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眼中的东方世界

到了汉代，中国除了知道中亚诸国、贵霜、身毒、波斯，还模糊地知道了亚历山大帝国的残余（黎轩和条支），以及后来出现的强大的罗马帝国（大秦），虽然对于黎轩、条支和大秦的认识是极其模糊的，但依然可以说，汉代对当时与它同等重要的远方的罗马帝国是有所认知的。

既然东方对西方有所了解，反过来说，西方有是否意识到东方了呢？特别是西方比东方更早涉足中亚和印度地区，那么它对更加遥远的中国又知道多少呢？

亚历山大大帝虽然进军直到中亚，但他并没有翻越庞大的喀喇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也没有太多证据表明他对于当时还处于分裂状态（战国时期）的中国有所了解，反而是由于印度与波斯和中亚的联系，亚历山大对于早已听说的印度更感兴趣，于是选择了挥师南下。[151]他对亚洲的认知基本停留在只知道中亚北部的斯基泰人和塞人的程度。

而在亚历山大之前，希腊人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0—前425年）在他著名的《历史》一书中，提到了亚洲诸多的民族，有人认为这可能包括了中国人，但从亚历山大后来的远征看，当时欧洲人对于亚洲的认知并没有超过中亚，局限在了新疆西部高山以西。[152]

虽然对于中国尚没有认知，但在希罗多德时代，中国的丝绸却可能已经通过贸易到达了希腊地区，这就是著名的“赛里斯”织物。

希腊之后的罗马时代，直到公元前1世纪，也就是西汉时期，罗马人才知道了远东地区的存在。当时也恰是张骞出使西域不久，因此，可能汉朝的外交活动也有利于罗马人了解到东方。由此，罗马人知道了东方的“赛里斯人”，也就是中国人。但他们并不知道丝绸是如何生产的，于是产生了“丝绸来自树上”的传说，认为赛里斯人从树叶上采集出非常纤细的类似于羊毛的物质，织成了丝绸。[153]直到罗马帝国“五贤帝”的最后一位皇帝马可·奥勒留时期（公元2世纪），西方才知道了丝绸是来自一种小虫子。[154]到了东罗马帝国的查士丁尼大帝时期（公元527—565年在位，中国南北朝中后期），几个在中国住过的印度僧侣，终于将蚕卵带到了东罗马，使得中国丝绸的秘密大白于天下。[155]

此外，西方还总是认为中国人相当长寿，能够活到200岁。[156]

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在中亚的东部有一座高山（喀喇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他们称这座山为塔比斯山，在山的西面是游牧民族斯基泰人，东面就是赛里斯人的领土。而赛里斯南面有一座陶鲁斯山和印度相隔，可以认为就是著名的喜马拉雅山。

西方最早对中国的认知是从陆路而来，也就是从罗马经过波斯进入中亚，再到达中国。但他们也认识到既然中国和印度只隔着一座山，既然可以从海路前往印度，自然也可以从印度经过海路到达中国。有人设想在印度东部的恒河出海口附近，有一个地方叫“黄金之地”，位于中国和印度之间。[157]

这样的猜测一直存在，直到公元1世纪，一位不知名商人终于记录了从印度到中国的完整航程。[158]根据他的记载，从印度的东岸先到达恒河河口附近的“黄金之地”（现代人认为可能在缅甸仰光西南方的孟加拉湾海岸上），在“黄金之地”不远处有一个海岛（可能是印尼的海岛之一），从海岛向北方航行，就可以到达赛里斯国的土地，而这个地区有一个叫“秦尼”（Thinai）的城市。至今印度依然将中国人称为“秦尼”，而波斯将中国人称为“秦”，可以表明历史的继承性。

虽然从记载的粗略来看，这位作者似乎并没有亲自从海路到达过中国，但他显然听到过某些到达过中国的水手的传说，表明在当时，从印度洋西部经过印度到中国已经有了海上交通。

到了公元2世纪，西方也有人通过陆路翻越帕米尔高原来到了中国。然而这个人却并没有留下名字，而是被一个叫马埃斯的人记录了下来。[159]马埃斯是一个马其顿商人，他自己没有到达过中国，手下却有一批人经过位于现代阿富汗的巴尔赫，顺着阿姆河前行，之后转移到瓦赫什河谷，在那儿，有一个神秘的地点，马埃斯称之为“石塔”，显然是有一个建筑物坐落在那儿。翻越石塔，就到了疏勒与和田，也就进入了赛里斯人的土地。这样的穿越整整花了7个月的时间，还经历了骇人听闻的风暴。

到这时，罗马帝国对于中国的地理几乎了解清楚了，甚至有人在公元4世纪时，记录了中国的长城。[160]

虽然罗马帝国和大汉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但由于双方距离遥远，作为人类早期帝国模式开创者的两大强权并没有能力进行更多的接触。双方更多的是带着好奇心去探索和了解，搜集有关对方的情报，建立起地理模型，将对方纳入自己的世界观之中。不管是大汉还是罗马，更关注的是眼前的政权，当完成了本土的统一之后，罗马需要对付的首先是迦太基、高卢、西班牙、叙利亚和埃及，之后是位于西欧的日耳曼人，而大汉则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对付匈奴上。至于更加遥远的地方，当时的技术还无法进行更大规模的政治整合。

对东方的汉朝来说，贵霜、波斯以西的土地只是传说，它感兴趣的还是征服近处的那些弱小国家。但由于技术和财政的限制，即便想征服位于现代新疆的西域小国，也需要付出重大的代价，军事行动高昂的花费必然将财政拖垮，造成帝国的消化不良，一旦到了汉朝本土内乱时，首先丢失的就是西域。

随着东汉末年的天下大乱，中国针对西域的第一个时代——征服时代也宣告结束，幸运的是，武力虽然没有产生持久的结果，但接下来的另一个时代却将中国和丝绸之路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因为它是靠共同的信仰来凝聚的，有时候信仰的力量远超过武力。

注释

[1]这个时间是推算出来的，根据《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张骞出使西域花了13年时间，返回时恰逢匈奴单于（军臣单于）死亡，可以确定年代是公元前126年（元朔三年），从而推知他出发的年份是公元前139年。

[2]参考《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五十。

[3]参考《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五十。

[4]参考《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六十四上。

[5]张骞出使是在公元前139年，大规模汉匈战争开始于公元前133年（即“马邑之谋”），那时张骞还没有回来，战争就已经展开。13年后，张骞回到中原，汉匈战争方才进入高潮。

[6]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第四卷中也提到过。

[7]班固的《汉书》、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和古希腊斯特拉波的《地理学》中都提到过这个族群，“塞人”又被译为“塞卡人”“斯基泰人”等。

[8]本段叙述参见《汉书》卷六十一·张骞李广利传第三十一。而《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中称，难兜靡是被匈奴所杀，但根据后来匈奴人收养昆莫来看，这种说法似乎并不可靠。

[9]参考《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10]参考《大唐西域记》和《慈恩传》。

[11]最典型的意见可参考王欣：《吐火罗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12]参考《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13]参考《山海经》卷八·海外北经。

[14]中国早期传说中的“昆仑山”并不是现在的昆仑山，而是神话中无法确定具体地理位置的神山。

[15]古代对今帕米尔高原及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西部诸山的总称。——编者注

[16]和田河的上游又有两个分支，分别是玉龙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合并之后成为和田河。

[17]此处作者参考《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塔里木河最早曾注入罗布泊，后来改道流入台特玛湖。——编者注

[18]参见《水经注》对黄河的描述。

[19]参见《大唐西域记》。

[20]参考《穆天子传》。

[21]参考《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22]参考《亚历山大远征记》。

[23]参考［匈］亚诺什·哈尔马塔主编，徐文勘、芮传明译：《中亚文明史》第二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版。

[24]关于黎轩和条枝的考证，可参考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25]《史记》中多作“条枝”。——编者注

[26]参考《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27]参见郭建龙：《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鹭江出版社2019年版，第3—49页。

[28]“冄”（rǎn）通“冉”。

[29]参考《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30]参见滇池周边的古滇国遗址，以及大理祥云境内的大波那墓地。

[31]参考《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32]参考《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

[33]日期参见《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34]参考《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35]参考《汉书》卷六·武帝纪第六。

[36]参考《汉书》卷六·武帝纪第六。

[37]参考《史记》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38]参考《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39]这一点张骞可能是错误的，安息的兵力并不弱，且当时正处于强盛期，就在张骞出使之后几十年内，安息还打败了罗马克拉苏的军队。

[40]参考《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41]张骞此次归国于元鼎二年（前115年），而元狩四年由于汉军打跑了匈奴，西域的路途才畅通，由此推断出以上时间。

[42]此为《汉书》中的写法，《史记》中作岑娶。

[43]参考《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第六十六上。

[44]车师又名姑师，汉宣帝时被分为前后两部（国）。前部治交河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后部治务涂谷（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南山中）。——编者注

[45]参考《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第六十六上。

[46]该湖泊在清代干涸。

[47]此时间根据《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一·汉纪十三标注，因赵破奴封浞野侯在该年。

[48]《汉书》卷十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第五载，此战俘虏了楼兰王；《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第六十六下载，此战俘虏了车师王。

[49]出自《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第六十六上。

[50]此处应该沿袭了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常见的“收继婚”制度，即女子可以在丈夫死后改嫁给丈夫的兄弟或者（非该女子亲生的）儿子甚至孙子。——编者注

[51]参见《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第四十、卷九十六上·西域传第六十六上。

[52]即若羌城东80公里处的米兰古城。

[53]包括蒲类前国、蒲类后国、东且弥国、西且弥国、卑陆前国、卑陆后国。

[54]根据《汉书》卷六十九上/下·西域传第六十六上/下整理。

[55]《汉书》没有记录罽宾、乌弋山离、安息和奄蔡的人口数目，但这些国家的人口预计在几十万到几百万之间。

[56]《汉书》中记载了几个不同的年份作为都护府的建立年份，卷九十六上·西域传第六十六上称“神爵三年”，卷八·宣帝纪第八称“神爵二年”，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上称“地节二年”。现代发现的居延汉简中，元康四年即有“都护”一说。综合来看，最早的“地节二年”是最有可能的年份。见余太山《两汉西域都护考》。

[57]参考《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第四十。

[58]《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第四十提到边吏“三岁，更尽还”，即三岁一更。

[59]参考《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第六十九中。

[60]根据余太山《两汉西域都护考》整理制作。

[61]《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第六十六下载，乌孙娶亲的时间在元封年间。根据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六十四上推测，应不晚于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

[62]《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第六十六下：“天子报曰：‘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

[63]《汉书》没有记载岑陬去世的年份，但卷九十六下·西域传第六十六下中将岑陬之死紧跟在他娶解忧公主之后，似乎表明他活得不久。

[64]此年份根据《资治通鉴》卷第二十六·汉纪十八及《汉书》卷七十八·萧望之传第四十八推定，认为是神爵二年才出发的。

[65]参考《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第六十六下。

[66]参考《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67]参考《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八。

[68]参考《史记》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卷三十·平准书第八。

[69]参考《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70]参考《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七十八。

[71]参考郭建龙：《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鹭江出版社，2017年。

[72]本书作者曾经考察过这段公路，并对它的险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73]又称县度，塔什库尔干以西诸山口，通往现代的巴基斯坦、阿富汗地区。

[74]《汉书》并未指出是哪位国王，此处是根据安息王世系推算出的结果。

[75]参考《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第六十六下。

[76]参考《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第六十九中。

[77]参考《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列传第十三。

[78]参考《后汉书》卷四十七·班梁列传第三十七。

[79]参考《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七十八。

[80]东汉对西域各国的并吞局面有更精确的描述，也表明东汉人对西域更加了解，不像西汉那样以自我为中心去想象各个国家的关系。同时，西域各国在东汉时期更加活跃，也在于匈奴帝国的衰落，使得它们身边缺乏一个绝对的霸主。

[81]关于班超的故事，大部分引自《后汉书》卷四十七·班梁列传第三十七。

[82]戊己校尉最初设立于西汉时期的公元前48年（初元元年），为驻扎在车师的屯田官。与西域都护为汉代在西域的两大地方官，见《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上。

[83]位于今新疆轮台县奎玉克协海尔古城。

[84]参考《后汉书》卷十九·耿弇列传第九。

[85]位于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

[86]位于今新疆鄯善县鲁克沁镇。

[87]参考《后汉书》卷十九·耿弇列传第九。

[88]《后汉书》卷三·肃宗孝章帝纪第三：“论曰：魏文帝称‘明帝察察，章帝长者’。”

[89]参考《后汉书》卷四十七·班梁列传第三十七。

[90]地点位于蒙古国中戈壁省西南，具体位置是北纬45°10′40.3″，东经104°33′14.7″。

[91]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新和县西南玉奇喀特古城。

[92]也有人认为，甘英到达的是波斯湾，但从古代丝绸之路西道的道路情况判断，甘英要想去往大秦，并不需要过波斯湾，而是从波斯经过伊拉克和土耳其，即可到达叙利亚。

[93]指唐朝旅行家杜环，其游记《经行记》的部分内容曾在杜佑《通典》中被多次引用。杜环最远曾到达过北非地区。

[94]参考《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

[95]参考《后汉书》卷四十七·班梁列传第三十七。

[96]参考《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七十八。

[97]根据《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七十八，书中有关西域的内容大都来自班勇的记载。

[98]《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第六十六上载：“婼羌国王号去胡来王。”

[99]这种说法主要来自余太山《贵霜史研究》。

[100]斯特拉波在《地理学》中将此部落名记载为Pasiani，但据考证应该为Gasiani，见余太山《贵霜史研究》。

[101]塞人（吐火罗人）征服巴克特里亚发生在公元前140年前后，他们被大月氏征服的时间是公元前129年前后。

[102]此为《后汉书》中的记载，在《汉书》中五翕侯记载为休密、双靡、贵霜、肸顿、高附。

[103]参考《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七十八。

[104]《后汉书》称阎膏珍为丘就却的儿子，但根据新发现的铭文显示，他们之间还有一位被称为“无名王”的贵霜王。

[105]参考《后汉书》卷四十七·班梁列传第三十七。

[106]本书作者曾经考察过马图拉和拉合尔的雕塑，其中马图拉部分见作者已出版的《印度，漂浮的次大陆》。

[107]根据余太山《贵霜史研究》整理。

[108]《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七十八载：“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西海，东至磐起国，皆身毒之地。”磐起国又名骠国（Pyu），是缅甸的早期王国。本书作者曾经考察过其首都遗址室利差旦罗（Srī Ksetra），位于现代缅甸城市卑谬（Pyè）。

[109]《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七十八载：“身毒有别城数百，城置长。别国数十，置国王。虽各小异，而俱以身毒为名，其时皆属月氏。”

[110]又称车离国。《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七十八中有“东离国”，一说为“车离国”之误。——编者注

[111]这个说法采纳了余太山的意见。

[112]一般称为马可·奥勒留。——编者注

[113]参考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114]《中国伊朗编》详细讨论了桃和杏在西方著作中被记录的情况，得出结论：在亚历山大时期西方还不认识这两种水果，但罗马时期已经传入了西方。

[115]《大唐西域记》卷四·十五国的“至那仆底国”部分有相关记载。

[116]参考《中国伊朗编》的“苜蓿”一节。

[117]参考《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118]《博物志》卷之六载：“张骞使西域还，乃得胡桃种。”

[119]《中国伊朗编》的“胡桃”一节，以及《中西交通史》第一编第七章都明确反对胡桃最早是由张骞引入中国的说法。

[120]《西京杂记》卷一载：“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亦有制为美名，以标奇丽。……桃十：秦桃、榹桃、缃核桃、金城桃、绮叶桃、紫文桃、霜桃（霜下可食）、胡桃（出西域）、樱桃、含桃。”

[121]《齐民要术》卷四·安石榴第四十一载：“陆机曰：‘张骞为汉使外国十八年，得涂林。涂林，安石榴也。’”

[122]《晋书》卷二十三·志第十三·乐下载：“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

[123]参考《后汉书》卷五十一·李陈庞陈桥列传第四十一。

[124]参考《汉书》卷六十一·张骞李广利传第三十一。

[125]南越王的名字在《史记》中记为赵胡，但他墓中印玺上的名字是赵眜。

[126]本节对于东南亚民族的叙述，参考了本书作者的另一本书《三千佛塔烟云下》。

[127]扶南国位于今天柬埔寨以及老挝南部、越南南部、泰国东南部一带。——编者注

[128]真腊国曾经分裂为北部的陆真腊和南部的水真腊，其中水真腊首都可能位于吴哥保铃（Angkor Borei），陆真腊首都可能位于三坡波雷古（Sambor Prei Kuk）。

[129]占婆首都在越南中部会安附近的美山，之后向南移，最后定在南部的藩朗-塔占，如今，越南的占婆后裔已经成了很小的族群。

[130]《史记》记载为“监御史名禄”，也就是一个叫禄的监御史，其姓已经不可考，一般称史禄或监禄。

[131]另一条路是从贵州走牂牁江进入珠江水系，前文已述。但这条路地理条件更为复杂，并不利于行军。

[132]参考郭建龙：《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鹭江出版社，2019年版。

[133]《汉书》称南越延续了93年。

[134]参见《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六十五。

[135]参考《史记》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列传第五十三和《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六十五。

[136]参考《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传第十四和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大越史记全书》等书也提到过，但由于成书太晚，已经很难作为信史来使用。

[137]参考《梁书》卷三·本纪第三·武帝下。

[138]参考《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

[139]《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

[140]比如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认为都元国位于马来半岛，邑卢没国位于缅甸沿岸，谌离国是位于现代缅甸的骠国悉利移城，夫甘都卢国指蒲甘城。参考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

[141]王莽时期的谶纬和祥瑞，参见郭建龙：《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鹭江出版社，2018 年版。

[142]另有说法认为是今天的斯里兰卡。——编者注

[143]可能是位于马六甲海峡的香蕉岛（Pulau Pisang）。

[144]参考《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七十八。

[145]此处主要指北印度诸国，而不包括南印度，见下面讨论。

[146]参考《后汉书》卷八十六·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及卷六·孝顺孝冲孝质帝纪第六。

[147]参见［法］G.赛代斯著，蔡华、杨保筠译，蔡华校：《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68—83页。

[148]《晋书》等中国文献记载为“混填”和“柳叶”，但在目前发现的东南亚碑铭上则为“憍陈如”与“索马”。

[149]参考《南齐书》。

[150]有关林邑的记载最早见于《三国志》。

[151]参考《亚历山大远征记》卷四。

[152]关于希腊人对亚洲认知的讨论，见《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导论。

[153]出自维吉尔《田园诗》，转引自《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

[154]出自包撒尼雅斯《希腊志》，转引自《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

[155]出自赛萨雷的普罗科波《哥特人的战争》，转引自《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

[156]出自斯特拉波《地理书》（又译《地理学》），转引自《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

[157]出自老普林尼《自然史》，转引自《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

[158]出自《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转引自《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

[159]托勒密在《地理志》中记载了马埃斯的故事，李希霍芬考证了马埃斯所提及的地点。

[160]出自阿米安·马尔塞林《事业》，转引自《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