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关注“黑格尔之后”的哲学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过去的封闭状态被打破了，各种主义层出不穷，学者们研究的视野更开阔了。1981年，汝信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公派访问学者之一，去哈佛大学哲学系从事一年研究，开始全方位地接触西方社会和西方学界。由于年轻时在美国人办的教会大学学习过，汝信对西方文化有所了解，感觉文化上的差距并不是很大，差距较大的是社会生活和学术研究，那时他感觉在学术方面根本不具备与对方对话的条件。哈佛大学的最大优点是自由开放，世界上著名学者路过此地都去演讲，任何人都可以旁听。汝信回忆道，当时哈佛哲学系活跃着蒯因（Quine）、罗尔斯（Rawls）、普特南（Putnam）这些大哲学家，可谓名家荟萃。蒯因虽已退休，但仍常来校讲课；罗尔斯和普特南正值盛年，活跃在国际哲学界。哈佛大学指定普特南负责和汝信联系。汝信原先报的研究课题是美国哲学史，普特南颇不以为然，说根本就没有美国的哲学史，如果要研究那些美国开国元勋和清教徒的思想，那是美国历史，不是哲学。他建议汝信充分利用哈佛大学的学术环境和条件做自己感兴趣的事，而当代美国哲学却总是引不起汝信的兴趣。

当时哈佛大学邀请国际黑格尔研究会主席海因里希讲了一个学期的黑格尔，汝信过去和他曾有交往，并有国内研究黑格尔的基础。这个课听懂了，其他的课没有去听——不是语言上不懂，而是问题不明确、不清楚。海因里希教授建议汝信多注意黑格尔之后对西欧哲学发展影响巨大的另一条哲学线索，即以尼采和丹麦的克尔恺郭尔为代表的哲学思潮。汝信听从了他的意见，开始关注这条线索。当时国内的尼采研究已停顿30多年，而克尔恺郭尔则几乎无人问津，连他的著作都不容易找到，幸好哈佛拥有丰富的藏书。在哈佛，访问学者只要办一张书卡就可以自由出入哈佛图书馆的书库，而且还有阅读座位，书读完了就放在桌子上，自会有管理人员收拾整理。汝信利用怀德纳图书馆的丰富藏书，阅读了克尔恺郭尔和尼采的主要著作，切实地感受到了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克尔恺郭尔和尼采使我们睁开了眼睛”这句话背后的意义，从此开始关注黑格尔之后发展起来的另一条以突出个人为特征的思想线索。汝信告诉笔者，哈佛大学以分析哲学研究见长，并不重视欧洲大陆哲学，当时想找个人聊聊尼采都找不到。当然这段哈佛访学经历也有遗憾。当时没有充分认识到哈佛哲学系的优势，没有跟像罗尔斯这样的重要哲学家进行深入的学术交流。

从哈佛访学归来，汝信立刻开始着手研究尼采和克尔恺郭尔。尼采历来是有争议的人物，过去在我国哲学界长期受漠视和批判，改革开放后一度出现“尼采热”。汝信不主张为他辩护或翻案，提出要通过研究真正理解和重新解释尼采。

1982年，汝信撰写了《克尔恺郭尔思想述评》，这是国内第一篇全面反映克尔恺郭尔哲学思想的作品。汝信肯定了克尔恺郭尔对个人生存问题的关切思路，但对其最终走入宗教却持批判态度。1982年，汝信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之后，学术研究工作受到影响，但他仍然抽出时间，陆续撰写了一些研究克尔恺郭尔的文章，并在2008年以《看哪，克尔恺郭尔这个人》为题结集出版。书中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对克尔恺郭尔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批判性的研究。

在全面接触到现代西方哲学之后，汝信的学术视野开阔了，他对黑格尔以及西方古典哲学的认识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感到以前国内对黑格尔的研究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过去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展开，集中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经过费尔巴哈到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这条线索上，但对黑格尔哲学本身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过去汝信对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以及体系所带来的气势十分着迷，甚至有些崇拜。但是读了现代哲学，尤其是克尔恺郭尔对黑格尔的批判之后，汝信渐渐地开始对体系哲学产生了怀疑，因为关于体系的神话并不足以解决哲学的问题。汝信渐渐感到，哲学不能单纯地成为一种技术化的东西，成为只有少数人才能懂得的东西。哲学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它要和人的生活联系起来，像古希腊时期那样。汝信认为，如果哲学成为一种专门化的技术：一种公式、一种语言游戏，那它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就要受到影响。要想真正地了解人是什么，要研究人的哲学，就不能抛开爱与死这些每个人都会碰见的根本问题。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如果想真正进入人们的心灵深处，成为生活的指导，那就不仅要解决社会发展的问题，也要回答使人们感到困惑的切身的个人问题，包括对爱和死提出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