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头越”
“文革”中的二汽被搞得一团糟，饶斌主持工作后，立即重新按照工厂的生产管理体系组建了二汽生产指挥管理系统。新的厂党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设计革命”造成的破坏，进行“扩大初步设计”，简称“扩初设计”。
陈祖涛是二汽“五人领导小组”中最年轻且在苏联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型人才。“文革”中，陈祖涛被揪回一汽批斗，以后又被下放到吉林桦甸农村。但一汽“造反派”并未把陈祖涛放逐到农村的事告知二汽，而二汽也处在“文革”的旋涡中，所以无人关注陈祖涛的命运。国内政治乱局如同演戏一样，台面上的人物乱哄哄地你方唱罢我登场，时间一长，一个二汽建厂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就这样不知去向了。
在生产准备的关键时刻，技术工作必不可少。饶斌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后，立即想方设法与各方联系，寻找陈祖涛。但几番风雨后，一汽“陈祖涛专案组”的一些人也早已作鸟兽散，大兴安岭深山里的陈祖涛也与外面的世界断了联系，谁也说不清陈祖涛到哪里去了。饶斌急了，这么大一个汽车专家怎么就人间蒸发了呢？“文革”中，多少惨痛的经历使他警觉起来。饶斌向湖北省委和一机部党组汇报，请求湖北省和一机部动用行政手段去找一汽要人。陈祖涛到哪里去了呢？2004年，笔者采访陈祖涛时，陈祖涛讲了这段近乎传奇的过程：
“文革”中，我被“造反派”抓回一汽关押，经过炼狱般的非人折磨后又被下放到吉林省桦甸深山沟里。那时我头发蓬乱、又黑又瘦，身穿一领破旧的黑棉袄，腰上扎一根草绳，满手满脚都是泥，身边跟着一条狗，带着老岳母、妻子和孩子在黑土地上和农民兄弟相濡以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劫难后，我思想极度痛苦，怎么也想不通，经常彻夜难眠。回想我被从二汽揪回一汽，又被赶到农村的那段日子，历经磨难，九死一生，没想到在农村却获得解脱，在最不自由中获得了充分的自由，精神在“精神囚笼”中得到了延伸和舒展，在暗无天日中享受到了“阳光灿烂的日子”。“文化大革命”使我认识了太多的不义、背叛和邪恶，让我感受了太多的痛苦，目睹了太多的死亡。我常常想，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整我？为什么他们要整那么多无辜的人？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社会就听任这些人胡作非为？为什么我们这个有几千年文明的古国，竟会让那么多的人一下子丧失理性，变得如此疯狂？桦甸农村山清水秀，我在这里休养生息，充分享受大自然的抚慰和醇厚民风的熏陶，我喜欢这里的山山水水和淳朴的农民，不愿意再回到汽车厂去见到那些有着蛇蝎心肠的人。就在我自得其乐的时候，汽车又来敲我的门了。我被赶到桦甸农村的事，汽车工业界的人都不知道，但我却自己暴露了行踪。有一次，我带着村里的大车去吉林市标准件厂（一汽的产品扩散厂）拉废料时，被厂里的一个叫蒋椿录的干部认了出来。他和我打招呼，问我现在哪里，我完全没有在意，告诉了他我现在的地方，谁知道他回去就告诉了厂长牛振海。两天之后，牛振海竟开着“胜利”牌轿车来八道河子村看我来了。八道河子村的村民除了看到过我造的土汽车外，从来没有见过小轿车来过，这一下子，全村轰动了。牛振海来到我破旧的土房子前握着我的手说：“我是专门来看你的，这些年你受苦了。想当年你和赵老师在莫斯科时是那样洋气，现在在这么艰苦的环境里你是怎么过来的？”
我告诉他，我在这里过得非常愉快，我喜欢这里。牛振海向我介绍了一汽现在的一些情况，并告诉我：“有人到厂里来找你，到处打听你，但大家都不知道你在哪里，要不是你去厂里拉废铁，谁会想到你这个汽车专家在深山里猫着。”
他让我多保重身体，有什么事只管找他。临走时，我专门交代，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我在这里。他走后，我敏感地意识到，我在这里可能待不长了。此时是1972年11月份。果然如我所料，没有半个月，二汽就派人找来了。我记得来的是个中年人，他说代表二汽来请我回去。我原来有思想准备，我告诉他，我在这里很好，我不回去。他见劝不动便走了。再过了几天，桦甸县里来了人，拿着一机部的调令通知我，组织上调你回二汽，明天就来车接你。我是党员，有组织原则，顶是顶不过了，只好走。我原来就预测过，国家建设还是需要我们这样忠心耿耿的知识分子的，国家不会把我丢在农村不管的。但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天来得太快了。
傍晚，我漫步走到村外，站在潺潺的小溪边，聆听着溪水欢快地歌唱。远处，我的孩子和村里的孩子们正在无忧无虑地玩耍，挂在山尖上的夕阳把金色的余晖洒向广袤的山林。放眼望去，整个世界都显得金光灿烂，这里太美了。我突然间觉得，这里和我在莫斯科儿童院周围的树林是那样的相像，它又让我回忆起那些美好的，但后来又给我带来无限痛苦的往事。一想到又要回到那既熟悉又陌生的环境中去，想到“文革”带给我、带给我的亲人、带给社会、带给中国汽车工业的伤痛，一刹那间，我觉得自己不应该回去，我真的不愿意离开这个保护了我、升华了我的美丽的山村，不愿意离开这里淳朴的老乡们。这一夜，我彻夜未眠。第二天，一汽来了两辆大货车，帮我搬家，告别了依依不舍的乡亲们，我从广阔的农村又回到了熟悉的一汽，和一汽的厂长刘守华以及一些“文革”中没被整死的老朋友见了面。还没休息两天，一机部汽车局就通知我赶到北京去参加二汽建设的重要会议。
（陈祖涛口述，欧阳敏撰写，《我的汽车生涯》，人民出版社，2004年）
1973年1月，二汽“扩大初步设计”（简称“扩初设计”）会议在北京华侨饭店召开，主持会议的李子政看到陈祖涛突然出现在会场上，高兴得跳了起来，一下子冲到陈祖涛跟前，抓住他的手连声问：“这些年你到哪里去了？现在你回来了，这下可好了，赶快来抓扩初设计。”
“扩初设计”主要是恢复和扩大二汽的建厂设计，实际上也是完善了当初因为极“左”思潮影响很多该上的而没上的项目。内容主要有“恢复生产和质量保证体系”“恢复和加强防洪设计”“续建铁路和扩建公路”“建设引水工程”“加强十堰市城市功能”等内容。这次补充“扩初”设计完成后，国家对二汽的总投资从9亿多元人民币增加到20多亿元人民币，既补回了“文革”中的损失，也进一步完善了二汽的总体设计。
扩初设计主要做了几件工作：
一、恢复生产和质量保证体系
首先是补充了被砍掉的工装设备和房屋面积，以保证生产与生产之间的衔接；其次是恢复了被砍掉的计量系统。计量系统是现代工业生产的最基本质量保证，汽车之所以能够大量生产，靠的就是计量和标准系统。“设计革命”中，计量系统全部被砍掉了，要生产质量有保证的车，就要立刻恢复和重建一整套完整的、科学的，从总厂的中央计量室到各分厂、各车间，直到各个生产工位的生产计量标准系统。
二、恢复和加强防洪设计
二汽的各个工厂都是建在各条山沟里。十堰有堵河、犟河、茅塔河、马家河、百二河等几条河流，另外还有38条支沟分别将雨季的洪水汇入这几条河，而各条山沟上建设有大小不等的共21座水库。这些建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库的建筑质量和防洪能力都很差，分布在二汽厂区的东、南、西、北四面，相当于几个很破旧的大水桶四面堆放在一间房子的上面。十堰的年降水量为769.9毫米，雨季主要集中在4—5月和7—9月。山区里的河流平时都是近乎干涸，但夏季暴雨集中，山区集雨面积大，几百平方千米流域面积的雨水会在极短的时间里汇入河谷，短时间内就会出现河床水位暴涨，水库翻坝甚至垮坝的危险。这种局面一旦出现，建在水库下游的工厂就会陷入灭顶之灾。有人形容二汽面临的水灾威胁为“头上顶着21盆水”。在二汽的初步设计中，对于这些水库都有加固、翻修或者重修的计划，但全被“革命”了，现在“扩初”计划对这些水库全部做了整修加固处理，并为此专门成立了河道建设指挥部。
三、续建铁路拓宽公路
十堰是山区，二汽建设和各厂区之间所需的人流、物流全靠铁路和公路解决。按年产10万辆汽车算，二汽铁路年总运输量达295.4万吨，需要建专用铁路线50多千米、车站7座、蒸汽机车13台、铁路车辆100辆；厂区公路是二汽物流的主要手段，据估测，要保证二汽正常的生产、生活，厂区内最大交通流量为每昼夜3274车次。但厂内很多地方不通车或者厂与厂之间公路不通，“扩初设计”为此编制了“厂区公路运输货流图”“生活物资货流图”“公路运输交通流量图”，根据流量图编制运输车辆803辆，分为6个车队，并决定成立“运输部”总管铁路和公路及水路运输。十堰原来是一个百人小镇，只有一条低等级的碎石单车道的公路从山中穿过。二汽落户十堰所带来的人流和物流使得交通运输量成千倍地上涨。按照交通流量，“扩初计划”决定建设厂区公路网共234.5千米，并逐年改扩建18～22米宽的厂区主干道路。
四、黄龙引水工程
20世纪70年代，二汽（包括十堰市区）每天用水共计19.4万吨，其中二汽生产用水7.3万吨。十堰用水的来源主要是市区内的茅塔河、马家河、岩洞沟、头堰、黄龙滩等水库，共计库容10.5亿立方米。除了黄龙水库外，其他水库的库容量都不大，并且受到天气的制约，下暴雨盛不下，不下雨很快就见底，缺水的问题严重影响二汽的建设发展。十堰不是个缺水的地方，在十堰的周围，有汉江和黄龙水库，水源丰富。但要彻底解决二汽的用水问题只有两条路，一是从汉江引水，一是从黄龙水库引水。汉江方案距离远、工程复杂、工程量太大；黄龙水库距离近，施工难度相对要小，工程量也小，缺点是水量不如汉江。两相比较，“扩初设计”决定建设引黄龙水工程。
五、城市建设
二汽几十万建设大军每天要吃、要喝、要保持正常的生活，孩子要上学、病人要看病，这些都需要城市体系来保障。十堰是一个百人山区小镇，根本谈不上城市服务体系。1973年，为了服务二汽建设，国家决定将十堰升格成为地级市。这样，“扩初设计”里又增加了城市规划设计。为了有利于二汽建设，中央决定十堰市和二汽实行“政企合一”体制。1973年正处于“文革”中后期，十堰市的城市规划受到了很多极“左”思想的干扰，“扩初设计”编制了十堰市城市总体规划图，主要是十堰至张湾区域的工业建设布置、道路骨架、管线走向等意想图，但这个意向图没有配套的用地分析、城市道路、给水排水、电力电信、园林绿化、环境保护和城市防洪等专业规划，以及城市建设所需投资的概算，也没有报请上级批准，实际上没有起到指导城市建设的作用，这个意向图只能算是一个思路。
1973年3月，《十堰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编制完成，全市以十堰至张湾为中心区，由白浪、茅箭、红卫、花果、黄龙、土门6个卫星集镇组成，每个卫星集镇之间相距5～6千米，由厂区铁路、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电力电信和市中心连接起来，形成点线结合、分片成团、集中布置的瓜藤式总体格局；城市人口规模为近期25万，远期40万；规划建设占地2.2万亩。
《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出来后便正式成立了城市规划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刘庆祥、陈明、刘景修、陈祖涛、杨健和于跃组成，十堰市建委主任张万祥任办公室主任。规划工作主要是陈祖涛和张万祥负责组织实施。由于城市建在山区，生活供应困难，所以规划小组的主要领导特别强调市中心要留有蔬菜基地，要求道路两旁，一边是建筑，一边是菜地。规划人员认为这样做不科学，多次在市中心的规划图上设计居住和商业建筑，但领导们审查时坚持要改过来，设计人员先是改了，以后又改回去，这样反反复复搞了几次，规划图上画了抹，抹了又画。城市规划是一门科学，有它自身的规律，违背规律，规律就会给你以报复和惩罚。十堰市建设好了后，当年领导指定的规划还是被建设者按照实际需要做了更改，胜利的是科学。
在“扩初设计”的同时，还开展了“产品、设备、工程质量”三攻关。
参与二汽建设的共有全国22个省市、33个设计单位、600多家企业提供工装设备。工装设备的研制生产有其规律和流程，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瞎指挥”盛行，不讲科学，盲目赶进度，导致很多企业给二汽生产的工装设备在产品质量、工程安装质量上存在大量的问题。很多企业给二汽制造的工装设备质量低劣，“带病”安装，试车后浑身都是毛病，根本就不能用，不能用的设备造什么汽车？造出来的车又谈何质量？1973年下半年，二汽党委决定在全厂开展“产品、设备、工程质量”三攻关。
产品攻关由二汽副总、产品处处长王汝湜负责组织，首先是进行严格的产品检验制度，确保整车质量过关。针对全厂生产秩序涣散、没有严格的产品实验和检验制度，陈祖涛提出要尽快建立产品质量实验室。如对发动机进行质量检验的“台架实验室”，原来的设计有20个，“设计革命”砍得剩下一个，在这次产品攻关中又全部恢复，同时恢复的还有全厂所有的产品实验室。从长远考虑，每个分厂也建了一套产品实验机构，从机构、人员、资金等方面保证了产品开发的实验手段和产品质量的检验手段。在此基础上，所有的总成和零部件都要按照产品规范开展严格的试验，确保所有装车的零部件合格，如发动机要求台架满负荷实验300小时，通过了才能交付总装；不光是在车间里检验合格，还要在严格的道路实验中去检验。要求整车在极端最高气温、极端最低气温、大雨、灰尘、坡度、S形路、波浪路、摇摆路等各种气象和道路条件下实验，而且一定要跑满25000千米。在没有试车场的情况下，二汽只好用最笨的办法，让试车队全国到处跑。
陈祖涛回忆：
解决二汽产品质量问题的关键是实验，实验的关键是试车队，要在较短的时间里取得数据资料，就只有让试车队多跑。为此，我们组织了一个整车道路试车队，工程师李荣辉任队长、朱伯山任技术负责人。这个朱伯山是清华大学64年的毕业生，是二汽的技术尖子，队员则全是有实践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根据试验的内容要求，试车队要在不同气候中、不同的道路上进行试验，他们的数据就是我们将来改进的依据。为了赶时间，无论雨雪风霜，试车队几十个人每天人停车不停，吃住都在车上，高原气候跑到拉萨，湿热带跑到海南岛，寒冷气候跑到内蒙古的海拉尔，高温气候跑到新疆吐鲁番。在吐鲁番，外面气温50多度，要把车门窗关紧，驾驶室内温度达到五六十度；在海拉尔，外面气温零下40多度，却要把车窗全部打开，驾驶室里的气温和外面一样，也是零下40度，每个人把所有能穿的都穿在身上，但还是浑身冻得冰凉。至于喝凉水、啃干粮，睡露天那就是不值一提的家常便饭了。从1973年下半年到1974年上半年，试车队用了1年多的时间，跑完了两轮5万多千米，取得了宝贵的数据。第一轮25000千米，1973年年底跑完。我们立刻组织技术人员对全部数据逐一进行分析，全车共查出2.5吨车104项关键质量问题。针对问题，修改了全车四分之一的设计，共涉及900多个零部件，然后划分到各专业厂限期改进。改进后的总成装车后马上进行第二轮25000千米的道路实验。经过这样两轮道路实验，汽车存在的质量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发动机过热的问题始终解决不了。我们是第一次设计整车，技术储备太少，因此以我们自己的技术水平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事情反映到了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同志那里，他对二汽的质量复查问题非常重视，一锤定音：“我们自己解决不了，可以向国外有经验的公司咨询，请他们帮忙解决嘛。”
此时“文革”尚未结束，要找国外的公司来给自己的国防三线企业“看病”，这个政治风险可想而知，但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可以较快解决问题的办法。既然小平同志发话了，我们就马上和国际上著名的英国“里卡多”公司联系，经过他们改进后的发动机做了两轮实验，很快解决了问题。
通过两年多脱胎换骨的“攻关”，二汽产品的技术问题基本解决了，为全面大规模投产和产品投放市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时离全面投产只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了。
（陈祖涛口述，欧阳敏撰写，《我的汽车生涯》，人民出版社，2004年）
设备攻关。设备攻关由副总工程师刘仁需负责，所谓设备“攻关”实际上是工装设备大返工。在特殊环境下，大批工装设备被迫“带病进山”。通过生产检验，共查出1800多台工装设备存在不同程度的质量问题。听说二汽的工装设备问题如此严重，一机部部长周子健极为重视，他多次来到二汽现场考察，一机部召开全国规模的“设备攻关”会议，组织全国的设备供应厂都来对自己生产的设备攻关。但在“文革”大环境下，设备攻关也是困难重重。有一件事情很能说明问题：二汽有一台上海重型机械厂生产的800吨压床，这台设备工作一直不正常，这个厂派来的“攻关”小组组长是一个普通的2级工人，组员却是我国万吨水压机的副总设计师林宗棠。林宗棠是大名鼎鼎的技术专家，后来任航天工业部部长，但在那个扭曲的年代，他只能当组员。陈祖涛说：
我和林宗棠早在莫斯科就认识，我不管他是不是组长，每次开大会，都请他上主席台，设备攻关技术上的问题也只找他，请他解决。结果引得那个“组长”很不满意，其实找那个组长也是白搭，技术问题他根本就说不上话。
（陈祖涛口述，欧阳敏撰写，《我的汽车生涯》，人民出版社，2004年）
生产设备攻关一直进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过攻关，有些设备问题解决了，有些问题根本无法解决，最后只能重新设计，重新生产。
工程质量攻关。1973年年初，二汽已完成工业建筑面积78万平方米、供水管线45千米、专用铁路线35千米、变电站5座，这些工程在设计、施工、材料和安装等方面都存在质量问题，有些问题极为严重，如几乎所有的厂房、车间都采用“干打垒”；不经测试，盲目地在厂房上搞轻型结构；为追求建筑进度，令人匪夷所思地安排“倒程序”施工，要求所有的厂房施工先统一完成框架结构，第二年再统一解决屋面、地面的问题，造成建筑工期与安装工期严重冲突，很多厂房房屋还没建好，就在里面安装了3000多台设备，造成绝大多数设备锈蚀、损坏。现在要进行工程质量攻关，意味着要对原来大部分工程推倒重来。
1973年7月，李先念副总理在北京主持召开“二汽质量问题座谈会”。在会上，陈祖涛汇报“干打垒”厂房给二汽建设带来严重问题，车间里根本没法生产，成了直接影响二汽建设的祸害。李先念眉头紧锁问：“祖涛，你看该怎么办？”
陈祖涛快人快语：“唯一的办法就是推倒重来。”
李先念略微考虑了一下说：“有的可以留作仓库，有的可以推倒重建。”
二汽花费了2年多的时间，组织3万多名施工队伍和2万多名二汽职工，耗费上千吨钢材、水泥、数万立方米的木材、几千吨进口瓦楞铁，共耗资1亿多元，对不合格的厂房、屋面、屋架、地面、排水沟、围墙、护坡、水库加固等全部进行返修和重建。
饶斌长期担任一汽的厂长，他最懂得，现代化大型企业生产必须有科学的生产组织体系，更需要懂得科学生产体系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在北京召开的“二汽工程质量和加速建设问题座谈会”上，饶斌向李先念汇报时提出：“二汽是技术高度集中的企业，应该设立一名专管技术工作的总工程师。”
李先念当即表示赞同：“好啊，谁来当呢？”
饶斌说：“二汽的技术工作一直是陈祖涛负责的，他也是我们二汽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我们想让他当总工程师。”
陈祖涛的父亲陈昌浩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委，李先念曾任红四方面军红三十军政委，两人是老战友，在延安时，李先念就认识陈祖涛。李先念说：“好啊，祖涛从小我就认识他，他在苏联就是学汽车的，他可以当总工程师。”
1973年11月，中共湖北省委正式任命陈祖涛为二汽总工程师，这是二汽成立后的第一任总工程师，也是“文革”中我国特大型企业任命的第一名总工程师。
二汽成立了由陈祖涛总负责的“总工程师办公室”，由他组织协调全厂的工程技术人员开展工作，并任命了12个副总工程师协助陈祖涛工作：吴庆时协助分管全局；俞云焕分管生产；刘仁需分管设备及设备攻关；王汝湜分管产品及产品攻关；陈善述分管热加工；李龙天和徐政润分管冷加工；支德瑜分管汽车使用材料；夏治涛分管工厂设计；马志诚分管基建、水库、防洪工程；田润生、毛翼分管水、电、动力。在陈祖涛带领下，十几名工程技术人员同心协力，二汽建设面貌开始有所改观。
1973年5月中旬，二汽“扩初设计”报告完成并交一机部审查。5月29日，一机部向国家建委报送《第二汽车制造厂扩大初步设计的报告》：
这次的设计审查，是以1971年批复的“设计革命”成果为基础，结合几年来的建设和生产调试实践进行的……根据以上原则审查结果，二汽总投资额调整为11.9664亿元，工艺设备20880台，建筑面积210万平方米（工业建筑面积116万平方米，民用建筑面积95万平方米），职工52400人。
（张矛著，《饶斌传记》，华文出版社，2003年）
在此期间，李先念数次召集国家有关部委与二汽代表一起商讨二汽建设问题，表达了国家对二汽建设的焦虑之心，国家计委、国家建委也多次召集一机部等部门商讨解决二汽建设问题的方案与措施，大环境对二汽建设日趋有利。7月2日，一机部再次向国家建委报送《请审查第二汽车制造厂扩大初步设计的报告》（一机计字900号），报告对1971年11月批复的二汽“设计革命”后9.7亿元方案提出调整，具体意见如下：
二汽生产规模仍按国家原批准的年产汽车10万辆不变。
厂报设计13.22亿元，我们的意见将其中郧阳至十堰公路、水库工程和从国外引进铸造生产线所需投资1682万元，不列入该厂总投资内，按固定资产转给有关部门。未能预见工程费核减513万元，总投资拟调整为13亿元。
工艺设备同意按初步设计意见，调整为20877台，建筑面积调整为211万平方米。
职工总数调整为52400人（包括新增加的轴瓦厂职工）。
（张矛著，《饶斌传记》，华文出版社，2003年）
这次文件的批复速度极为迅速，7月12日，国家建委函复一机部，同意一机部对二汽“扩初设计”的意见。至此，经过重新设计的二汽建设方案最后确定，历经磨难的二汽建设开始走上正轨。
饶斌是二汽建设的总负责人，从一汽到二汽，他杰出的领导才能和组织能力到了充分的发挥。尤其是在1972年复出后，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为实现二汽建成投产的目标，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他创造性地组织了“大会战”“大检阅”的形式，在短期内，集中力量突击完成了一些大的工程，如“设备攻关调试大会战”“工装设计大会战”“工程质量返修大会战”“非标设备制造大会战”“引水工程大会战”“公路铁路修建大会战”“水库加固工程大会战”等多个会战。通过这些会战，集中解决了二汽生产建设中的重大卡脖子问题。
1974年12月26日，二汽各专业厂按统一安排全面开工，二汽总装厂总装线缓缓起动，第一批55辆2.5吨军用越野车徐徐驶下总装线，这意味着二汽初步实现了2.5吨越野车的设计能力。总装线旁，饶斌心绪翻滚，他想起了18年前一汽解放牌汽车正式下线的情景。
1975年6月16日，二汽党委向一机部、湖北省委、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发出了“报捷电”。李先念看到一机部《一机情况反映》增刊23期中关于二汽2.5吨越野车实现设计生产能力的消息，兴奋地批示：
二汽看来是心齐、气顺、劲足，这个厂的队伍，包括基建队伍是有一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的。搞工业，搞基建，就要有这样一种打硬仗的作风。希望二汽不要骄傲，还要谦虚谨慎、继续前进。二汽已经建设多年了，应当逐步建成投产了……既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又要保质保量地加紧建设，人民和军队多么需要这个厂发挥作用啊。十堰还有一个东风轮胎厂，也望抓一下。在汽车方面，如果把军用越野车解决了，又把重型汽车搞上去了，这对国民经济将起到极大作用。
（张矛著，《饶斌传记》，华文出版社，2003年）
1975年7月1日，这一天细雨蒙蒙，十堰市张湾广场人山人海，彩旗飘扬，扩音器里激昂的进行曲响彻云霄，二汽党委在这里召开“庆祝两吨半越野车生产能力建成投产大会”。一机部副部长孙有余、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闫均分别宣读了一机部和湖北省革委会的贺电。这意味着，经过艰苦努力，二汽建设第一阶段4.5万辆军用越野车的目标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