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京师经济与京师政治文化

综上所述，直到清末，京畿地区一直未能形成自己的地方经济。北京的经济是典型的京师经济、寄生经济，其繁荣与否完全取决于朝廷的政治局势。经济是政治、文化的基础，由于北京地区没有真正的地方经济，所以北京地区也没有真正的地方文化。所谓的北京传统文化，实质上就是“京师文化”，京都文化的特点是集大成性，来自全国各地，又影响全国各地。来自世界各地，又影响世界各地。在辐辏、辐射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种独特的京师文化，也是和朝廷政局紧紧结合在一起的。

一个地区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军事比较起来，往往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地方色彩。北京地区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北京由“军事重镇”到“帝王之都”的历史进程，可是北京地区的地理位置、生态环境和朝廷重力役、轻田赋的政策又决定了北京地区在农业社会里不可能成为经济上的富饶之区，更不能取代长江流域全国经济先进地区的地位。在这种特定环境下，北京地区很难形成真正的地方经济，只能形成朝廷附庸的“京师经济”。建立在“京师经济”基础之上的文化，只能是“京师文化”。京师文化虽然具有“集大成”性，但在辐辏、辐射的过程中更易受到朝廷的政治制约，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文化相比，往往失去时代的先声，但却代表了全国的总体水平和发展趋势。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统一国家内部，人们存在着民族认同感，这是多民族国家的共有现象。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反映出地区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内的差异。所以同省、同府、同县的各阶层人士又有一种地区认同感，这种地区认同感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不尖锐的时期和同一地区的人相逢在异地他乡的时候甚能左右人们的感情。这是因为同一地方经济之上产生了地方文化认同，同一地方文化之下产生的乡情、乡音、乡谊、乡义使人们的认同感情油然而生。地方经济、地方文化的认同反映到政治领域中，就产生了地方势力和有影响的地方人士。京畿地区由于没有形成自己真正的地方经济、地方文化，所以京师也缺乏认同感，形成不了地方势力，产生不了有影响的地方人士。京师经济、京师文化必然产生京师政治，京师政治使北京成为了朝廷的“首善之区”。

以清末而言，北京历史上第一次学生运动“公车上书”是各省进京会试的举人所发动。义和团运动的主力是山东、直隶两省进入北京的农民。拒俄运动、拒美运动的响应者是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京师大学堂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为了达到首都革命的目的，前仆后继喋血燕市。可是革命党人始终未能在北京建立起革命活动的群众基础，首都革命的范畴只能限于个别人的冒险行动，而且烈士的鲜血，并没有达到唤醒群众的目的。民国初年，北京由清王朝的首善之区，又成为了袁世凯的首善之区。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参议院派专使迎接袁世凯南下就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为了达到不离开北京的目的，不惜发动兵变。从而可以看出北京和南京对袁世凯来说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上存在着多么巨大的差异。军事上的差异只要把北洋军开入南京即可改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要北洋军开进南京，政治上的差异也不难解决，但经济、文化上的差异绝不是几师北洋军就可以改变的。因为经济、文化和政治、军事比较起来更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地方色彩也更为浓重。北洋军开入南京，并不等于江南地区就能和袁世凯认同，变成袁世凯的首善之区。所以袁世凯不惜冒南北关系破裂的风险，也要留在北京，把北京当作他统治全国的政治中心。

由此可见，北京地区历史上经济发展的特征决定了北京地区政治、文化发展的特征。建立在京师经济上的政治、文化只能是京师政治、京师文化。京师经济是寄生经济，京师的政治、文化也不可能呐喊出时代的先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19年，五四运动才改变了北京地区的历史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