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引言一 双碳目标约束下的最优化模型和最优解
周小川
“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是非常重要的课题，这一课题报告我看了当中的绝大多数内容，我总体感觉，报告做得很好很充实，覆盖面广，不仅涉及了实现双碳目标的方方面面，还详细介绍了国际上的研究与实践。
碳价：宏观、微观、市场建设和信息的连接点
总的来说，可以将报告内容划分为四个方面：宏观方面（包括宏观影响、政策应对等）、微观方面、市场建设方面和信息方面（包括信息披露要求、相关标准、压力测试等）。至于如何把这四个方面联系起来，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而非零碎的板块，并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我认为碳价是一个连接点，可以使这四个方面真正形成系统工程。
为什么说碳价，也就是碳排放价格，具有连接四个领域的作用呢？
首先，确定碳排放价格实际上是想寻求一个最优解。如果从现在开始到2060年，每年都设置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那么基于这些控制目标会形成一个碳排放价格，它既能激励减碳行为，又是对排碳行为的惩罚，或者说是排碳行为的代价，而且这个最优解是动态的，反映了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再到2060年的减排最优路径。因此，这是一个典型的动态优化问题，最后求得的最优解也能够确定和反映年度碳配额总量。
具体而言，无论是惩罚排碳行为还是激励减碳行为，究竟什么样的奖惩措施是最优的？这在理论上是存在一个最优解的。为了得到这一最优解，我们应该构建一个最优化模型，即在年度碳配额的约束下应如何最大化国内生产总值（GDP）？或者，应如何用最小的GDP代价来实现年度碳配额？当然这一最优解不仅包含2021年的最优解，还应该包括未来若干年的最优解。
其次，在年度碳配额总量确定以后，碳排放价格还能在具体的投资场景中发挥优化配置的作用。绿色金融在10多年以前被称为气候变化融资，当时国内一些人对其是坚决抵制的。绿色金融涉及的主要问题是资源配置，也就是说怎样配置资源才既能顺利地实现年度碳排放目标，又能通过投资帮助实现未来若干年的动态目标。因此，绿色金融首要的是制定激励机制（当然它还涉及绿色意识、风险控制等问题），碳排放价格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
再次，厘清这些概念和理论就能够得知什么样的市场、什么样的机制能够决定碳配额的定价，从而能够通过市场机制寻求最优解。这实际上和一般均衡理论或最优化模型中市场机制实现最优解的道理是一样的。当然，这种市场机制应尽可能地覆盖所有重要的排放和减排经济活动，也就要求必须做好基础工作，使基础数据能够反映主要经济活动。对于那些排放很少或减排力度很小的经济活动，不排除一定程度上可以忽略或简化，毕竟它们几乎对整体排放活动影响不大，不能忽视大型的排放和减排项目，因为它们关系到市场的功能建设和最优解的确定。在这当中，碳价格是宏观、微观、市场建设和信息四个方面的连接点，应该把各个环节都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系统工程。
最后，从理论模型的角度考虑，要实现动态优化就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一方面，信息要充分、准确。这涉及信息收集、标准制定、信息披露等相关规定的完备性。另一方面，模型假设要合理。所有数学模型都需要相关的假设，但只有合理的假设才具有实践意义。此外，优化的目标要清晰。如果目标不清晰，最终就得不到最优解，或者即使得到了最优解，那个最优解也是模糊的。
人们对动态优化还有许多其他的讨论。其实，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30·60”双碳目标（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时，其动态路径就已经基本上勾画出来了。当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详尽优化来平衡“30·60”双碳目标和经济代价，也就是如何在实现双碳目标的同时，保持GDP代价最小化。因此，事情并非像有些人士批评减碳热情时所说的推动减碳而完全不顾生产方和GDP的损失会造成经济严重下滑。值得争议的问题反而应该是，人们是否以及如何能说明现行及想要出台的政策组合是值得信赖的优化选择？
最优政策应当基于理论模型的最优解
许多人都关注双碳目标，但对于寻求最优解的具体措施却众说纷纭。仔细观察发现，许多讨论往往都是在文字层面上寻找最优解和最优政策的。
我个人理解，最优解应当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是长期的动态最优解，即从现在开始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最优动态路径；另一个是近期如何优化奖惩机制以实现长期目标，即在中短期内，给定从现在开始到未来三四年的时间范围，通过最优化奖惩激励来实现当期目标。
换句话说，如果顺利建成了最优化模型，即在碳配额的限制下追求GDP的最大化，这种模型应该能够给出碳配额的一个影子价格；如果我们在实践中采取该影子价格，就在理论上实现了最优配置，因为影子价格体现的就是最优化奖惩机制。放眼未来，它也反映了最优的投资策略，即投资到何种程度既能达成目标又最合算。反之，如果我们在实践中偏离了碳配额的影子价格，也就等同于在理论上偏离了最优选择和最优路径。
这种最优解，我个人以为是很难用文字定性地予以准确描述、论证的，因为它终究是一个定量问题，应该用定量的方法解决，并且其解决方法在数学上已经很成熟，具有可行性。因此，当前不管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讨论碳定价，都不应该人为地拍脑袋定价格，而应从最优化模型出发，从碳配额总量价格出发来推出有关行业的任务和资源配置，需要严谨地证明该价格是最优选择。
在此基础上，结合理论模型来看相应的政策选择，就很好理解了。碳税可以作为一种措施，碳税加上非碳税成本（主要是碳市场价格），两者之和应等于碳配额的影子价格。碳税可能起到一定的基础性作用，但其前提条件是，所有碳税收入应该用于减碳或实现零碳的各项经济活动，包括投资等。
此外，还可以从数学模型的角度来考虑这些措施的具体结合方式，奖惩机制包括对减碳的激励和对排碳的惩罚，两者在模型中应该表示为同一个变量，只是正负号相反。因此，奖惩的绝对值应该是相同的，不可能是两个数值，要想把碳税和碳市场价格拼接起来合用，就应该考虑两者的内在统一性。
总之，目前很多人通过文字层面的定性讨论追求最优解、寻找最优路径和争论最优政策，但如果这些讨论不使用数学模型的定量表达，就会引发争议，最基本的问题是无法说明某一策略相较另一策略是更优的，也说不清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些关系在模型里是非常简明清晰的，只是用定性文字难以描述出来而已。因此，应该把双碳目标这个系统工程建立在系统性理解的基础之上。
金融促进碳市场建设
最后再谈谈金融领域的政策协调，这也是避不开的。课题组在报告中就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提出了多项政策建议。这当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促进碳市场的建设，使碳市场在功能上能够寻找最优影子价格，同时在政策实践中向这一最优影子价格靠拢。
当然，除此之外，其他辅助措施也是有效的，包括道德（觉悟）方面、监管方面和国际合作方面的措施，这些补充也都有益无害。实际上，正是因为人们在实践中还不太敢向最优影子价格靠拢，奖惩措施也不够充分，所以寄希望于多补充一些辅助措施来完善市场功能。假如明确了碳排放价格的最优化，并且在实践中尽量去落实这一最优价格，那么价格将作为最主要的一项工具，很多目标就可以借此依靠市场机制予以实现。
总之，“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课题已经有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与产出，但总体而言，气候变化问题在国内仍是一个相当年轻的研究课题，是关于“30·60”双碳目标的一项中长期议题，还需要更多的人持续研究、深入探索、不断优化，提出更加精准的、可行的政策建议，帮助人们理解、制定和评估政策，并把成果落实到实践中去，为中国经济和全球气候变化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