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时来运转

故事，要从一场破产说起

我爷爷老克里斯蒂安一家，以前都住在荷兰的哈勒姆市。爷爷开了三家脚踏车店和一家打铁铺，靠着夜以继日的打拼，勉强支撑着家里的生计。随着这些店的关门大吉，怎么让一家人活下去就成了爷爷最苦恼的事。当时，有个已经移民到芝加哥的姨婆知道了爷爷的困境之后，就怂恿他也搬到那里去。1909年，50岁的爷爷携奶奶伊丽莎白、两个儿子詹姆斯和小克里斯蒂安，举家移民到芝加哥。

到了芝加哥不久，爷爷就在工厂找到一份给火车车厢刷漆的工作。那儿的工作环境糟糕透了，很快他的身体就垮了，再加上他的英语也不灵光，只好转去务农。当时我爸爸年纪还小，但靠着极强的适应能力，他很快就投入蓬勃发展的汽车工业中。

1921年，他自己当老板，在密歇根州荷兰市开了一家汽车经销店，专门销售格雷、雪佛兰等品牌的汽车。11年后，他与同是荷兰裔移民的富利克玛合伙，又增加了克莱斯勒和普利茅斯车系。直到今天，如果你从96号州际公路来大急流城，还是能看到“温安洛/富利克玛”汽车经销商的招牌。

后来，爸爸在密歇根荷兰市娶了妈妈彼得奈拉（昵称奈丽）·范·德尔·伍德。1924年6月3日，我在大急流城的公寓里出生了。四年后，我们搬到了大急流城东南区，靠近波士顿广场的狄更生街。我童年记忆里大部分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除了礼拜六半天、礼拜日全天以外，邻居家的一堆小孩是我课余时间的最佳玩伴。我们这些生活在教规严格的加尔文教派家庭的孩子，除了每个星期六要学习教义问答，星期日参加两次礼拜仪式之外，还需要去附近一所主日学校，学习由古森丝小姐教导的新教信仰的基本教义。

长期的耳濡目染，让我渐渐懂得，真正的基督徒不仅仅是上教堂和去主日学校而已，他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圣经》对于诚实、慷慨、尊重他人等美德的训示。记得有一次，我在家附近的巷子里捡到十分钱，妈妈就让我挨家挨户地询问。在今天看来，为这种事大惊小怪，或许有点蠢。不过，在十分钱就是一大笔财产的年代，妈妈更想通过这件事，让我学会尊重他人的财物。最后，还是因为没有人出面认领这十分钱，我才被允许据为己有。

爸爸有时看来像是板着脸，或者态度冷漠，但他其实是个很有爱心的人，对家庭和社区邻里都尽心尽力。他和妈妈相濡以沫的婚姻生活，也一直是我和太太贝蒂的表率和模范。妈妈在晚年时，身体机能退化，精神、肉体都备受折磨，爸爸一肩挑起照顾她的重任。现在再回忆那段时光，我看到的不仅是爸爸展现出的美德，还有更多他对母亲，对家庭的爱与责任。

妈妈是荷兰弗里斯兰人的后裔，全家有九个小孩。外公跟爷爷一样，破产之后怀着对未来的希望全家移民到美国。外公从事房屋建筑和室内设计，妈妈则慢慢学会操持所有家务。妈妈的手艺很棒，我最喜欢吃一道由包心菜、马铃薯和卤肉汁煮成的叫“波尔可”的菜。在寒风刺骨的密歇根冬夜，来一碗波尔可，就能让整个人从身体暖到心里。

不过，妈妈绝不是传统的家庭妇女，她虽然没有外出工作，但她的家务可真不少。她自己还有辆车，这在当时可是很少见的。她可以自由地参加有益处的户外活动，许多以慈善为主题的社区活动她也会去。

在菲斯克街有一所橡树谷基督学校，那是邻近区域不去公立学校的小孩的唯一选择。所幸橡树谷基督学校是所很不错的学校，在经济极为拮据的大萧条时代，很多家长就算省吃俭用，也要把孩子送去那里接受教育。学校教的就是一般的阅读、作文和算术，教学方法也依循当时那一套千锤百炼的传统。学校也会教我们怎么发誓。校长乔治·范·威瑟（海伦·狄维士[1]的爸爸）会放电影给我们看。他坐在放映机旁，仔细盯着，要是出现什么不雅镜头，有碍风俗民情的片段，就会马上用手遮住。但是偶尔也会因为没有遮住，闹出不少笑话。

1929年10月，纽约股市大崩盘，整个美国陷入大萧条的深渊。那时我年纪还小，根本不清楚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过，几年以后，附近有家银行破产倒闭，我存在里头的小小积蓄，以1块变5分回到我手中，这个代价不菲的无妄之灾，也让我明白什么叫作银行。

没钱的日子，过的是真苦，不过这丝毫没影响到我们享受童年的丰富多彩。夏天，我们会到邻近地区四处探险，点上蜡烛就能在“银色克里克”的地道里逛上半天。我们还在波斯玛矿场的煤堆上玩耍，或者搭葛兰德制砖公司的轻轨便车，甚至连工人修车、鞋匠补鞋和养鸡店老板杀鸡，我们都看得津津有味。附近街道上汽车很少，穿上溜冰鞋玩曲棍球，或其他什么球类游戏都没问题，我们甚至还在新铺好的柏油路上画垒包、打棒球。假如能有十分钱的零花钱，我们就能买盒包装漂亮的东恩乳品厂生产的冰激凌了！不过比起凑够十分钱，我们更愿意在荷克西斯汽水铺买五分钱的冰饮料，或是金赛尔糖果店的零食。秋凉的季节，我们就在街上生堆火闲聊，边烤着药蜀葵根，边把玉米穗丝做成香烟抽着玩。要是在外头玩累了，或者冬天的时候，我就老实待在家里，组装飞机模型。

邻居有位先生是盖房子的工人，我们几个小伙伴偶尔会跑去帮他做事。给房子围墙的木桩上漆是份乐趣十足的差事，我们也从中学到了努力和认真的工作态度。夏天的时候，我们还会帮人修整草坪，赚点零花钱。

大萧条时，长期低迷的房屋建造业，差点把我们家给搞垮。外公的建筑事业更是一败涂地。有一阵子他无路可走，只好投奔我家，这对我反倒是好事一桩，我终于有机会跟外公相处了！他跟我介绍他的工作，展露他的木工技巧，这让我对如何设计物件，再加以组合着迷不已。他对我的影响不可估量，多年之后，正是这股由外公引燃的兴趣，带领我学习工程学，之后又加入陆军航空队。

小时候和外公散步，走到大广场之后，外公会坐在长椅上，跟很多人一起用荷兰话聊天。外公发表的心得和看法常常会让在场的人折服。

一辈子的买卖交情

刚才所说的，都是培养我性格和气质的过程。而事业方面，则要从一辆1929年出厂的福特A型汽车说起。1939年，我在大急流城基督教高中读书，学校离我家很远，每天都要骑好几英里[2]的脚踏车。15岁的时候，虽然我家只是勉强达到小康，但因为爸爸做汽车销售生意，他就把那辆福特A型汽车送给我代步。当时基督教高中只有两个学生开车，我就是其中之一，这让我在学校里人缘极佳。这辆车还配有可以载人的折叠式座椅，我就利用它载同学到学校，一星期收25美分，买汽油（当时1加仑才10美分）兼赚零花钱。有一天，有个叫理查·狄维士的同学跟我说他想搭车，他家离我家只有几个路口，我当然非常兴奋地接下了这笔生意。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笔再简单不过的买卖，却缔结了我们一辈子的友谊。

我跟理查逐渐熟悉，变成亲密无间的好朋友。我们有福同享，一起约女生，一起打篮球，我们还经常讨论以后的理想和计划。我们在性格上有着明显的差异，理查外向活泼，比我更善于融入群体之中；我气质安静，像个书呆子，但是我依旧很喜欢跟他在一块儿，这段友情真是我一生中最好的馈赠。我们不同的个性刚好可以互补，因此不管我们决定干什么，都能成为无敌的搭档。从1942年高中毕业起，我就认定要和理查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39岁生日那天，理查给我一封短笺，虽然只有短短几行，却一直被我当作我们几十年恒久不变的友谊的见证，珍藏至今。

亲爱的杰：

生日快乐！我写这封信只是要告诉你，你对我何等重要。二十五年以来，虽然我们的想法、做法不见得都一样，但有种更重要的情愫，却一直在滋养着我们的友谊。我无法用简单的词汇去表达它，“互敬互重”“友爱”在它面前都显得有些单薄。

我们这几年的经历，都非常美妙。我很难把它们条理分明地一一列出，但正是因为我们同心协力，才有了这些年的兴奋、激动和幸福。真的，这趟一星期二十五分钱的顺风车，从出发那天到现在，竟然一直如此美丽。

谢谢，让我有你这样一个朋友。

理查敬上

有人因为收朋友的钱受到指责，幸运的是我刚好相反。那时候还有马富·范·戴伦和约翰·范德文两个同学一起搭我的车上下学。我们四个人就这样成了很好的朋友，常常一起钓鱼和滑雪。高中时代，我们同进同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各自成家，开创自己的事业，但我们的友谊却一直延续至今。

我年纪还小的时候，就帮爸爸做事了，偶尔还会叫理查来帮忙。我16岁那年，理查14岁，有一天爸爸叫我们帮他送两辆二手货车到蒙大拿州的邦泽曼。要是在今天，谁会让小孩去做这种事！但在40年代，美国各地还是淳朴又安全的。对我们两个小大人来说，再也没有比跃入宽广无边的大西部，凭着自己的能耐面对各种挑战更刺激了！我们早就盼望着这个“仅凭双手打天下”的机会了。这是理查跟我此生无数探险中弥足珍贵的第一次，这次行程中培养出的合作默契和友谊，让我们在往后的岁月里更能相知相惜。

1940年的夏天，大萧条风暴还在各地肆虐，这要求我们一路上必须要俭省，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我们会为了省下住宿费，在卡车后头铺了稻草呼呼大睡。我们学会了自己补轮胎，也会为了省五分钱，花一个小时用手给轮胎打满气。这趟冒险，让我们在吃苦中懂得了坚毅和踏实肯干对成功的意义。

战争时期得到的教训

我高中毕业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戏院里放的新闻影片，都是戴着钢盔的德军，开着坦克在欧洲横冲直撞，或者是美军搭船开赴前线的画面。收音机也整天播着最近战况。美国的工厂忙着赶制战车、战机和枪炮弹药，生活物资都靠配给卡购买，商店前面的战争公债广告牌四处可见。跟我一起春季毕业的同学，很多都准备参加军事训练，然后到欧洲或太平洋打仗。我也被一位来自加尔文学院陆军航空预备队的上尉游说，以为可以先读完大学，再去军官学校受训，就稀里糊涂地签字同意，加入了预备役部队。结果1942年11月，我就被征召入伍当兵去了。隔年3月，我们搭火车赶赴佛罗里达州圣彼得斯堡的训练营区。在南下的过程中，我们还遇到了火车脱轨，吓了我们一跳，幸运的是车厢里的兄弟都没有受伤。

到了圣彼得斯堡后，我们在一个高尔夫球场上宿营。营区里很多设备都随便地堆在地上，管理的人不知是态度马虎，还是不懂保养，反正所有东西都一塌糊涂，情况很糟。露天餐厅的隔壁，就是简陋的公共厕所，连热水都没有。我猜医生大概全派到海外战场去了，营区里最基本的医疗服务，都显得人手不足。虽然我们这些新兵每个人都打了疫苗，但是很不幸，很多人还是病倒了。

我所在的那个营区，至少有五百人病得很严重，我也是其中之一。军方在当地借了间旅馆，把生病的士兵全送到那儿。我在这家临时军医院住了一个月才康复。起初，医生误以为我们是感染了麻疹，但麻疹不会导致剧烈头痛。有几个人不治之后，医生又说是脊髓性脑膜炎。在1943年，脑膜炎还没有特效药，医生试了一堆奇奇怪怪的药品，最后用了磺胺素才开始见效。

那段时间，也有居民向国会议员反映，投诉营区状况。他们不明白，几千个健康的士兵被送来训练营，一两个月后却有一半成了要被送回家的病号。那些侥幸生存下来的士兵，有些哑了，有些终身残疾，有些被慢性后遗症困扰了一辈子。我想，我最后幸运地完全康复，可能是因为大急流城有许多人一直为我祷告吧。

这一段悲惨的经历，让我对大部分医疗机构都反感。直到今天，除了在军营那段时间外，我都没住过医院。相对于传统的医疗方法，我对新的医疗手段和方案更感兴趣。人体和人类健康，还是有很多未知领域等待我们去探查和研究。传统医疗技术受到了挑战，新观念和新方法才能展现其效果。伊格扎·塞默怀斯医生19世纪40年代在维也纳行医时，为避免交叉感染，坚持在看病之前用食盐水清洗双手，这套新观念在当时谁也不当回事儿，但是今天，谁都知道要充分地消毒。

完成新兵基本训练之后，我又转赴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罗利机场接受轰炸投弹瞄准训练，学习操作高度机密的诺登投弹瞄准器。这种轰炸瞄准器非常精准，提高了对欧陆和日本轰炸目标的毁坏程度。投弹训练之后是飞行见习，受训地点在北卡罗来纳州西摩·约翰逊机场，之后再进入位于耶鲁大学的空军军官学校。我在空军军官学校受训的一年，整个人生观都改变了。学校训练扎实、严格，课程排得非常紧密。虽然外头烽火连天，战场上非常欠缺军官，但学校并没有因此偷工减料，随便就让我们过关。我在军官学校时的努力程度，简直超出了想象。好几次我就窝在熄灯后唯一有光的浴室里彻夜苦读，一直读到清晨5点吹起床号。好些时候，我都以为撑不下去了，一定会被学校刷掉。不过在持续不懈的努力下，我总算可以赶上其他兄弟，甚至赢过他们。

到现在，我还很清晰地记得有位将军在结业典礼上简洁有力的训话：

各位学员，现在你们就要投入战场了。打仗的时候，输了就是输了，没什么借口好说。

你一定不能说，因为无法预测天气，或者弹药补充不及时，或者空运该到却没到。这些都是借口！你们事先就要把这些变数都考虑在内。无论如何，都要打胜仗。你输掉个人的一场仗，整个战争也许就要失败。万一我们打输了，敌人就会占领我们的家乡，到时候各位回来，就无寸土可容身。记住，打败仗，是没有任何借口的。

授衔为少尉后，我在陆军航空队负责训练B-17轰炸机人员，后来又接下B-29轰炸机的训练任务。当时，飞到日本本土执行轰炸任务的，就是B-29轰炸机。那时候，理查也在陆军服役，编在一个滑翔机连队，驻防太平洋上的一个岛。我们平时利用书信联络，仅有一两次经过费心的安排，才能在大急流城的老家碰面。

有一晚我们在理查家的车库里聊天，探讨战争结束之后应该做些什么，我们俩都觉得，继续念书这条路并不适合我们。我们俩越聊越得意，觉得以后应该合伙从商。凭我们的交情，合伙从来就不是问题，那么只需要找个目标，就可以开始去干了。

至于温安洛和狄维士二人组是怎么“一飞冲天”的，我想会让你有些惊讶哦！

注释

[1]海伦·狄维士，安利公司创始人之一理查·狄维士的太太。——编者注。

[2]英里，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里≈1.6093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