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普罗泰戈拉

到了公元前五世纪后半叶，我们前面讨论的那些前苏格拉底时代的伟大哲学体系，迎来了与怀疑运动的正面对峙，怀疑运动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智者学派的领袖普罗泰戈拉。“智者”也可以称为诡辩家，该词一开始并不包含负面的意思，和我们口中的“教授”指代的意思十分接近。智者靠教授年轻人特定的知识谋生，通常认为，他们教授的知识对年轻人来说，在实际生活中是有价值的。当时没有为公众提供教育服务的公共机构，智者教授的年轻人，或者自己富有，或者家长富有。由此他们自然会形成某种阶级偏好，同时当时的政治环境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阶级偏好。这就解释了智者受一个阶层欢迎，却不受另一个阶层欢迎的原因。但是，他们自认为，他们的教学工作更多是出于非个人的目的，而且很多智者确实诚挚地投身于哲学思考当中。

有一个关于普罗泰戈拉的故事，虽然这个故事毫无疑问是杜撰的，却足以说明智者和法庭在公众心目中的关系。故事讲述的是，普罗泰戈拉教导一个年轻人，双方约定，如果这个年轻人在第一次法律诉讼中获胜，就要交学费，若落败就不用交学费，而这个年轻人打的第一场官司，就是普罗泰戈拉控告他，索要学费。

不管怎么样，是时候抛开这些铺垫，来看看对于普罗泰戈拉，我们到底了解些什么。

普罗泰戈拉于大约公元前五○○年在阿布德拉出生，德谟克里特也来自这个城市。他两次造访雅典，第二次去雅典的时间不会迟于公元前四三二年。他的名声主要来源于他的著名学说，即“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事物的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事物的不存在的尺度”。这句话被解读为，每一个人都是一把可以衡量万事万物的尺，当人与人的判断出现分歧时，没有客观的真理可以作为依据，分辨哪一个是正确的，哪一个是错误的。从本质上来讲，这是一种怀疑主义学说，而且大概是建立在感觉的“欺骗性”基础之上的。

不相信存在客观真理，导致在现实生活中，多数派成了该相信什么的裁判者。普罗泰戈拉因此走上了捍卫法律和公序良俗的道路。虽然如我们所知，他不知道神是否存在，但他确信神应该受到崇拜。对于一个彻头彻尾的理论怀疑论者，同时又具备逻辑思考能力的人来说，这显然是一种正确的观点。

普罗泰戈拉成年之后，就过上了到希腊各城邦四处讲学的生活，他靠向“渴望提高效率，获得更高精神教养的人”教学，收取费用。柏拉图反对智者收钱授课的做法，按照现代观点来看，这样的观点有些自负。柏拉图自己有足够的私人财产，显然他不会意识到，那些不像他那么幸运的人，不收费就没办法生活。奇怪的是，按理说近代的教授们没有理由反对授课领薪水这件事，但是他们经常重复柏拉图的这种指责。

智者与同时代的大多数哲学家之间，还存在另外一个不同之处。除了智者，教师办学在当时是很常见的现象，那时候的学校有些兄弟会的性质：无论学生数量是多是少，大家要共同生活，学校通常会制定一套修道院式的行为规则，学生能在这里学到一些不对外公开的深奥学说。所有源于俄耳甫斯的哲学教派，教师办学都是正常现象。但是智者学派中没有一个人这样做过。在智者看来，他们教授的东西与教派或者德行无关。他们教辩论术，以及大量有助于提升辩论术的其他相关知识。一般来说，他们和现代的律师类似，准备展现的技能是如何为一个观点辩护，或者如何反对他人的观点，他们无意鼓吹自己的结论。那些将哲学视作一种生活方式，与教派紧密捆绑的人，自然会对此深感震惊；在他们看来，智者的表现既不严谨，又不道德。

智者是招人厌恶的，厌恶他们的不只是一般大众，还包括柏拉图以及他之后的哲学家们。他们招人厌恶，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智慧出众，至于他们的智慧有多出众则很难说。若是全心全意地追求真理，必须忽视道德方面的考量；我们不可能提前预知，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一种真理最后会不会被认定为对社会有益。智者只准备跟随论证，无论论证的过程会把他们引向何处，不过，论证通常会引他们走向怀疑主义。其中一位智者高尔吉亚，坚持认为，什么都不存在；就算有什么是存在的，也是不可知的；退一步来讲，就算有什么事物存在，而且有人可以知道，他也永远无法告诉别人。我们不知道他的论点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他们拥有一种逻辑的力量，迫使他的反对者们去他人的教诲中寻求庇护。柏拉图总是鼓吹那些会让人们向善的观点，当然，所谓的向善是他以为的善；但是，理智的坦诚，是他从来不曾具备的素质，因为他允许自己根据学说引发的社会后果去评断它们。即便在这个问题上，他也是不诚实的；他摆出了一副依照逻辑，以纯理论标准做评断的姿态，实际上为了得出一个符合道德的结果，他会歪曲讨论。他将这种恶习引入了哲学领域，自那之后哲学界再也没能摆脱这种恶习。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对智者的敌视态度，他的《对话录》才会具有这样的特征。柏拉图以及他之后所有的哲学家，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瑕疵，那就是他们对伦理道德的探究，都是在已经知道会得出什么结论的前提下进行的。

公元前五世纪末期，似乎有人在雅典传授一些在当时看来不符合道德的政治学说，这些学说貌似也不符合当今民主国家的道德标准。在柏拉图的《理想国》第一卷，特拉西马库斯主张：只有强者的利益，没有正义；法律是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制定的；在权力竞争中，不存在公事公办的标准。根据柏拉图的说法（见《高尔吉亚篇》），卡里克利斯也做过类似的表述。他说，自然法则是强者的法则，但是为方便起见，人们确立了种种制度和道德戒律来约束强者。和古代相比，这些表述在现代世界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可。无论人们怎样看待这些说法，它们并不是智者的特征。

公元前五世纪期间——智者在变革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并不重要——正统观念日渐崩坏，而在为维护正统引发的冲突中，不仅没有体现出任何才智，还相当残酷；在这场冲突中，雅典从某种僵化而质朴的苦行主义，转变成一种富有才智但同样残酷的犬儒主义。公元前五世纪初，雅典率领伊奥尼亚众城邦反抗波斯，并且在公元前四九〇年取得了马拉松战役的胜利。到公元前五世纪末，公元前四〇四年斯巴达击败了雅典。

斯巴达人在雅典建立起了一个寡头政府，史称“三十僭主”。三十僭主中，有些僭主曾经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其中就包括僭主中的首领克利提亚。他们当然不受欢迎，在一年之内就被推翻了。斯巴达妥协后，民主制得以恢复，但此时的民主已经是被激怒的民主，受特赦所限，人们无法直接对政府内部的人复仇，但他们却很乐意随意找个借口，对不受特赦保护的人提起公诉。苏格拉底的审判与死亡（公元前三九九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