由于拥有了大量的土地，也就拥有了生存的保障与至高的地位，他们正是因此在整个家族中拥有了支配他人的能力。据家谱中记载，明清时期，艾氏的一些富裕者就拥有较大面积的土地，但当时族中富裕者收租的观念并不严格，如果遇到了荒年或者灾年，他们不仅允许租户拖欠地租，甚至还可以全部减免地租。

然而，到了民国年间，艾氏族裔所拥有的土地规模就远远不及米脂县的其他家族，如马、常、高等姓氏了。据西村的老年人讲，这一时期艾氏大户所拥有的土地最多也不过两三百垧。他们的吃用也非常简单，主要是依靠勤劳和节约来把持家业的。大户的生活也是如此，更何况贫苦老百姓呢！据张闻天对米脂、绥德土地问题的初步研究指出，围绕土地，在民众之间形成了几种特殊的租佃关系。它们分别是：租种、伙种和按庄稼。[31]这三种关系或者发生在大地主与农户之间，或者发生在中农与贫农之间。他们相互协作，但当发生饥馑之时，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对抗。据《芝亭公轶闻点滴》手抄本中记载，在20世纪20年代，米脂就发生了西乡饥民进城“吃大户”的现象。在这个事件中，米脂城内的大地主都躲了起来，但是，艾氏家族十五世的毓春公并未躲藏，“饥民就把他当作了唯一能找到的绅士，绑在南门城楼上要粮食，后经群众证实他家确实未囤积粮食，他又是有名的大孝子，才放了他，平息了一场风波”。[32]

综上所述，陕北米脂艾氏在明清时期人口得到了大规模的增长，并且因为其为官者、取得功名者众多，所以，在陕北地区享有很高的声望和知名度。尽管如此，受区域自然环境的制约，大多数族人的生活状况还是比较贫寒，这也是历史上陕北家族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 艾氏家族活动

康乾时期是清朝的鼎盛时期，在这一阶段，艾氏族裔所主要分布的米脂、子洲等县战火和灾荒相对较少，社会秩序也较为稳定，农业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一时期，艾氏展开了修谱、建祠、祭祖和兴修文化景观等一系列光宗耀祖的活动，这些无不是当时艾氏家族兴旺繁荣与综合经济实力的重要体现。

1.编修家谱

自明代以来，艾氏家族曾多次修谱。据现存家谱记载，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艾氏四世希仁公自费买山凿石，创修文化景观“俱乐岩”，并在山顶上修筑了“祀祖祠塔”，他将艾氏前五世的名讳刻在了塔内的石壁上，这即是关于艾氏家族“世系”最早的记载。在之后的100余年中，艾氏未曾修谱。直到康熙七年（1668年），由七世毓元公主持，将艾氏200年间的“世系”初谱成牒。这次修谱的主要费用来自三门伯润公所施的祀田内，即祭祖以外的剩余部分。在毓元公为族谱所做的序言中提到，“吾家诗礼衍庆，甲第接踵，岂知祖先疏略，竟无谱以贻后人，意必始而有中叶亡失。第不知失自何代，何人……”“凡制书，有名取名有义谱何为而作耶！盖籍录也。录其世次，则知支派远近；录其爵秩，则知宗族盛衰；录其字讳，则知为已所自。出后之命名者，爰得避忌不致犯于先人。此人道之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睦族，谱所以不可不制”。[33]由此可以看出，毓元公此次修谱的思路是极为清晰的。在这部家谱中，他不仅收录了“世系”和少量的“敕命”，而且还规定了，“家乘理应二十年一小修，三十年一大修，以一世繁一世，必须重新更换，陆续添补……”[34]到了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十世芳曾公又在毓元公所撰家谱的基础上予以了续编，仍为手抄本，内容包括了“敕命”、“世系”和少量的“文集”，今日该家谱仍然在艾氏族人手中流传（如图1-2）。在编纂这部家谱之时，芳曾公还编纂了谱派十一世至三十世的序歌二十字，[35]其目的则在于“以便闻声而识其尊卑，意良深也，嗣后宜遵行之”。

图1-2 康熙本《艾氏宗谱》

此后，乾隆二十八年至三十年（1763～1765年），八世元益、九世生琦、十世尔绳、十一世涵等诸公又相继续修家谱。因此前家谱皆册页只簿，渺无定式，这样，十一世涵公则“仿欧苏之规，更立世系图一本，由一世至五世，由五世至十世，每五世一图，图中派衍支分家，各会集一处，清如列咎，子孙依次观览，皆能灼识其源流，门派且一展，而祖宗家族恍接一堂……”[36]，到了乾隆六十年（1795年），十一世质亮公又继承先人遗志，手录家乘。此时，十世尔洋公也命次子质模遍访族人，添补家谱，于翌年春，“汇为一部，订六本而成套焉”。[37]到了道光十二年（1832年），十一世质筠公和族侄肇商、族曾孙嘉谟受族长、坟会之托，则为理事之首，据《续修家乘序》中言，“……彼时即有修谱的愿望，但苦于无资，幸我同人协力赞襄，除祭祖而外，岁有储积……以祭祀之有，储补宗谱之不足。前修者俱属家藏，今续者并作公谱。凡我同祖各添子息，各认支派，庶散处而无迷踪之虑，觌面而认亲疏之分。阖族皆应为可。余三人犹恐忘有异议，即以吾堂兄质猷公所修之谱为准，而质猷公不辞劳苦，乐为成就，添叙批注，越三载而告竣……”[38]到了道光十四年（1834年），十一世质模公撰写了“谱例”20条。于次年（1835年），新谱终于撰成，内容可分为“世系考”（包括一世至十五世）和“文集”八卷（如图1-3）。为了避免“异族灭姓乱宗”之嫌，他们还附了一本“艾氏外族备考”，其地域涉及了直隶、山东、四川、湖广、江西、贵州、山西、甘肃和陕西等州县。[39]

图1-3 道光十五年《圁川艾氏宗谱》

在这此后的100多年中，艾氏家族再未出现过修谱活动，直到20世纪末，随着现代家族文化的复兴，这一局面才得以打破。如今，昔日保存下来的这些为数不多的家谱则作为一种被刻写了的家族记忆，它让今天的族中之人知道了自己的历史根脉和家族渊源，同时，也通过唤醒族人们内心中“同宗同源、同族相亲”的意识，强化了家族内部的认同。

2.修建祠堂

祠堂是宗法制度的物质象征之一。艾氏自明代以来，作为“延绥望族”，始设祠堂。前面已经提到，于明嘉靖二十三年，四世祖希仁公创修“俱乐岩”之时，就在岩顶修建了“祀祖祠塔”，塔为圆形，砖石结构，高约3米，内祀始祖旺公的牌位与画像。

直到清康熙年间，艾氏族人在米脂县城东街地藏庵后院的东边创修了“艾氏宗祠”，以此来祭祀祖先，教育子孙，使先人名讳、业绩不被遗忘。据民国《米脂县志》中对其记载，“艾环洲捐宅修庙之功德，后改为合族宗祠”。此宗祠共一间，进深约4.5米，宽6.5米，内置壁龛（如图1-4）。又据道光年间的《圁川艾氏宗谱》中称，清嘉庆七年（1802年），礼部试赐进士出身、十二世孙肇端公为该宗祠题十七句长联：“十数世至于今棣萼瓜绵裕后昆全凭心地，百余年代有作鹏飞萼荐绍祖德还是书香。”[40]又据民国《米脂县志》中记载，“至民国26年（1937年），地藏庵内的艾氏宗祠被改为省立民教馆地址，艾氏宗祠移于西街三圣庙内，又无定河西官庄亦新建有宗祠”。[41]目前，地藏庵和官庄宗祠尚存，而三圣庙则在20世纪90年代因失火而倒坍。

图1-4 明代艾氏宗祠

“二艾祠”则为艾氏祠堂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据民国时期的《米脂县志》记载，它坐落于米脂城南八仙洞的岩前，创修于明季，清光绪末年重修，是为祭祀明进士希淳公和其堂兄处士希仁公而建。该建筑为3孔石窑洞，其窑顶恰好是八仙洞的院落，中窑外加挑檐顶棚，两角上翘，复筒瓦，额提“二艾祠”。[42]民国3年（1914年），米脂县长张骥见其破损，便主持重修，竣工以后，便以“二艾祠杂咏八首”来称赞希淳希仁二公之功德，并“以为雪鸿之迹，兼志景仰”。[43]据当地人口述，1945年解放战争之时，“二艾祠”曾一度沦为百姓防空洞和躲藏胡宗南部队侵袭的避难所。后来，因为修建烈士陵园、大量取石等，该处石窟和古建筑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

图1-5 官庄祠堂

官庄祠堂则坐落于官庄村后庄的半山间，它为3孔砖石结构的窑洞，与陕北民间住宅的布局差异不大，从外观上很难区分出该建筑为祠堂还是民居。该祠堂廊檐高于一般窑洞，中窑上额镶嵌着一块石板，题4个字，因在“文革”时期被涂，现在已经不能辨认（如图1-5）。据《陕北米脂艾氏宗族史略》中记载，该祠堂的中窑里原来用砂石板代替木质神主，在石板上镶刻着历代祖先的名讳，上额饰流云纹，从先祖旺公开始，按门次辈，分层安放着祖先的牌位。如今，这些牌位多已风化，被弃之于祠堂的南墙根，并散乱地放置着数块碑石的底座。据官庄村民讲，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祠堂内的各种祭祀活动均以停止。如今，该祠堂已成为了民众的日常居所。

尽管随着历史的进程，昔日的祠堂建筑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繁荣景象。然而，作为一种文化象征的符号，这些被物化了的家族记忆仍然存活于族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它们还在不断激发和唤醒当代社会中族人们的家族意识与认同。

3.祭祀祖先

祭祖是艾氏家族中的又一大盛事。在陕北民间，向来有“穷搬家，富挪坟”之说。据家谱记载，艾氏祖先十分重视对坟园的选择。自明清以来，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出现，艾氏族裔中有一些人开始从事土地的租种与买卖，而这些族人从事土地租种与买卖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选购坟地或者祭祀祖先。在选购坟地之时，他们通常会请求阴阳先生进行指点，认为，“子孙出在坟里，富贵出在门里”。艾氏所选择的祖茔，无论是龙凤山、盘龙山，还是鱼梁山，都是当地人所认为的风水宝地。具体是怎么样的好法？笔者通过访谈得知，一来他们认为这些山的名字起得好，二来山形和山的走势也非常好。在族人们的心底，如果将祖先埋到了这些地方，后代就会特别地兴旺和发达。

有了祠堂和祖茔，为了祭祀祖先，还需要相当的资金积累，而陕北由于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状况，商业和手工业本身都不发达，这样，他们就只能依靠土地的收入来维持祭祖的费用。据家谱中记载，乾隆六年（1741年），有艾氏族人捐献土地120垧（一垧约为3亩）为阖族祀田，准族内人耕种，但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因族内人不能按时提供租米，使祭典几坠，于是阖族公议，不许族内人租种此地，并于始祖坟前刻石成碑“为久远法式”。[44]由此可以看出，陕北族田的规模并不大，据族中的老人们讲，过去的族田仅能满足祭祖和救济族中极为贫困者之所需。

据史料中称，艾氏家族的祭祀礼典在一年之内有清明和寒食两次，其中一次主要在祖先的坟前，而另一次则主要在艾氏的祠堂之内。据族中老人们讲，艾氏家族的祭祖庆典在陕北相当地出名，不仅祭祖的场面十分庄重，而且祭祖的程序也十分繁复。家谱中称，在坟前祭祖之时，族人们将牲猪、献禽供于祖先们的坟前。族裔们则按照辈次进行排列，长幼有序，三世以上皆九拜礼，提督（五世梓公）则五拜礼。除了祭拜，族人们还要往祖先的坟头撒五色纸片，当地人将其称为“别纸”，用“别纸”代表“百子”，象征家族的人口将会兴旺发达。[45]在祠堂祭祀之时，族长则会主持宗祠祭祀，届时供桌上摆满祭品，族人们相互簇拥，长幼咸聚，香火缭绕，表达遵循祖先遗训，铭记祖上恩德，追远报本之心。另外，在祠堂之内，除了每年一次的祭祖仪式之外，族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冠冕、婚嫁、丧葬等人生的重大礼仪亦在祠堂内举行，就是族人犯了罪也是在祠堂作以处置的。据《米脂县志》中称，一般祭完祖先之后，族人们还要备餐一顿，按户均分，这代表了祖先的赏赐，餐饭则多以干炉、油饼、果馅、肉酒为主。[46]陕北地区向来贫困，一次祭祖即为族人们在寒春困月时的一次接济，这往往也是外姓人对艾氏家族的羡慕之处与艾氏族人的骄傲之处。

族中大事的处理与商议是祭拜祖先之后的又一要事。首先，在这一过程中，各门各户都要报丁入谱，从此，入谱的男丁就会享有本族的权利与义务。同时，还要确立宗子的祭祀权与家谱的保管权，肯定族长对族产的支配权、对族众的惩罚权以及对婚姻的干涉权，等等。最后，还要公示祀田的收入、花销以及所缺的经费，有了这个账目，族长就可以将其作为资助贫困族人或者募化资金以备下次祭祖的参考。之后，“祭典执事之例，以及祭费多少，祭礼的轻重，执事子孙等一切规要皆泐于石，以为千秋祀典之事。”[47]

可以说，祖先的祭祀仪式也是文化上的一种展演。在历史上，在艾氏家族的祭祖过程中，族产、族田、族长等家族组织的组成元素都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据族人们回忆，艾氏的祭祖活动一直延续到了1949年以前，而后才逐步淡化为了民间的扫墓和上坟。

4.创修文化景观

文化景观的创修是艾氏家族对县城建设所做出的一项重要贡献。自明清以来，由艾氏族裔捐资、募集而兴建了俱乐岩、三圣庙、四角楼等一系列的文化景观，这些壮举至今为该县的民众所敬仰。

据说，俱乐岩为艾氏四世希仁公于明嘉靖二十三年所创建，它为民国米脂八景之一。高自明曾在《俱乐岩记》中提到：“公淡于名利，自费买山凿石，为静修之地也，且自匾上曰：‘俱乐岩’。”[48]四世希淳公也在《创修俱乐岩洞记》中赞道：“乃危桥绝壁，复道凭虚，股栗不能成步，目骇莫敢下视者，窃谓山人所惧在是矣。过此，则启重关，探灵穴，炉薰袅雾，飞阁流舟，天接遥岑，霞明野渡，令人潇洒飞扬，澹焉忘归，宛然一洞天也。”[49]据《米脂县志》中记载，该处景观经过清代与民国的增建与补修，逐步形成了俱乐窝、八仙洞、孝子坊等十多处景观。在后来所修的诸景观中，“八仙洞”则为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希仁公因为民众祈雨而创设。据《圁川艾氏宗谱》中记载，“希仁公素于家堂供养‘八仙图’一副，是年春米脂大旱，希仁公向八仙祈祷得甘雨，使干旱之苗复苏，遂捐资开凿山洞”。[50]该山洞洞外接檐头瓦棚，洞内供奉有钟离权、吕洞宾、张果老、蓝采和、铁拐李、韩湘子、曹国舅、何仙姑八位神仙。据家谱记载，自抗战以来，俱乐岩日渐被损，到了20世纪50年代，因众人不断在此取石，逐渐将其炸毁，今日该地已变为一片废墟，大煞风景。图1-6即为民国《米脂县志》中所保存的该处景观的旧照。

图1-6 俱乐岩

地藏庵为四世希淳公为孝敬守寡多年的母亲（高氏，诰赠一品夫人）而修建的大宅院（如图1-7）。据说当时，希淳公为三品大员，在地藏庵的修建过程中，朝里有奸邪之人，在京告黑状，说希淳公贪污受贿，用不义之财，在家乡大兴土木，逾制营造宅第。后来，朝廷明察秋毫，认为希淳公为人正直，清廉爱民，不仅没有遭到降职，反而不久就以政声擢为二品大员。后来，该宅院为希淳公之兄希清公所居住。[51]据笔者调查，地藏庵为二进四合院，占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主体建筑坐北朝南，今尚存正殿5间，东西小房两间，东房原为艾氏宗祠。该建筑整体结构紧凑，布局合理，采光充足，为米脂县保存较为完好的一处明清建筑，现为米脂县印刷厂的厂址。

图1-7 地藏庵

四角楼为十一世质明公于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募集资金而兴建。据记载，这座四方形重檐三滴水角楼，高约18米，又建在9米高的城垣上，愈显挺拔高昂。民国《米脂县志》中曾有诗云，“玲珑突兀耸虚空，荡漾郊园面面风。雁字分飞檐左右，羊群斜绕路西东。河流北控长城险，山色南连大华雄。最好秋来凭栏望，满川禾稼雨潇潇。”据族内文化人口述，随着岁月的流逝，风雨的侵蚀，人为的破坏，20世纪40年代时该建筑已被拆除。图1-8即为民国县志中四角楼的旧照。

图1-8 四角楼

除了以上这些，据家谱中记载，在明清两代，米脂乡间及东、西、北街、十字街等处建有石牌坊[52]32座，而这30多座牌坊之中就有9座与艾氏族裔有关，[53]它们多竖立于米脂的主要街道路口，这无不体现出了艾氏族裔在米脂社会文化领域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因铲除封建礼教和县城扩建等，这些牌坊被陆续拆毁，而其上的对联题句则多收录于《米脂艾氏宗谱》，它们成了封建社会妇德、贞顺、忠孝最真实的见证，同时，也成了现代人认识和了解艾氏家族的重要文献资料。

综上所述，艾氏家族在陕北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地位，与南方的强宗大族相比，陕北历史上的家族象征物比较简陋。尽管如此，这些史料与遗址作为一种被刻写和被物化了的记忆，仍然在现代社会中延续了人们的家族认同。

在这里，笔者需要强调的是，陕北简陋的家族象征物设置是与其薄弱的经济基础分不开的。陕北地区农业开发本来就晚，加之自然条件较为恶劣，人们的丰年所得仅能维持基本的家庭生活，对于“饱于腹而涩于囊”的广大民众来说，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显然不是首选。没有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所得来的资金作为后盾，就不能进行规模生产，加之陕北各县与周边各州县距离较远，而且隔着大山大河，山路里数长、坡降大，交通工具也非常落后，民间的消费水平又低，这对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都极为不利。尽管也有一些产品除满足自己需要外也面向市场，但这也仅是养家糊口，并不能使家庭真正走向富裕的行列。

基于薄弱的经济条件，陕北有家谱的家族并不多，祠堂的修建也不普遍，和我国东南地区的家族相比，陕北的家族组织似乎不够完善。然而，这些对于家族来讲，都不是最为重要的，家族势力的强弱与该族的贫富并不发生必然的联系。[54]祭田的多少可能会影响到祭祖的形式，但不会改变祭祖的原则。祠堂是凝聚家族力量的重要象征，而祖先的坟墓与牌位也发挥了同样的功能。[55]

在特定地理环境的制约下，陕北人思想保守，小农意识极强，难以接受新鲜事物，从整体上养成了“穷不离乡，富恋家园，老实忠厚，勤俭质朴，处逆境能强忍，怒至极则难禁”的性情。虽然在灾荒时期，他们也不得不选择离开家乡，到别处谋取生路，但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陕北人内心所热望的依然是“三十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生活。恋家成了陕北人的一种人生追求，正是这种安土重迁的心理图式，构成了陕北人浓重的宗法心理观念。他们注重家族，村落大都以家族聚合，以“门户”而归群。[56]尽管这里的家族象征物设置极为简陋，但是，“尊祖报本”的儒家理念是先在的，他们看重这些与神明、与祖先、与户族、与己身、与后代相关的东西。[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