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中办“五·七”学校六年亲历

宋继军

1969年1月至1974年12月，我在江西省进贤县中办“五·七”学校劳动、工作、学习、生活了整整6年。在这6年中，我入了党，成了家，由学生转化为机关干部。这6年的艰苦磨炼，对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我后半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储备了事业发展的能量。“昔日的苦难是终身进步的阶梯，也是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苦难是最好的学校”。因此，当我们今天回忆中办“五·七”学校经历的时候，我一直感到值得，不后悔！因为正是有了在中办“五·七”学校这段苦难磨炼的经历，才能从内心深处感受到我的人生有了根基和底蕴，我们站起来是一座山，即使倒下了也是一座碑！

当炊事员的巧遇

1968年12月，中办机要干校撤销，中办主任汪东兴向我们传达了毛主席指示：“告诉同志们，劳动也是一课。”庞重阳副校长让我协助他处理机要干部学校撤销搬迁的善后工作。1969年1月3日，我们这批机要学员从北京乘火车来到江西省进贤县，住进进贤县中学大院生火做饭时，我被派到食堂当炊事员。面对供400多人就餐的大伙房和技术性较强的马蹄回风灶，竟然没有人会烧火，而这个难题领导却让我承担下来了。当时我很快就掌握了烧火技术，不但承担机要干校和机要局4个连队食堂的烧火任务，还到院内东坡上老三连、九连等连队食堂帮助烧火。在食堂工作每天都睡得最晚，睡前需要把火闷好，它的技术性在于保证第二天火不灭；而第二天凌晨4点钟就要起床捅开火做饭。当时我的日记这样记载：“烧火数日，确实有点累，脚脖、手腕、腰部都很疼痛，不能弯腰，手连握钢笔都握不住。觉得不如到工地上修大堤，和大家一起劳动多愉快；烧火又脏又累，整天和煤、灰打交道，冬天冷，夏天热，等等。”

有一天，我蹲在灶火坑里添煤烧火，一位老同志来看我烧火，并与我交谈。他说他在延安的时候也曾经烧过灶火，对食堂做饭有感情。在交谈的时候他连续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河北人；又问哪个县，我说是隆尧县；又问是哪个公社、哪个村，一连串的问答，我们竟然是一个乡的，两个村相距只有6里地。他是我们的领导机关中办机要局行政处的处长，1940年，他参加延安革命工作，他就是邢兆兰同志，我们村的许多老年人都认识他，从此在“五·七”学校里我们俩就成为最亲近的人了。1972年，我在进贤县成家后，每当星期天休息，他必从县城的集市上买一条鱼来到我家炖着吃。这种亲密交往，一直保持到他回到北京中办机要局工作。

后来“五·七”学校分连队，将机要局及其所属的机要干校共分为4个连队，机要局为四连，机要干校为五连、六连、七连。我为六连炊事班班长，许临明为副班长，其他工作人员有余海华、张常岱、陈玉富、胡庆年，钱朝俊为采购员，冯鹤旺为我们的司务长，也是后勤排的排长。因我烧火技术高，四连炊事班老年人多，因此我还常常到四连炊事班去帮助做饭和烧火。那是1969年春夏之交的日子，我正在四连炊事班用肥瘦肉剁成的肉丁与泡好了的黄豆一块儿炒菜时，突然胡司务长（女）领着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走进厨房，与我握手后，程世清问我炒的什么菜，并说：“这么香！”随即拿起铁勺从锅中舀了少许炒豆，尝了一口，称赞道：“菜炒得不错，挺有味道。”程世清离开后，这顿饭竟然轰动全连队，胡司务长广为宣传，坚持将这个菜分给全连“五·七”战士每人一份。

我所在的六连住地，恰是围湖造田3000多亩地的中央高地，号称“五七六高地”，平时四面皆是绿油油的水稻田，但到夏天“双抢”期间，四面遍野到处都是一片收割、运输稻谷的繁忙景象。1969年夏天“双抢”，我记录了这样一句话：“双抢双抢，抢了季节，收了粮食，炼了思想。”但当时我的本职工作是在炊事班做好一天的三顿饭。那时，我们的厨房、食堂不是用砖瓦砌盖的，而全是用稻草搭建起来的草棚。厨房与食堂相连，走出食堂，就可以看见那四周稻田中插秧、耘田、收割的景象，还有那环绕稻田的犹如长龙横卧般的大堤，大堤外面即是11万亩水面的青岚湖；大堤上面能行走汽车，大堤外坡上有用白石灰书写成的“沿着毛主席指引的光辉的五·七道路奋勇前进”几个大字，几公里之外都可以看见。那是1969年“双抢”中的一天，晴空万里，烈日炎炎，在草棚之内摇着扇子也会汗流浃背。有一天正午时分，校长曹全夫穿着大裤衩，光着膀子，披着一件“五·七”战士独创的用尿素袋布做的披衫，陪着毛主席的女儿李讷从“双抢”稻田里来到了我们六连食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李讷，她穿着一身合体的旧军装，个子高高的，清秀、干练、文雅、温和。曹全夫校长说：“我们还没有吃饭，你们就给我们做两碗荷包鸡蛋面条吧！”于是我们立即行动，当把面条下锅做荷包鸡蛋时，却怎么也做不成。因为是江西的暑天，天气热温度高，鸡蛋都不新鲜了，打到开水中即成散状，形不成荷包蛋。当时恰巧四连（机要局）炊事班的刘师傅来我们连食堂支持“双抢”，我立即请教。刘师傅果然有经验，他先把鸡蛋打到饭勺中，然后再将勺放到开水上面煮，使鸡蛋慢慢凝结成荷包蛋，再将荷包蛋倒在面条上即成荷包蛋面条。当时，我们都已知道，李讷曾是解放军报社负责人，是毛主席让女儿下放到我们“五·七”学校来锻炼的。

1969年秋天，天高气爽，昔日的炎热被秋风一扫而光，这是在江西省进贤县一年中气候最好的季节，少雨又不热，“五·七”学校将迎来第一年的第二个收获的季节。两三千亩稻田一眼望去在秋风中波浪起伏，沉甸甸的稻穗意味着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10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六连食堂外面的球场上，人们有说有笑地簇拥着一个人向我们食堂走来。当他们走进食堂时，我才发现是曾任农垦部部长的王震将军来了，我立即带领炊事班全体人员列队欢迎王震部长前来视察工作。王震部长与我们班的每位同志一一握手，然后站在我们队列前面，富有经验地对我们讲：“今年你们的水稻肯定亩产超过一千斤，如果超不过一千斤，你们就找我王震！”瘦高的个子，说话嗓门大，声音响亮而又豪放，给人以掷地有声的感觉，一派大将风范。

在食堂炊事班工作，工作时间长，事务琐碎繁杂；面对众口难调，需要每周每日安排饭菜花样，所有这些都是对我工作能力的锻炼。在炊事班的工作培养了我系统思考问题和组织协调的能力，这些收获都使我终身受益。

当宣传员的险遇

1970年1月28日，“五·七”学校政工组找我谈话，说让我去“五·七”学校宣传队工作。

当时的宣传队阵容很大，以我们机要干校的同学王建军、谭峻峰、张瑞智、何兰英、赵德水、王根广、姚孔德等为骨干，其他四连、九连、十二连等也有一些具有文艺专长的同志加入。当一部分男同学入伍到8341部队后，经调整后的宣传影响力并未减弱。从“五·七”学校到进贤县，再到鹰潭、景德镇、宜春等地，后来又扩展到安源、井冈山等地，到处都有宣传队的演出。有一次，我们到鹰潭宣传，晚上坐火车返回进贤县。下火车后我发现尚有一件道具未拿下来，又迅速跳上火车去取，就在一刹那间，火车开动了而我未能下车，只好到下站张王庙下车。这时“五·七”学校政工组的刘玉庭竟然半夜骑着自行车，沿着公路到10公里以外的张王庙站接我，但当时我并不知道刘玉庭去接我，到张王庙站下车以后，我迅速又乘一辆运货火车返回进贤县。到进贤县后就一直等刘玉庭返回，一直到半夜一二点钟才得知刘玉庭为接我，在那高低不平的公路上骑自行车摔断了胳臂。在机要干校时，刘玉庭同学品学兼优，写得一手好字。我们俩不是一个班，到“五·七”学校他在政工组，而我在六连，我们相处得很好。他在深夜骑自行车去接我而摔断胳臂，这使我很伤感和内疚，总感到对不起他。回到北京后，刘玉庭担任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党委书记。每次我到北京，他总是骑着自行车到宾馆去看我。就是这么一位好同学、好战友，在2013年“非典”期间竟然离世了，这使我对他的怀念越来越深。

1970年11月18日，我跟随着“五·七”学校宣传队到安源、井冈山去参观瞻仰革命圣地，同时一路走一路做好宣传工作，所到之处都必然演出，所到之地都必然把我们当作中办、毛主席身边来的人对待，宣传影响力很大。在从安源到井冈山那条崎岖不平的盘山路上，我们坐的大轿车遇到对面开来的大轿车，我们车的司机反应机智敏捷，迅速拐弯撞到山上，我在后排坐着，猛然被弹起，头顶撞到车顶盖，当时只是撞懵了，惊魂不定，幸无大碍。人们说我们命大，“大难不死，必有后福”。1971年国庆节前，我到校部去开会，为了赶火车，我沿着一条旧轨道向车站跑，偏偏火车就在这条轨道上从后边开来并一直鸣笛，当我忽然感到火车呼啸而来的刹那间，本能地一跃跳下轨道时，火车便在急刹车中开过去了，并停到站外。当时火车站里里外外有很多人围观惊呼，非常惊险，我差一点儿就被火车轧死。警察立即来把我带走，当得知我是“五·七”学校的人员时，立即给学校政工组打电话查证，而学校政工组正等着我去开会，气得政工组副组长杨树田说：“宋继军竟敢和火车赛跑。”在“五·七”学校宣传队的两次险遇一直是刻骨铭心、难以忘却的。

当教员的幸遇

1969年底，我的日记这样写道：“目前，我校人员变动较大，有的人要上机关，有的人要入伍，我校又要办工厂，组织又要整编。在这样时刻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这是对我的考验。”实事求是地讲，当时我们同学都在向连党支部表明自己的去向，尤其想到8341部队去当兵，听说男同学都提出了申请，但我当时在食堂炊事班任班长，一是对连队人员的动向信息知道的较少，二是当时我以一颗“完全听从党组织安排”的心来对待自己的去向，因此未向任何领导提出个人的要求。1970年2月20日，日记这样写道：“正在忙于春节的宣传工作，领导突然告诉我，让我到‘五·七’中学当教师，真是意外，原来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确实没想到调教员能调到自己头上。一听说让自己当教师，思想上立即想到，自己的一切是属于党的，一切交给党安排，党分配干啥就干啥，所以高兴地接受了这一项工作。”当时领导说是让我们这些人“留下来当母鸡带小鸡的”，于是我就到“五·七”中学去报到了。1970年7月，“五·七”中学由进贤县城搬到20里之外的红壤山上新校址。由此，我在“五·七”中学任教三年半时间。

在这三年半时间里，我与同事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工作非常愉快。我们每天都精心为学生授课，或在歌声笑声不断的原野上摘棉花、拔花生、种蔬菜；或在小湖泊中游泳，意趣无穷。与我同时调到“五·七”中学担任老师的多数是机要干校里品学兼优的同学，所以在教学业务上都能胜任，都有很强的责任感和事业心，每个人都勤恳敬业，充满了积极进取的激情。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如何备课、如何教书。那时候，我经常以在初中、高中阶段心目中最崇拜的老师为榜样，甚至学着他们的架势去备课、去讲课、去提问学生、去检查作业、去考试判卷；课后又和他们一块儿说古道今、讲天文论地理，似乎在向学生展示老师的知识渊博。当然，也有个别俏皮的学生趁我不在教室，跑到讲台上模仿着我的河北家乡口音，装腔作势演讲一番，惹得下面同学哄堂大笑。

我们这支教师队伍中还有中办机关和8341部队的曹伯寮、孙宝华、曹家璋、黄祥生、陈之颖等，他们都比我们年长而且经历丰富。在这些老教员中，我与曹家璋老师、陈之颖老师共事甚多，一直到走出“五·七”学校后，我还到正定县中学去看望他们。与这些老教员们在一块儿相处，使我这个年轻教员少了一些浮想联翩、天真烂漫，多了一些脚踏实地、务实重效；更懂得了不仅要满腔热情地去工作，还要沉着冷静地去思考应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五·七”中学有一支老中青相结合、专业知识配套、优势互补的师资队伍，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很难得的，我在教学生的同时，也做着学生，从老同志身上学到了许多优良品质，以至成为我终身的精神财富。

“五·七”中学的学生都是中办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子女，进而使我有幸认识了一部分学生家长。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班班长崔志江，其父亲崔雁荡，在中南海工作多年，负责中南海内部院落的管理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对中南海内情况了如指掌。下放到“五·七”学校八连后一直从事养鸭、育树等工作。我结婚成家后在进贤县财贸干校住，恰与崔雁荡同志为邻居，自然少不了坐在门口相互聊天。当1974年11月崔雁荡携家人回北京之时，我即作歪诗一首《送崔雁荡同志回京别言》：

雁飞千里落江南，荡漾湖中游青岚。

挥杆养鸭冒风雨，握钳育橘经暑寒。

岁将七旬壮心在，春秋六载干校园。

而今君又归故国，但愿峥嵘续晚年。

当崔雁荡老同志接到我这首歪诗后，第二天即奉还我一首诗：

辽阔大地贯北南，燕山久别恋青岚。

战天斗地共风雨，“三乐”盈怀忘暑寒。

欣逢盛世春光在，万紫千红绽满园。

多作贡献为祖国，相与互勉争华年。

他有3个男孩子，个个都有出息。崔志江在二排任班长，为人忠厚、诚恳，学习勤奋努力，成绩突出，性格温和，团结同学，回北京继续学业，后到中办中直党委组织部工作，后为司局级干部。二排有个学生叫王戍，他父亲是邓小平同志的秘书王瑞林，下放到“五·七”学校老三连劳动锻炼；他有一个姐姐叫王爱平，也随其父来到“五·七”学校，在校部政工组工作。我每到校部办事情必到校部政工组去，因为那里有我两个机要干校的同学刘玉庭和王大印，都与我交往甚密。因此在我去政工组时，与王爱平就接触多了。当1973年2月邓小平同志复出时，首先来到“五·七”学校要他的秘书王瑞林随他回北京工作，任邓小平办公室主任。因此在王爱平、王戍随其父回北京时，我到了校部，王爱平正在收拾东西清理办公室，她把临帖练字的两本老版本的书法字帖送给了我，这是“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产物，王爱平却还保留着。我也是一个书法爱好者，当然如获至宝，至今我还保留着，而我在市面上就一直没有看到这两本字帖的再版版本。那时我们二排班上还来了个女学生叫王凡，其父母亲自把王凡送到我们班上，并嘱咐我们要关照好王凡。其父在8341部队工作。那时我们班里还有一个学生叫刘新民，其父亲原是毛主席的司机，也下放到“五·七”学校八连。刘新民也是从小在中南海里长大的，他父亲给我介绍说刘新民从小在中南海里玩，整天是上树爬墙头，用弹弓打鸟，并叮嘱我们老师好好管教他。但刘新民却是一个文明而又十分可爱的孩子，后来很有出息，回北京后到中央警卫局工作了。当38年后再与刘新民同学在北京见面的时候，他十分客气而有礼貌地说：“宋老师，对不起，在‘五·七’中学时让你们费心了！”还有很多学生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且都是长期在大机关工作的，对小孩培养教育和言传身教既得法又有较高素质的影响，比如学生戚明、戚英，其姐在一排、其妹在我任班主任的四排，二人勤奋好学，聪明活泼，不但学习成绩好，且爱好广泛，文体皆好，其父母均是中办机要局干部。刘源是我四排的班长，稳重大方，处事待人得当，心中总是有一个定数而又不卑不亢，学习成绩好，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其父母均是国家档案局的干部，其母亲退休后还借调到中办秘书局工作。她本人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爱钻业务，屡有研究成果，后评上了高级研究员职称，主动提前退休又被聘到中国科学院专门从事两院院士方面的管理工作。我所带四排的学生王锐、赖小荣、刘敬芬、张明明也都是班干部且品学兼优。我与王锐父母一直保持着交往，我们都在省直机关工作，后来王锐从医了；赖小荣则在南开大学毕业后到日本工作了；张明明颇有书生气，在江西上大学后又回北京工作且有建树。刘敬芬同学待人温和，处事沉稳，常常与刘源和我商议事情，不偏激且有主见。她随父母来到“五·七”学校十二连，而十二连正是毛主席女儿李讷劳动锻炼的地方，连队的人与李讷都很熟悉，同时也都很关心李讷。当李讷来到“五·七”学校劳动锻炼时，恰遇江西省进贤县这一年冬天非常寒冷，而且还连连下大雪，更稀少的是下着雪打雷，这是北方所没有的现象，江西老表竟然说是我们把北方的雪带到南方来了。而李讷来江西时，带来的衣服不足，尤其是没带棉衣。此事被刘敬芬妈妈知道了，而她妈妈恰好有一手好针线活，便给李讷量身订下尺寸，就用“五·七”学校自己种的棉花，亲手为李讷做了两套棉衣，李讷非常感谢刘敬芬妈妈！另外，我们二排的学生干部谭陆，他后来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丁关根的秘书，后任中央宣传部某局局长。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有费绍强、费绍国弟兄俩，恰好我都给他们讲过课，这弟兄俩个子高高的，仪表堂堂，气宇轩昂，彬彬有礼，成绩优异，又有义士之风度，交办事情定有结果。他们父母都在中央档案馆工作。这些学生的成长虽然都有个人的努力，但都与早期的家庭氛围和家庭影响以及学校的良好教育有直接关系。由此，也可以看到，我们当时创办“五·七”中学所下的功夫还是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的。

在“五·七”中学三年半的时间里，担任班主任也锻炼了我的组织协调能力和领导管理能力；每天备课和经常写总结锻炼了我的逻辑思维能力、条理性和写作能力；承办和处理各种校内外交办事情，直接锻炼了我的沟通能力、交际能力和应变能力；根据教学需要，培养了我不断获取信息和持续学习能力。这些使我终身受益。

再返“五七六高地”的机遇

1973年8月，“五·七”中学因成批学生随家长回北京工作或分配到外省市工作造成生源大量减少而被撤销了，我又回到了我曾劳动工作过的“五七六高地”。这时的“五七六高地”已不是原来机要干校学员集中组成的六连，而是由一部分老“五·七”战士和大部分来“五·七”学校轮训的人民大会堂的青年工作人员组成的三连。这时的连长是薛应钊，他是我机要干校的老同学，另外还有老同学江湘瑞和张石头。再就是一批正在接受“改造”的老干部，诸如中办副主任龚子荣、国务院原副秘书长郑思远、中直机关原党委书记丁华等；还有中央档案馆领导蔡则、专门负责毛泽东手稿保管和研究的齐得平，以及曾任毛泽东秘书的高碧岑等。我与他们都同在一个大房间住双人床。另外与我同排的有国家机关原党委副书记王锐以及戚戊庚、赵仰圣等同志；还有刘少奇卫士刘德凯与我相交甚好，他有一手好木匠活，还为我打造了桌椅板凳。当时我与因偷听台湾广播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丁华相交更好，不仅常常相互交流读史见解，还经常吟诗填词互答。而后丁华到北京中直机关当领导，他与战友丁蔚结婚，我一直与他们二人有来往。当时我任班长，我们班“五·七”战士都是人民大会堂来轮训的年轻人，诸如牟宝喜，后任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副局长；杏文明，后任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处长；牟宝喜的女朋友即后来的妻子高玉萍当时也去轮训，曾任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副局长，我常常带着他们插秧、割稻100米不抬头，与小“五·七”战士赵青二人往拖拉机车斗里装稻谷，一口气将六七十斤重的麻袋往车上扔76袋。

虽然六连已物是人非，但我仍感到“五七六高地”亲切并为之骄傲。尤其令人记忆犹新的是中办主任汪东兴曾于1970年“双抢”期间到“五·七”学校来看望我们时，传达了毛主席对围湖造田的指示：“除了防洪，还要防内涝。”还讲毛主席在列车上由工作人员指着看了“五·七”学校的围湖大堤。我当场聆听了汪东兴主任的讲话。后来真的因连续下大雨，两三千亩稻田的水排不出去而发生内涝全部被淹没了。“五七六高地”四周全部变成了一片汪洋，而水势还在上涨着，连队急速将“五七六高地”上的全部女同志和老干部划船运送安排到其他安全地方去了，但雨仍在下着。这时“五七六高地”剩下来的全部是青壮年“五·七”战士，在那个与世隔绝的特殊日子里，这些男生们竟天天坚守在这块高地上，渡过了被大水围困的七天七夜。当时最怕几千米长堤被波涛汹涌的青岚湖水冲破。倘要若此，不仅3000名“五·七”战士修筑大堤的成果前功尽弃，就连周围当地三四个村庄村舍也要被淹没。大堤经受住了考验！“五七六高地”经受住了考验！当时“五·七”战士们坚守“五七六高地”的情景至今知道的人并不多，而我却亲历了。

1973年，“五·七”学校新三连所在地“五七六高地”一直不平静，大批领导干部分配回北京或到外省上岗工作的消息冲击着三连。与我朝夕相处的几位老干部，表面上都很淡定，但内心里都在琢磨。这时他们更加注重打太极拳、散步，更加注意读书看报听收音机，加强学习和收集信息，似乎都在为恢复工作做准备。在这种学习锻炼的氛围中，我在一年半的时间内，也读了一些书，学会了打太极拳。

1974年，“五·七”学校的作用逐步由过去机关干部下放劳动锻炼转为机关干部轮训锻炼，并日趋规范化。这时，在连队领导征求我以后去向时，我表态愿意回河北工作。1974年12月，组织上再次明确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意不愿意到河北省唐山冀东钢铁基地工作。当我听说，中央拟在唐山像当年在邯郸建邯邢钢铁基地一样，要建冀东钢铁基地，因为在那里发现了储藏铁矿石丰富的司家营矿山，且又离海港近，并说李先念、王震、余秋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表态，要在唐山大干一番，力争在有生之年，能看到冀东钢铁基地建成。于是激励了我去“冀东”工作的决心。1975年1月，我离开了“五·七”学校，离开了我那具有深厚感情的“五七六高地”。临行前，我又跑上了大堤，我又登上了“五七六高地”，我又到了方圆2000多亩水稻田中，我又去抚摸了一次红壤山上的红土红墙。当时即兴填词一首，《永遇乐·临行抒怀》云：

圩堤横卧，湖水涟漪，青岚畔处。红日高照，春意盎然，又一新年度。建校六秋，今日更娇，岂忘草棚曾住！想当年，飞车南去，犹如下山猛虎。

战地斗天，泥水浸身，夺得满园金谷。尽教红壤，走在山坡，方知无平路。今辞行，当应铭记：“五·七”育哺。（此首词后经修改于1976年发表在“五·七”学校的内刊《五·七路上》）

从此，我与妻子白宗英一同踏上了钢铁之路，由“五·七”路上的“蓄势人生”转向钢铁路上的“奉献人生”。直到今天已年届70，还在为河北省的钢铁产业结构调整，战略转型升级而发挥着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