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温州：产业，曾经被遗忘的东方犹太人之都

温州位于浙江省东南部，是浙江省辖地级市，下辖4个区、5个县、2个县级市，至今已有2000余年的建城历史。温州交通发达，高铁网密布，与长三角城市群互联互通，温州航空口岸也跻身国家一类对外开放航空口岸行列。全市陆域面积12065平方公里，海域面积约11000平方公里，土壤肥沃，河流湖泊众多，海洋资源丰富。温州自然资源主要为非金属类矿产，素有“世界矾都”“世界蜡都”之称。

作为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先发地区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温州人民大胆进行市场取向改革，率先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发展路子，创造了生机勃勃的“温州模式”[5]，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并一度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中民营经济的代名词，因此，温州也有着“东方犹太人之都”的美誉。

因辉煌的成就受到世人瞩目的温州在城市建设与发展过程中也曾经历过严重的挫折，房地产破产、民间金融体系分崩离析、银行不良贷款率急剧上升，民营企业纷纷倒闭一度使温州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

直至2015年，温州地区银行不良贷款率才下调至3.82%，比年初下降0.27个百分点，这是五年来温州的不良贷款率首次出现了下降；2016年，温州GDP同比增长8.4%，高于浙江平均水平0.9个百分点，温州经济已然重新焕发生机。

如今，我们以温州为案例，重新梳理城市发展脉络，探究城市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城市优势转变和相关主体协同作用的发挥等方面解析城市发展危机。

（一）温州模式，产业的迅速崛起

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温州当地的可利用自然资源极少，除了矾矿外，几乎没有更多可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同时，温州多样性的地形直接导致了温州人均耕地少、交通条件差，在改革开放之初，温州只有一条通上海的水路和一条路况很差的104国道与外界相接。在此背景下，温州人民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的创业精神，为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奠定了基础。

温州从自然资源匮乏、经济发展乏力的后进生到民营经济活跃、成为引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排头兵，主要得益于“温州模式”的开创与完善。“温州模式”有如下特征：①生产方式家庭化，温州主要以手工小商品生产制造为主，而此类小商品生产均以家庭为单位生产经营，呈现出典型的“前店后厂”模式；②经营方式专业化，温州模式有专门的工艺分工、产品的门类分工和区域分工等家庭模式分工；③生产要素市场化，温州模式主要按照市场的供需要求组织生产与流通，同时配置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④服务环节社会化。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温州模式”富有生命力，使温州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取得了先发性制度优势。

由于人多地少，大量农业剩余劳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为发展非农产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由于过去农村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公社的地位一直处于边缘地带，这使得温州以手工业为特点的家庭经济和自发经济在资本主义泛滥的批判声中酝酿成长[6]，他们自办了各种非农经营的经济实体，同时通过流通信息网络的建立与完善，为其后来的规模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极大地鼓励了温州人民的创业热情，人们纷纷到外面做生意，干部领着老百姓去办厂子。在各种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温州逐渐形成了自身的城市优势和特色产业。

1982年，温州出现创业小高潮，当地个体工商企业超过10万户，约占全国总数的1/10；1983年，温州创办了全国第一个专业市场：永嘉桥头纽扣市场，形成了纽扣市场等十大商品产销基地和专业市场[7]；此后，在中央提倡农村发展商品经济、搞活流通的号召下，以家庭企业为主的乡镇企业迅速崛起，家庭工业、专业市场、购销大军迅速发展，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场”的经济发展特色和以“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为特色的块状经济。通过采取“自我投资、自我建设、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方式，构筑了以家庭工业为基础、以股份合作经济为导向的“走南闯北、拾遗补阙、小商品大市场”[8]的经济格局。

在民营经济发展浪潮中，温州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制鞋、制革、服装、工业电器、塑料制品、打火机、眼镜、纽扣拉链、印刷包装、制笔等日用品和小商品特色产业[9]。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温州产业发展基本上呈现出“以市场为依托、以龙头企业带动经济及社会发展、以产业发展空间集群为基础”的社会化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的发展格局，这种方式极大地促进了温州经济与城市的发展。

（二）时代变迁，城市优势的沦陷

城市优势的相对性要求城市必须在积累优势的同时，坚持与时俱进的发展观念，提高创新意识，依据市场环境、政策等的改变转换自身优势，创造新的增长点。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以及工业现代化的推进，“温州模式”也逐渐暴露出一些弊端，先发性制度优势消耗殆尽，社会经济问题却层出不穷。“温州模式”的衰落可能是由众多因素造成的，但对城市优势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认识深度不够却是重要原因，温州未重视并及时转换城市优势，导致城市发展一度一蹶不振。

“温州模式”在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下是具有优势和活力的，但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优势也有可能变成劣势。首先，市场经济制度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地区响应发展多元经济的号召，大力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迸发出经济发展的活力，成为“后起之秀”，大环境的改变逐步削弱了温州民营经济的优势。其次，现代工业以规模化、专业化为特征，提倡发挥规模经济优势，逐步提高了工业生产效率，而温州大量的小规模、家庭式生产将不再具有优势，生产方式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生产成本的竞争，而“温州模式”处于劣势地位，如果不改变必将被市场淘汰。

此外，“温州模式”本身也存在一些缺点。例如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管和引导，假冒伪劣商品横行，由于众多家庭式作坊企业的存在，浑水摸鱼的不法商户伺机而动，且比较难以规范治理。杭州武林广场焚鞋事件、劣质低压电器伤人事件等严重损害了温州商品及温州人形象。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温州产品被人们以“劣质假冒货”来称呼，同时，温州这种无序蔓延以经济发展为唯一目标的发展模式，对当地的自然环境也造成了恶劣破坏。

这一系列问题都使温州长期积累的城市优势不断被消耗，并最终于2011年年末爆发出来。快速的工业化，带来了广泛的就业机会，大量外来人口涌入，2008—2010年间，温州常住人口增长114万，但温州并没有为此做好基础设施的准备。外来人口的涌入不断推高房价，2010年，温州房价达1.4万元/平方米，仅次于北上深三大金融中心和三亚、杭州，排名全国第六，在随后的一年，再度飙升了50%，2011年11月时涨到了2.1万元/平方米，比省会杭州还贵1/4。

2008年金融危机袭来，国家发布了四万亿计划以助我国城市能跳过此劫。有些银行为完成放贷指标，大幅降低信贷门槛，本来应用于农业的“互保联保”也被如法炮制到了中小企业贷款上，许多蕴藏风险的贷款项目一路绿灯。资金进入了民间，进入了房地产，但是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调查显示，温州已有89%的家庭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利率高企[10]。房地产危机和隐患进一步加剧，实体产业逐渐萧条，但却被市场的热情所掩盖。

随着银行信贷投放量逐渐减少，以小商品经济及房地产经济为支撑的温州市场摇摇欲坠，终于在2011年温州金融危机爆发，其时温州出现了大量实体企业纷纷倒闭、外来人员投诉无门的困境。随着倒闭的企业及讨债者的增多，当时在温州盛行的地下钱庄由于违约者太多被迫清盘，整个民间金融体系趋向分崩离析。企业倒闭，劳动力外流，随之是房地产政策的收缩，房价在2011年达到顶点的2.1万元/平方米，维持几个月后，开始雪崩式下跌，2012年一年时间就下跌了20%。随着房价的下跌，本来通过“购房→抵押贷款→再购房”进入的杠杆操作模式也失灵了，部分投机者被迫变卖房产还贷，进一步增加了住房供给，打压了房价[11]。

温州付出了惨痛的代价，2012年温州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下滑明显，人均GDP增幅、财政总收入等多项指标得不到提升，直到2016年才逐渐恢复增长。2010—2016年温州地区经济增长情况见表2-1。

表2-1 2010—2016年温州地区经济增长情况

总的来说，温州未能把握自身城市优势，在关键时期未能进行产业的升级改造，城市优势转换失败，致使跌入发展危机之中。从城镇化的发展规律来看，城镇化的发展必须依托于当地产业，尤其是非农产业的发展，通过产业的快速发展带来足够的资金支持，才能进一步吸引人才的流入，以最终形成人口流入和需求扩大的良性循环。

（三）发展乏力，后劲不足

城市的优势实际上是有机的，自发现利用之时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地区发展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

在温州的发展历程中，温州的民营经济作为城市发展及建设的最大动力机制，有着极为封闭的特征：传统的企业家族式管理封闭、排外，没有系统的人才激励模式，因此，流入温州的人口多处于产业链下游的初级加工环节，无论在融资还是科研创新上都掣肘明显，除了一味仿制之外并不能为温州的产业升级转型提供任何动力，使得温州企业难以做大，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也处于尴尬地位。

就城市建设发展方面来说，温州的政府主体作为城市建设与发展的“看得见的手”，在发展之初出现了缺位。在温州城市的发展历程中，公共基建投资不足，城市缺乏在交通、建设等方面的系统管理，导致温州出现了典型的“民富城穷”的局面。当外来人口大量涌入之时，由于现有住房条件极其恶劣又缺乏足够的住房来满足，高额的生活成本大大降低了温州城市的吸引力，人口流入量逐年减少。加之温州本地人大量移民，导致温州本土的城市发展及建设缺乏人才资源，城市发展乏力又带来了新的城市问题，导致城市的发展后劲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