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巴黎和会成为中国新外交的第一个舞台。中国的第一代职业外交家开始以国际法为武器，为恢复国家的主权与列强展开抗争。例如，为了参加1919年1月召开的解决战后问题的巴黎和会，中国的外交官们积极准备，驻美公使顾维钧早在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就成立了一个小组来收集各种资料，研究对中国具有特殊利益的问题；鉴于中国的主权早已被侵犯，他认为，“中国应该在即将召开的和会上向各国鸣此不平，以争回某些失去的权利”，应“借此谋求某种程度的公平待遇，并对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所遭受的惨痛后果加以改正”；他力劝北京政府：“中国应当在和会上理直气壮地提出山东问题”。[8]当然，中国也希望美国和协约国在和会上能够帮助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甚至废除一些不平等条约，这种希望又被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所鼓舞。新文化运动的前驱人物陈独秀就曾经认为协约国战胜德国是“公理战胜强权”，认为威尔逊主义就是讲公理不讲强权，并称赞威尔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9]这种“公理战胜强权”的乐观情绪也一时洋溢于中国社会。

但是巴黎和会使中国遭受了接二连三的打击。在代表席位的分配上，中国被列为弱小国家，只分得两席，而日本则名列和会最高会议的五国（美、英、法、意、日）之中，这就大大损害了中国在和会上的地位。最重要的是，在山东问题上，中国的要求完全没有被列强考虑。日本声称为协约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坚持无条件获得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和财产的要求；它公开了战争期间英、法、俄等国与日本达成的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秘密协定，还以1915年中日《关于山东之条约》[10]和1918年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为依据，“证明”中国“同意”了日本在山东的权益。[11]

但是，面对如此困难局面的中国代表顾维钧在会上据理力争，指出：“胶州租借地胶州铁路及其他一切权利，应直接交还中国。青岛完全为中国领土，当不容有丝毫损失。三千六百万之山东人民，有史以来为中国民族，用中国语言，信奉中国宗教。……以文化言之，山东为孔孟降生中国文化发祥之圣地。以经济言之，山东以二万五千英方里之狭地，容三千六百万之居民，人口既已稠密，竞存已属不易，其不容他国之侵入殖民，固无讨论之余地。是以如就本会承认之民族领土完整原则言之，胶州交还中国，为中国当有之要求权利”；他呼吁和会“尊重中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之根本权利”，并进一步指出，如“割让中国人民天赋之权利”给他人，必将播下“将来纷争之种子”。顾维钧还指出，1915年中日《关于山东之条约》是在“中国所处地位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被迫签署的，是“不得已而允之”，其基础是不合法的；他还以国际公法公理为依据，说明由于中国对德国宣战，“中德间一切约章，全数因宣战地位而消灭”；“德国在山东所享胶州租借地暨他项权利，于法律上已经早归中国矣”。面对中国有理有据的发言，日本不得不表示愿将山东交还中国，但坚持应先由德国交与日本，再由日本交还中国。顾维钧则立即表示：“归还手续，我中国愿取直接办法，盖此事为一步所能达，自较分为二步为直捷。”[12]

但是，英法等列强受制于它们在战争期间与日本的秘密条约或协定，再加上对俄国革命正在向欧洲蔓延的深深忧惧，[13]所以尽管它们担心日本在中国的迅速扩张不利于它们的在华权益，也只有暂时对日本妥协。而美国威尔逊总统把建立国际联盟放在第一位，认为日本是国联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支持者，也借口受过去协约国与日本的种种条约之限制，自己未能使英法解除这些密约的束缚，建议将这一问题的解决留给还没有成立的国联。因此最终还是“公理莫敌强权”，在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中不仅仍然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悉数交与日本，也只字未提中国所要求的确定日本将山东归还中国的时间。[14]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代表团并没有就此接受列强的安排。当中国代表团于1919年5月3日得知对德和约草案中关于山东条款完全采纳日本的要求后，团长陆征祥即在致国内的电文中表示：“此次和会专制办法，实为历史所罕见。现除再尽力设法外，详加讨论，当然不能签字。”[15]随后，中国代表进行了相当艰苦的努力敦促列强修改条约草案，并在北京政府态度并不明朗的情况下向列强提出希望至少对山东条款声明保留的要求。此时，中国国内的民众也充满失望和愤怒，发起了声势浩大、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人们高喊“还我山东”“废除二十一条”“拒签和约”“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火烧了亲日的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宅，痛打正在该处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国会议员、各派系将领、各地议会和商会等也纷纷表示应该拒签；而随后有更多民众参与的“六三运动”迫使北京政府内阁更迭，临时代理国务总理的龚心湛则让中国代表团对和约签字问题，“审度清醒，自酌办理”。[16]顾维钧、王正廷、施肈基等代表在力争保留未果的情况下，终于做出了拒签和约的举动。

今天，当我们从历史的长镜头回看中国代表拒签和约的历史事实时，深感其意义之深远。首先，它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决意识彻底觉醒的标志。正如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Reinsch）所说：“从巴黎和会决议的祸害中，产生了一种令人鼓舞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使他们为了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行动而结合在一起。”法国公使波勃（又译柏卜，August Boppe）也意识到：“我们正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最令人惊诧的事情，那就是中国为了积极行动组织了一种全国性的舆论。”[17]其次，它是中国外交的第一次大进步，它标志中国外交开始冲破“始争终让”的惯例，在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和国民的共同努力下，开创了一个敢于抗争的先例。正如力主拒签条约的王正廷所言：“造成吾国外交史上之新纪元者，则巴黎和会是也。该是会虽然失败，而吾民族自决之精神，与夫国民外交意志之真实表现，均得显示于世界各国之眼前。而列强亦遂知我民族非无外交政策，非无自由意志与独立精神，终究非可轻侮，非可蔑视，则其收益盖亦大矣。”[18]最后，由于中国拒不承认日本对中国山东权益的继承，日本对这些权益的占有就始终不具合法性，中国就保有要求重新讨论和收回的权利。这就为后来在华盛顿会议上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并得以解决奠定了基础。

还要指出的是巴黎和会对日本和美国的影响。

对日本来说，在中国拒签的情况下，它并没有取得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法理依据，但又极不愿意将山东权益归还中国，因此拒绝对归还设定一个明确期限，更拒绝对英美做出任何保证。与此同时，日本所想的是在不得不归还山东主权给中国的同时，如何为自己留下更多的“特殊权益”。

对美国来说，尽管威尔逊在和约上签了字，但是他在国内遇到了极大的反对，反对因素主要有三点：其一是举行大选前的党派之争，面对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批准条约并不容易；其二是参议院对国联盟约特别是对盟约第10条[19]表示反对，认为它使美国承担了更多的义务，可能使美国的外交受到国联的控制，不仅可能使国联染指门罗主义所划定的美国的势力范围，而且“最终将带领我们陷入与欧洲事务相关的义务与环境之中”；[20]其三便是对巴黎和会对中国山东问题的处理不满。7月18日陆征祥致电外交部报告其事曰：“今日美国上议院关于山东问题争辩甚力，前日开会，某议员至谓与日本宣战亦所不惜，断不能因日本以不入国际联合会，一再要挟，遂将中国数百万之友邦人民，让与日本，义气激昂，深堪钦佩。”[21]顾维钧也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的抗议和拒签则在舆论界和参、众两院议员中间得到普遍支持。换言之，美国人民对国联盟约的愤懑原已郁积心头，而和会未能对中国山东问题公平处理一事，无异于对此火上浇油”，“我深信，美国，特别是如果共和党在1920年的选举中获胜的话，不管对国联盟约如何，必将寻求某种有利于中国的办法来修改山东条款”。[22]这个办法就是召开华盛顿会议，不仅要重新确立列强的对华政策原则，而且要解决山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