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遥远的外国之地

西汉时期，虽然民间贸易已经兴起，但人们对于越南北部之外的地理认知还是非常有限的。根据《汉书》的记载，中国南部海岸上交易的主要海外物品包括犀角、象牙、玳瑁、珠玑、银、铜、水果、布匹之类，已经有一批人因为海外贸易而发财了。[139]

交易的最大港口就在曾经的南越国首都番禺，此外，在雷州半岛和日南郡也有港口。

如果从雷州半岛或者更南方的日南郡坐船出海，5个月之后可以到达都元国。从都元国再船行4个月，可以到达邑卢没国。再船行20多天，可以到达谌离国。

从谌离国下船步行10余天，可以到达夫甘都卢国。从夫甘都卢国船行两个多月，可以到达黄支国。

关于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到底在什么地方，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基本的共识是从马来半岛到缅甸之间。[140]

但对黄支国的异议却较少，一般认为是位于南印度的甘吉布勒姆，这里曾经是南印度一代霸主帕拉瓦王朝的首都，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建志补罗。

在汉代，甘吉布勒姆是一个大的贸易点，人口众多、地域广大，还有很多宝物，更重要的是，从汉武帝开始，黄支国的人就经常到中国来献宝。

这就有了另一个汉代和外国交通的第二个途径：朝贡。

汉武帝时期，除了向西域派出使团，求取宝马和宝物，在南海地区也派人前往搜寻各种奇珍异物。派出的使者叫黄门译长，出海的最远目的地就是黄支国，购买的商品有明珠、玻璃、奇石异物，有的大珍珠直径在2寸上下。黄门译长来到港口，会招募一些人，再带着黄金或者绸缎前往。他们一路上乘着海外商人的船只，辗转于南海。由于海盗盛行，风大浪急，危险很大，即便没遇到意外，也要几年时间来回。

汉武帝高峰过去之后，到了汉平帝时期迎来了另一个高峰。

当时王莽已经开始执政，并为自己篡夺汉朝江山做准备。王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相信谶纬和祥瑞的时期。所谓谶纬，指的是他们相信每一本儒家经典都是一本预言书，其中的话都暗含着对未来的预言。为此，王莽时代也伪造了许多书（称为纬书），并在书中隐藏了许多宣扬他将会登上帝位的预言。所谓祥瑞，指的是由于“天人合一”，任何人间发生的喜事，上天都会降下一些喜庆的物品来对应，不管是奇怪的鸟儿还是古怪的石头都被认为是祥瑞。[141]

除了全国各地都向王莽进献各种祥瑞之物，这些物品的另一个来源就是海外市场。由于汉武帝对于黄支国的开发，王莽也派人前往黄支国，带了大量的礼物，为的是请黄支国进献犀牛角作为宝物。

除了黄支国，在它的南方还有已程不国，有人认为是埃塞俄比亚国，则恐怕过于遥远了。[142]

从黄支国回程，海路8个月可以到达皮宗[143]，从皮宗两个月海程回到日南境内。

黄支国和中国的联系虽然主要是靠“进贡”（实际上是购买），但由于黄门译长们乘坐的船只都是商人的船，这意味着从中国到印度的海路在西汉时期就已经打开了，只是由于中央政府对它缺乏控制，就没有记录，从而淹没在了历史之中。

西汉时期，由于地理知识的缺乏，很难将南海和西域的地理联系起来，也一直不知道黄支国就在印度次大陆的南部，与北方的天竺/身毒已经很近。到了东汉时代，随着地理概念的加深，人们已经知道从西域出发可以到达的大秦、安息、天竺等国，从海路也一样可以到达。这就形成了一条巨大的地理环线，在人类历史上已经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根据《后汉书》记载，东汉人已经知道大秦、安息和天竺之间有着频繁的海上贸易网络，通过这种交易，商人可以有10倍的利润。但是，大秦人又非常正直，市无二价。邻国的使者到了大秦的边境，就可以乘着驿马到达首都，大秦国王将会赏赐他重金。[144]

大秦国王一直想和中国打交道，但是在陆路上却受阻于安息，因为安息要从贸易中赚取差价，不会允许两方使者自行交流。

这一段记载与西方历史中记载的罗马帝国喜欢中国的丝绸，不惜以重金购买的说法相吻合。

到了公元166年（延熹九年），大秦国王安东尼的使者才从海上经过日南到达了中国，这一次到达也并非没有疑点，这些人到底是安东尼的使者还是商人假冒的，我们都无从得知。即便是大秦国王派来的，也是仅此一次而已。

至于天竺[145]，也曾经在和帝时期数次遣使到达东汉，最初他们走的是西域道。但当西域交通断绝后，天竺又在公元159、161年（延熹二年、四年）频繁地从海上前来出使。

这两种记载在地理上有它的特殊意义，它们都是在史书的“西域传”（记录中国西部的陆路国家）中记载的国家，但是，它们到中国却是从海上过来的。这意味着，在东汉时期，陆上交通已经出现了萎缩，而海上交通却仍然处于上升期。

南北印度长期处于分裂，虽然北印度被贵霜等外来族群掌握，但南印度却一直保持着一种类似于海洋文明的传统；尽管邦国分裂，却由于贸易发达而延续了数千年。

在东汉时期，已经慢慢地形成了一个南部的“朝贡”群体，很难说远方的国家是否认为自己是在朝贡，但东汉的皇帝却一厢情愿地授予他们一定的职衔标志，表明他们的身份。汉朝对南越国、滇国也采用了类似的做法。

在“朝贡国”中，除了大秦和天竺，还有两个小国在《后汉书》中被提到，它们是位于缅甸的掸国，以及可能是位于爪哇岛的叶调国。掸国曾经进献过变戏法的“幻人”，叶调国进献了什么没有载明。在东汉皇帝眼中，叶调国和掸国是同样级别的国家，都被赐予金印紫绶，相当于国内的丞相和太尉级别。[146]

此外，一个当时中国人并不知晓的事实是：根据考古观察，也是在公元1世纪，随着印度商业的扩张，东南亚出现了第一批印度化的国家，它们往往采纳佛教或者印度教作为信仰。在众多的国家中，也出现了第一批东南亚的霸主：扶南和占婆。[147]

扶南最早出现于公元1世纪，也就是东汉的前半期。扶南出自高棉语Phnom，意思是“山”。扶南王国是由一位叫混填（又称憍陈如）的印度婆罗门，娶了当地的女王柳叶（又称索马）建立的，[148]但他的臣民大都是高棉人。憍陈如去世后，他的儿子混盘况继位，其去世后由儿子盘盘继位。盘盘在继位三年后去世，大将范蔓（又称范师蔓）被推举为王。范蔓开疆扩土，将扶南打造成东南亚霸主。[149]

除了扶南，还有占婆人建立的林邑，也就是占婆国的早期形式。林邑出现在公元2世纪末，恰好是东汉末年。[150]林邑占据了越南中南部的海岸地区，由一个叫区连的人建立。林邑以及后来的占婆共延续了上千年，一直是越南南部控制海道的霸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