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到达的印度

在张骞的记述中，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叫“身毒”，现在我们称这个国家为印度。张骞并没有去印度，却因为在大夏的一件物品，对印度印象深刻。

他在大夏时，看到了一件产自蜀地（今四川省）邛崃山的竹杖。在西汉时期，四川本来就是一个偏远地带。现代人们要进入四川可以有许多路选择，既可以从陕西，也可以从甘肃、湖北、湖南等地，但在汉代要想从中原去往四川，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先到长安，再前往长安西面的大散关（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从那儿有一条路到汉中，从汉中向南，过剑门关，走一条遥远又艰辛的道路，人们称之为蜀道（最早开通且最重要的一条称“金牛道”），才能到达四川。[27]那么，如此遥远的四川的物产，怎么会出现在更加遥远的大夏呢？

当地的原住民告诉他，这件竹杖是从东南面的身毒运过来的，身毒是一个热带国家，人民喜欢乘坐大象打仗。

张骞计算，大夏距离汉地西南方1.2万里，身毒又在大夏东南方数千里，这样算下来，应该有一条路可以直接从蜀地前往身毒，并且不算太远。

从汉地经过西域到大夏实在太难走了，如果能发现一条好走一点儿的从蜀地到身毒再到大夏的路，就可以取代西域道。

张骞没有到达身毒，这使他和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失之交臂。在当时，印度已经是佛教的天下。据文献记载，佛教诞生于公元前6世纪，印度在公元前4世纪开始的孔雀王朝时期，将佛教立为国教，并传播到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东南部，却没有越过兴都库什山。在兴都库什山以南，人们信奉的是佛教，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巴克特里亚（大夏）由于是希腊人建立的王国，信奉的是希腊教，巴克特里亚王国被大月氏人取代之后，佛教还没有来得及进入这里。

如果张骞能够越过兴都库什山，就可能遇到佛教，从而让中国接触印度佛教的历史提前一两百年。张骞时代，孔雀王朝刚刚灭亡（公元前184年）不久。在张骞走后，贵霜王朝时期，佛教才越过了兴都库什山，进入了中亚，更有了进入汉地的基础。

张骞的一切目的都是外交与合纵连横。当他回到长安，也是从外交的角度，请皇帝考虑打通从四川前往印度的通道，这件事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

汉武帝听了汇报，决定派人从西南方寻找前往印度的通路，让张骞负责此事。由于不知道这条路在哪里，张骞采取了广撒网的做法，以蜀地的犍为（大约在现在的四川省宜宾市一带）为中心，派遣了四路使者去寻找通路。

这四路分别是：从駹地出发，从冄地[28]出发，从徙地出发，从邛地和僰地出发。駹地、冄地在成都西北的茂县、汶川一带，徙地在成都以南的汉源一带，邛地和僰地位于四川南部及云南北部。

四路使者出发了一两千里，却都受到了阻挡。北面的使者被堵在了青藏高原边缘地带的羌地，无法通行。根据现代的地理可以知道，四川向西就进入了青藏高原的地界，在汉代是没有条件穿越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进入印度的，这一条路显然不通。

向南的使者则进入了现在的云南省境内。但在汉代，这里也并不好走，使者在“昆明”受到了阻隔。汉代时“昆明”这个词已经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不过当时并不指现在的昆明市，而是指四川西南和云南西北的交界地区居住的一个少数民族。汉代使者在这里曾多次被当地昆明人杀害，于是这条路也没有走通。[29]

不过，汉朝并非毫无收获，因为这些探索将西南夷也就是云南和贵州一带，纳入了汉朝的视野。

战国之前，西南的云南地区就已经有了较为发达的土著文化。[30]但它进入中原视野，还是从楚威王时将军庄蹻的进军开始。[31]庄蹻是楚庄王的苗裔（后代子孙），他率军顺长江而上，经过重庆，到达了滇池。他征服了周边的部落，获得了数千里的富饶土地，于是准备回楚国报告这个消息。但当他回国时，恰好是公元前280年（秦昭襄王二十七年），此时的王位已经移交给了楚威王的孙子顷襄王。这一年，秦国大将司马错从巴蜀出发，攻克了楚国的黔中郡，[32]这就隔断了云南地区与楚国首都郢城（今湖北省荆州市）的交通联系。庄蹻只好回到了滇池，在这里他受到众人拥戴，于是他改换了服饰，自称滇王。

秦朝时，在滇国的东北方，也就是现在的四川宜宾、云南昭通一带，开通了一条小小的栈道，称为五尺道。这表明滇国已经和秦朝有了一定的隶属关系。但秦朝并没有来得及进一步控制滇国，就灭亡了。

汉代建立后，一直没有重视西南夷。直到汉武帝上台之后，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当张骞滞留在匈奴时，由于闽越（今福建省一带）进犯南越（今广东省一带），汉武帝发动了对闽越的战争。大行令王恢派遣了一位官员唐蒙前往南越，唐蒙在南越吃到了蜀地才产的枸酱，连忙询问这是怎么得到的，这才知道，从蜀地到南越有一条通路，经过一条叫牂牁江的江水进入珠江水系，可以直达南越。

汉武帝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皇帝，谁给他提供征服性的建议都会被采纳。唐蒙连忙上报皇帝，请求借此机会探查西南地区。

汉武帝果然大喜，拜唐蒙为郎中将，率领士兵千人，辎重万余人，前往牂牁江探访。唐蒙的这次探访发掘出一个位于现在贵州境内的夜郎国，并连哄带骗让夜郎国签订了归属盟约。与此同时，蜀人司马相如也劝说皇帝探查四川西部，同样花费不菲。

获得了对方名义上的归属，接下来就是修路。但汉朝的道路修了十几年，花费了很多金钱，却并没有起到作用。同时，西南夷也理解了汉朝的意图，开始反抗。在经过了十几年的尝试之后，汉朝不仅没有控制西南地区，反而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

此时，汉朝在北方与匈奴的战争也打起来了，西汉的国力不足以同时应付两场战争，汉武帝不得不收缩战线，在公孙弘的劝说下，于公元前125年（元朔四年）战略性地放弃了西南地区。

汉武帝第一次战略放弃西南时，张骞已经从西域回来了。在张骞的劝说下，公元前122年（元狩元年）[33]，汉武帝决定再次派人去西南寻找通路，这就是上文提到的分四路寻找西南道路。

其中派往南部的一支使团，是由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率队，他们并没有打着皇帝的旗号，而是装扮成商人。他们来到了滇国之后，滇王尝羌把他们留下，派出了十余人去寻找西道，却仍然没有找到。

使者们回到了长安，为了掩饰寻找道路的失败，反而不断地称赞滇国是个大国，这更加勾起了汉武帝的征服欲。

到了公元前112年（元鼎五年），由于南越国发生了叛乱，武帝决定派兵镇压，有一支军队准备从牂牁江方向进攻南越，却在这条路上被一个叫且兰的小国挡住了去路。汉军在平定南越的同时又将且兰夷平，借以震慑西南夷。

这次震慑的效果是夜郎国投降了汉朝，接受了汉朝的分封。随后，西汉在西南进行了一系列的用兵，灭亡了几个小部落。

到了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汉军开始对付滇池旁的古滇国，它灭掉了滇国东北方的两个小国劳洸、靡莫，这两个国家的国君和滇王同姓，到这时，滇王知道已经没有别的出路，才举国投降了汉朝。

虽然汉朝获得了西南地区国家的归顺，但事实上，滇王和夜郎王都还继续存在，只是接受了汉朝的分封。不管怎样，云南、贵州地区的打开，使得西南地区进入了汉朝的视野。

滇国归顺后，汉武帝继续派遣使者去寻找通往印度的道路，仍然以失败告终，还葬送了不少使者的性命。[34]

公元前105年（元封六年）[35]，汉武帝为了报复阻碍汉朝通往印缅的滇蜀地区的少数民族，再次发动了进攻，斩首数万人，之后再派出使者，却仍然无法到达印度。

这件事也表明，在西汉时期，从云南到达印度还存在着诸多不便，在中印之间还隔着缅甸密林，以及印度东部的崇山，这里除了当地原住民之间小规模的流动，还不具备商路和外交通路的价值。

汉人想到达印度，必须等待西域或者南海道的开通，才具备可能性。

汉武帝寻找印度通路，征伐西南夷，还给现代的北京留下了一个著名的景点。公元前118年（元狩五年），汉武帝以对滇国开战需训练水军的名义，在长安开挖了一个巨大的湖，由于针对的是昆明地区的少数民族，所以湖的名字就叫“昆明池”。[36]到了清朝乾隆皇帝修建颐和园时，为了追随汉代的传统，也将这里的湖命名为“昆明湖”。于是，西南地区一个古老的名字，就和北京的皇家园林联系在了一起。

张骞通西域的目的是联合西域的大月氏抵抗匈奴，但这个使命从他到达阿姆河流域，见到这个乐不思蜀的民族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失败。幸运的是，他出使发现的一系列新的国家和民族打开了汉朝的视野，从此之后，这个刚刚步入统一的集权大国，就从封闭的东亚国家变成了国际事务的参与者。

在这里，就产生了关于不同文明接触的一个永恒的命题，或者说一个悖论：人们总是乐于相信两个文明最初的接触是充满好奇心而又友好的，然而历史上更多的例子却表明，不同文明的接触总是伴随着暴力和征服。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西方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暴力，葡萄牙人发现印度航道之后，在第一次航行中就充满了血腥和强迫，而西班牙人对于墨西哥和秘鲁印第安人的征服更是世界上最悲惨的文明接触事件。

在古代史中，亚历山大大帝对东方的征服也是充满了杀戮。如果说，他对波斯的进攻还是为了给希腊报仇，那么征服波斯之后继续向东进攻中亚和印度（这些地区和西方无冤无仇），就只能说是一种征服欲和野心的膨胀了。

文明接触经常以悲剧告终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人类社会中，那些最有好奇心的人，往往也是最有功利心和征服欲的人，即便双方在最初接触时带着好感和好奇，但征服欲本身很快就会将双方的不同习俗演变成摩擦乃至战争。只有在战争之后，人们才会重新审视自己的实力，判断到底能够获得多少利益：如果双方势均力敌，就有可能达到新的均势，如果有一方过于强大，就必然以征服为结局。

在张骞发现西域时，西汉政权也恰好处于最具有野心的皇帝统治之下。西汉建国时期的战争早已远去，社会经过了长期的和平，恢复了繁荣富强，此时的皇帝不满足于当一个守成的统治者，渴望建立自己的丰功伟绩。在这样的情况下，西域的发现就给了汉武帝一个新方向，在他的主导下，这个后来被定义为丝绸之路的地区进入了战争频发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