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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斯特拉发已经将近一年了，起初那令人难以忍受的兵役生活，如今我早已习以为常。当然，还有许多烦恼和劳累，但是我总算能够在这种环境中适应下来，已结交了两三个好朋友，心里很高兴。这个夏天在我看来阳光灿烂（树木满是煤黑，然而由于我从矿下工作面的黑暗之中出来，所以我看所有的树木都青翠欲滴）。只不过，众所周知，在欢乐之中，总是包藏着不幸的萌芽：秋天的许多倒霉事件就是在这个又绿又黑的夏天里孕育出来的。

事情打斯塔纳开始。他在三月结了婚，而没几个月，就有消息传来：他的妻子经常出入夜总会。他很着急，给她一连写了好几封信，回信陆续地来了，口气是温软的；就在这个时候（天气十分晴好），他的母亲来到俄斯特拉发；整个星期六全天，他们娘俩都在一起，而当他回到军营的时候，脸色惨白，一言不发；开头，他什么也不肯说，感到羞愧；然而第二天，他就对洪萨，后来又对其他几个人说出了心里话；而当斯塔纳看到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他也就谈得更多了，天天谈，不停地谈：说他的女人像个婊子，他要去找他的女人，教训教训她，要把他女人的脖子给扭断。而且，他马上去找少校请两天假，可少校犹豫着不想准假，因为刚好这几天，少校听到了一大堆的抱怨（既有从兵营来的，也有从矿上来的），说斯塔纳心不在焉，经常大发雷霆。于是斯塔纳再三恳求，说至少给他二十四小时的假。少校动了恻隐之心，就同意了。斯塔纳走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他回来。其中发生了什么事，我也是后来听说的：

他到了布拉格，就直接扑到他女人那儿（说是女人，实际上是一个十九岁的孩子！），而她，竟然不知羞耻地（可能还很高兴）向他把什么都承认下来；斯塔纳开始揍她，她抵挡着，斯塔纳想把她掐死；最后，他拿一个瓶子打在她的头上。女孩子一下子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斯塔纳马上清醒过来，心里非常害怕，逃走了。上帝才知道他怎么躲进深山里的一间小屋子，就在那里过日子，等着有一天人家来抓他，把他送上绞架。果然，足足两个月之后，有人把他逮捕，他被判了刑，不是因为杀人，而是因为开小差。事实是，在斯塔纳走后不久，他的女人就苏醒过来，除了脑袋上有一个肿块，什么病也没有。当斯塔纳在军事监狱里的时候，女人和他离了婚。如今她是布拉格一个著名演员的妻子，我有时候去看她，好让我想起这个老朋友。斯塔纳后来的结局大概很惨：他的服刑期满后，又留在矿上干活；一次生产事故使他失去一条腿，截肢手术后创面愈合不好，丢了命。

就是那么个女人，人家说她至今仍然在艺术家圈子里很有名气，那时候她不仅给斯塔纳一个人带来厄运，而且坑害了我们大家，至少我们当时的印象如此。斯塔纳的失踪和不久以后军事部派来的一个检查团二者之间是否真有因果关系，我们虽没有可能具体确定，反正我们的长官卷了铺盖，由一个年轻军官（他刚二十五岁）接替他。他这一来就什么都变了。

我刚才说他有二十五岁，但样子要年少得多，完全是一个毛孩子。他费尽力气想给人以威风凛凛的印象。他不喜欢大喊大叫，说起话来冷冷地，以一种雷打不动的冷静口气让我们明白，他把我们大家全部看做是罪犯：“我知道，你们心里最大的希望就是看我上绞架，”这个孩子在发表他的上任演说时，以此为开场白，“不幸的是，如果有人被绞死，那只是你们，而不是我。”

第一波冲突很快就发生了。尤其是切内克事件，始终留在我的记忆里，大概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事件特别有趣：切内克入伍一年以来，画了很多大型墙画。在我们先前的长官手下，他总是受青睐的。他最崇拜的人，我在前面曾经提过，是胡斯战争的统帅约翰·齐茨卡和他手下中世纪军队里的那些兵；他十分注意让大家高兴，在那些兵士旁边画上一个裸体女人，他告诉长官，这个裸体女人是自由或祖国的象征。这一回新来的长官也决定要让切内克来效劳，派人把他叫去，要他画点东西来美化那个专门用于上政治教育课的大厅。他告诫切内克说，这回得丢掉齐茨卡的那一套陈芝麻烂谷子，而要“富于时代感”，画面应当以红军和红军与我们工人阶级大团结为题材，还要反映红军在二月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切内克当时说，“是，首长！”于是立即就动手干了起来。他把好几张大幅白纸铺在地上，一连忙碌了好几个下午，然后把白纸用图钉钉在墙上，盖住了教室后面整个墙面。当我们发现画已完成的时候（少说也有一米五高，八米长），大家一片寂静：原来画面中央画着一个穿得厚厚的苏联士兵，显得像个英雄一样，胸前挂着一支冲锋枪，毛皮帽子一直遮到耳朵，他的周围有八个裸女像，有两个挨着他，用一种挑逗的神情向他望着；而他则搂住她们各人的肩膀，那肥头大耳的脸上堆满了猥琐的笑。其他的裸女围绕在周围，有的向他伸着双臂，有的就那么站着（也有一个躺着），展示着她们美丽的形体。

切内克站在墙画前（当时大厅里只有我们，等着专员的到来）大加发挥：“嗯，中士右边的这位是阿蕾娜，诸位，她是我一生中的第一个女人，她把我弄到手的时候，我才十六岁，当时她是一个士官的老婆，所以她在这个位置上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我这里画的是她当年的模样，今天她肯定没有这么漂亮了，你们根据她的腰胯（他用手指点着那女人的腰胯）大概就可以看出那个时期她已经发福。由于她当时从背面看要美得多，所以我又画了她一次，看那儿！（他朝着画幅的一头走去，用手指着一个背对观众的女人，她似乎正朝某个地方走去。）你们看，她的臀部多么气派，可能尺寸稍微大了一点，但正是咱喜欢的那个样。再看那个（他指着中士左边的那个女人），她叫洛兹卡，当我跟她好的时候，我已经长大点儿了，她那时候有两个小小的乳房（他用手指着），两腿很长（他用手拍着两腿），她有一张漂亮得要命的脸蛋（他又用手指着），她和我在学校里是同级的。至于那一个，在那儿，她是我们装饰美术学院的模特儿，我对她绝对记得清楚，还有二十个同学也跟我一样，因为她站在教室当中摆姿势，我们就是按她的样子来做人体素描练习，可没有一个人去碰她的，每次她的妈妈都等在门口，马上把她领回家去；但愿上帝宽恕这个姑娘，我们这些小伙子可从来也没碰过她，凭良心讲。先生们，那边那个就不大一样了，那是一个骚货（他指着一个懒洋洋地躺在一张怪模怪样、装饰意味很强的沙发上的女人），过来，你们来看（我们就过去了），她的肚子上有一个黑点，这个点你们看见了吗？这个点是用烟头烫出来的。据说是被她的女主人，一个爱妒忌的女人烫出来的，因为那个女人，诸位，通阴阳两性，她那下身，简直是架手风琴箱，先生们，无论什么都进得去，我们这些人可以统统都进去，我们大家，另外还有我们的妻子，我们的情妇，我们的孩子、曾祖父母……”

眼看切内克正要进入他那报告最精彩的部分，政委走进了教室，所以我们不得不回到板凳上。前一个长官在的时候，政委就习惯了切内克的作品，所以对这幅新画丝毫无动于衷，他马上高声朗读起一本小册子，大谈社会主义军队和资本主义军队之间有什么不同。切内克的讲解还在我们的脑海里回旋；我们沉浸在一种甜蜜的遐想中。在这当口那个毛头指挥官突然出现在教室里，他肯定是来听学习会的，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接受政委那刻板的报告的教育，就已经把墙上那幅大型墙画尽收眼底，甚至他没有让政委接着朗读，就用冰冷的声音问切内克这墙画是什么意思。切内克跳起来，在他的作品面前站得笔直，报告说：“象征红军为我们人民而斗争的伟大；这儿（他指着中士），这就是红军，他两旁，一个是工人阶级的象征（他指着士官的老婆），一个是欢乐的二月（他指着他的同学），这儿（他指着其他的女人）是自由女神和胜利女神，那边一个平等的化身；现在再看这儿（他指着后背向外的士官老婆说），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正在退出历史舞台。”

切内克住了嘴，上尉宣布说这幅画是对红军的污辱，应当马上把它拿掉。至于切内克，要等候处理。我小声地自言自语道：“为什么？”上尉听见了，问我是不是有问题要提，我站起来说这幅画我很喜欢，上尉说他毫不怀疑，因为这些画是专门画给那些玩手淫的家伙看的，我说严肃艺术家米斯尔贝克也曾经把自由塑为裸体女人，我又说，伊泽拉河在阿尔斯的著名画幅上也是以三位裸体像来表现的，所有的画家在任何时代一样都是这么做的。

毛头指挥官困惑地瞥了我一眼，他再次下令摘掉这幅画。然而大概我们还是多少把他说动了，因为他没有处罚切内克，不过他记恨切内克，还有我。后来没有多久，切内克还是受了军纪处分，不久，我也是。

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我们班带着尖嘴镐和铲子在远离营房的角落干活，一个懒惰的下士马马虎虎地看着我们，所以我们老是倚着工具聊天，没有觉察那个毛头指挥官远远地在那儿站着，监视着我们。直到他骄横地喊道：“列兵扬，到这儿来！”这时我们才发现他。我横下心，提着铲子，到他面前立正站定。“你们就这么干活吗？”我现在记不起来当时是怎么回答的了，不过肯定没有顶撞他，因为我当时丝毫不想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去惹一个掌握我生死大权的家伙，我也丝毫不想把我在军营的生活弄得复杂化。但是当他听我支支吾吾时目光变得冷酷起来，他走近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使出一招漂亮的柔道工夫，把我从他肩上甩了出去。然后，他蹲下，把我死死地按在地上（我并没有做出自卫的举动，当时只觉非常意外）。“够了吗？”他大声问我（以便让大家尽管在一段距离外也能听清他的话）。我回答说：“够了。”他命令我站起来立正，面对着集合成一排的全班宣布道：“我要把列兵扬关两天禁闭。倒不是因为他冲撞了我，这种小事，你们已经看见我把它处理了，易如反掌。坐两天的黑屋子，是因为他磨洋工。如果你们也这样磨洋工，也有的是黑屋子可以坐。”他转过身，得意洋洋地走了。

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对他充满了恨。恨得太强烈，反而把恨什么记不清了。当时我的这位指挥官在我眼里简直是一只喜欢记恨而且狡猾的耗子。而今天我再看他时，则觉得他主要是年少气盛，而且在扮演角色。归根到底，年轻人如果装腔作势，不能算他们的错；他们还没有定型，但生活把他们置于一个定型的世界之中，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要求他们像成熟的人一样行事。于是他们迫不及待地采用那些流行的方式和样子，这些东西容易对他们的胃口，使他们喜欢——他们在扮演角色。

我们的指挥官在那个时候也没有定型，而忽然那么一天，他和我们这一群人对垒，他完全不能理解这支队伍，但是他已经学会了怎么对付，因为他所读到的和听到的一切已经给他备下了一具用来对付类似情况的面具：连环画里的硬汉，铁石心肠的勇士在收编一帮乌合之众，不靠说大话，全凭冷静沉稳，干巴巴的幽默一针见血，相信自己和自己肌肉的力量。他越是觉得自己有一副孩子气，他就越是起劲地扮演超人这样的角色。

然而，难道这是我第一次遇到年轻人做戏吗？当我因为明信片事件在书记处受到盘问的时候，我刚二十出头，盘问我的那些人比我大不了一两岁。他们也无非是一些毛头小伙子，把自己没有定型的面孔藏在他们自认为是最出色的一张面具下面，这张面具就是一个禁欲苦行百折不挠的革命者形象。玛凯塔呢？她不是曾经想扮演仗义救人的角色吗？而且这个角色还是从当时银幕上一部蹩脚电影里学来的呢。还有那个突然大谈道德以煽情的泽马内克，难道不是在扮演角色吗？还有我自己，那个时候我不是甚至还同时扮演着好几个角色吗？我在被他们使绊子打倒以前，不是还不停地从一个角色转换到一个角色吗？

青年时代是可怕的：它是一个舞台；一些小孩子，足蹬厚底靴、身穿各式各样的服装跑来跑去，照搬着许多他们似懂非懂，也是从别人那儿学来的套路，但他们对这些十分热衷。历史也是可怕的，它经常给幼稚提供演习的场地，它是小尼禄、小波拿巴的演习场地，它也为一群群如醉如痴的孩子提供演习场地，于是他们从别人那里模仿来的狂热和简单化的角色就变成一种实实在在的灾难。

现在每当我想到这里，我头脑中的价值系统就摇摇欲坠，对青年时代产生一种深深的憎恶——而同时我又对历史上的那些欺世大盗反而有了某种宽容，我忽然从他们的行为中看到一种幼稚病带来的可怕狂热。

一提幼稚，我就想起阿莱克塞；他也是扮演着一个超乎自己理智和经验的重大角色。他和我们的指挥官有某种共同之处：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小些。但是他的青春少壮（与指挥官又不同）缺乏英俊：身体瘦小虚弱，在厚厚的眼镜片后面是一双近视眼，皮肤上满是小黑疙瘩（这是青春发育带来的）。他先是应征入伍，当了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但一夜之间他发现自己失去了这种优越地位，被调到我们这里。那个时候，正是许多著名的政治案件发生的前夕，在各种各样的会议厅里（党的，司法部门的，警察局的），不断地举手表决来剥夺被告者的信仰、荣誉、自由；阿莱克塞是一位不久之前被监禁的重要共产党人士的儿子。

一天，他来到我们组，分到那张斯塔纳留下的床。那个时候，他看待我们的目光和我当初看待我的新伙伴们差不多。他也是寡言少语，而别人一旦知道了他是共产党员（他还没有被宣布开除），就开始在他的面前说话十分小心。

阿莱克塞听说我曾经是党员，就跟我说话多一些；他透露给我，他觉得应该不惜一切代价经受住生活强加于他的巨大考验，而绝不背叛党。他后来给我读了一首在被宣布遣送到这里以后写的诗（尽管从前从没有写过）。这首诗有四行：

你们可以，我的同志们，

把我贬为一条狗，对我吐唾沫。

尽管有狗的面目，尽管被你们唾弃，同志们，

我将忠诚地，和你们站在一起。

我理解阿莱克塞，因为我自己在一年以前也有过同样的感受。然而，我现在已经不是那么灰心丧气：我有了个日常生活的引路人，露茜，她已经把我拔出这个境地，而许许多多的阿莱克塞还在这里经受着痛苦煎熬，走投无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