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共成立与妇女工作议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探索民族独立和国家现代化的产物。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伴随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晚清王朝的衰落，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面临着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现代化的重大历史课题。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给20世纪的中国带来历史性巨变。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虽然建立起来，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控制了政权，中国依旧处在贫穷、落后、分裂、动荡的局面。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中国新型工人阶级政党的建立孕育了历史性条件。1921年7月23日，伴随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推动下，经过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酝酿和准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正式宣布中共成立。这不仅是中国革命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而且开启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转折点。

近代以来，伴随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而深刻的转型，妇女解放问题成为先进中国人寻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现代化不可绕开的重要课题。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大规模入侵和欧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逐渐摧毁了绵延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统治秩序，严重冲击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性别观念，催生了以寻求男女平等为目标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以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为代表的农民运动，因为浓厚的小农意识和皇权意识，并不具有妇女解放运动的意义。以洋务派为代表的开明地主阶级，在30年的自强求富运动中，通过兴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传播了西方先进思想，培植了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中国女工阶层，但因固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无法突破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未能给妇女解放带来真正的进步。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维新派以西方进化论和天赋人权学说为理论武器，向封建纲常名教发起挑战，不仅明确提出男女平权思想，而且通过兴办新式女学，创办女性报刊，组建女子团体，开展不缠足运动，把妇女问题纳入维新改革事业的视野，促进了中国妇女的觉醒，体现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性。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推翻晚清封建帝制，创建中华民国的过程中，以西方民权学说为指导，倡导男女平等，关注女子教育和参政，进一步创办女刊和女子团体，积极动员妇女参加推翻帝制和争取妇女权利的革命活动，给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及至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民主共和制度遭到扼杀，传统封建道德以“尊孔复古”为旗号得到倡导，妇女解放运动经历了一段沉寂时期。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妇女解放成为知识分子批判旧礼教旧道德的重要议题，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得以大量译介到国内，成为知识分子认识妇女问题的重要工具。五四运动后，经过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又成为分析妇女问题的一种新理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将妇女解放与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密切联系起来，指明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是妇女解放的根本道路，号召妇女参加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社会革命运动，从而与反对阶级斗争，主张温和改良路线，依靠上层妇女展开活动的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划清了基本界限，赋予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不同于既往的显著特征。

建党前后，以李大钊、陈独秀、李达、向警予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凭借学习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较为系统地阐发了关于妇女问题的见解，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妇女运动，开创妇女工作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作为中国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逐渐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不仅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报刊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而且较早地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中国妇女问题。李大钊首先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经济角度观察妇女问题，提出妇女社会地位变化是经济状况变动的产物，指明“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1]进而，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分析了资产阶级女权运动与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的区别，指明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在于阶级解放：“我以为妇人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2]李大钊是早期共产党人全面系统研究妇女问题的杰出代表，他的有关论述表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逐渐放弃了西方资产阶级人权学说和早期新文化运动单纯反封建礼教的指向，开始转向从经济基础入手，通过阶级斗争寻求社会制度的变革，以探讨妇女解放问题。

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是早期共产党人探讨妇女问题的另一位代表人物。1920年，陈独秀针对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在《新青年》发表《我的意见》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强调女工问题实“乃是全中国的劳动问题”。[3]在次年1月发表的一篇讲演中，陈独秀鼓吹妇女问题实系“经济的不独立”所致，宣扬“女子丧失人格，完全是经济的问题”，号召社会主义是解决妇女问题的正确方向。“讨论女子问题，首要与社会主义有所联络，否则离了社会主义，女子问题断不会解决的”，“我今天所讲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因为女子问题有许多零零碎碎，不能解决，非先提社会主义，无以概括。妇女的痛苦，十件总有九件是经济问题，而社会主义不止解决妇女的问题，且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4]在陈独秀看来，妇女解放必须改革经济制度，而只有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方能完成经济制度的彻底改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妇女问题，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舍此之外别无他途。

这一时期，李达对运用马克思主义宣传妇女解放思想有过重要贡献。五四时期，李达在《新青年》第9卷第2号发表译述的《列宁底妇人解放论》，由其和李汉俊翻译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倍倍尔所著《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的某些章节，亦曾在《新青年》《妇女评论》上登载，对于这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名著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19年，李达在《女子解放论》一文中探讨了从原始社会到近代女子地位低下的历史根源，认为女权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财产制度的确立，指出“女子的地位，常随经济的变化为转移，女子也是‘人’，就当为生产者。这是社会所必需的经济要素，是左右个人的重要问题”。“如今要将女子解放，须先使他恢复物质上的自由。”[5]1920年后，伴随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深化，李达更为明确地将妇女解放与社会的根本改造联系在一起。1921年，李达在所译日本堺利彦《女性中心论》一书的序言中，大声疾呼“现在社会经济的基础已经动摇了。社会根本改造的大事业，横在我们面前，有志改造社会的男女们，彼此不可不有阶级的共存的自觉，共同携手参与改造事业，和那共同的社会的敌人奋斗，建设男女两性为本位的共同生活的社会”。[6]在《民国日报》发表的《女权运动史》一文中，李达通过介绍近代世界女权运动的发展史，高度赞扬了俄国妇女运动的成就：“俄国底女权运动史，简直可当作女子革命史看。因为俄国妇女们底运动，始终一贯都是带着革命性质的。”“真正的妇女解放”，“竟在劳农俄国首先实现了”。其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由此“社会主义与妇女解放的关系如何，做女权运动的人们大概可以明白了”。[7]在李达看来，中国妇女只有积极投身于劳动阶级的解放事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解放。在建党初期，李达作为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宣传妇女解放思想、培养妇女干部、制定妇女工作政策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8]

在早期共产党人中，向警予是中共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向警予早年怀抱教育救国的理想，主张通过创办女学，推动男女同校，发展女子教育来解决妇女问题。1919年12月，向警予赴法勤工俭学后，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新民学会在法会友的学习讨论，在同巴黎当局和华法教育会的实际斗争中转向信仰共产主义，逐渐认识到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妇女唯有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1920年，向警予认识到了财产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声明“这种制度，在理不应当存在”，“在势不能存在”。[9]在国民革命中，她的认识进一步提高，提出“真要达到经济独立的目的，只有把万恶的资本主义推翻”，“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是天造地设的伴侣”，只有“劳动解放了，妇女才得真正的解放”。[10]

早期共产党人的上述认识，表明先进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中国妇女问题取得了初步成果，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开创妇女工作的认识前提。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妇女历史地位的变化是经济运动的产物，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私有制；二是妇女的解放必须与劳动人民的阶级解放相结合，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通过社会制度的根本改造，建立社会主义，方能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在此，早期的共产党人已经初步将中国妇女解放的问题与反帝反封建、争取民主平等的政治目标联系起来，提出了妇女解放与社会革命相结合的基本主张，预示着中国妇女运动的历史转折。

除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理论影响外，中共妇女工作的开创也是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发展的产物。近代以来，女权运动蓬勃兴起，成为中共成立前中国妇女运动的中心。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在当时蜂起的众多社会思潮中，女权主义是讨论妇女解放问题的主要理论资源。大体来说，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的基本主张是在不推翻现存社会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妇女先争取获得教育权，再谋求在政治、经济和法律上的平等，最终达到妇女解放的目的。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早期共产党人认为中国应“以俄为师”，走苏俄妇女的解放道路。他们依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剖析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着力强调劳动妇女的解放是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呼吁将妇女运动的重点放在劳动妇女的解放上。李大钊指出，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关怀的“都是与中产阶级的妇人们最有直接紧要关系的问题，与那些靡有财产、没受教育的劳动阶级的妇人全不相干”，“两种阶级的利害，根本不同”，“两种阶级的要求，全然相异”，因此“女权运动和劳动运动纯是两事”。[11]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针对当时有人接受国外妇女运动的理论，将妇女运动分作“君主阶级”“贵族阶级”“中产阶级”“劳动阶级”四个等级的力量，提出将妇女运动由第三等级移向第四等级的主张。在这种分析框架中，女权运动被定为第三等级的妇人运动，而真正彻底的改革论者是第四阶级的妇人运动，也就是“妇人的劳动运动”。例如，田汉在《少年中国》上发表文章，比较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提出“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勃兴后，各国随之而起的女权运动，运动女子参政及开放大学，女子得同等职业”属于第三阶级的妇人运动，是不彻底的改革者，而“真正彻底的改革论者便是第四阶级的妇人运动，或谓之为‘妇人的劳动运动’”。[12]陈望道将妇女运动分为第三阶级（中流阶级）女人运动、第四阶级（劳动阶级）女人运动两大类，指出“二者宗旨很是差异，要求也不相同”：前者“目标是恢复‘因为伊是女人’因而失掉的种种自由和特权”，“是女人对男人的人权运动”；后者“目标是在消除‘因为伊是穷人’因而吃受的种种不平等和不合理”，“是劳动者对资本家的经济运动”。[13]针对当时占据舆论主流的资产阶级女权主义主张的改良倾向，瞿秋白更直白地阐明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在于实行“激烈的改革运动——革命——根本的改造”[14]。

由此，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在妇女问题的观点差异已经表露无遗，即前者从阶级革命的立场审视妇女问题，主张从阶级革命中寻求女性的解放；后者从性别的立场审视妇女问题，寄希望于现有制度下教育权、职业权、参政权的获得。

值得注意的是，对女权主义采取“联合”而不是排斥的态度，使其与劳动妇女的运动互为补充、互相促进，而又以后者为妇女运动的中心，是早期共产党人采取的基本立场。在检讨女权运动的得失时，早期共产党人富有策略地提出“女权运动与劳动妇女的运动，并不含有敌对的意义，而且有相互辅助的必要”，认为如果“多数劳工妇女在资本阶级压制之下，少数中流阶级断不能圆满达到女权运动的目的”，因此“专致力于第三阶级的女人运动，将第三阶级的女人运动看做是妇女运动的主体，却也不是一桩可以称许的事”。[15]到1921年下半年，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明确提出“女权运动的中心应移到第四阶级”，号召妇女“组织团体，加入无产阶级革命军的前线，努力反抗一切掠夺和压迫，从根本上去改造社会，建设自由平等的、男女协同的社会”。[16]

从辛亥革命后的国内政局来看，从下层民众也就是劳动阶级那里寻求革命的动力，进行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已经成为摆在中国革命政党面前的不可逆的潮流。将妇女运动的重心转向劳动妇女的解放，开展以动员劳动妇女参加革命运动为现实目标的妇女工作，因此成为中共建党初期适应中国妇女运动发展要求的产物。

如同中共成立与共产国际的推动密不可分，中共妇女工作的开创亦离不开共产国际妇女书记处的指导与帮助。1919年，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成立后，继承和发展了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关于妇女工作议题的历史遗产，进一步将建立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领导机构的问题提上日程。是年召开的共产国际一大，通过了《关于吸收女工参加社会主义斗争的决议》，但因为时间仓促，未能深入讨论妇女问题，更没有提出建立妇女组织的设想。[17]1920年初，无产阶级妇女运动领袖克拉拉·蔡特金草拟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提纲草案》，是共产国际指导妇女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它详细论述了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组织原则和领导机构，主张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下设国际妇女书记处，由3～5人组成，专门协调指导各国妇女运动和讨论国际共产主义妇女问题。同年7～8月，共产国际二大召开，由于蔡特金没有出席，大会没有完成讨论该草案的议程。7月30日～8月2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确定共产国际建立妇女书记处。

9月，列宁在与蔡特金的谈话中提出有关妇女工作的三点意见：一是共产主义妇女运动本身是群众运动，是总的群众运动的一部分，不仅属于无产阶级，而且属于一切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因此必须吸收劳动妇女参加革命斗争，“没有妇女就不会有真正的群众运动”；二是“决不能有女共产党的独立组织”，“女共产党员同男共产党员一样，是党的一个成员，具有同等的权利与义务”，同时“党必须要有机构”，“专门负责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使她们跟党保持接触，使她们受党的影响”；三是建议召开共产国际妇女代表会议，讨论妇女运动中的根本问题，同意蔡特金筹建妇女书记处的计划。[18]

在列宁的支持和蔡特金的热情推动下，1920年11月2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妇女书记处在莫斯科成立，蔡特金担任书记。1924年，改称共产国际执委会妇女部。为扩大国际影响力，其出版有机关刊物《共产主义妇女月刊》，1921年共产国际三大后改称《共产主义妇女国际》，1928年改称《共产国际妇女部公报》。至1943年6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前，共产国际执委会妇女部成为领导包括中共妇女运动在内的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中枢机构，主要任务是负责领导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妇女工作，团结劳动妇女完成共产国际提出的各项任务，吸引各国妇女为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苏维埃政权和工人阶级专政而进行革命斗争。[19]

共产国际妇女书记处成立后，它的指导原则和领导方式逐渐移植到了各国党的肌体中，塑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工作的基本模式。共产国际妇女书记处是在列宁、蔡特金推动下成立的，因此它的组织关系和领导方式符合列宁式布尔什维克的建党原则，是共产国际与各国党关系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共产国际为克服第二国际组织过于松散的弊病，根据列宁的意见，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方式，严格确立了共产国际与各国党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作为共产国际机构的一部分，妇女书记处亦遵循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并强调如下三点：一是共产国际领导各国党，各国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二是各国党内设的妇女工作领导机构从属于党，是党的工作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服从党的统一领导；三是共产国际妇女书记处与各国党的妇女工作机构不存在直接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1921年6月9～15日，第二次国际女共产党员代表会议召开，通过《加强妇女工作的国际联系以及共产国际书记处在这方面的任务》和《对妇女进行共产主义工作的方式方法》两个决议，奠定了共产国际领导妇女运动的组织框架。首先，规定各国妇女领导机构的性质，即“加入第三国际的各党，必须在各级党委会下面设立妇女工作部，并指派一名党委成员领导该部工作。妇女工作部不是各国共产党内的特殊组织，而只是为动员和教育广大女工参加争取无产阶级，实行共产主义建设而设立的机构”。其次，倡议各国党建立女通讯员制度，向“西方和东方各国的共产党提议，授权各自的妇女工作部选定负责的女共产党员担任女通讯员”，职责是“同其他国家女通讯员、主要是与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属的妇女书记处进行密切的情报性的联系”。再次，规定国际妇女书记处的组织性质、任务，指出“莫斯科的国际妇女书记处应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保持密切的组织关系，它在工作中受执行委员会的直接领导，并应与西方和东方各国的女通讯员保持极密切关系。国际妇女书记处特别关注那些工作松懈的无产阶级妇女工作部，认为她们的工作不符合共产国际的指导原则和规定。国际妇女书记处力求各国共产主义妇女运动具有统一的方向，并且关心在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组织妇女无产者的国际行动”。[20]

在这次会议召开前两天，也就是6月7日，共产国际三大通过了上述两个决议，决定“各国共产党于他们的组织之旁设立特别委员会，以宣传广大的妇女群众，并令在各国创立一妇女部”。[21]1922年1月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妇女书记处的提议，为贯彻共产国际三大的决议，通知各国共产党中央，要求他们采取下列措施以支持和推进妇女工作：（1）把自己出版的关于妇女工作的出版物（包括各国妇女组织的出版物）送交国际妇女书记处；（2）派1名中央委员指导妇女工作；（3）在党的报刊上开辟关于妇女运动的专栏；（4）与国际妇女书记处建立经常性的联系；（5）党校要招收不低于学员总数10%的妇女学员，并开设有关妇女运动的课程。[22]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共产国际提出的这些要求就无可争议地成为全党妇女工作的目标。

除了推广妇女工作的领导模式，共产国际为中共妇女工作提供的另一个重要遗产，是无产阶级政党在性别与阶级关系上应持有的立场。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初步解决了如下几个问题：（1）女工是不是工人阶级；（2）要不要将妇女斗争纳入阶级斗争之中；（3）要不要给妇女普选权；（4）女权主义运动与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区别何在。共产国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如下认识：劳动妇女是无产阶级中的一部分；无产阶级妇女运动是无产阶级运动中的一部分，无产阶级要领导女工农妇一起推翻统治阶级；妇女应该得到与男人一样的普选权；八小时工作制是包括所有女工在内的一切劳动阶级应享有的待遇等。就其实质而言，共产国际在阶级与性别关系上秉持的看法是性别问题从属于阶级问题，妇女应从阶级解放中寻求自身的解放，既不能以性别问题代替阶级问题，也不能在阶级解放过程中忽视性别问题。共产国际上述有关妇女工作的领导方式和基本认识，贯彻到了中共妇女运动纲领中，主导了中共早期妇女工作的路线。其基本方式有：（1）直接以会议决议等形式要求落实；（2）通过远东局、妇女书记处等机构下达指令；（3）通过东方大学、中山大学等培养中共干部，影响中共的妇女政策。[23]

正是根据共产国际的这些决议和指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就把讨论妇女工作、制定妇女政策、建立妇女部、发动女工运动提上重要议程。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时，对妇运工作“略略谈到大要”，因时间紧迫，“决定交未来的中央负责处理”。[24]鉴于党的妇女组织尚未建立，中共首先推动在上海颇有影响的中华女界联合会进行改组，以便在无党的妇女组织中施加政治影响。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签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等》，提出“关于青年及妇女运动，请各区切实注意；‘青年团’及‘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及章程日内即寄上，望依新章从速进行”。[25]该会改组后以争取女子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利、反抗一切压迫为宗旨，贯彻了中共将妇女解放同反对军阀、列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结合起来的政治主张。[26]在党的妇女机构成立前，中共暂时以女界联合会代行中央妇女部的职权。

为了贯彻共产国际三大的指示，1922年7月23日，中共二大通过《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中共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确定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阐明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任务和目标，并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些都对将妇女运动纳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二大通过的决议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以政党名义通过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也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表明了中共对妇女工作的高度重视。其主要内容如下。

首先，从世界妇女运动的现状出发，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使女性获得真正的解放，苏俄妇女的经验证明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完全实现妇女解放。其次，立足中国国情，分析了中国劳动阶级妇女的境遇，明确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的关系，提出中共当前妇女工作的目标是争取普通选举权及一切政治上的权利与自由，保护女工及童工的利益，打破旧社会一切封建礼教习俗的束缚。再次，按照共产国际三大的决议，决定尽快“创立一妇女部”，并在党的机关报上“为妇女特辟一栏”。[27]决议尽管内容简略和过于空泛，却已大体反映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时期妇女运动的纲领性主张，初步展现出无产阶级妇女工作的目标、途径和组织形式，规范了将妇女运动纳入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方向。

在二大前后，中共妇女工作已有所进展。为了指导妇女运动，中共着力推动培养女党团员的工作。中共创立时，全国仅有50余名党员，其中无一人是女性。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时，党员已经发展到195人，其中女党员4人。1923年三大召开时，妇女党员发展至13人。[28]到1924年6月，中共“全国各地之女同志，尚且不过20人，青年团女同志，也不过40左右，仅此60同志”。[29]受中共实力所限，早期女党团员数量少，且集中在党的活动比较活跃的北平、天津、上海、湖南、湖北等地。湖北发展的党团员有徐全直、夏之栩、杨之烈、袁博之、秦怡君等。湖南发展的党团员则有许文萱、杨开慧、张琼等。在欧洲，郭隆真、向警予、蔡畅等加入法国的旅欧支部。[30]早年女党团员的成长，既与她们接受新式教育或有海外留学经历，受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有关，也与她们所处的家庭环境和社会交际圈中具有进步思想的师长亲友的引导密不可分。

以几位富有代表性的人物为例，可知早期女党团员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发展的轨迹。作为中共第一名女党员，缪伯英（1899～1929）1919年7月考入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下，参加“工读互助团”，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她曾到北京大学旁听李大钊讲授的女权运动史、史学思想史、社会学等课程，阅读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后，思想发生大的变化。1920年11月，缪伯英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中共成立后由团员转为党员，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女工部负责人。刘清扬（1894～1977），1919年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与同学郭隆真、邓颖超等人积极投身天津的五四运动，1920年11月赴法勤工俭学后，于1921年2月经中共创始人之一张申府介绍入党，成为中共旅欧支部的发起人。[31]作为天津妇女界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邓颖超（1904～1992）早年在北京平民学校、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先后参与组织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天津各界联合会、觉悟社，1924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3月入党。郭隆真（1894～1931）赴法勤工俭学后，于1923年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1924～1925年入莫斯科东方大学短期学习。蔡畅（1900～1990）1919年与其兄蔡和森赴法勤工俭学，参加新民学会，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入党，1924年和李富春结婚，同年底由法国转入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张琴秋（1904～1968）早年就读于浙江石门振华女校，受到沈雁冰（茅盾）、沈泽民的影响，后入上海大学，1924年在上海入党，1925～1930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杨之华（1901～1973），早年在浙江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参加五四运动，后在上海《星期评论》社工作，结识向警予、王剑虹等人，1923年入上海大学学习，1924年经向警予、瞿秋白介绍入党，并成为瞿秋白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1901～1930）在父亲杨昌济及其学生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影响下，于1921年加入共产党，成为湖南首批女党员之一。山东最早的女党员黄秀珍（原名王辩），在父亲王翔千的影响下，先加入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1923年再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入党。

作为建党初期妇女运动先驱的向警予，更有典型意义。向警予（1895～1928），湖南溆浦县人，幼时受到思想进步的哥哥、湘西同盟会负责人向仙钺的影响，先后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周南女校读书，1918年参加毛泽东、蔡和森领导的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原有的教育救国思想逐渐转变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2年回国后在上海入党。在追求革命的过程中，向警予与蔡和森志同道合，结为革命伴侣。在中共二大、三大、四大上，向警予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四大后增补为中央局委员。向警予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位女中央委员，因在妇女解放思想的传播与妇女工作的开创方面居功甚伟，在中共妇女运动史上的地位十分显赫。在她牺牲后，杨之华撰写的纪念文章称其为中国共产党女同志中“最有决心、最富有经验、最肯忍耐、最努力、最热情的一位革命的‘祖母’”。[32]

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共第一批女党团员接受的先进文化教育，学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际锻炼，为她们登上中共妇女运动的历史舞台创造了文化、理论和组织上的有利条件。这些人作为中共早期的女革命家，不仅成为中共革命时期妇女运动的骨干力量，而且也深刻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妇女运动。

为贯彻共产国际三大的要求，建立妇女部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妇女工作的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一方面，共产国际的指示是政治上的硬性要求，另一方面，妇委亦是根据近代中国妇女“少组织、少觉悟”的现状，适应中国革命与妇女运动发展的客观要求而建立起来的。早期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毛泽东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从实现革命力量整合的视角，已开始关注“联合妇女”的问题，而党早期的妇运领导人更是从妇女解放的立场上表达自身的关切，如向警予认为“妇女本身有了组织，虽不能使自己的主张马上实现，也可使自己的主张坚卓不拔”；[33]杨之华则提出为打破妇女遭受的重重压迫“应该建筑一个妇女运动的大本营”，“就是组织能代表一切被压迫妇女做运动的团体”。[34]至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案》，专列“妇女运动委员会及出版物”一条，决定“为集中本党女党员之活动及系统的指导全国妇女运动，应设立妇女委员会”，以“在全国妇女运动中树立一精神的中心”。[35]这表明中共把妇女工作机构的创建切实提上了日程。

不过，由于史料匮乏，关于早期妇女部的组织与活动，难以展现具体情形。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共产党妇女部自二大首设后，以向警予为第一任部长，中共三大后则设立了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委员会，亦以向警予为第一任书记，但有关记述并不一致，至于妇女部的活动更是几近缺失。[36]从现有的零碎文献和彼时中共群众运动的状况中不难判断，至国共合作前，妇女部非常涣散，活动十分有限。

因此，中共虽然组建了中央层面的妇女部，但无论是人员编制还是活动能力，都不可高估。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看，各国党对开展妇女工作仍没有太大的热情，组建妇女部的工作遭遇党内的强大阻力。据1922年蔡特金在共产国际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披露，有些国家的共产党仍没有建立专门的妇女工作机构，有些建立后又解散，如波兰仍拒绝建立专门的妇女工作机构，英国也一再推迟建立类似的专门机构，苏俄竟然也没有独立的妇女工作机构，只是在党内指定专人负责领导女工。[37]这种组建妇女部的组织顽疾，以后也一直困扰着中共。在成立妇女部这一点上，中共似领先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但最初并未因其成立而使妇女工作有大的进展。1924年6月，中共妇女部在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一份报告中，坦陈妇女部的无所作为致使建党以来的妇女运动“至今尚无系统组织，而又不得党中的支配或指导工作”。[38]

为培养妇女工作者，中共还创办平民女校，为妇女运动储备力量。1921年10月，陈独秀和李达酝酿在上海创办平民女校，由李达妻子王会悟负责筹备工作。1922年2月10日，中共以上海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创办的第一所新型妇女学校——上海平民女校正式开学，李达任校长，设初等、高等两个班和一个工作部，共有学生20余人。教师有李达、陈望道、邵力子、高语罕、张守白、沈雁冰、沈泽民等，多数为共产党员。学生中包括丁玲、王剑虹、王一知、王醒予、高语英等。该校不仅每周专门讲解马列主义、政治时事与妇女切身问题，陈独秀、李达、张太雷、刘少奇、恽代英、陈望道、施存统等人曾都做报告，而且积极发动学生参加现实斗争，为妇女运动培养锻炼了一批骨干力量。此外，该校还担负着一项特殊的任务，就是掩护党的秘密工作和党内同志。事实上，这所学校因为陈独秀、李达的关系，与各地党组织发生了密切联系，“实际上就是党中央的秘密联络点”。[39]由于经费困难，上海平民女校开办不到一年就被迫停办。此外，在天津、广东等地区，中共亦利用进步团体开办了类似的妇女学校，如天津女星社分别于1923年7月、1924年6月创办女星第一补习学校和女星星期义务学校，对城市贫民妇女进行文化教育；广东妇女解放协会于1925年11月创办劳工妇女补习学校；女界联合会创办了女子工读学校、女佣学校，将劳工妇女作为平民教育的重点对象。[40]通过办学培养妇女干部，自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妇女工作的重要经验。

创办妇女报刊，加强对妇女的宣传与教育，是中共开展妇女工作的另一个着力点。1921年12月，中共以上海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创办第一份妇女机关刊物《妇女声》（半月版），由中央分管宣传的领导人李达负责，编辑主要为王会悟、王剑虹等，陈独秀、沈泽民等曾为该刊撰稿。该刊高举妇女解放的旗帜，宣布“妇女解放即是劳动者的解放”，主张“打破一切掠夺和压迫，取得自由社会的生存权和劳动权”。[41]在李达的主持下，《妇女声》以推动劳动阶级的解放、推动妇女参加劳动运动为主旨，宣传马克思主义，倡导男女平等，猛烈抨击军阀政府对妇女的偏见，号召保护女工与童工的各项权利，成为中共开展妇女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阵地。1922年9月13日，根据中共二大的决定，以蔡和森任主编的第一份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开辟妇女问题的专栏，发表了一系列妇女解放的文章，为劳动妇女运动大造舆论。1923年4月，邓颖超等人发起成立天津女星社，以“实地拯救被压迫妇女”，“宣传妇女应有的革命精神”，“力求觉悟女子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为宗旨，在《新民意报》开辟《女星》副刊，以探讨妇女解放的根本问题为己任，被赞为“女子的明星”“妇女运动之指路碑”。[42]此外，共产党人还在《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妇女周报》等刊物上拥有较大的影响力。中国共产党通过创办刊物，加强对妇女的宣传与教育，扩大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与妇女解放思想的社会影响。

开展以女工为基础的劳动妇女运动，是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客观要求。1921年，共产国际三大提出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方针，国际妇女书记处号召各国共产党吸引女工参加工会工作，维护和争取妇女的权益，在工人阶级统一战线中发挥妇女的作用。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成为中共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1923年，中共三大通过的《劳动运动决议案》，要求“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须附设妇女部，由女同志负责担任此种工作”。[43]为发动女工，共产党人在工厂开办识字班，举办妇女俱乐部，开展各种广泛的宣传工作，以扩大在女工中的影响力。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由于劳资矛盾的尖锐，女工罢工是工人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1923年，向警予在回顾1922年中国妇女运动的文章中，统计上海、湖北、广东三地共有60多个工厂的3万余女工举行了18次罢工，高度赞扬女工运动“不独是妇女解放的先锋，而且是反抗外国掠夺者的国民革命之前卫”。[44]她强调劳动妇女尤其是女工“天然成为妇女解放的前卫”，是“妇女运动真正的基础”，女工“不独是妇女解放的先锋，而且也是反抗世界帝国主义掠夺的利器”。[45]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后，缪伯英与罗章龙、何孟雄编辑出版《京汉工人流血记》，总结了包括女工在内的工人斗争经验。1924年，在向警予的领导下，上海丝厂、烟厂爆发大规模的女工同盟罢工。由上海女工的罢工斗争来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影响下，劳动妇女运动出现了两个积极因素：女工在反抗资本家经济剥削的同时，提出了集合结社的政治要求，说明女工阶级觉悟的提高；女工初步认识到团结战斗的力量，开始举行同盟罢工。[46]在中共看来，女工运动的发展预示着劳动妇女运动必将取代女权运动、基督教妇女运动而一跃成为中国妇女运动的主力。由于敌人的强大和自身革命斗争经验的不足，中共领导的包括女工运动在内的工人运动因为缺乏革命的同盟者，仅仅依靠罢工或其他合法斗争的形式，大多都遭到当局的镇压。

发挥女学生在劳动妇女运动中的革命先导作用，也是中共开展妇女工作的重要方面。1923年，共产国际妇女部东方科发表《第三国际妇女部告中国女学生书》，强烈谴责了中国军阀、外国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对革命学生的摧残和屠杀，表达对中国女革命学生的“同情”和“热忱赞助之意”，号召她们“做中国女工的前导者”。[47]无疑，共产国际希望中国的劳动妇女和革命女学生能够联合起来，组织起来，提高阶级觉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动劳动妇女运动。上海的共产党人在平民女学停办后，利用国共合作的关系，在上海大学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发展女革命学生的工作。1922年10月正式改称的上海大学，由共产党人、总务长邓中夏实际主持校务工作，中共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瞿秋白、陈望道、蔡和森、任弼时、沈雁冰、恽代英、萧楚女等先后在该校执教和主持工作。1924年春，上海大学学生增至400人。在邓中夏、瞿秋白的努力下，社会学系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专门讨论妇女问题，是该校学生最多，中共党团员最多的一个系。向警予重视发挥女学生的作用，以上海大学女学生为骨干，开展上海的妇女运动。1924年4月，保定女师发生罢课学潮后，上海大学女学生发动声援的斗争。[48]在建党和国共合作时期，上海大学一些女学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仅成为上海妇女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力量，其中的杰出代表杨之华、钟复光、王一知、张琴秋、王亚璋等后来更成为中共妇女工作的杰出领导者。

总的来看，中共成立初期，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将妇女运动纳入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轨道，妇女工作因此成为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妇女宣传、教育、组织和动员方面初有成效，为国共合作和大革命时期开创妇女运动新局面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