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我们一家
外公丰子恺的祖屋以及在各地曾经住过的家，往往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石门镇的祖屋德堂、丰同裕染坊店，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小杨柳屋，得名于上海江湾时期的缘缘堂，遵义南潭巷的星汉楼，重庆的沙坪小屋，杭州静江路（现北山路）85号的湖畔小屋，上海陕西南路长乐村的日月楼。所有这些屋、堂、楼，到了我们这一代的孙辈，记忆中唯有白马湖畔的小杨柳屋、石门镇重建的缘缘堂以及长乐村的日月楼这些地方，那丰同裕染坊店、星汉楼、湖畔小屋等，只有在老照片里，或者外公的绘画里能够见到，而印象最深的，当属上海外婆家的日月楼。
日月楼坐落在上海市区热闹的淮海路附近，是一栋三层楼的西班牙式房子。按照现在的说法，可以说是“联体别墅”。外公给起名叫“日月楼”，是因为二楼有一个凸出的室内阳台，这阳台东南西三面都有窗，顶上也是玻璃的，有时能同时看见太阳月亮。日月楼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副对联：“星河界里星河转，日月楼中日月长。”当年搬到那房子里时，外公看了二楼的室内阳台，便吟出一副对联的下联“日月楼中日月长”。后来外公的好友、著名国学家马一浮先生又对了上联“星河界里星河转”，还特地书写了篆体对联。还有外公手书的三个大字“日月楼”。
当时我们还是一群小孩子，一般很少到二楼上玩，因为那里是外公工作的地方。我们的天地在一楼的客厅与餐厅，这里是孩子们的天堂。外公在《我的漫画》一文里这样说过：“我作漫画由被动的创作而进于自动的创作，最初是描写家里的儿童生活相。我向来憧憬于儿童生活。尤其是那时，我初尝世味，看见了当时社会里的虚伪骄矜之状，觉得成人大都已失本性，只有儿童天真烂漫，人格完整，这才是真正的‘人’。于是变成了儿童崇拜者，在随笔中、漫画中，处处赞扬儿童。”正是出于这份“崇拜”，我们在日月楼的底楼再怎么“疯”，也从来不会遭到呵斥。
平日里，外婆家里是十分安静的。外公每日早起，或作画或撰文或译稿或写书法，从来不得空闲。外婆则经常在一楼过道的一张大桌子上收拾那怎么也收拾不完的丝绵被丝绵袄。下午午睡后，外公四点多就开始喝花雕酒。菜不多，三五小碟，也就花生米、笋干之类，旁边有一把紫铜暖酒壶相伴。有时小舅舅丰新枚也在家，便陪伴着在一边的钢琴上弹奏几首老歌，外公微微笑着倾听，时不时捋捋他的胡须，一幅其乐融融的景象。如果我们也在一边，一般不会大吵大闹，最多与这里的一只名叫阿咪的小猫做做游戏，比如，把个纸袋套在小猫头上，看它不断后退，想钻出来，或者连连转圈。即使孩子们偶尔吵闹了起来，外公也只是一笑而已。
阿咪不认生，随便什么客人来了它都会主动打招呼表示亲切。有时甚至某领导来访，阿咪也会堂而皇之不顾一切地跳到他身上。阿咪对我更是亲密无间。有时我住在外婆家，阿咪便硬要卧在我的枕头上。我嫌它毛茸茸的，睡觉还有呼噜声，就把它安置在脚边，可阿咪不允，不一会儿又悄悄来到我耳边。经过几个回合，我也只能随它了。
冬天阿咪怕冷，我到外婆家去它就钻进我的大衣里取暖。阿咪还真有功夫，任你怎么走动，它都能赖在大衣里不出来。记得有一次大家一起出门，到淮海路走走，碰到路边有称体重的，母亲让我们一一称重，我称过后说阿咪的分量也算进去了，这时大家才发现阿咪仍赖在我的大衣里。外婆家的阿咪实在可爱，外公还特地为它撰文。后来外公受到冲击，《阿咪》一文当然也受到株连，遭到批判。
假日里外婆家十分热闹。我们六七个小学生初中生，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去外婆家；每年放寒暑假的时候，我们也大多住在那里。大家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回家作业”，此后便是完全彻底地玩——外婆家的那张大餐桌，拉开来几乎和学校里的乒乓台一样大，我们就把它当作乒乓台；外婆家的木楼梯，蜡打得铮亮，我们就把它当滑梯，一个个排队自上而下……
年三十晚上，外婆家更加热闹了。我们把客厅布置得像单位里的联欢场所，拉起了各色彩带。大人小孩一起做各种游戏，如猜灯谜、朗诵（时常是用外语朗诵，有时是英语，有时是俄语，也不管大家是不是听得懂）、唱京戏选段、玩击鼓传花、唱歌（还有钢琴伴奏的）。最激动人心的是互送“除夜福物”。按规定，每人秘密购置一份礼物（不得低于规定的金额），用报纸仔细包好，贴上写着“除夜福物”和编号（外公总归是一号）的大红纸，然后抓阄。人人都想抽到外公的“除夜福物”，因为每年外公购置的都是最好最特别的。记得有一年，外公包装了一包特大的礼物，大家隔着报纸摸，却怎么也猜不出是什么。最后亮相，竟然是一把扫帚，我们一个个都笑弯了腰。
除夕夜的压轴戏必然是放烟花爆竹了。开场是放高升，接下来是放小鞭炮和各种烟火。我们把一串串的鞭炮拆开，盛放在一个大竹篓里，孩子们再抓在手里一个个放。在爆竹不断的噼啪声中，点缀着烟火的美丽闪烁，着实能热闹上好一会儿。
与年三十相比，年初一就安静多了。从早晨开始，前来拜年的客人络绎不绝。有各界领导、亲戚朋友，还有外公的学生弟子，而且往往是一家一家来的。这时候我们是不能再到客厅玩耍了，大多在楼上消磨时光。招待各位客人，吃汤圆是必不可少的。在一楼厨房后的一间小屋子里有一扇石磨，年前就在这里磨好水磨糯米粉，汤圆也早已包好。到年初一早上，外婆除了忙着招待客人，还不忘统计客人人数：十、二十、三十……
可惜，日月楼中的日月并不长。“文革”开始后，楼下的客厅饭厅被迫让出，后来二楼的部分房间也被霸占了。而这时候，我们这些经常来外婆家享受无拘无束生活的孩子，也都被分配到全国各地。时隔六十多年的今日，我们这一辈的后代，仍记得这栋三层小楼，记得这栋楼里的故事，记得这里的每个角角落落，以及它的地址：上海市卢湾区（现黄浦区）陕西南路39弄93号。
（本文作者系丰陈宝之子、丰子恺外孙杨子耘）
——《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