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生活儒学：一种西绪福斯式的形而上学努力

傅有德

编者按

此文原载《当代儒学·第十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原文是向“黄玉顺生活儒学全国学术研讨会”提交的参会论文，会议由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研究》编辑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宜宾学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等6家单位联合主办，2016年8月20日至21日在济南举行。

今天在这里举行黄玉顺生活儒学全国学术研讨会，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情。就我所知，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就某个学者的思想举办学术研讨会，在我们这一辈的同仁中，尚属罕见。仅凭这一点，就很值得祝贺。

我认识黄玉顺教授时间不算长，他的论著读得不够多，对他的哲学思想理解得不太深，对其思想中的某些概念或思路不甚明了。尽管如此，我对黄教授仍然印象深刻、敬意多多，因此愿意来参加这个研讨会。在我的心目中，就学识而言，黄教授博学多才，可谓学贯中西、汇通古今；就学术和思想成就而言，他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这在“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中国学者中属于凤毛麟角，其生活本源论虽然未必能够让人信服，却足以显示其创新精神；就其人格和气质而言，他是一个有真性情的率真文人，其风度可以直追魏晋名士。这些都是令我钦佩和赞叹的。

今天举行的是黄玉顺生活儒学全国学术研讨会，所以，我想就其哲学思想说几句未必恰当的话。我对于黄玉顺生活儒学的总体感受，正如发言题目所示：生活儒学乃是一种西绪福斯式的哲学建构。

黄教授生活儒学的思路大致是这样的：学问分为三个层次，形而下学（自然科学以及伦理学等）、形而上学（关于存在、实体、道、性命、心体的学问）和前形而上学的本源论（即生活本身或生活领悟）。这三个层次之间的关系是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生活本源成就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成就形而下学；或者说，前者为后者奠基。黄玉顺的论证包括：批评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没有从存在者进一步追溯到存在；道家的“道”仍然停留在存在者层面，因而无法作为根基；诸如此类。总之，在生活儒学看来，此前的所有中外哲学家都没有追溯到真正的存在——生活，而生活才是用现象学方法悬置一切物象或存在者后达到的本源，因此是一切学问的基础。请注意：黄玉顺生活儒学中的“生活”不是指人的现实生活，而是在逻辑上先于人类、先于世界上任何物质和精神存在的本源状态。用道家的话说，生活本源就是“有生于无”一语中的“无”，是不可言说的。这样的生活一旦言说出来，便被对象化而成为客体，因此就不再为本源状态了。黄玉顺教授认为，如此这般的生活是一个逻辑起点，由之生成了人类和万物的存在，以及人的情感、思想和更具体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按我粗浅的理解，这是一种西绪福斯式的形而上学努力。首先，这一努力显示了一种悲壮的英雄主义精神。按照加缪（Albert Camus）所述，希腊神话中的西绪福斯（Sisyphus）穷其一生，致力于将神推下山的石头一次又一次地推到山顶上。每次将石头推到山顶，他都以为大功告成，心中充满了价值实现后的满足与幸福感。黄玉顺教授用了若干年的时间孜孜不倦地求索，建构出一个追根求源的生活儒学，其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努力结出了成果。我想，完成了这项哲学工程后的黄玉顺教授，一定像西绪福斯那样感到欣慰和幸福。古今中外太多太多的哲学家都在做一种追根求源性的探索。黄玉顺教授今天所做的工作表明，之前的一切形而上学努力都没有完结，还需要当代哲学家再接再厉。也许，黄玉顺所做的努力，就是始于古希腊而代不乏人的某些哲学家的宿命。“知其不可而为之。”黄教授的哲学建构告诉我们的是“知其可”而为之，显然，他的建构过程表现出了满满的自信。

这里说黄教授的生活儒学是一种西绪福斯式的哲学建构，当然包含了对生活儒学建构方式的质疑，而这种质疑也是对历史上所有类似哲学进路的批判性反思。黄玉顺因为海德格尔没有从存在者回归到更根本的存在而遗憾，因此，他要从海氏的存在者继续追问下去，一直追溯到那个本真的存在——生活为止；也就是说，他的致思路径与早期海德格尔是一致的，只是程度上自诩更为彻底罢了。实际上，在海德格尔之前，有许多哲学家在做类似的哲学努力。柏拉图的“理念”、《蒂迈欧》篇中的“神”、亚里士多德的“作为存在的存在”（本体）以及“不动的动者”（神）、新柏拉图主义的“太一”、斯多亚派的“普纽玛”（道、风）、老子的“道”、庄子所谓的有始之前的未有始者、儒家的“天”、《易经》和周敦颐讲的“太极”“无极”、朱熹的“天理”等等。凡此种种追求根源的结果，虽然说法不同，但都认为已经达到了某种“实在”，而且是“终极实在”（ultimate reality）。终极既得，夫复何求？在这个意义上，黄玉顺教授的哲学建构不仅在理路上与上述哲学家一致，而且他的“生活”也因为超越上述“终极实在”而达到更高的本源。这是因为，既然已经是“终极”，就无法“更终极”了。

对于这样一种哲学致思路径，希腊晚期、近代早期的怀疑论早有批判，较晚近的则是巴克莱（George Berkeley）的彻底解构。巴克莱认为，此前本体论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把世界“二重化”，即把世界抽象（分离）为可感而不真实的现象，以及现象背后不可感而又真实的本质性存在。他认为，这条致思路径是走不通的。犹如一个印度故事所说的那样：地球是被一只大象驮着，大象又被一个大龟驮着，大龟又被某种不知为何物的存在驮着。如此不断追溯下去，永远没有止境。因此，他反对将世界二重化和传统的本体论，提出了“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命题，径直把客体的存在与主体联系起来。这个命题的伟大贡献是：第一，它消解了传统哲学从现象背后寻找实在的形而上学思路，认为可感对象就是实在，从而建立了一种现象主义（phenomenalism）的理论。第二，它把客体或对象与主体密切联系起来，一方面使前者在认识论上成为认知主体——人的认识对象；另一方面在存在论上使客体成为上帝直接给出的存在（在巴克莱那里，存在人心和上帝两种精神实体，它们可以保证对象或客体的实在性）。正是由于先有巴克莱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解构，才有后来休谟（David Hume）的知觉实在和对于本体的不可知论，也才有后来的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哲学，也才有现代英美的语言哲学转向。巴克莱令人信服地表明，传统形而上学对于本体实在的追问是无穷无尽的，而这样的追问得不到最终的实在，因而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必须改弦更张，走另外的哲学之路。

黄玉顺教授在建构其生活儒学时，没有认真对待怀疑论和经验主义的思维路径，仍然沿着欧洲大陆哲学（也包括中国传统哲学的存在论）的思路追问，而且认为找到了一个比“道”“太极”“存在者”等实体更根本的实在，并宣布其为本源性的存在，并称之为“生活”（犹如道家的道，老子不知其名，强名之为“大”）。实际上，按照黄玉顺教授的逻辑，一旦称谓某种东西，那东西便被客体化了，而被客体化的东西是不能作为本源性存在的。所以，在我看来，对于那个不知其为何物的终极实在还是“保持沉默”为好。总之，黄玉顺的哲学思路与历史上的那些把自己的根基说成是终极实在的哲学家是一样的，其致思路径是古今中外许多哲学家共同的追问模式，而这个模式是被怀疑论和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哲学所批判过了的。黄教授的超形而上学的模式本质上也是一种形而上学路径。也许，哲学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做此番追根求源的思考。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黄玉顺生活儒学仍然坚持走这条道路，就不仅需要指证海德格尔存在论的不彻底性，而且需要对于西方的形而上学批判做深入的再批判，给出继续走以追寻本源为指归的形而上学之路的充分理由。

黄玉顺教授的生活儒学有一个基本看法，这就是：一切关于存在者的知识，如科学、伦理学等，必然建基于形而上学。这种思路不仅在事实上找不到证明，而且在逻辑上也没有必然性。事实上，没有哪个科学体系是建立在形而上学之上的。就事实看，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不是。功利主义的伦理学、儒家的“仁义礼智”为核心的伦理学，也都不是，至少不是建立在黄玉顺生活儒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基础之上的。这些科学或伦理学不讨论而且很可能不知道形而上学，更不知道黄教授的超传统形而上学的生活本源，但却事实上建立起来了，而且一直存在在那里。这证明，形而上学并不必然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黄教授所建构的“本源生活”论对于这些学科的建立也不是必需的。

当然，正如西绪福斯的努力并非毫无意义一样，黄教授的生活儒学也是有意义的。其意义不在于如他所说的解决了古今中外形而上学的问题而追溯到了无法再还原的根基，从而为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这个说法值得进一步推敲）奠定了基础，而在于再次回顾了那种曾有的而且一直存在着的哲学思考方式。哲学的本质是什么？哲学就是一种概念的、逻辑的，甚至是诗意的“思想”。也就是说，看一种思想形态是否为哲学，不在于它思想或言说了什么（思想体系，结果），而在于它是否按哲学的思维方式来思想和言说，即是否为一种概念性的、逻辑的、虽有诗意但不违反逻辑的思想和言说。黄玉顺教授的生活儒学无疑是一种概念性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逻辑的思想和言说。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黄教授是在做哲学，其生活儒学确实是一种哲学，尽管这种哲学与现实的生活和众所周知的儒学没有直接的关系。这就是生活儒学的意义所在。我认为，对于哲学，尤其对于其中的形而上学，不应该再有更高的要求了。

其实，自然科学和包括道德哲学（伦理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并不一定需要以形而上学为基础。我们的思想可以是形而上学式的理性的追问，也可以做出某种假设，然后信仰这个假设的对象为终极实在，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所有的自然科学和道德、法律、政治经济制度等等。宗教就是这样做的。例如，犹太教、基督教都把上帝作为最高的实在，由上帝而解释世界的产生，把自然界的规律、人应该遵循的道德和法律制度，统统归功于上帝的创造和恩赐。这里没有理性的、逻辑的思维，它所要求的是信仰和对建基于信仰的传统价值和规范的接受，并在不得已的时候做出顺天应人的变通。这是哲学以外的另一条致思路径。这条路径中国传统中也是很丰富的，很值得我们关注和探究。我注意到，黄玉顺教授的生活儒学没有考察亚伯拉罕宗教的这一进路，就连先秦经典中关于天帝、天道、天命以及性、命、天的关系都较少涉及，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