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和平运动

1914～1918年的“大战”，深植于帝国主义的土壤之中，发生在世界已经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的时代，战争双方以争夺世界霸权和重新瓜分世界为目标，使它从一开始就具有影响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总体性和牵动全球的世界性，成为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然而这场战争的发展轨迹却完全超出了战争发动者的预料。大战爆发之初，各国的文官政府考虑的是如何及时应战，以避免削弱自己、坐大对手；军方则仍然设想通过一场拿破仑式的战争或普法战争等方式的战争，即靠一两次大的战役便见分晓。然而由于时代的不同，战争的进程完全走向战争发动者的愿望和主观意志的反面：他们抱着短期取胜的侥幸心理，却形成了长期阵地战的僵局；他们本以为是单纯的军事较量，却变成了倾注全部国力的长期消耗的总体战，从而使整个社会基础受到了空前的动摇与毁坏。

由于这场战争的主要战场在欧洲，而且以极其残酷的杀戮为主要特点，因此参战双方的兵员死亡人数巨大，接近1000万人，其中德国180万人，奥匈帝国130万人，俄国170万人，法国140万人，英国及英帝国100万人，意大利61.5万人；罗马尼亚、土耳其、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分别损失33.5万人、32.5万人、9万人、5.5万人；俄、奥、德、法、英等国共有1860多万人受伤；美国有11.5万人死亡，20.5万人负伤。[26]西欧各国几乎失去了一代最有才华和最具创造力的青年。因此，欧美社会中充满了反战、厌战的社会情绪，和平运动重新高涨。

（一）1920年代的反战与和平运动

在1920年代的欧美各国，和平主义成为一种社会潮流。正如英国史学家W.N.梅德利科特所说：“广大民众当然要求和平，他们希望自由自在，不受外国人和外国危机的干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许多年间总的潮流是和平主义，甚至是孤立主义。”[27]1919年，英国在伦敦修建了著名的塞诺塔夫纪念碑，从此，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日，人们都会在纪念碑前堆满鲜花和由红色小花做成的花环，缅怀那些在一战中牺牲的人们，表达自己的反战与和平诉求。[28]

民众的和平诉求也表现为反战文艺作品的大量涌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参加过一战的德国作家埃里希·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和美国作家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旧译《战地春梦》）。在学术界，战争与和平问题成为许多学者关注和研究的对象，他们出版了大量论著，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探讨避免新的世界大战和保障和平的方法。

在这个反战潮流中，还出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国际和平团体。如在英国，国际联盟协会、费边社等组织推动着战后的和平运动；[29]1918年成立的致力于宣传国际仲裁和全面裁军的国际联盟协会，到1922年已经拥有会员20万人，1932年则发展到100万人；[30]1921年成立的坚持绝对和平主义的“不再战运动”，宣传“一切战争都是错误的”，号召其成员不以任何方式参加或支持任何性质的战争，该组织出版的《不再战》刊物，发行量一度达1.5万份。[31]在美国，1919年成立的基督教和平团体“国际和解联谊会”，在盛行新教的欧美国家都有分支组织；同年成立的“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总部设在日内瓦，会员则遍及48个国家，在16个国家设有分支组织，而最大的分支组织在美国；1921年成立的颇具影响的和平组织“防止战争全国理事会”，到1935年有21个成员组织和10个协作组织，它通过对国会的游说活动，对华盛顿当局施加影响。[32]

1920年代的和平运动，对各国国内政治同样产生了很大影响。英国工党在1923年的大选中迎合民意，把“国际和平、国内繁荣”作为其竞选口号并获得了成功；1924～1929年温斯顿·丘吉尔任保守党内阁的财政大臣时，国防预算历年裁减，均获得普遍赞同，[33]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这种政策符合和平运动的要求。

在国际政治领域，要求和平的呼声上升到了国际政治的具体运作层面，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建立战后世界和平的主张和行动。一种是列宁提出并开始实践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实行和平共处原则，以此带来各国及世界的和平；另一种是英、法、美等战胜国通过对战败国签订和约的方法，建立一个维持世界和平的集体安全体系。

苏俄退出战争后，遭遇了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内战。尽管如此，列宁在1919年就已经预见到，随着战争的胜利，国际关系即将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时期”。1920～1924年是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重要发展阶段。1920年2月，列宁在回答美国《纽约晚报》记者的问题时，第一次较为准确、具体地表述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即建立以互不侵犯为前提，以互通有无、进行商品贸易为主要内容的和平往来的国家关系。当时该报记者访问列宁，当问到列宁对亚洲的计划是什么时，列宁回答：“和对欧洲的一样：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居，同正在觉醒起来的要求过新生活，过没有剥削，没有地主，没有资本家，没有商人的生活的各国工人和农民和平共居。”当记者问到苏俄同美国保持和平的基础是什么时，列宁十分明确地回答：“请美国资本家不要触犯我们，我们是不会触犯他们的。我们甚至准备用黄金向他们购买运输和生产用的机器，工具及其他东西。而且不仅用黄金买，还要用原料买。”列宁坚信：“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迫使他们走上这条同我们往来的道路。”1922年的热那亚会议是苏俄争取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一次重大的外交实践，会议期间苏俄与德国签订的《拉巴洛条约》，体现了“两种所有制的实际平等”，是列宁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胜利。[34]1924年世界上出现了与苏联的“建交热”，到1925年底，已有22个国家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各种条约和协定已达40多个。因此，尽管苏联仍然是帝国主义包围下的一个“孤岛”，但是在当时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局面。

大战结束后，战胜国通过对战败国签订的一系列和约以及战胜国之间的条约，建立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尽管该体系以强权政治为特征并存在种种弊端，最终未能维护和平，[35]但是它的裁军要求以及建立一个常设的主权国家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通过集体安全来维持世界和平的主张，仍可被视为战后对限制战争的一种实际安排。1920年代的和平运动，也主要表现为通过国联所进行的裁军与反战活动，尽管其成果相当有限。

在裁军方面，海军的军备限制有所进展。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美、英、法、意、日签订的《五国海军条约》规定：五国主力舰总吨位的限额分别为美、英各52.5万吨，日本31.5万吨，法、意各17.5万吨，即5：5：3：1.75：1.75的比率；主力舰的排水量不得超过3.5万吨，舰炮口径不得超过16英寸；各国航空母舰总吨位限额为美、英各13.5万吨，日本8.1万吨，法、意各6万吨；其他舰只未做限制；条约有效期至1936年12月31日。[36]该条约被公认为是世界现代史上的第一个裁军协议。1927年，在美国建议下，美、英、日在日内瓦召开海军会议（法国和意大利不接受邀请，只派观察员列席），美国提出把《五国海军条约》的5：5：3的比例扩大到巡洋舰、驱逐舰和潜水艇等非主力舰的建议，但未能实现。1930年，上述五国再次召开伦敦海军会议，法国反对英、美把《五国海军条约》的比例扩大到非主力舰的建议，也拒绝意大利提出的与法国对等的要求；日本不满《五国海军条约》强加给它的不平等，最终勉强接受将华盛顿比例用于大型巡洋舰，条件是允许它的小型巡洋舰和驱逐舰数量为英、美的70%，在潜水艇方面与英、美对等。因此这个限制条约只限于英国、美国与日本。同时五国同意把《五国海军条约》延长5年。但是列强在限制与裁减其他军备方面未能进行合作。

实际上，自1919年《凡尔赛和约》签订以来，裁军问题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协约国向德国承诺，一旦德国解除武装，协约国也将实行普遍裁军，尽管这绝不意味着把它们的军备裁减到德国的水平。为了显示协约国的裁军“诚意”，国际联盟从成立之日起，就把裁军列为其活动的重要内容。1922年国联第三次大会通过了一个裁军总原则，即“第十四项决议”，其中规定：第一，只有普遍裁减军备，裁军才能获得成功；第二，只有各国的安全得到令人满意的保证，裁军才有可能；第三，这项安全保证条约应该是普遍的、包括一切国家的；第四，只有在各国实行裁军后，这项安全保证条约的条款方可生效。[37]实际上，这项决议就像一种连环套或兜圈子的游戏，即裁军取决于各国提供相互帮助的保证，而这种保证又取决于各国的有效裁军。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根本无法做到的，因为各大国在裁军立场上大相径庭。实际上，无论在1920年代的咨询讨论和筹备裁军会议期间，还是在1932～1934年的裁军大会期间，列强始终同床异梦。法国主张裁军之前必先增进安全，并以安全并未真正获得而拒绝裁军；英国认为只有裁军才有助于安全，特别要求裁减陆军，其目的是削减法国的力量和法国对德国的优势；德国则坚持与其他国家“军备平等”，坚决要求协约国履行诺言，实行裁军，以掩盖自己的重整军备；美国要求普遍裁减陆海军，以防止欧洲各国把大量金钱用于增加军备，却不愿对其他国家的安全做出保证；苏联提出的全面彻底裁军原则也遭到反对。[38]因此正如1926年5月26日《真理报》所说：“会议的每一个参加国所考虑的都不是裁减自己的军备，而是裁减别人的军备，从而使自己在军备方面更强大一些。……这不是在裁军问题上，而是在各国武装力量‘均势’问题上的一笔交易。而且每一个国家都力求对‘均势’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39]结果经过长达14年的吵吵嚷嚷，最终以希特勒在1933年10月坚决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的行动，宣布了裁军活动的破产。

在反战方面，国联会员国曾提出三个值得一提但并未实施的建议。第一个建议于1926年由德国提出。该建议规定国联会员国应预先保证在发生争端时接受并实行行政院为消除战争危机而提出的任何建议，如撤销动员会、撤退军队、如果战事已经开始就要立即停战等。1931年根据该建议形成的《改善防止战争方法总公约》经国联大会全体通过批准，建议所有会员国采纳。但此时正值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发作最严重、日本发动对中国东北的武装侵略之时，日本无意对这一公约签字，而主导国联的英、法等国也无意为中国伸张正义，致使这个建议就只是一个建议而已。[40]第二个建议是1926年芬兰提出的一个计划，目的是使那些可能受到进攻的国家能够从其他会员国那里以优惠条件得到财政援助，这种援助将是对国联盟约第16条规定的拒绝对进攻国家提供财政便利的补充。1930年国联大会通过了根据该计划形成的《财政援助协定》，规定由主要国联会员国信用担保一笔约5000万英镑的款项，在行政院表决通过后就可以用来援助被侵略国；其实施要以裁军协定的签订为条件。但是由于裁军会议从未达成任何实质性决议，因此该协定也始终仅是一个计划。[41]第三个建议是1927年波兰在国联大会期间提出的一个“禁止并将永远禁止一切侵略战争”的宣言并获得一致通过，不过它也仅是一个宣言而已。[42]

但是1928年《非战公约》的签订，则应被视为反战运动中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

1927年，法国外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接受了美国和平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言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董事詹姆斯·T.肖特韦尔提出的“废弃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的呼吁，特意于4月6日巴黎举行的纪念美国参加大战十周年的庆祝大会上，发表了一封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歌颂法美友谊，建议两国缔结一项永不相互交战的条约。同年6月，白里安照会美国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正式提出缔结法美双边友好条约的草案，建议两国庄严宣布在两国之间废弃以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43]但美国认为很难想象任何国家利益能导致美、法之间的战争，这种条约对美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却会给法国带来某种声誉，还可能形成一种消极的军事同盟，[44]使法国成为美国在欧洲的特殊朋友和伙伴，这是美国要避免的。因此，凯洛格在长时间拖延之后，提出了一个反建议作为回答，即已经建议的这个条约应当是普遍适用的。尽管法国不太高兴，但是美国的反建议还是被多国所接受。1928年8月27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比利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以及英国的自治领和印度作为创始国在巴黎签订了《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即《非战公约》（又称《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巴黎公约》），主要内容是：缔约各方“斥责用战争来解决国际纠纷，并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上，废弃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缔约各方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争端或冲突，不论其性质或起因如何，只能用和平方法加以处理或解决”；其他国家均可加入。该公约于1929年7月25日生效，到1933年加入者共63个（包括但泽自由市）。

从字面上看，《非战公约》相当冠冕堂皇，但是它对废弃战争、维护和平并没有规定任何明确的责任，也不要求各国为此而做出任何实际的牺牲；它既未涉及当时世人瞩目的裁军问题，也未制定实施公约的办法和制裁违约国的措施，更没有建立或考虑建立任何旨在解释或实行该公约的机构。不仅如此，各签字国还对这个措辞本已十分抽象的公约提出了各自的保留条件，这些条件在它们签字之前的通信中得到了说明。这些说明集中到一点，就是各国都拥有自己“决定情况是否需要诉诸战争以实行自卫”的权利，而不接受不抵抗的和平主义原则。[45]例如，英国说明它的自卫权包括有权保卫“世界的某些地区，这些地区的繁荣和完整对我们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了特殊和巨大的利益”，这些地区指的就是整个大英帝国。美国则认为自卫权包括为阻止侵犯门罗主义而要求采取的任何行动。因此，所谓“自卫权”的保留大大削弱了该公约的普遍性和可行性，根本不能限制帝国主义在借口保卫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对殖民地附属国和其他国家进行侵略战争和镇压活动。曾任国联副秘书长的华尔脱斯对这种“自卫权”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既然每个签字国都是自己行动的唯一判断者，既然它们当中的两个最大的国家对这个字眼作了广泛的解释，那么就凯洛格公约而论，采取军事行动的道路还是敞开着的。”[46]因此在当时的国际政治现实中，《非战公约》只是一纸集体安全的原则声明，而不是一种责任的规定。

但是作为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签字的一项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条约，《非战公约》是一个重要的法律文件。英国已故史学家E.H.卡尔认为，“巴黎公约尽管有缺点，但它是一个划时代的界碑。它是历史上第一个几乎全球范围的政治协定”，“条约的美国发起人使用的‘宣布战争为非法’的术语意味着存在一种普世的、未成文的法律，违反这一法律而进行的战争被宣布是一种犯罪。尽管并不存在惩罚侵犯这一法律的行为，甚至也不存在去宣布该法律已被侵犯的任何权威机构，但是这一观念本身已经扎根于国际政治的思想之中”。[47]这些看法是有道理的。可以认为，《非战公约》第一次正式宣布在国家关系中放弃以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从而在国际法上否定了所谓“战争权”的合法性，奠定了互不侵犯原则的法律基础，是国际法的重要发展，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德、日战犯的重要法律依据。

《非战公约》的签订，也表明了1920年代后半期国际社会所存在的那种和平还能够继续下去的乐观气氛。[48]但是，在日本以“一个自卫行动”为理由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之后，签订《非战公约》的西方大国的反应却是如此软弱无力，它们在国联所做的只是通过了希望“满洲自治”，维护列强在当地的“门户开放”“国际共管”原则的声明，既不制裁日本，也不援助中国。[49]正如丘吉尔后来所说：“正当世界局势非常需要国际联盟的活动和力量的时候，国际联盟在道义上的权威却显出缺乏任何实质上的支持。”[50]《非战公约》已经成为一纸空文，国联标榜的集体安全也已经有名无实。

（二）1930年代和平运动的绥靖化趋势

1930年代，随着德、意、日法西斯国家侵略扩张的加剧，国际局势日趋紧张，被侵略国抵抗侵略的斗争日益高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美的和平运动继续发展成更为普遍的反战、厌战甚至恐战的社会潮流。

在英国，这种潮流有突出的表现。

1933年1月30日，公开宣扬武力征服的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2月1日他就宣布解散国会，重新大选。2月9日，英国的和平主义者便在牛津大学俱乐部举行了“本议会决不为它的国王和国家而战”的模拟辩论会，这绝不是巧合，而是对英国再次进入战争的担忧和恐惧，因为“为了国王与国家”曾是英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进行民族主义动员的响亮口号。这次辩论会吸引了大约500人，有57名学生要求在会上发言。当时的名作家和讲师西里尔·乔德认为，这次辩论会的动议应该如此表述：“只要政府决定进行大规模屠杀，本议会决不参加。”他描绘了可怕的空战前景：“在对一个西欧国家宣战后不到二十分钟”，轰炸机就会飞抵英国上空，“在一枚炸弹就可以毒死四分之三平方英里地区的一切生物的时候”，高射炮又有什么用呢？他在结束语中说，1918年的胜利是完全无益的，“我们本来是为了建立一个新世界而战，结果，旧世界却处在经济崩溃的痛苦之中。我们本来是为了使英国成为适合英雄们居住的地方而战，结果，这些英雄现在只能从国家那里得到少得可怜的一点儿救济金”，因此，一旦有人实际入侵，没有武装的英国“最多也只应该采取一种消极抵抗的政策”。这场辩论会通过了“决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的决议。随后，曼彻斯特大学、莱斯特大学、爱丁堡大学和另外大约20所大学，也通过了类似的决议。[51]

关于“国王和国家”的辩论生动地反映了英国民众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情绪。对第一次世界大战长期大屠杀的刻骨铭心的惊恐，使人们精疲力竭，战后长期的经济不景气特别是经济大危机的发生，也使英国社会各阶层的大多数人都不想再有新的战争，而不论这种战争是由谁挑起的以及英国是否应该为正义而战。

1933年3月，伦敦召开英国全国反战大会，出席者达1500多人，他们代表各工会、合作社、独立工党、大学生协会和共产党。20多位英国作家声明拥护这个大会。[52]与此同时，一些政治家也持和平主义态度。如1933年秋天，英国下议院补缺选举，英国工党仍然以和平主义作为自己的主要竞选纲领，结果工党从保守党手中赢得了几个重要选区的议席。

1935年夏天，在英国工党、自由党和“国际联盟协会”会员的赞助下，组织了一次群众性的和平投票，1150万人参加了投票。从表1显示出的6月27日公布的投票结果看，[53]在日本继续侵略中国、纳粹德国大肆扩军备战的情况下，英国的和平主义者和公众舆论的绝大多数仍然坚决支持国联的裁军活动，尽管也有一半以上的投票者赞成必要时以军事手段对国联谴责的某个侵略者实行制裁，这是相当矛盾的。

当时的英王乔治五世也“切望”找到可以避免战争的妥协办法。1935年夏天，他对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说：“我已经经历了一次世界大战，我怎么还能经历另一次世界大战呢？如果我继续在位的话，你必须使我们不要卷入战争。”[54]同年10月，意大利发动了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而11月英国就要大选。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这次选举本来是应该以一项重整军备纲领为基础的，但是政治家们为了选票，自然要迎合公众的要求。鉴于和平投票的结果，即使是7月刚刚上台的保守党政府的首相斯坦利·鲍尔温也对和平团体保证说：“我向你们保证，不会有任何大规模的军备。”[55]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形成更为广泛的厌战和恐战思潮以及不分是非、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运动的发展，为绥靖政策的形成和顺利实施奠定了思想与社会基础。实际上，1938年9月30日，首相尼维尔·张伯伦在《慕尼黑协定签字》后飞回英国时，受到了广泛而热烈的欢迎。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祝贺这一协定的签订避免了一场战争的信件从英国及世界各地送到张伯伦的办公室，装满了几个大盒子，足以说明当时人们恐惧战争的和平主义情绪和对《慕尼黑协定》的支持。[56]

另外，一些政治家也越来越支持绥靖政策。其中一个典型人物就是“不再战运动”的发起者之一、英国工党领袖乔治·兰斯伯里。他于1936年、1937年和1938年进行了所谓的“和平旅行”，向各国领导人呼吁和平。[57]1937年，他专程拜访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同年10月他出任英国著名的和平主义团体“和平誓约联盟”的会长后，宣称该联盟把防止战争的希望建立在“经济绥靖与和解”的基础之上。1938年，当张伯伦为满足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要求而奔走于英、德之间的时候，兰斯伯里竟打电报给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纳斯，要求他接受希特勒的条款，为欧洲和平做出牺牲。[58]

由此可见，1930年代英国和平运动的主流已经蜕化为不惜任何代价追求和平甚至牺牲小国的主权利益，这已与张伯伦政府的绥靖政策合拍。英国反战与和平运动的绥靖化，标志着该运动的彻底失败。

在美国，和平主义运动也不断发展，并且与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交织这一起。

在1933年2月英国牛津大学俱乐部举行“本议会决不为它的国王和国家而战”的模拟辩论会期间，美国的学生会也对21000人进行了民意测验，其中有8000名和平主义者，7000人表示只有在他们的国家遭到入侵时才会战斗。据估计，在1930年代和平运动最兴盛的时候，其拥护者有1200万人。

1935年意大利与埃塞俄比亚关系紧张时，由美国28个和平团体联合组成的“全国和平会议”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组织了一次反战集会，支持国会众议员莫里·马弗里克及参议员杰拉尔德·奈和贝内特·克拉克提出的《严格中立法案》，全国反战委员会还为此举行了一系列的每周广播。[59]美国普遍存在的憎恨战争、反对因卷入欧洲争端而危害美国以及希望美国保持行动自由等和平主义团体和孤立主义者的压力，促成了1935～1937年三个中立法及一个决议案的通过。[60]这些法案实际帮助了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和德、意对西班牙内战的武装干涉。

美国的和平主义团体对政治家的影响在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也有突出表现。10月5日，罗斯福总统特意选择孤立主义的大本营芝加哥发表了有名的主要针对日本侵华的“防疫”演说，以试探民意。他明确指出：“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作出一致的努力去反对违反条约和无视人性的行为，这种行为今天正在产生一种国际间的无政府主义和不稳定状态，仅仅依靠孤立主义或中立主义，是逃避不掉的”；然后，他把日本的侵华行动比喻为一场传染病一样的“流行症”：“不幸的是，世界上无法无天的流行症看来确实在蔓延中”，他呼吁，“在生理上的流行症开始蔓延时，社会就会认可并参与把病人隔离起来，以保障社会健康和防止疾病传染”；他还指出，“最为重要的是，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和平意志必须伸张到底，以促使可能被诱而破坏协议和侵犯他国权利的国家终止此种行动。必须作出保卫和平的积极努力”。为了不刺激和平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罗斯福在演说中多次表达了和平的愿望。[61]

但是，就在罗斯福演讲的第二天，《华尔街日报》就在头版刊登了题为“停止对外干涉，美国要和平”的社论。《商业金融记事报》也发表文章，声称美国对欧洲和亚洲国家的政治困难没有责任，应该对国际行动保持疏远态度，因为它们只会损害美国的独立、安全和幸福。《商业日报》也警告说，经济制裁将产生“严重后果”，而且对制裁的支持将是“迈向战争的一大步”。特别是美国的六大和平组织联名发起了一场征集2500万人签名的活动，要求“避免使美国卷入战争”，众议员菲什甚至提议弹劾总统。有鉴于此，罗斯福只好赶紧缩了回去，宣布“‘制裁’是一个难听的字眼，它应当被‘抛出窗外’”，[62]并强调他演说的重点在于最后一行，即“美国积极致力于谋求和平”。[63]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制裁日本和援助中国方面都无所作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步步升级。

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时，鉴于国内的反战情绪，罗斯福拒绝进行斡旋，而是向希特勒呼吁通过谈判避免战争。当他听到张伯伦将亲自前往慕尼黑与希特勒等会谈后，他打电报给这位首相，表示了他的支持，并说张伯伦是“一个大好人”。《慕尼黑协定》签字后，罗斯福将其视为一个避免战争的和平措施而接受，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也感到宽慰，因为和平已经保住，“大家都觉得松了一口气”。[64]这种说法的根据之一就是在民众中也有高达57%的被调查者赞同《慕尼黑协定》。[65]

由此可见，1930年代美国面对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行径所采取的这些行动，“像英国的绥靖政策一样错误”，甚至“助长了绥靖主义”。[66]而政府在决策时，和平运动和孤立主义者的声音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67]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更为广泛的欧美反战与和平运动，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概括地说，1920年代的和平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限制与反对战争的国际法的发展；1930年代和平运动的绥靖化，对绥靖政策的形成与实施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成为鼓励法西斯国家不断侵略扩张并最终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因素。[68]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和平运动，以其失败的结果，对和平学研究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并给予人们重要启示。第一，那种认为一切战争都是错误的、不应该以任何形式进行或参与战争的看法，是过于绝对的，因为它有时反而会事与愿违，鼓励战争；那种认为战争既不人道也不合理，防止战争应当永远都是国家政策的首选，但有时进行或参与战争也有其必要性的看法，是更为理智的。在当今时代，同样如此。第二，尽管人们不能完全避免战争，但不断巩固、发展与完善已经存在的各种和平机制，恪守和平共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理念与实践，将是对世界和平做出的切实贡献。在当今时代，更应如此。

（原刊于《世界历史》2014年第1期）

---

[1]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 一般认为，该学科在国际学术界建立的标志是1959年被誉为“和平研究之父”的挪威学者约翰·加尔通在奥斯陆成立国际和平研究所。1964年加尔通创办的世界上第一本也是目前学术界最具权威的和平研究期刊《和平研究杂志》，以及同年在英国成立的最具权威且影响最大的“国际和平研究协会”，则进一步推动并指导了该学科的发展。作为一门跨学科的研究，和平学与相对传统的战争与和平的研究注重条约缔结、联盟体系、外交谈判、霸权理论、战略管理、军备控制等不同，它超越了民族与国家的界限，更多地研究更广泛的和平与战争的根源、暴力与非暴力、化解冲突的理论与实践、如何用和平的方式缔造与建设和平等问题，更强调个人、社区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3] 除2005年3月在南京大学召开的会议外，2011年5月在南京大学、2012年4月在陕西师范大学、2013年1月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先后召开了相关主题的会议。

[4] 韩洪文：《二十世纪的和平研究：历史性考察》（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是国内第一部有关和平学研究的专著；南京出版社出版的“和平学系列丛书”，主要包括：〔日〕池尾靖志《和平学入门》（池建新等译，2004）、〔挪威〕约翰·加尔通《和平论》（陈祖洲等译，2006）、刘成《和平学》（2006）、〔美〕大卫·拉什《积极和平——和平与冲突研究》（刘成译，2007）、陈仲丹主编的“和平档案”丛书（8本，2006）及撰写的《圣贤讲和》（2007）；等等。译林出版社出版了英国学者安德鲁·瑞格比的《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刘成译，2004）。刘成撰写的《和平学》第一章第一节对和平学研究的历史做了简洁而清晰的勾勒，见该书第1～3页；他的《理解历史冲突 关注安全威胁 探寻和平之路——国际和平学概览》一文发表在2011年6月2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上。熊伟民撰写的《和平之声：20世纪反战反核运动》是国内第一部关于和平运动的专著。

[5] 参见〔英〕华尔脱斯《国际联盟史》上卷，汉敖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第15页。

[6] 〔美〕桑迪·E.库珀：《爱国和平主义：对欧洲的战争作战1815～1914》（Sandi E.Cooper，Patriotic Pacifism：Waging War on War in Europe，1815-1914），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第8页。

[7] 参见《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增刊·卢森堡专辑，人民出版社，1980，第214页；〔苏〕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三联书店，1964，第9页。

[8] 〔苏〕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第138～139页，着重号为原书所有。

[9] 该宣言全文见〔苏〕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第178～183页。

[10] 但是巴塞尔大会后，第二国际放松了对战争的警惕。从1913年起，各国工人运动的反战活动都出现沉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许多社会党改良派领袖违背第二国际的反战决议，支持本国的战争政策，导致第二国际的瓦解和破产，尽管它并未正式宣布解散。

[11] 〔美〕桑迪·E.库珀：《爱国和平主义：对欧洲的战争作战1815～1914》，第181页。

[12] 《日内瓦伤者病者公约》签署于1864年，全称为《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公约》，简称《日内瓦公约》。

[13] 指如达姆弹那样的武器。达姆弹又俗称“开花弹”“入身变形子弹”，是一种不具备贯穿力却具有极高浅层杀伤力“扩张型”子弹，大约在1897年由英国在印度加尔各答附近达姆地方的兵工厂制造。其致伤机理是：通过外露铅心的弹头，射入人体后，铅心从被甲内鼓出，被压扁成蘑菇状，发生扩张或破裂，迅速释放能量，扩大创伤口，具有类似爆炸弹头的致伤效果，可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

[14] 其中的第12号公约从未生效。

[15] 〔美〕理查德·W.布利特等：《20世纪史》，陈祖洲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282页。

[16] 〔英〕马丁·吉尔伯特：《二十世纪世界史》第1卷上册，史建云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394、388、456页。

[17] 〔美〕伯顿·J.亨德里克编《沃尔特·H.佩奇的生平与信件》（Burton J.Hendrick ed.，The Life and Letters of Walter H.Page）第1卷1855～1918，纽约，1922，第310页。

[18] 〔美〕托马斯·帕特森等：《美国外交政策》下册，李庆余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372页。

[19] 李巨廉：《战争与和平——时代主旋律的变动》，学林出版社，1999，第339页。

[20] 〔英〕马丁·吉尔伯特：《二十世纪世界史》第1卷下册，第505页。

[21] 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对英国工人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正如时任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所说：“彼得格勒发出的冲击力传到了一切工厂和矿山，首次引起了不安，使征兵工作和前线的供应工作发生了困难。”转引自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下册，人民出版社，1962，第399页。

[22] 〔英〕劳合-乔治：《和约真相》（David Lloyd George，Th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第1卷，伦敦，1938，第67页；〔美〕查尔斯·西摩编《豪斯上校秘录》（Charles Seymour，ed.，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第3卷，波士顿，1928，第340页。相关的详细论述，参见齐世荣《论1917年底至1918年初真假和平的斗争》，《世界历史》1982年第1期，第1～7页；第2期，第48～55页。

[23] 美国日裔历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认为，1914～1917年初的美国在有关战后和平问题上已经有三种相互关联的看法：（1）世界和平可以通过多国之间的经济交流来维持和促进，这种看法的基础是美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大；（2）创立通过多个国家的共同参与来维护和平秩序的国际组织，在这个组织中，各国要遵守经济国际主义原则，以代替旧欧洲的秘密协定和排他式的军事联盟，保持多国间的合作关系；（3）在恢复通商、设置国际机构的同时，要在主要国家内部进行改革，才能保证实现上述国际政治的改革。详细论述参见〔美〕入江昭《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李静阁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第45～47页。该书封面将作者国籍写为日籍，不妥，应为美籍日裔。

[24] “十四点原则”及美国官方对它的注解，见齐世荣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98，第3～12页。必须指出的是，该文件第6点有关俄国的内容，尽管要求废除《布列斯特和约》，但又企图通过肢解俄国的办法颠覆刚刚建立的苏维埃俄国。

[25] 〔加〕卡列维·J.霍尔斯蒂：《和平与战争：1648～1989年的武装冲突与国际秩序》（Kalevi J.Holsti，Peace and War，Armed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1648-1989），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第175～176页。

[26] 伤亡的统计数字并不相同。参见〔英〕约翰·特拉恩《1914～1918年的大战：图说历史》（John Terraine，The Great War，1914-1918：A Pictorial History），麦克米伦出版社，1965，第183页；〔美〕托马斯·帕特森等《美国外交政策》下册，李庆余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418页；〔英〕马丁·吉尔伯特《二十世纪世界史》第1卷下册，第587页；〔美〕R.R.帕尔默等《两次世界大战：西方的没落？》，陈少衡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第17页。据统计，1914年，20～32岁的法国男子有一半死于战争；在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中，英军在第一天的进攻中就损失了6万人。

[27] 〔英〕W.N.梅德利科特：《英国现代史1914～1964》，张毓文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第118页。

[28] 〔英〕安德鲁·克朗普顿：《塞诺塔夫纪念碑的秘密》（Andrew Crompton，The Secret of the Cenotaph），AA档案34号，1997，第64～67页，PDF格式，publications@aaschool.ac.uk。另外，据说在一战结束后，欧洲的许多战场上都出现了很多罂粟花，因此英国人在每年的停战日（11月11日）佩戴罂粟花也就成了一个标志，以纪念战争中的死难者，同时也记住战争，祈祷为和平做出更多努力。2010年11月9～10日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访问中国期间，代表团的所有成员都佩戴了罂粟花，以表示对战争中死难者的纪念。

[29] 参见〔英〕乔治· W.埃杰顿：《英国和国际联盟的建立：1914～1919年的战略、政治和国际组织》（George W.Egerton，Great Britai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Strategy，Politics，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14-1919），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78，第一章。

[30] 〔英〕华尔脱斯：《国际联盟史》上卷，第232页。

[31] 〔英〕马丁·西德尔：《1914～1945年的英国和平主义：一种信仰的界定》（Martin Ceadel，Pacifism in Britain 1914-1945：The Defining of a Faith），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第73～74、79页。

[32] 更详细的论述，参见李巨廉《战争与和平——时代主旋律的变动》第六章。

[33] 〔英〕基思·米德尔马斯：《绥靖战略》上册，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第26页。另外，由于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十年规则”即“今后10年内不会发生重大战争的假设”为依据拟订军事计划和预算，也导致国防预算逐年削减。

[34] 引文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188页、第38卷第158页、第42卷第332页、第43卷第190页。1922年4月10日～5月19日在意大利热那亚城召开欧洲国家经济会议，29国加上英国的自治领共34个国家的代表出席，美国派观察员列席。英法等国虽然邀请苏俄与德国参加，但提出苏俄应偿还沙俄及临时政府所借全部外债180多亿金卢布的要求，被苏俄拒绝。会议期间，苏俄代表契切林宣布了和平共处原则，并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在德国代表团驻地拉巴洛与德国签订条约，双方互相承认、放弃赔偿并建交。相关情况，参见〔英〕E.H.卡尔《苏维埃俄国史：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1923年》（E.H.Carr，A History of Soviet Russia：Bolshevik Revolution，1917-1923）第3卷，伦敦，1953，第28、29章；〔英〕安德鲁·罗斯坦：《和平共处》（Andrew Rothstein，Peaceful Coexistence），伦敦，1955，第35～36页。

[35] 关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矛盾与弊端，参见拙著《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3期，第3～9、18页。

[36] 条约还规定：美、英、日三国在太平洋岛屿和领地的要塞维持现状；美国不得在菲律宾、关岛、萨摩亚和阿留申群岛，英国不得在中国香港及太平洋东经110度以东的岛屿修建海军基地和新的要塞，日本则主要承诺不在中国台湾设防。这一规定使日本在西太平洋保持了海军的巨大优势。

[37] 〔英〕G.M.盖索恩-哈迪：《国际事务简明史，1920～1938》（G.M.Gathorne-Hardy，A short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20-1938），牛津大学出版社，1939，第58页。

[38] 对裁军过程最详细的和最简洁的论述，分见〔英〕约翰·W.惠勒-贝内特《裁军僵局》（John.W.Wheeler-Bennett，The Disarmament Deadlock），伦敦，1934；〔英〕E.H.卡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1919～1939》（E.H.Carr，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1919～1939），麦克米伦出版公司，香港1986年再版，第九章。

[39] 〔苏〕С.Ю.维戈斯基等编《外交史》第3卷下册，大连外语学院俄语系翻译组译，三联书店，1979，第699页。

[40] 〔英〕华尔脱斯：《国际联盟史》上卷，第429～430页。

[41] 〔英〕E.H.卡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1919-1939》，第115～116页；〔英〕华尔脱斯：《国际联盟史》上卷，第429～430页。

[42] 〔英〕E.H.卡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1919-1939》，第117页。

[43] 〔法〕雅克·尼尔：《1914～1945年的法国外交政策》（Jacques Néré，The Foreign Policy of France from 1914-1945），伦敦，1975，第85～86页。

[44] 〔美〕托马斯·帕特森等：《美国外交政策》下册，第407页。

[45] 〔英〕E.H.卡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1919～1939》，第118～119页；参见《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17～1932》，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第381～384、203～205页。

[46] 〔英〕华尔脱斯：《国际联盟史》上卷，第433页。

[47] 〔英〕E.H.卡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1919～1939》，第119～120页。

[48] 〔英〕F.S.诺斯埃奇：《国际联盟，它的生平与时代，1920～1946》（F.S.Northedge，The League of Nations，Its Life and Times 1920-1946），莱斯特大学出版社，1986，第119页。

[49] 有关的论述，详见拙著《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2010，第二章。

[50] 〔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1卷上部第1分册，吴万沈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130页。

[51] 参见〔美〕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上册，石益仁译，新华出版社，1984，第312～316页。这个决议被丘吉尔称为“一个真够丢脸的决议”，并使其他国家“深深感到英国已萎靡不振了”。见〔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1卷上部第1分册，第125页。

[52] 〔苏〕弗·格·特鲁汉诺夫斯基：《英国现代史》，秦衡允等译，三联书店，1979，第247页。

[53] 此表根据〔英〕约翰·惠勒-贝内特《慕尼黑——悲剧的序幕》（林书武等译，北京出版社，1978）第265页的数据制成。作者将这次投票称为“一个古怪的政治现象”。

[54] 〔美〕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上册，第262页。

[55] 《泰晤士报》1935年10月31日，转引自〔英〕基思·米德尔马斯《绥靖战略》上册，第26页。

[56] 这些信件保存在伯明翰大学图书馆的海斯罗普特藏室（the Heslop Room of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Library），Box：Neville Chamberlain，Printed Items：NC9/2/31-62，76，78-81。笔者曾查阅这些信件。实际上，除贺信外，还有鲜花、颂诗、雨伞（张伯伦因随身携带雨伞而使雨伞成了他的象征）、钓鱼竿，荷兰人和比利时人甚至送来了郁金香和勋章，英国各城市的议会还纷纷以张伯伦的名字命名街道。

[57] 〔英〕查尔斯·洛赫·莫厄特：《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1918～1940》（Charles Loch Mowat，Britain Between the Wars 1918-1940），伦敦，1956，第538页。

[58] 〔英〕马丁·西德尔：《1914～1945年的英国和平主义：一种信仰的界定》，第274、318页。

[59] 〔美〕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上册，第316页；〔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上册，伊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第125、150页。

[60] 1935年8月31日，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中立法，为期6个月，规定对交战双方实施武器禁运，但不禁运钢铁、石油等战略物资，禁止美国船只运载军用品至交战国，该法案适用于10月意大利发动的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1936年2月通过第二个中立法，延长第一个中立法至1937年5月1日，补充了禁止向交战国提供贷款的条款；1937年1月6日通过一项针对西班牙内战双方实行武器禁运的决议案；1937年4月29日通过第三个中立法即《永久中立法》，禁止向一切交战国和内战国输出军火物资，但不禁止把武器输出到实际卷入内战的其他国家。

[61] 该演讲的全文见关在汉编译《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第150～155页。

[62] 〔美〕多萝西·博格：《美国与1933～1938年的远东危机》（Dorothy Borg，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 Crisis of 1933-1938），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第391、383页。

[63] 〔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上册，第215页。

[64]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关系文件集，1938年》（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38）第1卷，华盛顿政府出版局，1955，第684～685、688、703页；〔美〕科德尔·赫尔：《赫尔回忆录》（Cordell Hull，Memoirs of Cordell Hull）第1卷，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48，第595页。

[65] 〔美〕罗伯特·A.迪万：《不情愿的交战国：美国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Robert A.Divine，The Reluctant Belligerent：American Entry into the World War II），纽约，1979，第59页。

[66] 〔美〕托马斯·帕特森等：《美国外交政策》下册，第461页。

[67]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罗斯福迫于压力，在接受《慕尼黑协定》时不过是自己说服自己相信慕尼黑已经开辟了一条通向新的、更加美好的世界的道路，其实他并不真正相信这一点。〔美〕W.L.兰格、S.E.格里森：《向孤立挑战1937～1940》（W.L.Langer and S.E.Gleason，The Challenge to Isolation，1937-1940），纽约，1952，第35页。

[68] 英国史学家约翰·惠勒-贝内特认为，《慕尼黑协定》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奇耻大辱”，绥靖主义者是“以和平的名义、绥靖的名义宽恕德国的不义和侵略”，“德国的征服国策，英国的绥靖国策，就像两股并行的溪水在奔流”，它们将在一个交叉点，即“慕尼黑”结合起来，并成了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参见〔英〕约翰·惠勒-贝内特《慕尼黑——悲剧的序幕》，第5、22、2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