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在战火中与哲学结缘

对于自己从青年学子到志愿军战士这段经历，汝信曾深情执笔，写下了自己的回忆：“上海解放后，很快就安定下来了，我们的部队是志愿军九兵团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隶属华东野战军，主要任务就是要南下去解放台湾。先遣队已经到福建了，结果朝鲜战争爆发，部队马上就掉头北上。第九兵团先到山东待命，预防美国军在山东登陆。我们是1950年10月底接到入朝参战命令的，主要任务是牵制东线的美第十军并保障我西线参战部队的侧翼安全。因要北上，部队需要在火车站临时停车换冬装。部队的冬装都堆在火车站，在去天津的途中，有几个小站，因为临时停车大家下车抓紧时间换冬装，任务紧急，有的部队人数多，来不及换，再说也没有那么多冬装，所以有的战友穿着单衣就到朝鲜战场了。我所在司令部人数少，还好大家都换了冬装。朝鲜战争开始时很多人冻伤了。因为临时北上参战，时间太仓促，战士们无论是军备上还是思想上都没任何准备。长津湖地区是朝鲜北部最为苦寒的地区，海拔在1000米至2000米，林木茂密，道路狭小，人烟稀少，夜间最低温度接近-40℃，当年又是50年不遇的严冬。虽然第九兵团是华东野战军的王牌军，身经百战，但都是华东地区的南方人，不适应东北的极寒天气，没有在高寒地区作战的经验。11月，抵达朝鲜战场后，为达成战役的突然性，战友们忍受着酷寒、饥饿和疲劳在覆盖着厚厚积雪的山脉和树林中连续行军。”

在冰天雪地里，汝信跟随第九兵团参加了第二次战役，后又南下参加了第五次战役，从长津湖一直前进到“三八线”，其中长津湖战役值得大书特书。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2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3个军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与武器装备世界一流、战功显赫的美军第十军，在朝鲜长津湖地区进行了直接较量，创造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全歼美军一个整团的纪录，迫使美军王牌部队经历了有史以来“路程最长的退却”。这次战役，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东部广大地区。志愿军在东西两线同时大捷，一举扭转了战场态势，成为朝鲜战争的拐点，为最终到来的停战谈判奠定了胜利基础。[1]

结束了抗美援朝的“运动战”，“阵地战”开始了。组织上考虑到汝信在上海的时候曾在民运部做过群众工作，而且英文过关，因此抽调他到司令部做英文翻译，负责做美国战俘的思想工作。在司令部工作这段时间，汝信能挤出一点时间学习。在艰苦的行军和敌机轰炸中，汝信几乎把随身用品都丢掉了，成了彻底的“无产者”。在战役结束转移到后方时，汝信意外发现，出发前轻装留下的物品中还保存着一本俄文的《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那是他出国前经过沈阳时在国际书店买的，原是为提高俄语水平而购买的。汝信当时学俄语时间不长，要读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其困难可想而知。在防空洞微弱的烛光下，他逐字逐句地啃，翻来覆去地琢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句子，有时简直是去猜。通过这样的“硬啃生吞”，不仅逐渐增加了汝信对这位“俄国的普罗米修斯”的理解和崇敬之情，而且使他对西方哲学和美学产生了兴趣。虽然不完全赞同这位俄国革命先行者的观点，但汝信和熟人聊天时，总是把他尊称为“车先生”。车尔尼雪夫斯基成为汝信的第一位哲学与美学老师。

“现在回忆起来，在朝鲜战场上度过的几年实在是我学习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回忆起那段峥嵘岁月，汝信依然兴致勃勃，仿佛又回到了从前，“从军六年，特别是在朝鲜的四年半，是我经历的又一次‘大学’，使我亲身体验到什么是战争，懂得了什么是革命英雄主义，什么是人民的苦难和牺牲，确实终身受益。”

注释

[1]徐庆君：《冰血长津湖：“气多”战胜“钢多”》，《解放军报》2019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