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生活儒学——中国当代儒学的两种新形态之一

吴光

编者按

此文载《生活·仁爱·境界——评生活儒学》，崔发展、杜霞等著，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节选自吴光《中国当代儒学复兴的形势与发展方向》，原文首次发表于2010年11月24至28日韩国成均馆大学主办的儒学思想国际学术会议）。吴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生导师，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学术委员暨中国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顾问，全国儒学社团联席会议秘书长。

关于儒学复兴的问题，如果在20年前的中国，那简直是天方夜谭，或被视为痴人说梦，所以当1988年杜维明先生在新加坡召集“儒学发展的问题与前景”国际学术研讨会时，多数的学者对“儒学复兴”的前景是悲观或怀疑的。杜维明引用唐君毅先生的话感叹“儒门淡薄，花果飘零”，余英时先生在会上提出“儒学游魂”说时，颇获得众多的掌声。[18]然而时隔20余年，一个儒学复兴运动已经在中国、在东亚兴起，这已经不是或然的问题，而已是不争的事实了。那么，如何看待这个儒学复兴运动？儒学复兴的方向可能导向何处？在这个儒学复兴运动中，如何重新解读与重塑儒学的核心价值观？这是本文要着重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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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新世纪儒学复兴的理论形态舍“新心学”“新理学”“新儒教”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可能的发展方向呢？我认为是有的，这就是以黄玉顺为代表的“生活儒学”与本人所追求的“民主仁学”的发展方向。

其实，“生活儒学”的概念最早是由台湾新儒家学者林安梧、龚鹏程先生提出的。

林安梧教授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讨论当代新儒学发展方向的代表作《儒学革命论：后新儒家哲学的问题向度》中就已明确提出了“走向生活世界的儒学”的观点。他是从与儒家经典《论语》的“交谈”中体悟“生活儒学”的真谛的。他指出，熊十力、牟宗三等新儒家的理论缺失是其“实践论的缺失”，此一“缺失在于这实践是境界的，是宗法的，是亲情的，是血缘的，是咒术的，是专制的”，而“后新儒家的实践概念”则是“以其自为对象主体的对象化活动作为启点的，是以感性的擘分为始点的，是以整个生活世界为场域的，是以历史社会总体为依归的”[19]，他又说：

我读《论语》，《论语》读我，在世界中读，在生活中读。……“仁是生命的源头活水”，此当在人间之生活世界开启，此是具体的、实存的，此具体实存当以最切近之家庭开启。[20]

这是林安梧首次提出“以整个生活世界为场域”的“后新儒家的实践概念”和“走向生活世界的儒学”的证据。据林自述，从1994年撰写的《后新儒家哲学论纲》到1998年出版的《儒学革命论：后新儒家哲学的问题向度》，他已经在多篇文章里论述了这一概念。但略感遗憾的是，他并未系统论述“走向生活世界的儒学”理论，而是忙于构建他的“后新儒学”哲学体系，并将论述的重点转向了其“外王——内圣”的“社会哲学”论上了。

曾任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的龚鹏程教授是一位融通儒、佛、道，并具有理论创新精神的人文学者。他在研究现代新儒学利弊得失的基础上，从与当今一般新儒家学者谈论道德心性之学完全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当代儒学重建的方向，主张扩大儒学的实践性，让儒学从社会生活中全面活起来，从而提出了他的“生活儒学”理论。龚指出：

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儒者之学，本来是上下一贯的，故孔子论仁，辄在视听言动合礼之处说。荀子常说礼本于“太一”，而见于饮食衣冠应对进退之间，也是这个意思。但后世儒家越来越强调形而上谓之道的部分，尽在道、仁、心、性上考诠辨析，忽略了视听言动衣食住行等形而下谓之器的部分。……于是儒学遂越来越成为一种高谈心性道理，而在生活上无从表现的学问。因此，现今应将“生命的儒学”，转向“生活的儒学”。扩大儒学的实践性，由道德实践及于生活实践、社会实践。除了讲德行美之外，还要讲生活美、社会人文风俗美。修六礼、齐八政、养耆老而恤孤独、恢复古儒家治平之学，让儒学从社会生活中全面活起来，而非仅一二人慎独于荒斋老屋之间，自尽其心、自知其性而自谓能上达于天地。[21]

这个从“‘生命的儒学’转向‘生活的儒学’”的理念，确实与一般心性论或政治论不同，可谓为当代儒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

在“生活儒学”的成型过程中，龚鹏程虽比林安梧前进了一步，但仍然缺乏系统的、明确的论述。这一系统化的工作是由中国大陆新一代儒家学者黄玉顺先生完成的。

自本世纪初以来，黄玉顺在报刊、网络上发表了多篇论述“生活儒学”的思想来源、哲学内涵及发展方向的文章，他将这些文章结集成书，于2006年9月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一书，同年12月，又由同社出版了《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一书，作了更系统化的论述。在这些论著中，黄玉顺着重阐述了如下观点：

第一，“生活儒学”的提出，有其当下的语境。首先是当前儒学复兴运动的现实语境。这种现实语境，就是我们身处其中的当代生活样式本身。

第二，“生活儒学”是“关于‘实践’的一种‘理论’”。它追溯到生活本身，认为唯有生活，才是我们的“大本大源”“源头活水”；认为儒学发展的真正“动力”不在儒学之中，而在生活之中，或曰“实践”之中。其之所以要凸显本源性的生活情感，是因为它既要在思想上、学理上警惕儒学原教旨主义，又要在理论上确保儒学的“价值先在性”。

第三，“生活儒学”论者秉持多元主义文化观，力图超越“中西对峙”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既明确表示反对自由主义西化派的立场，也警惕另外一种危险性——“企图拒绝现代民主制度而回到某种前现代的政治合法性”的儒教原教旨主义。

由此可见，黄玉顺的生活儒学理论，是一种面向现代生活实践重建儒学价值观的儒学存在主义论。这较之港台新儒家的心性论和蒋庆式的政治儒学论无疑更贴近现代生活，因而很可能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但其缺陷是尚未阐明生活儒学的体与用，也未建立起一套生活儒学的范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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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时代在“日新、日日新”，儒学也必须与时俱进。如果新时代的新儒学能够真正形成“内圣外王”，协和统一的“圆教”，则儒学的复兴必然成为21世纪的新文化运动，其发展前景将是无限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