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海外游历

成功运营飞机事业3年后，理查和我决定休息一年，出去找些乐子。当时退伍兵助学项目就要完成，我们却并不打算就此安生，还想趁着年轻再来一次大冒险。1948年冬，我们读了游艇手理查德·伯特伦写的《加勒比游记》，于是出海探险的念头，就跟8年前的蒙大拿之旅一样，强烈地吸引着我们。一年前我们在墨西哥和基韦斯特度假，因为生意太火爆，不得不提前结束度假，这让我们不爽了很久。如今，我们终于拥有自由的时间，可以循着快乐的梦想，去看看温暖的加勒比海。

于是我们到康涅狄格州的南诺沃克，去察看一艘长38英尺（约11.6米）的“伊丽莎白”号纵帆船。这艘二战前建造的木船已有10年的船龄，战时一直闲置在干船坞里。我们这两个航海的门外汉，当然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船体会干裂和漏水。我们还以为“伊丽莎白”号是我们旅行的“最佳搭档”，所以我们卖掉一架飞机买下了它。

海洋深处

我们俩谁也没有摆弄过船，所以理查就雇了船长和一些水手。在我赶回密歇根州结束飞机事业的时候，理查驾船南行，向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进发。遗憾的是，理查的初驾并不顺利，一天晚上船长睡着后，他偏离航线把船驶进了新泽西的沼泽。海岸警卫队的水兵非常吃惊，“还从来没人把如此大的船开到这么深的内陆来”。他边说边用绳子把“伊丽莎白”号拖出沼泽。进到特拉华湾后，水兵说：“年轻人，那才是大海。把罗盘指向南，一直往前开，等你觉得暖和了再向右转，就能到佛罗里达了。”

理查把“伊丽莎白”号停在威尔明顿，回到大急流城和我一起过圣诞节。1949年1月初，我们回到北卡罗来纳，并于1月17日撇下船长和水手，自己驾船驶向迈阿密，在确认装备和补给充足之后，就开始了加勒比海之旅。

学习驾船技术很像学做生意。和创办飞行训练班一样，对于航海知识我们也是一知半解，但我们还是一头扎了进去。虽然犯了不少的错误，吃了不少苦头，但我们仍然坚持不懈，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

我们制订了粗略的计划，往南航行去古巴，然后是多米尼加共和国、波多黎各、委内瑞拉，接下来沿着大西洋西岸的南美大陆航行。在驶往佛罗里达的海上，理查和我发现“伊丽莎白”号漏水。不过船底的排水泵把积水都排出去了，起初我们并没当回事，继续前进。在迈阿密稍作停留后，我们到了基韦斯特，然后驶过佛罗里达海峡到达哈瓦那，最后抵达古巴的凯巴连。在那里，我们请当地的渔民把船的漏缝堵上了。

大概在3月的第三周，我们离开了凯巴连。下一段的航程是沿着古巴的北海岸向海地逆风航行。天气还算好，不过我们碰到了逆流，有些波浪。27日晚6点左右，我正在睡觉，理查到船舱检查，发现有水渗进来，于是他打开舱底排水泵就回来了。半小时后他再次下去察看时，水更深了。他把我叫醒，我们开始人工舀水。当时船上有个叫拉萨罗·埃尔南德斯的古巴水手，可他牙齿受到感染，病倒了，帮不上什么忙。水渗进来的速度远超过我们抽水的速度，我们开启发动机，想用冷却管把水从舱底吸出去，但这么做很快就明显不起作用了。

当时，船离岸大约10海里，离最近的港口85海里，我们开始担心起来。看到海峡一侧的巴哈马方向有灯塔，我们就使出浑身解数想开过去，但最后无功而返，只好向古巴海岸靠拢。这时，我们终于意识到真正的大麻烦来了，才用无线电发出SOS求救信号。

幸运的是，我们处在一条主航道上，离巴哈马海峡的帕力顿停泊点不远，每隔几小时就会有船经过。大约午夜时分，我们看见一艘船的灯光，就赶紧发射了一枚红色信号弹。那艘船看到后，开始用摩尔斯码跟我们联系，可是我们不懂，只能用探照灯继续发出求救信号。对方船长显然很不满意，于是在离我们只有半海里的时候，他们突然掉头走了。或许船长认为我们触礁搁浅了，不想为救别人把自己的船也撞个洞。两三个小时后，又有一艘船经过，它来得很及时，因为凌晨两点半的时候，船头的一块板断裂了，海水大量地涌了进来。

我还记得那艘船叫“艾达贝尔·莱克斯”号，是一艘开往波多黎各的货船。船长趴在船舷上冲我们喊道：“你们是谁？”“‘伊丽莎白’号纵帆船，从密歇根来。”理查答道。“你们到底在这儿干吗？”船长又问。“我们的船漏水，快要下沉了！”理查回答。

艾达贝尔的船员试图用吊货杆把我们的船从水里拖到他们的甲板上，但因为我们的船已经灌进了太多的水，这个方法根本行不通。于是，他们给我们留出了10分钟收拾东西的时间，我们抢救了大部分个人衣服、物品和钱财。不过，艾达贝尔的船员在最后检查时，还是找到了很多重要却被我忽略的东西，这让我确实有点惭愧。

最后离开的人把船凿了个大洞，然后从绳梯爬上货船甲板。接着，船长把货船倒退了几百码，然后开足马力，冲向“伊丽莎白”号，把它撞得粉碎。小船在艾达贝尔的船身上刮擦出刺耳的声音，很快就沉没了。当水淹到“伊丽莎白”号船尾时，它的桅杆已经消失在海浪中了。这么做是为了防止“伊丽莎白”号成为一个危险的漂浮物，影响到其他船只，但对理查和我来说，这却是个伤心时刻。我想，如果艾达贝尔不曾出现，我们的那艘纵帆船，或许不会就这样沉没了。不过，深更半夜还在离岸10海里、水深1500英尺的大海深处，冒着被下一艘货船撞翻的危险，困守着一艘漏水的船，那感觉我绝对不想再来一次。

理查和我对航海中规避风险还是有所准备的，我们早就给“伊丽莎白”号上了保险。抵达波多黎各后，我们在船上填了索赔单，并把大部分物品寄给理查在新奥尔良的朋友弗瑞德·摩根保管。理查和我觉得，船没了并不意味着要结束行程，我们决定继续向南美洲进发。

我们登上了一艘驶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英国不定期油轮“柚木”号。由于油轮不允许搭载乘客，船长就给了我们每人一个先令当薪水，充当船员。船长很喜欢我们，因为原来那批英国船员都辞职了，换成了清一色的波多黎各人，他很高兴船上有人说英语，以至于当我们到达目的地后，他还鼓动我们跟他去非洲。不过船上的饮食很糟糕，我们婉拒了他的邀请，在库拉索岛的威廉斯塔德下了船。

我们是偷偷溜到库拉索岛的，因为经常有人偷渡，那里的移民官是不允许船员下船的。库拉索是荷兰领地，我就用荷兰语向移民官解释。这下可糟了，因为他们认为“美国人不说荷兰话”，就认定我俩是间谍，要求我们证明有能力买票离开库拉索岛。没办法，我们只好向其出示了钱包里的几千美元，但这更验证了他们的猜疑——我们是间谍，要在当地煽动叛乱、制造混乱。不过，他们在拿走护照后允许我们下了船。我们住进了一家旅馆，发现被人跟踪，此后三四天也是这样，直到库拉索当局从美国政府证实了我们的身份。

哥伦比亚轮船之旅

我们离开时，库拉索的官员一定松了一口气。我不知道他们当中是否仍有人怀疑我们的身份，但到哥伦比亚后，我们多少理解了他们的紧张。我和理查乘飞机从威廉斯塔德前往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不过因为那里的汇率不合适，我们没在那里待多久，又往东飞到哥伦比亚的巴兰基亚。巴兰基亚位于马格达莱纳河的入海口，这条河流经哥伦比亚人口密集的内陆。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艘和以前往返于密西西比河的船只一样的用船尾桨轮推进的老式轮船。这类船是马格达莱纳河上的主要交通工具，集合了货船、客船和军事运输船三重作用。当时，哥伦比亚内陆地区没有便利的交通，想了解这个国度，乘船是唯一的方式。我们花了15美元住进了头等舱，但也不过尔尔，只能将就。要不然，就得睡在甲板下统舱的席子上了。

前甲板上有一群小牛，每天都会有一头牛成为乘客的盘中餐。理查和我都觉得屠夫肯定是个生手，因为有一天我在汤里发现了一块皮毛俱全的牛肉。一趟旅程下来，我俩竟然都瘦了！不过倒学会了每次上岸都先去找吃的，来弥补船上糟糕的伙食。在一个码头，我们发现菠萝5美分一个，于是尽可能地买了很多带上船，储藏起来慢慢吃。

船行驶时，我们就坐在甲板的椅子上读书，或者看着绿色的丛林在眼前一一掠过。有一天，理查和我正在阳光下打盹，被船另一侧乘客的急切叫喊声惊醒。我们跑到船尾，刚好看到一位乘客在船边棕色的水中漂过，他拼命地挥手，用西班牙语喊着什么。一小群人沿着船舷向我们的方向跑来，无助地向那个可怜的家伙大喊。扔给他的两个救生圈还没到达他身边，他就被湍急的水流冲远了。这时船长出现了，人们和他激烈地争吵起来。不过看上去船长并不想拿整艘船来冒险，在这么狭窄的河道和湍急的水流中，落水的人只能听天由命。从那天起，理查和我都暗下决心，绝不能从船上掉下去。

当时还没法实现夜航，我们通常都靠岸过夜。夜间丛林的声响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在帆船上，晚上会听到海浪拍打船板的噼啪声，锚绳被拉扯的吱吱声。在漏水的“伊丽莎白”号上，我们还能听见排水泵的声音。在这艘拥挤的老式轮船上，夜泊丛林，声音就更多了。除甲板下面的“人声”外，远处还有蒸汽机的声音，巡逻卫兵的皮靴踩在甲板上发出的有规律的声音。晚上的船舱很憋闷，我们就走出去，在甲板上听丛林中或沙哑或尖厉或咆哮的动物叫声。它们栖息在百码开外，却有极少部分能跑到船上来。甲板上到处是名叫“青铜金龟”的小甲虫，它们成千上万地被灯光吸引上来，我们稍一走动，脚下就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

我们亲眼看见了哥伦比亚的动荡。1949年正是哥伦比亚“暴力时期”，那场持续十余年的流血冲突，导致了20万人死亡。当时哥伦比亚国内反美情绪高涨——我们看到了许多类似“美国佬滚回去”的标语。带着美国护照旅行，让我们感到很不安全。沿岸经常有劫匪出没，他们会在夜里偷袭船只、抢劫乘客，所以哥伦比亚军队晚上会在岸上巡逻。这本应让我们感到安全，可军队的出现反而让我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危险的存在。

地下市场

当然，理查和我正在度假，对这些事并没往深了想。我们沿着马格达莱纳河继续前行，直到河水浅得不能行船，才在一个小镇上了岸，坐火车前往麦德林。今天[1]，那里因毒品交易而臭名远扬，但1949年我们却没发现一丝迹象。麦德林位于安第斯山脉一个海拔较高、丛林环绕的山谷中，气候凉爽宜人，特别适合刚刚经历过热带高温的我们。从麦德林出发，我们坐飞机去卡利，然后换乘Aeros-Euro窄轨列车前往布埃纳文图拉。这列火车就像小孩的玩具，客车两侧是敞开的。开始我们并不在意，可火车穿过一个隧道后，理查和我相视大笑，蒸汽机车的煤灰在隧道里无处可去，全落到了我俩的脸上和手上。我们就像刚从坑道上来的煤矿工人，灰头土脸的。

在布埃纳文图拉，我不得不到黑市上讨价还价换钱，这样才能买到下段旅程的票，坐豪华游轮沿南美洲的西海岸往南。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地下经济，它引发了我的兴趣。

尽管我们的计划是环游南美洲，但是我们每次都不确定自己下一站要前往何方。冒险就是只购买去往下一个目的地的车票，理查和我并没有把自己约束在一个具体行程里，而是随遇而安地探寻南美洲。

规划自由未来

理查和我并没有忘记商人的“本性”，走到哪里都会留意寻找值得进口到美国的物品。我俩花了很多时间详细讨论回国后怎么办，尽管不知道具体会做什么，但我们十分肯定要再次创业，而且事实早已证明，只要我们俩合伙，就会成功。

我们在布埃纳文图拉乘坐的豪华游轮既运货也载客，沿途在厄瓜多尔、秘鲁、智利等许多地方停泊。旅行带来的疲惫，让我们决定在离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不远的港口瓦尔帕莱索下船，并且在那里待上一阵子。去乡下探险、骑马、参加聚会，消磨了我们大概一个月时间。我对语言有点天赋，还学会了一些日常使用的西班牙语。

和加利福尼亚一样，智利中部也是干燥的地中海气候，我们去的时候是冬天，十分凉爽。圣地亚哥一直是南美洲最发达的国际化大都市之一，有非常浓郁的国际风情，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欧洲人常住。随便在路边选一家餐厅，游客都能感受到这个城市的热情。理查和我在餐厅里，一天内就可以用英语、西班牙语、荷兰语和很多人交谈。我俩的西班牙语都讲得不好，但当地人却很友好，也很有耐心，这样讨人喜欢的生活氛围，让我们又在那里多逗留了几周。

一个月后，我们乘飞机前往此次南美洲之行的最南端——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盛产牛肉，我还记得餐厅的大部分菜都有牛肉，甚至还有牛血鸡尾酒，我想更深入地体验当地文化，也尝了一杯。不过我只喝了一半，就决定以后还是喝习惯的饮料好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与圣地亚哥一样美丽，但当地的政治气氛却给这座城市笼罩上一层阴影。

阿根廷这个美丽的国家，有着优秀的人民和丰富的资源，但暴政却使它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困境。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阿根廷正处在胡安·庇隆的独裁统治下。1949年的阿根廷是个集权国家，到处都有武装分子，民族情绪也很高涨，其国旗插遍了阳台和屋顶。我们还曾亲眼看到庇隆本人在他住所临街的阳台上向人们训话，这让我想起二战时期看到的一个新闻剪辑——贝尼托·墨索里尼在罗马一个类似的阳台上发表讲话。

庇隆执掌大权长达十年，这期间，他压制公民的基本权利，背叛阿根廷天主教，实施了自以为是也很愚蠢的“庇隆主义”政策。我们离开阿根廷后，这个国家就陷入了长期的经济衰退，这就是“庇隆主义”造成的恶果。当时，为满足农民和工会的要求，庇隆采取了限定价格和保护主义政策，使阿根廷丧失了竞争力。阿根廷本来是高卓牧人的家乡，但“庇隆主义”却把它从一个牛肉净出口国变成一个净进口国。此后的几十年里，这个国家的经济一直受到恶性通货膨胀的困扰。事实上，阿根廷人民更喜爱庇隆夫人埃娃，当她1952年死于癌症时，人们再也无法容忍庇隆的统治了。庇隆1955年流亡国外，直到1974年去世前几年才回到阿根廷。有意思的是，阿根廷的前总统卡洛斯·梅内姆自称“庇隆主义者”，但他却因非“庇隆主义”政策而出名。1989年执政以后，卡洛斯·梅内姆抑制了恶性通货膨胀，将大多数国有企业私有化，并削减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

我们最终离开了胡安·庇隆统治的阿根廷，乘飞机前往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和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在科帕卡巴纳的海滩上，我们创造了一个代表着杰和理查的词语“Ja-Ri”，这将是我们回国后创办的企业的名字，虽然仍不确定会做些什么，不过当时我们想试试进口生意。

我们从里约热内卢去了亚马孙河入海口附近的重要港口贝伦，再从贝伦飞到圭亚那，结束了南美洲探险之旅。我们从那里飞往特立尼达，然后是安提瓜、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在海地，我们终于找到了要进口的东西。当地有一个批发商，自己开了一个小工厂，实际上就是几个棚屋，工人们把桃花心木雕刻成碟子和其他家庭用品。理查和我认为，这些雕刻品运回美国，肯定会被抢购一空。于是，我们和这位批发商谈好生意后，就前往古巴的马亚古埃斯了。1949年7月我们终于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家乡。这次冒险大概花了半年时间，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不想再旅行了。除了玻利维亚和巴拉圭，我们的足迹印在了南美洲的每一个国家，以及加勒比海上的许多岛国。

这次冒险本来是为了找乐子，却对我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美洲是一个神奇的大陆，它矿藏丰富、耕地众多、环境优美，其价值无法估量。可是，南美洲的许多国家仍有很多人生活在贫困之中。

值得欣慰的是，现在情况有所改观，南美洲正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不过在我们去那里旅游时，看到那么多聪明有才智的人备受困扰，英雄无用武之地，真是太让人沮丧了。

离开南美洲这片美丽的大陆时，我们跃跃欲试想在鼓励创新的美国再次创业。唯一的问题是：我们要做什么？

注释

[1]本书写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书中出现的“今天”“现在”“最近”等皆是就写作时间而言的。——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