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绑放权

就在中汽公司忙于对全国一盘散沙的汽车企业实行联营重组时，改革开放已经逐步进入快车道，以简政放权为标志的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悄然兴起，很多企业他们都希望头上的“领导”放松对企业的控制，让企业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与命运。“孩子”大了想要独立，这直接导致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冲突。

联营的目的是要企业放开手脚，但一些企业的上级主管单位却对此颇“不适应”。新形势下，有些单位采取机关变公司，换汤不换药，成了纯粹的“翻牌公司”，挂的是公司的羊头，卖的是原来行政管理那一套的狗肉。这些单位以公司面目出现后，还名正言顺地向下属企业收取管理费，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比原来的行政管理更厉害一招。这也说明改革的艰难，绝不是一朝一夕，也绝不是一两个企业的成功经验就能够让全国照搬的。

改革不是一两个机构名称的变更和调整，改革是利益格局的调整，是权力的再分配，要根据经济发展的规律把属于企业自身发展所需要的权力还给企业，使企业真正变成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和主体，独立自主地面对市场。体制本身产生的弊端，只能从体制自身改革。

面对联营公司改革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1984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著名经济学家蒋一苇专程来二汽考察联营情况，通过对联营企业广泛调查并座谈，蒋一苇对二汽的联营方式大加赞赏，他兴奋地说：“二汽所走的道路是一次成功的经验。”回到北京后，蒋一苇向中央写了关于二汽联营的专题调查报告，胡耀邦对此非常重视，批示在《人民日报》发表。1984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企业自由联合的一种有效形式—东风汽车工业联营公司在自愿基础上搞好联合》的调查报告：

东风汽车工业联营公司是我国第一家以自愿、平等、互利原则基础组织起来的企业经济联合体，经过几年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受到条块分割的旧体制的阻碍，联合处在十字路口上。

几年来，在工业改组和企业联合的做法上，存在一个根本分歧，企业联合是靠行政命令来进行呢？还是坚持自愿、平等、互利、协商的原则，由企业自由联合？

东风汽车工业联营公司的建立、成长和进一步发展的过程充分说明，企业的联合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以一个骨干企业为中心，吸收自愿参加的企业，按照平等互利原则组成各种联合体和联合公司是企业自由联合的一种有效形式。

这篇社论点出当时经济体制改革存在的根本问题：企业联合是靠行政命令来进行呢？还是坚持自愿、平等、互利、协商的原则，由企业自由联合？联营后的企业能否真正变成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和主体，不受干扰地独立自主地面对市场是联营成功与否的标志。

问题回到了中汽公司自身。中央当初组建中汽公司，其目的是要“以经济手段管理经济”。中汽公司虽然是以“公司”的名义出现，但“换汤不换药”，仍旧是体制内的产物，公司内部完全依照国务院部级机构设置，司局、处一应俱全。陈祖涛说：

新成立的中汽公司争取到了和正部级单位一样的权利，如“外事权”，汽车行业系统的人员因工作需要出国，我们批了就行，不用再去外交部；“计划单列权”，我们可以自己制订计划，全国的汽车企业对我们，我们再对计委；“财务单列权”，财政部对全国汽车行业的拨款只对我们，我们再对全国的汽车企业；还有“人事权”，大型企业的老总都由我们自己任命而不需要通过人事部和组织部。简而言之，我们争取到了几乎所有能管住企业的权利，实际上对汽车企业也还是“人、财、物、产、供、销”的统管，这样，我们汽车工业公司变成了一个“小工业部”，各企业再不用为了一点小事往计委、经委等国家各部委去跑手续、等批件，而只对我们一家，这比原来的管理体制前进了一步，但各联营公司有关“人、财、物、产、供、销”的事还得往我们中汽公司跑，相当于头上还有个“婆婆”，这离中央要求我们“放手”还有相当的距离。

（陈祖涛口述，欧阳敏撰写，《我的汽车生涯》，人民出版社，2004年）

在改革开放快速推进的大环境下，这种管理体制势必与企业发生矛盾冲突。

1984年5月中旬，中汽公司召开“80年代水平汽车新产品形成能力起步工作会议”，饶斌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在谈到行业管理问题时说：

要实行全行业“一盘棋”的方针，集中资金，确保重点，发展专业化大协作大生产。实行全行业一盘棋，目的是减少重复，减少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浪费，加快换代改造的速度，使有限的资金和比较薄弱的技术力量相对集中，用到刀刃上，确保行业重点尽快取得经济效果，这是实现汽车工业新局面战略目标急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张矛著，《饶斌传记》，华文出版社，2003年）

中汽公司的思路与中央正在大力提倡改革开放，给企业自主权的精神相抵触。1984年，国务院总理在一次座谈中谈到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时明确表示：“不要搞全国性高度集中的经济实体，要给骨干企业很大的自主权，让企业自行决定自己的发展。”

1984年6月，中汽公司党组开会，讨论国务院领导的讲话和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趋势及做法，会议结束后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报告的内容是中国汽车工业大发展的思路、做法，同时也提出与之相应的中国汽车工业的管理体制。7月1日，中汽公司《关于汽车工业大发展和改革工作的报告》上报国务院。文件中明确要求：

改革管理办法，把公司作为一级计划单位，办成在计划、财务、物资、内外资、劳动人事等方面拥有必要自主权的全国性经济实体公司。

（张矛著，《饶斌传记》，华文出版社，2003年）

陈祖涛回忆：

这个报告实际上是要对全国的汽车企业实行更加全面的控制。报告送到了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手里。1984年7月6日，他在报告上批示：“依林、宋平、劲夫同志，中国汽车工业要大发展是必然趋势，也可能成为今后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外都经过了这一阶段，问题在于如何因势利导、避免大的盲目性，体制（组织机构）如何搞也是一个大问题。建议计委牵头，体改委参加，由国务院和财经小组最后确定。”

过了五六天，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机械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对这个报告批示：“几个月来，我在想一个问题，‘联合公司’是对的，比过去进了一步，但还是不解决问题。不是说船舶公司、汽车公司没有做工作，而是竞争局面没有打开。是数量，主要是质量，长此下去，汽车进步不会很快，即使速度上去了，过后又会掉下来。本报告最后提出要把中汽公司改为实体，这启发了我，为什么中汽公司不能变为虚体呀？而让几个企业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呀？而中汽公司只管信息、调节、计划呢？一时想到的，仅供参考。”

国务院总理看后又批示：“薄老的意见值得重视，特别是中汽公司不要形成垄断，不要削弱企业主要的自主权，请认真研究办法。”

（陈祖涛口述，欧阳敏撰写，《我的汽车生涯》，人民出版社，2004年）

这是中央领导第一次提出汽车企业管理体制要“虚”。这个“虚”就是指要对企业放权。要给企业更多的自主发展权，要解决当时企业没有发展积极性，普遍存在吃“大锅饭”的突出问题。这已经是对中汽公司管理企业的方法直接提出批评意见了。除了中央领导外，企业也对中汽公司的管理发出了不同声音。

早在1981年中汽公司成立后不久，中汽公司就有意对全国的汽车企业实行统一管理。黄正夏回忆：

1981年，经过自筹资金续建二汽，二汽挺过了最困难的时候，基建、生产都在按计划进行。为了适应市场形势，国家撤销了物资总局，企业对自己的产品掌握了营销权。二汽的5吨民用车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初步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产销衔接也逐步走上正轨。国家放开了企业的营销自主权，中汽公司却又想把这个权利控制到自己手上。1981年年底，中汽公司的一位领导亲自找到我，和我商量说：“过去二汽的产品是物资总局统购包销，搞得不好，现在国家物资总局不搞了，今后改由中汽公司来帮二汽统购包销好不好？你们可以集中精力搞好生产。”

过去，企业将自己的全部产品交给国家物资总局统购包销，那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做法，将自己的产品销售权交给人家控制，这样既不利于企业调动积极性，又不利于企业自主发展。国家改革统购包销的政策使企业建立了正常的营销机制，也给了企业和用户产销直接见面的机会，是一种进步，也是甩掉了套在企业嘴上的笼头。现在中汽公司又想来一个统购包销，把已经甩掉的笼头又给企业重新戴上，那行吗？我回答道：“这恐怕不好吧，经过一年的自产自销，企业已经充分尝到了产销结合的好处，要搞活大企业，一定要做到设计、生产、销售三位一体，缺一不可。我们已经建立了自己在全国的销售网络，现在再退回去搞统购包销，中汽公司岂不成了又一个物资总局啦？”

面对我的反问，这位领导没有说什么，以后再也没有提这件事了。

（黄正夏口述，欧阳敏著，《艰难历程—黄正夏采访实录》，新华出版社，2007年）

相比较二汽，一汽来得更为直接。1984年7月21日，一汽的党委书记徐元存、厂长黄兆銮等四位领导联名给胡耀邦和国务院领导写信，对中汽公司的《关于汽车工业大发展和改革工作的报告》提出批评，认为应该给企业独立自主经营权，不能把企业，尤其是像一汽这样的特大型企业当成国家的一个车间而不给任何自主的发展权。一汽的信较为中肯地提出了中汽公司存在的问题，也反映了改革开放给企业带来的发展意识。一汽的信引起了时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

1984年8月1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北戴河召开专门会议，听取一汽徐元存、黄兆峦等主要负责人的汇报。国务院主要领导以及万里、姚依林、胡启立、李鹏等参加了会议，中汽公司的主要领导也列席了会议。会上，国务院领导严厉地批评了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对企业管得过死，造成企业缺乏活力、缺少自主权的做法。在明确中国汽车工业要大发展，要走专业化、大批量的发展道路，要以大型骨干企业为主搞好联合的同时，提出对一汽、二汽等骨干企业要给予很大的自主经营权，让其放手发展。中汽公司的主要任务就是搞好服务和行业管理。中汽公司要“虚”一点，不要搞实，“实”要给企业；中汽公司要搞成“中国汽车工业联合服务公司”。会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发展汽车工业问题会议纪要》，现将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

四、中汽公司要搞好行业服务和管理。中汽公司要搞得“虚”一点，不能搞“实”，“实”应该在一汽、二汽等下面的公司或企业。中汽公司的名字可以保留，但要搞成“中国汽车工业联合服务公司”，同时以中汽公司为主，搞一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从国内的经验看，搞高度集中的全国大公司不好，那样，基层权力太小，而上层信息不灵、决策迟缓、官僚主义严重，弊病很多。今后，全国性的大公司不再搞。

中汽公司要搞好行业规划、行业管理，搞好服务，提供信息，制定技术政策，以及为中小企业进出口业务的服务和代理……

中汽公司要给一汽、二汽等骨干企业很大的自主权，让他们放手发展，一汽、二汽要在国家计委单独立户，要把进出口、同外商谈判、项目审批等有关权力下放给他们，让他们在竞争中充分发挥作用。

会议原则同意一汽关于开展竞争、搞活企业的设想和进一步扩大自主权的要求……会议对二汽最近写给耀邦等同志关于扩大自主权的报告进行了研究，除了对襄樊、十堰两市列为对外开放城市暂不考虑外，其余的都原则同意，具体由国家计委批示。

（张矛著，《饶斌传记》，华文出版社，2003年）

中央领导的这些提法与中汽公司主要领导原来的管理思路有很大的差距，对于中央领导的批评和自己原来关于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管理的思路，饶斌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

1984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二大，决定“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1984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是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为了对比说明问题，特将有关段落摘录如下：

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围绕这个中心环节，主要应该解决好两个方面的关系问题，即确立国家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扩大企业自主权；确立职工和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保证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

过去国家对企业管得太多、太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全民所有同国家机构直接经营企业混为一谈。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所有权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为了使各个企业的经济活动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社会主义的国家机构必须通过计划和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对企业进行必要的管理、检查、指导和调节，通过税收等形式从企业集中必须由国家统一使用的纯收入，委派、任免或批准聘选企业的主要领导人员，并且可以决定企业的创建和关、停、并、转、迁。但是，由于社会需求十分复杂而且经常处于变动之中，所以企业条件千差万别，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错综繁复，任何国家机构都不可能完全了解和迅速适应这些情况。如果全民所有制的各种企业都由国家机构直接经营和管理，那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压抑企业的生机和活力。因此，在服从国家计划和管理的前提下，企业有权选择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有权安排自己的产供销活动，有权拥有和支配自留资金，有权依照规定自行任免、聘用和安排本企业的工作人员，有权自行决定用工办法和工资奖励方式，有权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确定本企业产品的价格，等等。总之，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

1984年11月，中汽公司在香山召开了“加速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座谈会”，全国汽车企业的领导都来参加了会议。在会上，给每个人发了中汽公司《关于汽车工业大发展和改革工作的报告》。饶斌主持会议，希望大家就这份文件发表意见。黄正夏回忆：

由于对中汽公司的这个文件有些不同看法，所以我没有发言，一汽副厂长谢云也没有发言。饶斌注意到我们的态度，在中午休息时，专门和我们进行了个别交谈。他问我为什么不发言？我坦言：“看了这个文件我不好发言。二汽在全国是有影响的大企业，一旦我们有不同的看法，对中汽公司的工作有影响。”

饶斌说：“我们都是老同事了，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互相交换一下意见，但说无妨。”

既然如此，我就坦陈了我的意见：“我认为，中汽公司应该尊重企业发展的自主权，像一汽、二汽这样的汽车厂，已经具有面对市场独立发展的能力，也有对国家方针政策的理解能力，但这个文件里面把企业统得太死，不给企业任何自主发展的空间，几乎实现了人、财、物、产、供、销、教育、外贸、技术开发九统一，连一个处长的任命你们都要管，企业还能干什么呢？这个文件与中央的精神不符。中央的精神完全是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开放搞活。主题是“放”。“而中汽公司的做法恰恰相反，是统，是收权，把企业原来还有的一点自主权都要收回去。这种情况，我怎么发言？在中央改革精神的指导下，我们好多问题似应要重新思考。总之，要符合中央改革的精神。”

谢云只说了一句说：“我同意黄正夏同志的意见。”

（黄正夏口述，欧阳敏著，《艰难历程—黄正夏采访实录》，新华出版社，2007年）

从中央领导到一汽、二汽两巨头，对中汽公司的发展规划都持不同意见，中汽公司的处境可想而知。

改革是对旧有的思维、观念、制度以及工作方法的巨大挑战。几十年来，在现行的体制和计划经济的环境中工作，工作方式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是几十年一点一滴、日积月累形成的，现在靠几次讲话、几份文件就改变，弯子转得太急了。改革开放之初，对形势认识模糊、不理解、困惑、茫然不知所从，习惯性地以过去的思维模式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现象很普遍，这也说明改革的难度。改革旧的体制首先要从人的思想，尤其是领导的思想，特别是主要领导的思想入手，这是一个漫长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过程。毋庸讳言，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人因没有能够跟上这个伟大的变革而退出了领导岗位，但他们的退出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式的退出，是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后的退出，是一种光荣的退出，决不能以他们的退出而否定他们过去的历史功绩。相反，他们的退出为新的力量发展创造了机会和条件，对社会进步、发展有利，这也是一种历史功绩。

1985年3月2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通知：免去饶斌的董事长、党组书记职务，任命李刚兼任中国汽车工业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张兴业为副董事长，陈祖涛为总经理。

陈祖涛回忆：

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时，我正在济南汽车厂召开政治工作会议，接到北京的电话，说国务院总理找我，让我马上赶回来。我当时还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但国务院领导要找我，肯定有事。我马上从济南火速赶回北京。到北京后，国务院总理的秘书白美清同志立刻安排我到中南海去。这时我才知道，饶斌同志72岁，因为年纪大了，退下来去了中央顾问委员会。由李刚同志任董事长，我接任总经理。国务院领导对我说：“你们中汽公司要改变职能，在管理上要虚，要让企业有完全的自主权，你们的职能就是为企业服务。”

然后他提了几个名字，如“中国汽车联合服务公司”“中国汽车公会”。

他对我们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的批评我是知道的，从我个人的认识来看，他的批评确实有道理，汽车工业要做强做大，要发展成支柱产业，靠的就是企业独立自主、放开手脚去发展。我们的汽车工业建立已有30多年了，像一汽、二汽、上汽等企业在生产、管理、设计上都已经成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思路和产品体系。他们早就不安于我们现在的管理模式，想自己发展了。但我们现在却还像在幼儿园里看孩子一样，把企业抓得紧紧的、看得死死的，他们没有发展的自由，我们也出力不讨好。我在基层这么多年，对此深有感受。所以他这么一讲，我当然明白。让我负责，我觉得担子重，但这副担子能让我实现“使汽车工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的梦想，我还是敢接的。但他起的那两个名字，我觉得不太合适，容易产生歧义，特别是“公会”和“工会”容易混淆。我说了我的意见和看法。他说：“好，你提名字，只要体制上‘虚’，让企业放手发展就行。”

我回公司后，立刻火速把一汽的耿昭杰、二汽的马跃，以及几个主要汽车厂的负责人请到北京，到香山脚下国务院的一个招待所开会，告诉他们国务院领导的指示，并且商量公司的新名字。他们听到领导的指示后都非常高兴，最后大家商定的名字是“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名字定下来后，我又通过白美清安排向国务院领导汇报。总理听了我们的意见后表示：“只要你陈祖涛同意转变体制，你有什么要求我都满足你。”

（陈祖涛口述，欧阳敏撰写，《我的汽车生涯》，人民出版社，2004年）

1985年5月，根据北戴河会议精神，国家计委、经委、体改委和机械工业部发布《关于汽车工业发展规划和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中汽公司把企业自主经营的决策权下放给企业，并提出中汽公司的主要职能是：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下，做好统筹规划、综合平衡、开发经营、监督服务，组织协调工作，逐步办成企业性的联合开发服务公司。

1986年10月，国家计委下达“关于解放、东风、重型汽车工业联营公司实行计划单列的通知”，从此，解放、东风、重型汽车三家国有特大型企业就从管理体制上正式脱离了中汽公司，开始独自面对广阔的市场。

1987年6月29日，经国务院批准，中汽公司正式更名为“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中国汽车工业公司”予以撤销。国务院给“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定的职能是：“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是全国汽车摩托车行业的企业、事业单位自愿参加的联合组织。它是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和建议，在企业和政府之间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根据国家的授权和委托，对全国汽车企业行使必要的行业管理职能。”

在“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简称“中汽联”）成立大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在讲话中要求中汽联：“要进一步促进汽车企业的联合，走高起点、专业化、大批量的道路，促进汽车工业的发展，使汽车工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陈祖涛在成立大会上宣布了中汽联的工作内容：

1.研究汽车工业发展战略，导向政策和战略措施，明确汽车工业的战略地位，推动2000年发展目标的实现。

2.坚持改革，推进联合，实现专业化改组、改造，逐步形成若干个以大型骨干企业为主体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起点、专业化、大批量集团化生产体系和一些“专业化巨人”。

3.推动技术进步，加速人才培养，为汽车工业的发展积蓄后劲。

4.坚持对外开放，积极推进技术引进，抓好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改变目前汽车工业技术落后、开发能力薄弱的局面，使汽车工业逐步成为重要出口产业。

5.依靠法规、政策对汽车工业进行宏观管理。

6.反对官僚主义，深入调查研究，为企业服务。

1987年6月28日，李鹏、姚依林等国务院领导在北戴河听取陈祖涛、李荫寰、陈清泰等人关于发展轿车工业的汇报。会后，国务院宣布成立由姚依林副总理挂帅的“振兴汽车工业协调小组”，负责统筹中国的汽车工业发展，中国的汽车工业形成了“国务院振兴汽车工业协调小组”—中汽联—各汽车联营公司—生产厂，这样一个既有宏观掌握，又有企业发展自主权的体制。

1987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就中国的汽车工业改革发表文章称：

改革汽车工业管理体制是改革我国产业管理体制的试点……为了真正解决条块分割、治散和搞活等矛盾，加快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以真正形成支柱产业，中央决定对汽车工业管理体制率先进行改革。下放企业，迈出了改革汽车工业管理体制的第一步，主要标志是一汽、二汽脱离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实行计划单列……组建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是中国汽车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第二步，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执行行业管理职能，统筹安排汽车及零部件的生产定点和协作配套，使企业和政府机构完全脱钩……国务院成立振兴汽车工业协调小组以加强汽车工业的配套改革，更有效地协调与汽车相关工业的发展，以及对汽车工业及时做出重大战略决策，这是汽车工业管理体制的又一重大改革……汽车工业能否搞上去，不但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而且已成为令人瞩目的政治问题。

1990年1月，根据新的形势，中汽联的体制又发生变化。国务院批复机械电子工业部的报告，同意成立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加了“总”字，是管理汽车工业直属企事业单位的经济实体，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同时政府授权对全国汽车工业行使行业管理职能；中汽联合会是汽车工业行业协会，可作为试点保留，1990年7月中汽联合会申报更名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步子最大的年代，随着市场经济观点日益深入人心，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已是不可逆转的潮流。1994年1月，国家将汽车行业行政管理职能从中汽总公司分离出来，由新组建的机械工业部汽车工业司承担。被剥夺管理权力的“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的运行亮起了黄灯，处于名分不正的尴尬的境地。1998年3月，政府机构改革，撤销机械工业部成立国家机械工业局，包括行使全国汽车行业管理的职能。2000年2月，为进一步实施政企分开、淡化政府行政管理，撤销国家机械工业局，把全国各工业行业的综合业务归到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此时，中国的汽车生产企业早已在市场大海里搏击风浪，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2002年，国务院办公会议决定撤销“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2004年，在清算了全部债权债务以后，“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正式摘牌，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此时的中国汽车行业已驶上快车道，进入了世界汽车产销大国的行列。

原中汽公司副经理胡信民在中汽公司工作了几十年，他的回忆很冷静：

一汽、二汽独立后，和中汽公司形成了竞争关系。但是，中汽公司还要行使行业管理的职能，比如说行业立项，还得通过我们的审查，等认可后再进行上报，然后通过国家计委批准。一汽、二汽独立后，虽然国家没有明文宣布取消剩下的四个联营公司，但由于它们属松散型联营，所以被直接下放归地方管理。在这些企业里，南汽属于另类。它是中央企业，与一汽和二汽相比，它还比较小，所以国家没有同意它单立户头，对它的管理权仍然在中汽公司。到了1987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以下简称中汽联），同时撤销中汽公司。中汽公司改名后，南汽户头仍然留在联合会，中汽联对南汽的董事、总经理有任免权，但具体经营业务不插手。在一汽、二汽单立户头的背景下，那些没有单立户头的企业都是企业实体，一个太虚的联合会如何参与竞争？如何进行经营？中汽联向国务院报告，要求恢复中汽公司的名字。1990年1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成立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以下简称中汽总公司），是管理汽车工业直属企事业单位的经济实体，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南汽和其他几个零部件企业都归中汽总公司管。中汽总公司还被授权对全国汽车工业行使行业管理职能。当时分管领导是邹家华，中汽总公司总经理是蔡诗晴。至于中汽联，则被作为试点保留。1990年7月，中汽联更名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我是第一任协会会长。1994年1月，体制改革，国家将汽车行业管理职能从中汽总公司分离出来，由新组建的机械工业部汽车工业司承担。1999年，中汽总公司为人担保出现问题，经济陷于困境，无奈之下，想卖掉早年投在上海大众的部分股份。当年上海大众成立时，中汽总公司投入10%的股份，现在要处理这些股份，就必须给国务院打报告，但没想到，这个报告打出是非来了。报告到了国务院总理那里，他听说中汽总公司快不行了，背的债务又多，认为中汽总公司没有必要存在了。1999年，中汽总公司被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