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渴求知识

1976年，14岁的我被糊涂官分到离家很远的南社学校上初一。半个学期后，我母亲找人把我转学到离家近的尚兴学校上学，所谓初中，都是小学戴帽子加的，学校老师绝大部分是临时代课老师。虽然老师们大部分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但是不影响老师的重要作用，这些老师中不乏特别优秀者。我因上学晚，自信心不足，同时担心父亲会因困难随时让我辍学，心情低沉。教物理的鲁廷仪老师看出来后，特别关心我，经常问寒问暖，送本子与笔给我，还让我去老师家里加加餐，消散了我心里低沉的乌云。有一次开学要缴两块钱的学杂费，家里实在拿不出来，是鲁老师代我缴的。数学老师许有荣不仅数学课讲得精彩，还经常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科学家逆境奋斗的故事。在许老师讲到华罗庚因交不起学费而中途辍学，在他父亲的小店里用五年时间自学了高中和大学的全部课程时，我惊叹不已。这些故事像一道灵光照亮了我年少的心田，要勇于在逆境拼搏、自学成才的决心，如明月在我心中悄然升起，增强了我的学习兴趣，我心生了要成为一名科学家的梦想。老师们给我的温暖让我体会到老师的作用不仅仅是教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给学生传递爱！教学生积极向上的思想，引导学生开启美好梦想的大门！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全社会对教育的重视犹如惠风和畅。当时全国各地盛行各种统考，我在黄池公社尚兴学校读初二时，在当涂县统考中，拿了数学、物理、总分三个第一。从奖状上看（下图），那个时代非常落后，一个统考要跨年度才能出结果。

我统考的奖状

奖状中“数”字不是错别字，符合国家1977年公布的《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只是这个方案试用了八年后，因为字形过于简单且混乱而被宣布废除。

那个时期，教学资源极其匮乏，用的还是十年动乱时期的教材，内容大多是如何测量稻田的面积、测量一根电线杆的高度等等。这样的课本远远不能满足我的求知欲望，我迫切寻找着“过瘾的书”，就是有难度、有嚼头的书。在那书籍荒芜的岁月里，“过瘾的书”成了我们那代人梦寐以求的奢望。我找过我们大队唯一的大学生朱华甫老师，想借“文革”前的教材，朱老师说那些书在“文革”期间被全部销毁了。我去找在亭头中学当老师的表叔张斌求书，他让我去乡下老屋子阁楼里找找，他记得好像有一些。令我惊喜的是，我在那里找到了好几本数、理、化方面的书，我如获至宝，高兴得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

1978年，国家学制改革恢复“文革”前的秋季升学，同时决定1977年的所有年级延长一个学期。我在初二的第三个学期上了几天课，实在觉得索然无味，去找表叔张斌跳了一级到亭头中学的尖子班初三（1）班，班主任是王绪锦老师。我在亭头中学参加了中考，两百多毕业生，傅时金同学第一，我第二。我当时的目标就是考中师，转非农户口，上学不要钱，还有补助。可惜我少了2分没有考上，我反思自己的问题，是语文没有学好。我曾经将古文《曹刿论战》中的“刿”读成“岁”，引起同学们哄堂大笑。后来我开始重视语文的学习。

亭头中学七八届初三（1）班毕业合影（王绪锦老师在一排左一、我在最后排左六）

1978年下半年，我勉强在亭头中学上了两个月高一。这时全国兴起狠抓教学质量的风潮，当涂县领导决定把全县最优秀的老师与100名尖子学生集中到当涂一中。我与尚定刚、蒯正东有资格上一中，将来考上大学就十拿九稳。但当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家里时，父亲几乎用恳求的口吻跟我说：“家里实在没有力量支撑你到一中，按理讲你还是初三学生，你回黄池中学再参加中考，肯定能够考上中师，好不好？”平常威严的父亲，话没有讲完，眼里泪水已忍不住……四十年前父亲那痛苦不堪的样子，至今还清晰地刻在我的脑海中！

四十年前父亲那痛苦不堪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