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大伤痛

第一章
叉子的故事

他们的村庄全部被破坏和烧毁，他们的田地全都变成了牧场。英国士兵们奉命执行此项任务，与当地人对抗。一位老妇因拒绝离开自己的小屋而被烧死在里面。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1867）

我身处国外，准备吃饭时发现桌上没有餐叉。我抬起手准备向侍者索要，但忽然间脑袋竟一片空白。法语叉子怎么说？英语呢？或者意大利语呢？我迟疑了一会儿，当fork这个词终于到了我嘴边的时候，侍者已经看懂了我的动作，拿着一把叉子过来了。真是荒唐，我怎么会不知道叉子怎么说呢？这个词在欧洲各种语言里几乎是一样的啊：英语是fork，法语是four⁃chette，意大利语是forchetta，荷兰语是vork，加泰罗尼亚语是forquilla，马耳他语是furketta，罗马尼亚语是furculiță。这些语言中的叉子一词都来自拉丁语furca。甚至日耳曼语系也是如此，虽然他们不使用拉丁语词汇，但在指称叉子时用的也是我们在卡斯蒂利亚语(1)里称为horca或forca的东西的同义词：过去农民在垒麦秸垛或是翻挑谷堆时用的三股木叉。德语里的Gabel就既有农用叉，也有餐叉的意思，斯堪的纳维亚语里的gaffel或冰岛语里的gaffal亦是如此。

在大多数语言里，农具和餐具的叉子用的都是同一个词，因为它们原本也是同一种东西——餐叉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叉子。那么为什么卡斯蒂利亚语用了一个与众不同、稀奇古怪的词tenedor呢？Tenedor，这个词源自动词tener，意为“拥有者”(2)。传统上讲，tenedor在西班牙语中是指人的词。那么它是如何取代了世界上其他地方都称为forca的那个词的呢？

和勺、刀不同，叉是一个近期才出现的餐具。《堂吉诃德》里没有人用叉子吃饭。在黄金时代(3)的西班牙，哪怕是最富有的人，使用叉子也依然是相当罕见的，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拿破仑战争时期。卡洛斯一世(4)用过从欧洲其他地方运来的餐叉，但这在当时只是被当成皇室的一种古怪行为。直到进入19世纪，叉子才成为人们餐桌上的常客。牧场工人和农村人几乎要到20世纪才开始用叉子吃饭，而且在一些偏远的村镇，叉子依然是具有异域风情的餐具，那里的人们习惯于用勺吃炒面包屑，用刀来吃奶酪。西班牙第一家大批量生产餐叉的工厂直到19世纪中期才开办起来。［5］

在当时所谓的文明世界里，叉子是高贵和精英的标志。“20世纪中叶，在不列颠的上流阶层，‘用叉的午餐’和‘用叉的晚餐’指的是只用叉子的自助餐，而不用餐刀和其他餐具。叉子更加文雅，因为看上去没有刀那么粗暴，也没有饭勺那么幼稚和污浊。人们被建议用叉吃各类菜肴，从鱼到土豆泥，从绿豆角到蛋糕皆可。还有人设计了专门用来吃冰激凌、沙拉、沙丁鱼和水龟的特殊的叉子。19—20世纪，西方餐桌礼仪的黄金法则是：‘只要不确定，就用叉子’。”［6］很明显，这个餐具短暂的历史和人们附庸风雅的习惯有关，另外，使用叉子也可以把上流阶层和平民百姓区分开来，毕竟那些人用起这种带尖头的餐具可不老练。

叉子的谜团揭示了西班牙人身上的一些重要特点，也说明了他们过去和现在的生活方式。它讲述的是一段与精英主义特有的鄙视、不屑有关的故事，是一些人在面对穷苦人这一“他者”时表现出的残忍、控制欲和恐惧，是他们必须要与住在宫墙之外的那些怪物划清界限——那些用手吃饭、抓着勺子狼吞虎咽的怪物，甚至用同一把餐勺在饭后演奏粗野的民间打击乐。

荒谬的是，这种怪异之处大概就是“罗马化”的典型表现。现代西班牙的历史源头与两个帝国有关：罗马帝国与阿拉伯帝国，二者都兴建了极其繁荣的城市。“文明”一词源自拉丁语civitas，意为城市。对我们而言，“城市”（civitas）与“大都市”（urbs）是近义词。我们的语言里没有保留罗马人对这两个概念的区分：civitas是那些住在urbs里的人（即所有公民组成的共同体），而后者是所有楼房、街道、喷泉和下水道的总称。最早的卡斯蒂利亚及后来的西班牙，都是城市的天下。罗马人和阿拉伯人都认为农村只是为城市提供给养的地方，是一个城市与另一个城市之间的那片空白地带。农村不是文明的一部分。卡斯蒂利亚只在它的城市里存在。那时的王室是巡回(5)的，但也需要以城市为驻地。壮观宏伟的城市可有的是，它们由石头建造而成，被城墙包围，坚不可摧。当卡斯蒂利亚征服美洲时，真正征服的是它的城市。西班牙人在新大陆的所有海岸，以及内陆几条商贸通道附近（比如把秘鲁的白银通过安第斯山脉以及南美洲中部河网，运送至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线路）建起了一座座布局规整的城市。

事实上，19世纪初，西班牙并没有真正掌控今天我们称为拉丁美洲的大陆。它的控制范围仅限于个别城市，但凡深入内陆，要不了几里路(6)它就没了踪影。在新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西班牙人是不存在的，也没人讲卡斯蒂利亚语。亚历山大·冯·洪堡(7)得以深入委内瑞拉探索是因为西班牙人对那片雨林毫无兴趣，也不知道如何从那里获利。一个德国人发现了墨西哥恰帕斯州中央的消失之城帕伦克(8)，是因为西班牙人从不走出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城(9)。他们按着巴亚多利德或萨拉曼卡(10)的样子建起了一座座城市，然后就再也不从里面走出来。

从另一个层面上看，在西班牙本土也是如此。这个国家不存在于城市之外。早在1539年，一本名为《鄙权贵，颂乡村》［7］的书在出版后成了西班牙文学史上最畅销的图书之一。此书由一位依附于国王卡洛斯一世宫廷的阿斯图里亚斯(11)贵族安东尼奥·德·格瓦拉所著，在当时的欧洲获得了大批读者，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有些专家拿此书的幽默感和拉伯雷相提并论，但很多语文学家更喜欢分析它对民族荣耀夸大其词的赞美。这本书篇幅很短，所以今天读起来也没有问题，但哪怕再短，读者还是会觉得冗长不堪、装模作样。这本书的作者格瓦拉修士厚颜无耻地在作品里填满了他编造的拉丁语引文，假装自己博学多识。这本他最著名的书赞美了乡村简单生活的诸多好处，对比了城市里的疲于奔命——这是那个时代最热门的话题。这本书大获成功是因为它直击了16世纪的读者群体，尤其是那些和他相似的贵族最关心的事：宫廷里充斥着政治和金钱利益，但乡村……啊，乡村！在那里人们可以找到自我，获得心灵的平静。真正的生活就在乡村。格瓦拉修士和同时代的另一位修士——路易斯·德·莱昂是最早向人们宣扬回归原始乡村的西班牙人，他们感慨同胞们抛弃了乡村，选择在满是谎言和花招的城市里过着压根算不上生活的生活，至少……他们嘴上是这么说的。因为格瓦拉并没把这道方子用到自己身上。国王先是封他在瓜迪斯做了主教，后来又派他去了蒙多涅多(12)，最后他在那里去世。但是听说几乎没人看到过他在自己所管辖的教区出现过。他更喜欢待在宫廷里，或是陪着卡洛斯一世多次周游欧洲。只有实在没办法的时候他才会从宫里告退，返回那个被他在书里捧上天，却总是让他周身严重不适的村庄。然而，这本书的成功表明西班牙城市和农村的对比，早在工业革命和农村人口外流之前就已经存在。

西班牙执政者很早以前就有流放政敌到偏远地区的传统，比如克维多(13)曾被流放到托雷德华纳瓦德，即现在的雷阿尔城。掌权者每每想惩罚某人，或者让他彻底离开自己的视线，就把他弄到农村去。早在俄国出现沙皇以前，早在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实施、古拉格(14)这个词被发明出来之前，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法官、国王、宠臣和蹩脚的独裁者们就已经利用环绕着马德里的广阔的梅塞塔高原，让那些自认为聪明绝顶的人从他们眼前消失。话说回来，对这个把在公共广场上烧死异教徒作为大众娱乐的国家来讲，这一惩罚算是相当温和的了，但这也揭露了王室的一种奇特态度。其他帝国的统治者将政治异见者，或是他们最不想见到的囚犯流放到殖民地，西班牙说起来可是大洋另一侧那片大陆名义上的主人，却反而将本国领土作为犯人的流放地（偶尔也会流放到海岛上）。这一传统一直持续到20世纪。

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所有的文明都是为城市服务的，但每一种文明也有各自不同的方式来接纳或是忽略城与城之间那片空白之地，而他们所选择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多少人，以及是哪一类人生活在那片空白之地。一直以来，在西班牙本土，农村人口非常少且极其贫困，分散居住于一片气候条件恶劣的高原上，这背后，是一段与残酷、鄙夷有关的历史，它对国家产生的深远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但几乎不受人们关注。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卡斯蒂利亚语是唯一一门用“拥有者”一词表示“叉子”的语言，因为使用该语言的文明人、城市人、那些规定语言规范的人，不能接受以一个农具的名字来称呼这样一种精致的餐具。

葡萄牙人有一种残忍的说法：“葡萄牙就是里斯本，剩下的都只是风景。”那么如果把这句话放到西班牙，可以说西班牙就是马德里，剩下的则连风景都算不上。

现在的世界是城市化的，不仅从人口统计学、政治地理学方面来讲是如此，从概念上来讲也是如此。不必去美索不达米亚，在神庙的轮廓中寻找城市的影子，城市的典范——雅典，是城市文化的摇篮，但说到底，真正将城市发展并发扬光大的是古罗马帝国。罗马人在欧洲、北非和中东缔造了众多“小罗马”，创造出了一张城市网。帝国的灭亡就等于城市的败落。古罗马人退居乡村，逐渐已不识拉丁语的他们创立了封建制度——这似乎成了野蛮的代名词，虽然历史学家几个世纪以来都试图还原真相，却收效甚微。现在的人们依然用15世纪佛罗伦萨学者的语气讲述着中世纪历史，将之形容成残忍和血腥的时代。

中学老师讲过，13世纪左右，商贸恢复到了古罗马时代的水平，城市也随之开始发展，哪怕经过了1348年的黑死病，城市依然在不断壮大：大教堂越盖越高，汉萨同盟(15)的港口一片繁荣，犹太银行家群体也发展起来。创造了（或者说再次创造了）民主制度的阶层叫作资产阶级，从词源上来说，它是指在城市里居住的人。整个现代欧洲史以及一部分当代史都可以被视为一些越来越强大、自由的城市与日益贫困、教权主义横行的农村之间的斗争史。

作为浪漫与古典主义代名词的法国大革命并不满足于让农村地产主上断头台，而是希望通过法令直接消灭农村。1789年，在一片激情澎湃的氛围中，西哀士教士(16)向国民制宪议会递交了改变国家行政区划的提案，这一提案不仅简化了法国复杂的伯爵领地、侯爵领地、行省、公爵领地和边境侯爵制度，并且以一种快速的方式彻底抹掉了历史：废止传统的地名。他创造了81个以各自地形特点命名的省份。普罗旺斯、朗格多克、阿基坦、安茹、巴斯克地区、皮卡第这些名字被河流、山脉和方位所取代，也有一些省份直接以数字来表示，然而没有哪一届政府能让法国人对他们所属省份的代码产生归属感。后来，得益于车辆牌照登记制度，汽车工业竟完成了这个任务——人们通过车牌号的最后两位数，能够轻松找出同乡，也可以辨别出哪个是在外省活动的巴黎人。

直到1982年的行政区划等级诞生之前，(17)老法兰西一些古老的地名，都沦落到只出现在红酒的标签上，或是变成了某种巴黎的餐厅不屑于烹调的地方性食物的名称。这些名字还保留着当年农民们耕种过的土地散发出的香气和味道，它们曾背负着沉重的贡赋，却从国家的地图和行政管理中消失了。用数字作为省份名称是中性且实用的方法，但是用地形特点来命名则有着再明显不过的意识形态导向：它要的是永存而纯净的法国，一片未被践踏过的土地，那些冠着封建时代贵族姓氏的酒窖和农庄不该继续存在。

在新的国家结构中，以自由市民为代表的首都掌控了周边区域，并以进步的名义进行干预，各自情况不同的大区不再被作为整体，那些为争夺统治权而相互斗争的总督和领主也消失了。省制结构明确了一点，即法国就是巴黎，其余的都只是“风景”。这种风景早于专制统治出现，那里的河流和山脉未曾被凡尔赛宫的园艺家用矫揉造作的修枝剪触碰过。也许是作为补偿，国民议会制定出了一套共和历，规定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建立之日为元年元月元日，即公历的1792年9月22日，那一天同样也是秋分日。共和历的第一个月是葡月（葡萄采摘季），最后一个月为果月（水果收获季）。每一个周期都间杂着以对应该时节丰收的作物和气候现象来命名，如此一来就把农村融入了新法国，也去除了旧贵族或封建时代的糟糕余味。

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阐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18)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他使用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比喻，后来演变成了一条与马克思本人无关的马克思主义教义：农民就是袋子里放着的一个个马铃薯。(19)他想说的是，农民是自私的，没有能力组成阶级，他们就像马铃薯一样，不管被堆得多高，还是保持着自己的原样和独立性。农民可以形成群体，但无法构成整体，至少是无法构成有组织、团结一致的整体。

除了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各路政治改革者们都把农村视为累赘。西班牙是一个直到20世纪依然以农村为主的国家，因此视农村为绊脚石的趋向就尤为严重。直至今日，西班牙过半的国土依然属于农村，但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标准，80%的西班牙人都生活在城市里。“大伤痛”包含了一个国家在一瞬间完成城市化进程所造成的后果。在不到20年时间里，城市规模增长了两倍至三倍，内陆地区那些广阔至极、人烟稀少的国土却彻底荒芜，进入了地理学家所说的“乡村衰落周期”［8］。农村人口外流集中发生在1950—1970年，尽管从19世纪末期起，农村人口就不断向城市迁徙（也有一些人是从伊比利亚半岛移居至拉丁美洲），但在那20年间，上百万人背井离乡。各大首府人满为患，建筑工人短缺，没法在城郊修盖廉价房屋，最后，人们搭建的茅屋棚户把郊区挤得满满当当。在很短的时间内，农村被抛弃了，上千座村庄消失，剩下的成了只有老年人居住的地方，没有任何经济活动，缺乏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为了成全建设某座水电站的“功绩”，有几千人在国民警卫队队员的枪口下，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河水淹没了山谷，也淹没了山谷里一个个完整的村庄。我还没把同样是在那20年里，移民到欧洲其他国家和拉丁美洲的上百万西班牙人算进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都是从被毁掉的村镇走出去的。［9］那场“大伤痛”绘制出的风景，定义了这个国家，并且在其国民身上留下了深刻印记。西班牙无人村里只居住着极少数西班牙人，而另一个西班牙无人村则活在数百万西班牙人的脑海和记忆里。

在西班牙，城市与乡村之间存在的各种紧张关系都以一种罕见而独特的方式展现。有一大批文学作品从这场欧洲独一无二的“大伤痛”中获得了灵感。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人们获得了一种审视他人与自我审视的方式，这种方式在其他地方都极难理解。这是一种仇恨，一种自我仇恨。

太阳门广场是马德里的一个情感枢纽。尽管这里已不是商业和人们日常生活的中心，但这个广场依然是首都的心脏，它仍在跳动，随着游走在那里的扒手、混混、骗子的节奏，一如既往地跳动。近年来，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取代了马德里市民，在太阳门广场参观游览。这里是城市西班牙的最高成就，是国家的待客厅。共和国在这里宣告成立，抗击侵略者的战斗在这里打响。每年12月31日的晚上，人们也是在这里庆祝新一年的到来。

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点同时又包括了另一个标志性地点——在太阳门广场上有一座于1967年建成的雕塑，它的具体位置变动过好几次，马德里人把它作为约定的碰头地点。这座雕塑是市政厅委托设计师设计的象征马德里市徽的作品。［10］实际上，它表现的只有市徽中央的部分：一只熊和一棵野草莓树，然而从来没有任何历史文献表明这是一棵野草莓树。按照纹章学的解读，熊和野草莓树的结合象征了13世纪时教会与市议会达成的契约。根据协定，前者得到了牧场的开发权，后者则分到了林地和狩猎权。这只抱着树的熊就代表这两种利益——林木与狩猎。［11］

支持这一说法的文献都是在这一事件发生很久以后才出现的，而非同时代人所写——纹章学的各种解读通常都有这个问题。所有和马德里市徽相关的资料都收录在18世纪撰写的编年史当中，然而它所记录的事件发生在13世纪，也就是五个世纪以前。［12］我认为没有哪个法官在审案时会认可这样的证据，但历史不是法庭，一些我们一直以来自认为来源可靠的资料，在外人看来却可能是缺乏验证的。就当史实的确如此吧，虽然我们还是不知道为什么熊要抱着树，而更奇怪的是，树的种类数不胜数，但为什么偏偏是一棵野草莓树。

由于马德里市政府对这个故事深信不疑，所以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在所有能种树的地方都栽上了野草莓树，如丽池公园、田园之家(20)……还有其他各种公园。这种树种既然是马德里的象征，那就必须要让人们在城里的各条街道上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幸亏他们没打算在每棵野草莓树旁边配一头活熊。但问题是园丁们很快就发现野草莓树长得极差，马德里的土质恶劣，很多树根本无法生根。

植物学研究也证实了园丁们的观点——马德里不是野草莓树的自然生长地。最终有人提出，这棵在市徽中出现的树可能根本不是野草莓树，因为马德里周边就没有这样的野生树种。普拉多博物馆和城北边有圣栎树，但野草莓树只能在高山上找到，甚至是要到了塞戈维亚(21)才有，它与中世纪时马德里城的管辖范围相距甚远。目前在市中心只有一棵树是个例外，它位于忠诚广场的丽兹酒店旁。［13］这种拉丁学名为Arbutusunedo的树木自然生长在地中海沿岸，在欧洲和非洲都有分布，最喜悬崖峭壁。它和圣栎树一样是西班牙中部地区的典型树木。

毫无疑问，市徽中出现了一棵专属于其他遥远而荒寂地区的野草莓树纯属巧合。而这座象征着西班牙最大城市的铜质雕塑，就放置于全国最富有城市特色的太阳门广场。这座雕塑最早的石质版本是在1967年建成的，正好是农村人口外流最严重的时期，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寻找容身之地，而他们偏远萧条的家乡恰好是野草莓树的生长地。是的，这是偶然，但又是一种动人的巧合。一边是马德里园丁栽种失败的野草莓树，另一边是新马德里人试图在这个没有他们位置的城市里扎下根来。经过了这场“大伤痛”的西班牙农村，化为这座黑色的包铜石雕，矗立在首都跳动的心脏上。

一位作家在他的一本游记中写下了一段非常无情的文字，在他的笔下，残忍、严酷变成了个人风格。卡米洛·何塞·塞拉在《阿尔卡里亚之旅》(22)中写道，瓜达拉哈拉村镇里的小伙子们不愿意娶那些去马德里打工的姑娘。天知道什么人的手已经碰过她们了。［14］这是一个古老至极的主题，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圣经》——巴别城的神话。

《创世记》叙述了人类在建造城市后是如何堕落的。他们抛弃了乡村简单虔敬的价值观，变得狂妄卑鄙。他们对暴君顶礼膜拜，被几千种不同的语言分隔开来。巴别城的传说一直在延续。城市代表着虚假、污染、罪孽、死亡，乡村则代表真实、纯净、美德、生命。虽然有些许细微的变化，但这一传说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都有回响，在西班牙也是如此。有趣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西班牙人调换了农村和城市的角色。尽管农民，还有其他很多来自政界、环保主义组织、宗教界的人受这一传说影响，一直都对城市生活极不信任，然而，还存在一个潜在的观念，即农村是未开化之地。城市面对农村，就是文明面对野蛮，与巴别城的传说相比，它的历史更短，与自由主义和进步思想的传播有关。西班牙是一个曾遍布征服者和抢掠者的国家，是一个穿越大洋去进行抢掠和屠杀的国家，所以，占国土面积一大部分的贫瘠土地，也就自然被视为荒蛮之地，在那里居住的也就是野蛮人。他们中的很多人是不会讲基督徒语言的土著居民，满口都是让人听不懂的方言，甚至依然信仰着巫术和异教。听到村民那样唾弃移居马德里的女性，卡米洛·何塞·塞拉大吃一惊（也有可能是粗鲁地大笑不止），而村民也觉得这位被城里各种堕落的罪孽浸淫的公子哥作家奇怪至极。

这一点在政治上也有所表现，因此常常会演变成战争或暴力冲突。比如卡洛斯派(23)对抗自由派，集权主义者对抗民族主义者。20世纪60年代，在佛朗哥(24)政权新生代官员的推动下，国家的文化政策略有放宽。在这样的背景下，巴塞罗那广播电台开始播出当时唯一的一档加泰罗尼亚语节目——《乡镇来访》，内容与民俗文化有关。当时扩展区(25)的很多资产阶级家庭还完全没有融入加泰罗尼亚当地文化，在他们看来，这档节目就是农村人对他们的冒犯。什么叫乡镇来探访他们？是从哪里冒出了这些讲话粗鲁、举止土气、身上还散发着香肠味的农村人？作家弗朗西斯科·费列尔·雷林在《像我们家一样的家庭》［15］一书中写过这段轶事，那时候他还非常年轻，属于新生代作家，对他而言，从那时起，巴塞罗那的世界性终结了。

众所周知，民族主义者从来都不喜欢大城市。大城市的复杂性和任何整齐划一的设想都不相容。希特勒痛恨柏林，热爱巴伐利亚。他希望柏林像慕尼黑一样，而不是反过来。(26)他在《我的奋斗》里写道：“如果柏林的命运和罗马一样，未来的几代人就会把犹太人的大型仓库和连锁酒店看作是我们的现代文明最有代表性的纪念物。”这算是一个极端例子，并且带来了毁灭性的结果，但这种思想在全世界各地的各个领域都有迹可循。民族主义先是在农村扎根，他们援引巴别城的传说，以各种反城市的言论在农民之间煽风点火（他们宣传的方式总是十分怪诞）。20世纪70年代末，西班牙划分自治区的时候，针对各大区的首府问题曾有过非常激烈的争论。各地的民族主义者认为规模最大的城市、传统上一直作为首府的城市并不能代表该地区的精髓。因为城市一旦多元化发展，本地的味道自然就淡化了，本土的精髓也就随之不存在了。还有一些自治区，为了避免一些规模相近的城市在角逐中发生冲突，就决定由所有人一起提名一座城市，但反城市的偏见在当时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背景音。通常说来，这些自治区都选择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二线城市作为首府。在民族主义者看来，宗教氛围浓厚的传统村镇代表着民族的纯正本质。因此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27)成为加利西亚的首府，但拉科鲁尼亚才是该地区的经济和文化重镇。梅里达是古罗马时期的重要城市（与罗马有关的历史自然是不朽的、有影响力的、最根本的），所以它超过了卡塞雷斯和巴达霍斯，成为埃斯特雷马杜拉自治区的首府。或者像维多利亚战胜了毕尔巴鄂——伊比利亚半岛北部的工业重镇，成为巴斯克自治区的首府。在其他地区也有过类似的争论，比如在安达卢西亚和阿拉贡，民族主义者不肯接受塞维利亚和萨拉戈萨作为首府。那些年在阿拉贡曾经出版过一本小册子，其标题意味深长——《萨拉戈萨反对阿拉贡》［16］，书中拥护哈卡作为新自治区的首府，抵制变化多端且腐败堕落的萨拉戈萨。因为哈卡这座位于比利牛斯山山麓的城市是古老的阿拉贡王国的第一代王室所在地，故保留了阿拉贡的精华。最后，西班牙无人村就这样成了一个香水瓶。哪怕瓶中已空空如也，也因为密封得太好保存了之前的香气。

今天的西班牙已经加入欧盟，是一个现代化、完全融入了西方世界的国家，然而那些偏见难道不存在了吗？我认为还存在。偏见持续了几百年之久，“大伤痛”所造成的伤害太深，导致进入21世纪后，西班牙人的本质与状态是不相符的。西班牙仍需要消化很多过去遗留下来的东西，但它的胃又太小。

在西班牙无人村游历，可以看到许多名人的姓氏。在高速公路的岔路上、在二级公路上竖着的某块路标上、在通往小村庄的指示牌上写着的都是村名，也是家族的姓氏，使用这些姓氏的人们从那里离开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在人口众多、风情相似的欧洲，游历西班牙无人村的经历是绝无仅有的。极度荒芜的风景、裸露在外的土地、贫瘠的山脉、凄惨的村庄让人想到那个恒久不变的问题：谁住在这里，为什么？他们如何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地忍受着这样的与世隔绝，这样的烈日、尘土、怠惰、干旱甚至是饥饿。

这种景象在太阳门广场或格兰维亚大道(28)是看不到的。生活对我们个别人（极少数人，和那些在西班牙无人村留守的居民人数一样少）的优待，让我们得以从高处俯瞰这个国家。我出生在马德里，从我母亲这边来说，我是第四代马德里人，这在马德里这个由大量外来人口构成的城市里是比较少见的。而我父亲来自阿尔克斯德哈隆，那是索里亚的一个村庄。出于一些我至今也没搞清楚的原因，我父母走了和全国人民相反方向的路。我母亲原本已经在马德里有了不错的工作，有朋友和自己的生活，最终却没有在马德里定居，而是在阿尔马赞(29)的主广场上租了一间公寓。母亲说他们做这样的决定在当时看来是非常奇怪的，这个市镇本地的年轻人都跑去了马德里，几个马德里人却来到这里定居。我父母搬来的时候引来了所有邻居的围观，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过带着小孩的年轻夫妇来到这个地方。那是个漂亮的城镇，依然保存着中世纪的街道，但是冬季会被白雪和大雾覆盖，气温从没有上过零度。不过当然了，一有机会，我父母就又将搬家车装满，搬去了瓦伦西亚沿海的一个村庄，我就是在那里长大。从文化上来讲，它和阿尔马赞比起来可能姿色平平，但是那里气候绝佳，春天的时候，空气中弥漫着橙花的香气，我和哥哥可以一连四个月在海滩上玩耍。

我们从来都忘不了内陆，常去索里亚的那个村庄探望我父亲的家人，我的外祖父还在阿拉贡一个非常接近卡斯蒂利亚的村里有一套房子。那些地方承载的情感重到让人难以承受，它们就是我的贡布雷(30)，在夏天里火伞高张，冬天里又冰雪严寒。那时的我是个在海边长大的孩子，所以一直不停地问，究竟为什么没有人住在那里。

我父亲的家乡曾经是马德里与萨拉戈萨之间的铁路枢纽。在蒸汽机时代，火车在那里装载煤炭，更换火车头。电气化以后，当地几乎所有的工作岗位都没有了存在的必要，那里就逐渐衰落了。我的祖母和我父亲的一个姐妹住在那里，维维姑姑——我们一直这样叫她，她单身，后来被火车倾轧而亡。列车因为没有在小镇的火车站设停靠点，所以行驶速度极快。她的死亡也象征着那个村镇的消亡，被再也不会停靠的火车席卷而过。维维姑姑学的是历史，喜好收集古罗马钱币。那里在罗马帝国时代是军事重镇，再之前是一座伊比利亚古堡，所以它一直以来极具考古价值。一天下午，维维姑姑拉着我的手去看古堡的废墟，对于那时六七岁的我来讲，她带我看的东西极让我震撼。“你看！”她站在土丘的最高处，背对着村子对我说道。我们面前是另一个砖石砌起的村子，屋舍拥挤在一起，街道倾斜。房子没了屋顶，街道上挂满蜘蛛网，山丘上尽是散碎的砖头。那里无人居住，火红色的砖墙似乎要被红色的山头吞噬掉。那是老村，或是村里破败的部分。它已经荒弃了。随着铁路通车，人们都搬去了火车站那边的区域。多年后去贝尔奇特(31)的时候，我想起了童年记忆里被夸大的场景。现在我知道了那片荒弃掉的街区比我当时印象中的要小得多。但那时的我觉得它广阔至极。

作为记者，我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在西班牙无人村到处探访。为《阿拉贡先驱报》工作时，凌晨五点就起床，和摄影师钻进汽车跑上一两百甚至三百公里路，去某个遥远的小地方找故事，是我每个星期都要做的事情。这家报社的总部设在我居住的萨拉戈萨，这座城市大概有70万人口，是共有130万人口的阿拉贡自治区的首府。也就是说，整个大区的一半人口都生活在一座城市里，而其他的则分散在面积比荷兰还大的区域里（荷兰的人口大约1700万）。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区域划分类型，阿拉贡属于中间过渡区域(32)，兼有城市和农村的特点，所以它被视为西班牙人口结构中很有代表性的地区。它完全按比例复制了西班牙的人口统计图，标准得像从实验室出来的似的。

生活在这里，我可以感受到风景的广阔无际。萨拉戈萨是一座欧洲中等城市，虽然有自己的特殊之处，但总体上来说还是和与它同规模的城市很相似，如图卢兹、波尔多、博洛尼亚或布里斯托。然而，它被沙漠包围。如果萨拉戈萨人某个周日想外出郊游，他们必须要跑上两百多公里，因为周围什么可做的可看的都没有。在这样的公路上开车，一路上也见不到一个村庄和任何生命迹象，只有高架电缆，或是一些废墟，又或是地平线上一块奥斯本公牛的广告牌(33)，反方向车道几乎遇不到一辆车。

我能感觉到那些人想要离开自己空空荡荡的村庄的冲动，这些地方一周只有一次医生出诊，废弃的学校被当作仓库，房屋上阿方索十三世(34)的徽章至今还未被替换掉，因为那些房子从那个时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使用过。在这些地方，酒吧相当于一种公共服务，一周只营业个把小时。手机没有信号，村长生活在距离一百公里外的城市里，只在周五的下午过来逗留片刻，行使自己的职责。冬天，村里就只剩下三两个老人，紧贴在火炉边，一发现什么陌生人就马上报警。一旦仅存的二三十个居民陆续离世，或是病重后被子女们接去城里，这些村庄就会消失，和以往很多村庄一样。

西班牙无人村里的居民感到自己被抛弃，政府任由他们自生自灭。很多人心有怨愤。过去，随着来自东欧和拉丁美洲的移民涌入，他们曾幻想过那种神话般的场景：村镇生命力旺盛，孩童满地，人流密集，因为只有移民来的年轻人敢于在那些地方安家。但事实上，西班牙无人村的居民从来没多起来过，甚至现在反而比过去人口更多。地理学家认为这个地区的人口在一百年间增长了10%—20%。将这一增长率和全国的增长率进行比对的话，甚至觉得有点可笑：在同样的一百年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30%。人口减少确实存在，这是已经被证实了的现象，但是农村之所以到处空空荡荡，更主要是由于人口的停滞，与此同时，城市人口却以粗暴的方式史无前例地增长着。这种失衡一直都非常突出，甚至在工业革命前的几个世纪就已经存在，而现在已无可挽回。

我大概应该给这个被我称作“西班牙无人村”的地区绘制图表、编上序号。首先，最引人注意的就是这是一个没有海洋的“国家”。从地理上来看，它大致与梅塞塔高原和埃布罗盆地重合。但是我有时候也在这个范围的边缘地区游荡，偶尔也触及安达卢西亚、阿斯图里亚斯、加利西亚、加泰罗尼亚或纳瓦拉，但西班牙内陆，也就是西班牙无人村，由两个卡斯蒂利亚(35)、埃斯特雷马杜拉、阿拉贡和拉里奥哈组成。以欧洲标准来讲，这个区域的面积是比较大的。如果说在地图上看起来不大，是拜墨卡托投影法所赐——距离两极越近的地区，变形就越大，在地图上显示出的面积比实际的要大得多。欧洲北部国家实际上都比地图上显示的要小。比如芬兰，从地图上看，面积是西班牙的两倍，但实际上比西班牙要小三分之一。这是在绘制地图时，为了把地球弧度拉伸在平面上所做的修正。经线在近两极的地区比在赤道地区更密集，但世界地图上画的经线是平行的，所以地图拉伸了北部的国家，以便适应它们的坐标。如此一来，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就出现偏差了，以为格陵兰岛比澳大利亚更大，实际上澳大利亚几乎是它的五倍多。西班牙位于欧洲的南部，所以也被地图扭曲了。西班牙看起来比德国面积小，但实际上要比德国大得多。欧洲在地图上被整体放大了，比它实际的面积要大得多，而非洲则比实际面积小了很多。这难免让人想到，将球体表现到二维平面上的墨卡托投影法实际是帝国主义的产物。我也不能肯定这当中到底有没有欧洲中心论和帝国主义的影响，就像地图惯例将北半球画在上方、南半球画在下方（地球是一个球体，我们完全可以从反方向来看它，我们把北半球放在上方是因为习惯，但其实北也可以是南），或是把欧洲放在地图的中央（其实地图的中央也可以是日本或加利福尼亚）。另一方面，也很难说这是不是欧洲掌控海洋和陆地的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但不管怎么说，墨卡托投影法仅仅是一种绘制方法，让人们可以把地图装进口袋，或是印刷成册，无须到哪都拿着地球仪。然而，我们如果想对大小和距离有一个准确的概念，就必须把上述因素考虑在内。我们有必要了解的是，如果一个国家距离赤道很近，那实际的距离会比地图上显示的要远；如果距离极地近，城市之间的距离就会比地图上的要近得多。

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在西奈半岛的荒漠中流浪了40年，实际上那片荒漠还没有堂吉诃德(36)出门冒险的范围大。尽管如此，读者都还觉得这位绅士好像并没有离开自己的村子太远（尤其是在第一部里）。堂吉诃德的游历要比《出埃及记》更适合收录在圣经中，因为对比来看，后者的范围太小——西奈半岛比现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恰地区的面积小20%。

西班牙无人村是一片广阔的地域，另外，在这个范围内是不存在城市的。我将马德里排除在外，因为马德里就像是一个黑洞，周围的一大片虚空围绕着它运行。按照比较严格的区域限定标准，西班牙无人村的面积总计有268083平方公里，没有海岸，海拔较高。这个区域占据了超过西班牙国土面积的一半，约占53%。有居民7317420人，占全西班牙人口（4650万人）的15.75%。只有一座人口超过50万的城市，即萨拉戈萨。第二大重要城市是巴亚多利德，有30万人口。其余人都居住在人口不到20万的中心城市。如果我们只统计那些户口登记在农村的人（不包括省会和自治区首府），那就是4636050人。这也就意味着，每十个西班牙人中只有一人生活在这些地区。(37)

这说明在超过国土面积一半（53.12%）的土地上只有占总人口的15.75%的居民，如果去除掉各区域的行政中心，那就只有9.98%。换种说法，84.25%的西班牙人都挤在46.88%的国土上。西班牙的人口分布极为不均，大量人口集中在少数几个城市，而很大一部分土地是无人居住的。从天空俯瞰西班牙，它的人口分布就像一个甜甜圈，中空的环状中间又多加了一小块面包。那块地方就是马德里和它周围的卫星城，全国约13.7%的人口聚集在相当于国土总面积1.5%的空间里。这个数字接近于辽阔的西班牙无人村的总人口数，但他们的居住面积还不足无人村面积的3%。其余约70.7%的人口并不是集中生活在某一个点上，而是沿着海岸线分布。从巴塞罗那到穆尔西亚的马尔梅诺尔(38)附近，城市一座连一座，之间被未开发的海岸隔开，相隔的距离短到可以忽略不计。这个区域共有1410万人口。安达卢西亚共有840万人口，其中将近500万人都住在沿海地区。半岛北部地区的人口密度更接近于欧洲标准，核心城市人口众多，城市间的距离较近，这里有着发达的工业发展史，聚集了超过650万的人口。西班牙的其余地方则人烟稀少，且人口分布极为分散。

在那些经常被西班牙拿来比较的欧洲国家是见不到如此奇事的。近几个世纪来总是被西班牙作为评判标准的法国，比西班牙面积稍大，但人口密度要高得多，大约6460万人（比西班牙多38.9%）生活在只比西班牙大9.3%的国土上。

再看看其他兄弟国家。意大利面积为301336平方公里，只比西班牙无人村的面积大一点，相当于整个西班牙面积的五分之三。在这个范围内有6100万人，是西班牙人口的1.3倍（超出约30%）。英国情况就更严重了，国土面积242900平方公里，比西班牙无人村还要小（英国的国土面积还不到西班牙的一半），人口却有6350万。也就是说，比西班牙多1700万人，或者说超出36.6%。

与德国的比较则是最有说服力的。德国国土面积357021平方公里，相当于西班牙的70.8%，有8270万人口。也就是说，比西班牙多出3620万人（约77.85%），这些人生活在几乎只有西班牙面积三分之二的土地上。

西欧人口稠密，分布比较均匀。开车游历法国、英国或德国，所见到的就是延绵不断的民宅和村落。想在那样的条件下犯罪相当困难，因为几乎没有盲区和能避开目击证人的无人区。在西欧，只有爱尔兰的人口密度低于西班牙，虽说西班牙的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93人，但是这个数据完全无法反映出国家人口的真实情况。马德里的人口密度接近于每平方公里800人（马德里主城区甚至超过每平方公里5000人），和特鲁埃尔——西班牙人口最少的省份（每平方公里只有9人），完全无法相提并论。由于存在这种差异性，有些地区属于人口中等区，有些是密集区（当然无论如何还达不到人口过剩的程度），有些幅员辽阔的地区基本又是荒无人烟的。

产生这种独特性的原因很复杂，也不是本书关注的重点。我真正想强调的是，这种失衡是长时间积累的，是结构性的，社会的进步和富裕都无法修正，所以西班牙在很多方面都成了一个异于欧洲常态的国家。另外，可能也是受墨卡托投影法的影响，本国风景在西班牙人心中的形象也是辽阔荒芜的。有的地区会被大家叫作“西班牙的西伯利亚”，在一些地区的沙漠还有人曾经拍摄过美国西部片。伊比利亚半岛就像是一片次大陆，紧贴着欧洲本土的同时又和它分离，这种特有的地理位置让西班牙人觉得自己属于一个不能和欧洲相比的地方，无论是距离，还是计算标准，都大不相同。从其他方面来讲，西班牙和欧洲大陆其他地区又极为相似，但特殊性和差异如此明显，让人总是有一种“西班牙确实是个欧洲国家，但是……”的感觉。这个“但是”是什么呢？我们最好是从南向北跨越比利牛斯山，也就是从反方向来看这个问题。

当一个西班牙人开车驶入法国公路，然后进入比利时、德国、瑞士或奥地利时，有两点会引起他的注意。第一是风景，他会毫无过渡地从干旱进入潮湿气候，也就意味着植被从针叶灌木改换到草地。“绿色从比利牛斯山开始”这种话属于老生常谈，但事实确实如此，北部的云层总是被困在山顶，它带来的雨水只灌溉法国的那一侧。那里的风景才符合我们小时候听的儿童故事里对欧洲风光的描述。第二是村庄，村庄的风貌和分布的连续性。比起西班牙，法国、比利时、德国甚至意大利北部的村庄，都非常相似。首先，村庄十分密集，相互之间只隔着短短几公里，有的甚至毫无间隔，只用一条街标志着村界。虽然说这些村庄也算不上多么热闹——因为欧洲人在生活中本来就没那么喜欢在街头游荡，在某个周六散散步，去发掘一些惊喜也就足够了。一周中的一天，村里会举行农货集市。村镇上的牧场主和农户们会把他们的农产品带到广场来售卖。销售的所有东西都是本地自产的，有奶酪、红酒、面包、香肠、蔬菜、某个农场手工制作的各种类型的罐头、糕点……很多人在集市上进行日常采购，他们之间都是认识的，相互问候致意。说到这里就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他们中有各个年龄段的人。再小的村子里，好像都有孩子、年轻人、不那么年轻的人和老年人居住。牧场主也可能是年轻人或中年人。各年龄段人士所占的比例会有所变化，但都不是以退休人士为主。为什么上述现象会让西班牙游客大感惊奇？因为小规模的农场在西班牙已经销声匿迹，那种类型的集市是不常见的，要么就是随着某个年度的节庆举办，或是和某种与健康营养相关的时髦主题有关。西班牙农牧产品的生产者都进行大规模密集型开发，为大型连锁企业供货，或是将产品大量出口。因此在西班牙，那种让一部分本地小生产者靠售卖自家的罐头和手工奶酪来谋生的场所是不存在的。在西欧相当普遍的农贸集市，在比利牛斯山南麓听上去就成了异域风情，就像那些村庄竟有年轻人居住一样，都是奇特的现象。在西班牙，村庄越小，就越难找到年龄小于50岁的居民。

我虽然这里说的是西班牙，但实际上指的是另一个“国中国”，是那个无人的西班牙。

村庄的风貌也大不一样。比利牛斯山北边的村庄外观更加规整，更加整齐划一，也更显得欣欣向荣。一道历史的缺口将两个区域隔开。长达几个世纪的荒弃和落后让西班牙农村只剩下一片片拥挤狭小的房屋。在卡斯蒂利亚、阿拉贡或埃斯特雷马杜拉，房屋都是互相堆叠在一起，建在斗折蛇行的街道上的。这有一部分是气候原因——这样的建筑方式可以更好地抵抗那让人难以忍受的酷热。另一方面是源于由来已久的贫穷。尽管战乱和革命接连上演，欧洲农村在两百年间还是得到了发展，而西班牙无人村几乎要到20世纪70年代才有了最基础的设施。梅塞塔高原上再富裕的村子，也比不上法国或德国的一个贫困村。在西班牙内陆地区，农村的规划是向心式的，而在欧洲大陆偏向于离心式。街道缠绕交错，形成了阿拉伯梅迪那式(39)的小迷宫，聚集的房屋构成了密实的村落，经常是围绕着一座峭壁分布。教堂的钟楼是该地的庆典举办地和政治中心，它就是油画《美杜莎之筏》(40)中的那根桅杆。每座房屋都想离它近一些，于是就聚集着建在一起，离周围的平原远远的，像害怕它似的。在欧洲大陆却恰恰相反，村舍和农场一般都沿着道路延伸。有时候想找到一个村子的中心并不太容易，因为整个村庄都和周围的田野融为一体了。西班牙无人村就像是在一片被征服之地上建起的防御堡垒，建造它们的人似乎十分忧心该如何抵御敌军，或是如何在敌人的土地上发展壮大。拉曼恰地区的村庄甚至都是半隐藏式的，房屋很矮，只有一层，仿佛不愿意在平原的地平线上露出头，像是一个埋伏在地上的士兵。与其说这里是欧洲农村，不如说更像墨西哥。村庄之外，空空荡荡，再无一物。法国的村庄则被一条条道路织成网状，诚如普鲁斯特笔下那条通往斯万家或是盖尔芒特府邸的小路(41)。那里的农村包括村庄和田野。而在西班牙无人村，村庄只是村庄，如果谁在夜晚还驻留在旷野里，哎！那可有他好受的。

在这个高度同质化（这一点甚至得到了遗传学证实）的大陆上，有太多特例。西欧的国家大同小异，国民也十分相似。一项遗传学研究分析了来自欧洲大陆所有国家上千人的样本，最终得出结论，欧洲人之间的差异非常小，尤其是欧洲西部。［17］在生物学上十分接近的个体，所建设的国家也非常相似，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尽管语言不同，饮食习惯各异，但是从威尔士滨海一路到意大利的亚得里亚海沿岸，人们建造村庄的方式和生活习俗都大致相仿。那些致力于保护传统精华的人经常痛惜经济全球化抹去了大城市各自的特色，各大首都的商业街上都开着一样的店铺和跨国公司的分公司。事实的确如此，不过和曾经席卷欧洲的浪漫主义或哥特主义风潮，或是和更早以前罗马化带来的影响相比，这种同质化算是微乎其微的。一个中世纪的村庄，和周边的其他村落相比，会更类似于另一个国家中世纪时的村庄。国家和地区间的变化并没有大到消解掉欧洲本质的地步。面对一张印着欧洲某村庄街道的明信片，我们可能会疑惑：这是德国还是瑞士？是意大利还是法国？是英格兰还是比利时？然而，我们一看就知道它一定是一个欧洲村庄。

在西班牙无人村里，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它们不但和欧洲其他地方的村庄大相径庭，甚至各个地区之间在风貌上也有很大的差异。拉里奥哈大区赭褐色石头建造的村庄和梅塞塔高原上狭长、紧凑的白色村庄截然不同。阿拉贡或埃斯特雷马杜拉大区的一些村庄看起来就像是摩洛哥旅游业的宣传广告。在梅塞塔高原的很多地方旅行，会让旅人以为自己是来到了墨西哥。历史背景不同，与之相关的地理也不一样。西班牙，尤其是西班牙无人村，在欧洲属于一个奇怪的“国度”，是一个人们只会透过汽车车窗观察的地方。

这并不是说法国、英国或德国的农村没有经历老龄化和人口外流。这两个现象普遍存在于世界发达地区的农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甚至更早以前便是如此，尽管从1945年起欧洲城市才开始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五六十年代的“婴儿潮”与老牌帝国的非殖民化，推动了来自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第一次移民浪潮（如果不是大批牙买加人于20世纪60年代在该岛国独立后移民至伦敦，世界流行音乐的历史会大不一样）。同一时期，整个欧洲的大城市都在大兴土木，建造了多个廉价住宅区，它们的外观如出一辙、令人压抑，但也为贫困的移民提供了住所，他们大多从农村出来，有的来自周边国家。欧洲西部很多地方的农村几近死去，英国的情况更令人痛心，国内经济的新结构让上百万农场主失去了活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从19世纪末就出现了，对此至今已有了深入研究。

地理学家将这种现象视为农村的衰落，认为是呈恶性循环的发展模式。农业的机械化，使得需要的劳力越来越少。在农村无法就业的年轻人涌入城市，带来的结果是当地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的缩水，新成立的公司越来越少，因此工作岗位越来越少，不光是农业，而是所有领域的岗位都大为缩减，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需要外出务工。到最后，农村只剩下老年人，而如果农村不能提供基本的服务，比如良好的医疗条件，他们也会慢慢离开，搬去城市。如果不打破这种乡村衰落的恶性循环，那这片区域距离彻底荒弃只是时间问题。

西班牙和周边其他国家的区别在于，当这个恶性循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加重的时候，西班牙农村已经陷入了灾难性的处境，比法国或德国的农村糟糕得多。20世纪，西班牙农民生活的贫困程度在欧洲其他地方是难以想象的，所以这里的农村在面对人口外流问题时格外脆弱，不堪一击。

德国、法国和英国都曾试图挽救这种衰落，其中也有成功的例子，不但留住了农村的年轻人，甚至还吸引来了一些城市居民。虽说没能彻底恢复农村往日的生命力，但确实控制住了恶性循环。也就是说，有一些村镇又恢复了足够多的人口和优质的公共服务，以保持较高的就业率以及和城市相差不大的生活水准。英国著名的“乡村探路者”和“本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两个寻求英国农业替代发展新模式的项目；德国政府正在着手进行“区域激活计划”；加拿大的“农村透镜”项目非常成功，芬兰和荷兰也在推进类似的项目。所有这些项目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聚焦局部区域：不施行综合全面的解决方案，而是研究各地的具体情况，然后和当地的居民一起商讨出最好的出路，寻求投资和财政资源，在政府的支持下，农村人发展自己决定发展的产业，推进各种计划。［18］

西班牙没有具体的计划项目，但无论是农业部还是各自治区都在欧盟“农村地区发展行动联系计划”（缩写为Leader）的基础上量体裁衣。这一计划和上述几个项目非常接近，且在所有欧盟国家中推行，然而在西班牙收效甚微。

在昆卡与马德里的交界处，有一个名叫弗恩蒂杜埃尼亚-德-塔霍的村庄，住有居民2000人。从行政区划来讲，它属于马德里。弗恩蒂杜埃尼亚人是货真价实的马德里人，如果交通不甚拥堵，他们驱车45分钟内就能到达首都的市中心，但他们的村庄和马德里可谓天差地别。如村名所示，这地方位于塔霍河(42)沿岸，河道蜿蜒曲折。弗恩蒂杜埃尼亚村里有一座钟楼、一座已成废墟的城堡和一个方形的主广场。从各个方面来讲，这是一个典型的被广阔的褐色平原包围的拉曼恰村庄。

这又是另一个伊比利亚式的特例：人们刚一离开城市，西班牙无人村就会突然出现。从弗恩蒂杜埃尼亚向北沿着A-3公路行走30公里后，马德里工业区的高墙就拔地而起。交通网开始变得稠密，高速公路纵横交错，居民区此起彼落，卫星城和超大商圈接连不断，大型超市和所有那些大城市不可或缺、却不愿意建在市中心的设施这里都有，像垃圾站、废车场和仓库。几乎不到30公里的便利的交通，就把弗恩蒂杜埃尼亚和巨大的城市怪物分隔开来，但是在弗恩蒂杜埃尼亚，人们在生活中似乎完全感觉不到这只怪物的存在。有一道确确实实存在的线——一道城市的分界线，划出了西班牙无人村的起点。这一分界不是循序渐进的，而是骤然发生的。阿尔甘达-德尔-雷伊(43)市的界标刚一过去，梅塞塔高原就恢复了它棕黄的色调，狂风和烈日是那里唯一的主宰，一直以来都是如此。离开弗恩蒂杜埃尼亚就进入昆卡省，那里距离马德里市中心只有60公里，而每平方公里只有12人，是整个欧洲人口密度最低的地区之一，甚至比芬兰还低，是北极才有的人口密度。弗恩蒂杜埃尼亚属于马德里自治区，但它的居民生活在另一个世界。

这样的反差并不是新鲜事。自从19世纪末，马德里开始发展成为欧洲重要的首都起，所有的西班牙游记都曾有过这样的描写。西罗·巴约(44)的游记从喧嚣的太阳门广场开始描述，说一走出首都就会看到平原上的那几座村庄，从而彻底走入乡村的平静之中。阿图罗·巴雷阿(45)就描写过，坐着那种通向周围村镇的载客马车一出托雷多大街，城市是如何一瞬间消失不见的。甚至何塞·马丁内斯·鲁伊斯(46)（即阿索林）或是塞拉，他们在游记中都强调过出城还没走几步，梅塞塔高原就冲撞到眼前的那种猝不及防的感觉。出城的线路或交通方式都不重要：只需要看看火车车窗外的风景，是如何从杂乱无章的繁忙景象变换为平原上那令人不安的空寂。今天，城市的规模变了，变得更大了，但是那种城乡间的过渡与20世纪的作家们所写的别无二致。不论从马德里的哪一个方向出城（可能除了通向瓜达拉马(47)方向的路），都像是跨入了另一个维度，忽然进入西班牙无人村。如果谁在路上睡着了，再一睁眼的时候可能会以为车已行过无数公里，或是已到了另一个国度。第二种猜测是准确的。西班牙无人村确为另一个国度。离开马德里即意味着方圆300公里内再也没有一座像样的城市了。欧洲大陆上再没有哪个首都像它这样被大片的荒漠包围。

随着西班牙1986年加入欧盟，移民潮终于稳定下来，西班牙无人村村民逐渐开始表达他们的愤怒，指责世人对此地的遗忘。他们认为欧洲的资金投入和“共同农业政策”（简称PAC）改革完全忽略了他们，加剧了他们原本就正在遭受的贫穷。索里亚、特鲁埃尔和萨莫拉(48)算得上全欧洲人口密度最低的省份。这些地区的居民不断围在工会和市政府周围，要求出台计划，遏止当地人口流失，吸引年轻移民。他们要求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让老年人不用再被迫离开家乡，保证学校的运行，改善周边交通，打通公共与私人投资的渠道。他们学会了怎样协调配合组织抗议活动。每一次政府宣布因乘客过少停运某一条铁路线路，这些人的标语牌必会到场。每一所学校被关闭，或是某家公司威胁要把生产区迁走，他们也一定会赶到。他们学会了利用媒体进行宣传，进而逐渐引起了全西班牙人的关注。“特鲁埃尔生存”“索里亚受够了！”“萨莫拉论坛”这几个组织于20世纪90年代末在马德里多次游行示威，成功推动政府通过了扶助这几个省份的特别计划。但这些计划大多都毫无成效，或是收效甚微。

不过，至少在学术领域，这些计划确实促进了人们反思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和可能的解决方法。可能在马德里和各个大城市无法对此亲身感受，但西班牙人口结构的统计数据十分糟糕。这导致行政管理在很多方面都非常低效，也让国内很大一部分人都觉得自己在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处于边缘位置，因为他们的问题在整个社会看来奇怪至极，并且也从来不会出现在议事日程上，这是非常不好的。

几年前，萨拉戈萨大学的一些教师组建了凯尔特伊比利亚乡村研究和发展学院，中心设在特鲁埃尔。他们提出了一个构思，希望能创造出一个新的地理学概念。他们划定了一个区域，比我之前绘制的范围要小得多，将其称为“凯尔特伊比利亚”，由现在的瓜达拉哈拉、昆卡、特鲁埃尔、索里亚、拉里奥哈、布尔戈斯以及卡斯特利翁和瓦伦西亚的内陆地区组成。他们受到了马里亚诺·伊尼格斯·奥尔提斯(49)的启发，这是20世纪初的一位人类学家，他坚持认为由于这几个省份的山区无人居住、与世隔绝，所以保留了罗马时代之前的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的神话与仪式（那一区域其实也就是伊比利亚山脉，这是一片虽然低矮，但奇峰罗列的山脉，其中也不乏崎岖的谷地）。伊尼格斯的观点经常被胡里奥·卡罗·巴罗哈(50)和西班牙其他知名人类学家奉为经典。他在山区村庄的节庆中找到了一些远古的元素，从公元前1世纪几乎原封不动地保存到了20世纪。凯尔特伊比利亚就像一台冰箱，或是一组冷柜，保存着那段往昔，它只有过去，从未拥有过现在和未来。1924年，伊尼格斯写道：“隔绝于那些狭窄的山谷之中，置身于一切革新潮流之外，那里的人们比谁都更清楚遗产的分量。从外表上来讲，他们完全就是古典作家们描绘过的凯尔特伊比利亚人。那些深刻的印记保留在他们的道德和宗教秩序之中，无法抹去。从他们的习俗和传统中，我们可以窥见高耸的梅塞塔高原上那些古代居民们的所想、所感。”［19］

现代人类学也渲染了这种观点，这在当时欧洲的科学界很常见。人类学经常被民族主义思想污染——在各个欧洲国家想要互相开战的关头，他们就急需找到各民族具有标志性的、不朽的特点。凯尔特伊比利亚的居民从遗传学上来讲和欧洲其他地方的人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和大陆上其他邻居一样，拥有混合的血统和文化。他们现在讲卡斯蒂利亚语（其中还有些人炫耀自己所讲的语言最为纯正，是城市里早已失传的），在那之前讲阿拉伯语、拉丁语、伊比利亚土语和所有那些曾在西班牙这片土地上流通过的语言。他们的传统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在那之前也有伊斯兰教的影响，再往前，是朱庇特(51)和那些古罗马之前的神明。他们和其他西班牙人并无差别，却总被专门区别出来对待。或许是因为人们觉得他们在清冷的山谷之中，保存有未受玷污的伊比利亚之魂；或许是因为他们处于西班牙发展的边缘地区，因此被人们视为异域的蛮夷。

其实他们是再普通不过的西班牙人。唯一不同的是，他们人数很少，分散在广阔、自己的同胞们从不关心的土地上。“凯尔特伊比利亚计划”就是针对这个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不足8人的区域。在整个欧洲只有两个地区的人口密度如此之低：瑞典北部和拉普兰区——占芬兰北部一半面积的北极地区。

“凯尔特伊比利亚计划”的领头人是史前史教授弗朗西斯科·布里奥-莫索塔，他和其他该项目的推动者讲述了一段神秘的过去，即已经遗失的城市塞赫达。根据他们的研究，基于考古发现和古罗马历史资料，这是在古罗马时代之前西班牙最大的城市，比萨贡托和努曼西亚的规模都要大，但知名度要低很多。这里也发生过西罗马帝国对抗汪达尔人战争中最重要的战役之一。它大致位于现在的卡拉塔于(52)，影响力曾经覆盖前文提及过的各大省份。布里奥-莫索塔和他的团队花了数年时间讲述这段历史，试图构建出一个可以将这片山区进行整合的文化身份。他们甚至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将那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但是因缺乏支撑依据被驳回。

这些教授们的想法是将历史作为推动旅游业的引擎，但至今仍未成功。他们尽管获得了自治区在行政方面的支持和欧洲“农村地区发展行动联系计划”的资金支持，但是在30年时间里，他们并没有让那些村镇的情况有任何显著的改善。有少量移民迁来这里，缓解了一些村庄的状况，甚至学校一度也重新开放，但是从整体上来讲，这依然是一片寂静无声的空间，寒冷、多风，对年轻的居民来说毫无吸引力。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凯尔特伊比利亚的提案让我想起了法国作家米歇尔·维勒贝克的小说《地图与疆域》［20］。通过一场对当代艺术的反思，作者设计出一个反乌托邦的场景，把欧洲描绘成了一座主题公园：完全得去工业化，处在无法遏制的经济衰退之中，受制于新崛起的帝国，老迈的欧洲只能将旅游业作为唯一的谋生途径。法国变成了他国的新主人们在假期时游览的公园，展览着一些被理想化的过去。卖淫、美食和毒品成了经济的主导产业，一切都是为游客服务。法国成了主题公园，主题就是它自己。它永远光鲜亮丽，迎合着游客们内心的各种历史偏见，而游客只想观赏哥特式大教堂，品尝罗克福奶酪，和那些假装是印象画里的女郎或蒙帕纳斯的吉吉(53)们睡觉。在某些方面，欧洲一些首都城市的大型博物馆和商场已经和维勒贝克描绘的末日之景非常接近了。

没有人愿意像老人一样，只能手捧纪念册，每日带着伪装的伤感回忆着一段实际上从未发生过的往昔。将凯尔特伊比利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或是创建连接法国和英国的“凯尔特之路”，皆是开给那些谷地人的空头支票，一度给了他们希望，他们幻想着大批到访的游客，盘算着对历史资源的开发。但这些项目绝大多数都失败了。装饰有地方政府标志的指示牌生了锈，那些村庄也更加消沉，就像电影《马歇尔，欢迎你》(54)的结尾一样。吗哪(55)从未降临，孤独愈加强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谁打破过这个恶性循环，它就像是一个漏水的排水口，没有人能成功塞上塞子。

那道把昆卡和特鲁埃尔两个省份分隔开来的山脉叫作世界山。这样一个被世人遗忘，可能算得上整个伊比利亚半岛上最偏远、最与世隔绝的地方，竟然有如此世界性的名字，委实动人别致。也许这样的地名也揭示了当地人逃离“捉迷藏”似的处境、向全世界展现自己的愿望。当然了，本书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并且也不打算去尝试。本书也不想变成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学术专著。我的作品是文学性的，我审视西班牙无人村，是作为一个踏访过那片土地、了解它、深爱它的作家，我在那片土地上生活过，也在书本里读到过它。我要开始一场穿越时间和空间的旅行，在一个罕见的“国中国”里漫游。

我首先要回顾构成这片土地的神话。我是用极其宽泛自由的方式来使用“神话”这个概念的，我要探究那些构成了人们对西班牙无人村固有印象的比喻和原型，分析它们是如何影响这个国家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构成的。我更重视各种叙事，人们如何通过文学、艺术和电影看待这个国家。当然还有我个人的观点，这是基于过去无数个清晨的早起和我在那些最偏远角落的旅行。我的出发点就是“大伤痛”，即20世纪中期的农村人口外流，它所造成的直接影响至今依然存在。在下一章里，我会把西班牙描绘成一座幽灵之屋，且里面住的全都是真实存在、不可驱散的幽灵。就和读者在之前读到的一样，我会提出一些假设和异端的猜想。虽然我是从多个渠道获取到资料，但不囿于任何一门学科，也追求学术上的专业性。我是从一个幸福却无知的爱好者的角度来写这本书的。这些篇章里有猜想、有诗歌、有自由的文字，它们构成了这部作品，也构成了我的文学计划中一个愈来愈清晰的部分——去思考我的国家。下面我想请读者放松下来，自由地阅读这些文字，正如它们被写就时的那样。但愿我在写作时的一些胡言乱语能使读者在阅读中获得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而不是认为全盘可弃。

但愿吧！

(1)卡斯蒂利亚语（Castellano），原指中世纪时期卡斯蒂利亚王国（Castilla）的语言，现在也可以指代西班牙语。现在的西班牙，就是卡斯蒂利亚王国逐渐融合其他王国而形成的。

(2)动词tener在西班牙语里的意思为拥有、具有。Tenedor是与之同词根的名词，意思是持有者、叉子。

(3)西班牙黄金时代指的是15—17世纪，那是西班牙美术、音乐、文学兴盛的时代。

(4)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1516—1556年在位），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他是著名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中世纪最后的骑士”马克西米安一世的孙子、“美男子”腓力与“疯女”胡安娜之子。其先辈复杂的联姻关系，使他拥有了三大王朝血统，而这也给他留下了自查理曼帝国以来欧洲最大的帝国领地。在他统治时期，西班牙在海外的扩张愈演愈烈，也使得其建立了史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

(5)在中世纪早期的西欧，大多王室奉行巡回王权的制度，即君主并不在某个固定的首都发号施令，而是走访各地，与他的封臣们保持私人联系。这一制度一直持续到14世纪中叶。

(6)在西班牙，一里路也可称为一雷瓜（Legua），合5572.7米。

(7)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vonHumboldt，1769—1859），德国自然科学家、自然地理学家，近代气候学、植物地理学、地球物理学的创始人之一。1799年，他起航前往拉丁美洲，深入少有欧洲人涉足的腹地。他是最早对委内瑞拉进行自然考察的科学家。

(8)帕伦克（Palenque）古城是7世纪的玛雅城邦，位于墨西哥恰帕斯州，保存了相对完整的玛雅文明遗迹。到了9世纪左右，帕伦克的文明戛然而止，永远地被遗弃在丛林之中。1877年，德国探险家特奥贝托·马勒（Teoberto Maler）考察帕伦克遗址，留下了详尽的文字和影像记录。

(9)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SanCristóbaldelasCasas）是墨西哥恰帕斯州的一座城市，由西班牙殖民者建立。

(10)巴亚多利德（Valladolid）和萨拉曼卡(Salamanca)均为西班牙的重要城市。

(11)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是位于西班牙北部的自治区。

(12)瓜迪斯（Guadix）和蒙多涅多（Mondoñedo）分别为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和加利西亚自治区的市镇。

(13)弗朗西斯科·德·克维多（FranciscodeQuevedoyVillegas，1580—1645），一位西班牙贵族政治家，巴洛克时期的著名作家、同时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

(14)古拉格是苏联政府的一个机构，负责管理全国的劳改营。

(15)汉萨同盟为12—13世纪中欧的神圣罗马帝国与条顿骑士团诸城市之间形成的商业、政治联盟，成员以德意志北部城市为主。

(16)艾玛纽埃尔-约瑟夫·西哀士（Emmanuel-JosephSieyès，1748—1836），法国天主教会神父，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理论家、活动家。

(17)19世纪末，在古老的君主正统主义的推动下，法国的行政区划发生了改变，内容包括对旧地在名称和政治上的认可。共和党奉行坚定的雅各宾主义，自始至终反对任何分权的提案，坚持要以“省”（附属于巴黎、仅有行政管理权的单位）作为地方行政区划的核心。但自1945年以来，日益突出的地方意识不断试图对此进行突破。1982年，法国设立了由多个省份组成的大区，由经普选产生的大区议会管理。尽管与任何分权国家的大区相比（比如现在的西班牙），法国大区的职权一直以来都相当有限，但这一构造仍被视为君主制时期行省制度对巴黎的大胜。和省不同，很多大区都恢复了其历史旧称：普罗旺斯、诺曼底、布列塔尼、朗格多克、奥弗涅……这些名字从来没有从人们日常的语言里消失，但曾被放逐出国家的地图和行政管理。自2016年1月1日起，一项新的改革计划生效，大区被合并为13个，并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权力。

(18)马克思在阐述资本原始积累理论时所举的例子非常有名。英国农村经济的转型使得农村地产主得以投资工业，由此造成的影响是一些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户流向城市。在题为《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的章节中，他写道：“至于19世纪盛行的方法，在这里以萨特伦德公爵夫人进行的‘清扫’作例子就够了。这位懂得经济学的女人一当权，就决定对经济进行彻底的治疗，把全郡变为牧羊场，而郡内的人口在以往的类似过程已经减少到15000人。从1814—1820年，这15000个、大约3000户居民，被有计划地驱逐和消灭了。他们的村庄全部被破坏和烧毁；他们的田地全都变成了牧场。英国士兵们奉命执行此项任务，与当地人对抗。一位老妇因拒绝离开自己的小屋而被烧死在里面。……到了1825年，15000个盖尔人已经被131000只羊所替代。”（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19)“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他的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20)丽池公园（ElRetiro）和田园之家（LaCasadeCampo）皆为马德里市区的著名公共公园。

(21)塞戈维亚（Segovia）是位于马德里北部的城市。

(22)卡米洛·何塞·塞拉（CamiloJoséCela，1916—2002），西班牙作家，198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阿尔卡里亚之旅》（ViajealaAlcarria）是其著作之一。

(23)卡洛斯派（Carlista，也称卡洛斯党、卡洛斯主义）是西班牙的政治派别之一。1833年，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七世去世，因无男嗣而由长女伊莎贝尔继位。费尔南多七世之弟卡洛斯王子则依据萨利克继承法认为自己才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支持卡洛斯王子的就被称为“卡洛斯派”，主要是旧贵族和天主教会中的保守分子，奉行保守主义的价值观。他们曾三次发动叛乱，史称三次卡洛斯战争。

(24)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Franco，1892—1975），西班牙独裁者，1936年挑起内战，推翻西班牙第二共和国。自1939年内战结束至1975年去世，统治西班牙长达30多年。他执政后期，开始了一些较为开明的改革。他去世之后，西班牙开始民主化转型。

(25)扩展区是巴塞罗那的一个区，位于巴塞罗那市中心，为老城区的扩展区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步建成。它的设计得益于由工程师伊尔德方索·塞尔达（IldefonsCerdà）于19世纪下半叶提出的具有独创性的城市规划。在扩展区有许多经典的建筑。

(26)希特勒所实施的失败项目中最使人不安、也最能说明他性格的就是毁灭柏林，以废墟之上的日耳曼帝国的伟大首都作为替代品。纳粹德国的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为此设计了一个城市模型，但最终因预算不足而搁浅。有关希特勒的相关文献可读：Sánchez,Rosalia,“Germania,añocero”,enElMundo,Madrid,8deoctubrede2014.

(27)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SantiagodeCompostela）是西班牙西北部城市、加利西亚自治区的首府。相传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大雅各安葬于此，是天主教朝圣地之一，因前来此地的朝圣者络绎不绝，故而形成了一条著名的朝圣之路，即圣雅各之路。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古城于1985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28)格兰维亚大道（GranVía）是马德里市中心最繁华的大道之一。

(29)阿尔马赞（Almazán）是索里亚省的一个市镇，属于卡斯蒂利亚-莱昂自治区，约有5000左右人口。

(30)贡布雷是普鲁斯特所著《追忆似水年华》中主人公的家乡，原型是作者父亲的故乡伊里耶（Illiers），也是他小时候度假的地方。

(31)贝尔奇特（Belchite）是西班牙阿拉贡自治区萨拉戈萨省的一个市镇。1937年夏天（西班牙内战时期），贝尔奇特经历了血腥的战役，在战争中被毁。

(3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区域划分法把所有的区域划分成三种类型，即城市主导区域、中间过渡区域和农村主导区域。

(33)奥斯本公牛是奥斯本酿酒厂1956年设计的广告牌，为了推广该品牌，公牛商标被做成巨大的广告牌放置在西班牙各大高速公路旁。1994年西班牙颁布法令，为了避免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禁止一切路边广告，但奥斯本公牛因其知名度与文化象征意义，最终得以保留。

(34)阿方索十三世，西班牙国王，1886—1931年在位。

(35)两个卡斯蒂利亚指西班牙西北部的老卡斯蒂利亚和中部的新卡斯蒂利亚，即历史上的卡斯蒂利亚王国所在地。

(36)《堂吉诃德》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于1605年和1615年分两部出版的反骑士小说。叙述了堂吉诃德的三次冒险历程。在书的第一部中，堂吉诃德主要在家乡拉曼恰地区游历。

(37)除了特别标注以外，其余数据皆来自国家统计研究院和欧盟统计局，统计日期截止到2014年12月31日。

(38)马尔梅诺尔（elmarMenor）是位于西班牙东南部的穆尔西亚自治区的一处海岸性咸水湖，紧邻地中海。

(39)梅迪那（medina）指的是阿拉伯城市中的老城区，一般位于该城的核心位置，清真寺、伊斯兰学校、市集等重要场所大多集中于此。

(40)《美杜莎之筏》是法国画家泰奥多尔·籍里柯于1819年创作的一幅油画，现收藏于法国巴黎卢浮宫。此画描绘了法国海军的巡防舰美杜莎号沉没之后生还者的求生场面。画中的木筏支着一根桅杆，桅杆上的帆由床单所制。木筏在海上颠簸，筏上的难民们奄奄一息。

(41)在普鲁斯特所著的《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中，叙述者回忆了童年时贡布雷的两条步行小道，一条通往斯万家，另一条通往盖尔芒特府邸。

(42)塔霍河（Tajo）是伊比利亚半岛最大的河流。

(43)阿尔甘达-德尔-雷伊（ArgandadelRey）是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的一个市镇，距离马德里市区约22公里。

(44)西罗·巴约（CiroBayo，1859—1939），西班牙旅行家、冒险家、译者和作家。他曾游历西班牙、欧洲和美洲，过着波希米亚式的生活，以细腻的风俗派写作风格著称。

(45)阿图罗·巴雷阿（ArturoBarea，1897—1957），西班牙作家、文学评论家和新闻工作者。

(46)何塞·马丁内斯·鲁伊斯，笔名阿索林（Azorín，1873—1967），西班牙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和文学批评家，是“九八年一代”的代表作家。

(47)瓜达拉马（Guadarrama）是马德里自治区西北部的一个市镇。

(48)萨莫拉（Zamora）是西班牙西北部卡斯蒂利亚-莱昂自治区的一个省份。

(49)马里亚诺·伊尼格斯·奥尔提斯（MarianoIñiguezOrtiz，1869—1952），西班牙医学博士、外科医生、历史学家、作家。他极富学识，是皇家医学院和皇家历史学院的通讯院士。

(50)胡里奥·卡罗·巴罗哈（JulioCaroBaroja，1914—1995），西班牙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散文家。他是著名作家皮奥·巴罗哈（PíoBaroja）的侄子。

(51)朱庇特是罗马神话中统领神域和凡间的众神之王，相对应于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52)卡拉塔于（Calatayud）是萨拉戈萨省的一个市镇，属于阿拉贡自治区。

(53)蒙帕纳斯的吉吉（原名爱丽丝·普林，1901—1953），20世纪初期活跃于巴黎蒙帕纳斯街区，是红极一时的模特和众多著名艺术家的情妇和缪斯，同时也是歌手、舞者、画家等，被称为“蒙帕纳斯女王”。

(54)《马歇尔，欢迎你》（Bienvenido，MisterMarshall）是1953年上映的西班牙电影，讲述了有一天，一位政府官员突然来到偏僻、贫困、被世人遗忘的维亚尔-德里奥小镇，他宣布马歇尔援助团不日即将到达本镇，要当地人以相应的规格接待好美国代表团。消息传开，全镇哗然。各个阶层、各行各业、各种派别的人纷纷做起黄金梦来，每个人都希望从美国人那里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然而美国人始终没有光临小镇，人们的幻想和希望都成了泡影。很快，维亚尔-德里奥小镇又恢复到昔日贫困而被人遗忘的状态之中。

(55)吗哪是《圣经》中的一种天降食物。在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后40年的旷野生活中，这是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