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特殊年代的特殊“学校”

郑道中

1969年1月，为了战备需要，大批人员要撤离北京。中办学习班在彷徨中找到一条收摊之路，就成建制地迁到江西进贤县，加入中办“五·七”学校。这个学校规模不小，下设13个连队、一个小工厂、一个子弟学校，总人数有3000多人。

学校围湖造田，有水田3000多亩，还有一块红土壤山地，大家主要从事农业劳动，种水稻、种棉花、种果树、养牛、喂猪、种菜等。还有一个建筑队，办了一个砖窑，找了很多红石，烧了不少土砖，盖了不少房子。其实这个大学校是个大农场，可以称为农业专科学校。

学校有一批将要进入干部队伍的年轻力壮的青年——中办机要干部学校的学生，拥有3个连队的编制，他们崇敬“劳动教育人、劳动锻炼人”的理念，以及对美好未来的追求，积极地投入到各项艰苦劳动中，努力学习各方面知识，提升自己的才能。所以，这个学校又可称为青年干部培训学校。

学校有1000多名中办的原工作人员，有年龄大的，有年轻的，说是到农村接受劳动再教育。但有一个很特殊的问题，即学员中有所谓的被审查对象，这是与一般学校迥然不同之处。

学校还从北京带来了不少学员的亲属，有的学员被责令把全家老小都带来了，其中还有不少孩子。学校变成了来自北京的一个新村庄。

由上述可见，这个学校十分奇特，既不同于延安的抗大，也不同于人们熟悉的职业学校，更不能与普通学校相提并论。浅显地讲，这个学校一无教学大纲；二无文史数理化科目和相应教授、老师；三不分年级无结业时间；四没有结业证书。

听说，原来的计划是叫中办“五·七”干校，这比较切合实际，但有人以“放不下干部架子”为由，把“干部”两字删掉，大概这样做就可以放下“干部架子”，就可以否定学校的“干部”属性，就等同于社会上的一般学校了。还有一说，由于下放劳动的成员，不仅仅是中央机关的干部，还有机要干校的学生、机关内的工人和服务人员，以及干部的家属子女，所以称作中办“五·七”学校。

我在中办“五·七”学校5年有余，是第一批即1969年1月到达进贤县的学员，编制序列为二连二排五班。班长是王玉贵，他是一位十分和善的老同志，人人都喜欢同他相处，我充当他的助手。我们借住于县城的财贸干校，这个学校条件很差（这个县城很穷，没有一条干净的水泥马路），清一色的小平房，没有床，我们只好睡在潮湿的地上。

我们经历了学校初创时期的艰苦劳动，如修筑大堤、平整土地、在晨曦中下田拔秧、在烈日下挥汗“双抢”等。经常是拂晓出工，日落收工，真是有一番战天斗地的气概。尤其使我难忘的是常在熟睡中被紧急叫醒，到大田去拉深陷在泥淖中不能动弹的拖拉机，三四十人激昂的呼喊声、口号声冲破寂静的夜空。1973年初夏，暴雨不停，洪水冲袭大堤，势必会淹没“五·七”大田，我作为抗洪抢险的突击队长，与30位同志奉命守卫在一处危险的堤段上，眼看浩浩洪水将要漫顶，堤坝似在松动，县水利局技术员提议紧急撤离。正在这危急关头，对岸民垸大堤决口，洪水如巨龙似的向缺口冲去，远远地从对岸村寨传来了紧密狂乱的打锣声，对岸守堤人员紧急撤离。我们解危了，可是我的心里久久难以平静。

学校奉行的是“政治挂帅”，不失时机地要找一些理由批判“被审查人员”，而连队里的许多同志则是以生产作为首要任务。对于春耕、双抢、秋收，都是白天黑夜地全身心投入，争分夺秒抢种抢收。在劳动中，大家互相照顾，不分彼此地结下了友好情谊。尽管有些同志身上有一层“政治标签”，但这个“政治标签”在劳动中日益淡化。

每逢春节，有一部分同志可以回家探亲，绝大部分同志留在学校过年。原在机关工作的同志热切地盼望早日回机关工作，结束长期体力劳动，结束长期照顾不了家庭的苦楚。有人发出不满之声，人生短暂，感叹在校时间实在太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办“五·七”学校走完了它10年的风雨历程，学员们根据各方面的具体情况走向四面八方，投入到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浪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