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就为实行全国团结抗战而呼吁奔走。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气焰日益嚣张。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发表声明，露骨地表明了日本要独霸中国的野心。中国人民怒火填膺，神州大地酝酿着更大的全民族团结御侮的风暴。

4月的上海，春风和煦。一天，宋庆龄收到中共地下组织送来的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名义起草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中共的这个纲领同过去统战文件有所不同，它不提推翻国民党是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也放弃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号召工农兵学商大联合，全体武装大联合，还提出要建立全国抗战的总领导机关——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几年来，宋庆龄一直在盼望着全民族的大团结，她兴奋地看完全文，欣然命笔，毫不犹豫地在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4月20日，上海繁华的十里洋场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响起报童那亢奋的叫卖声：“看报！看报！看孙夫人等1779人签署的抗日纲领！……”与宋庆龄一起在纲领上签名的还有何香凝、李达、胡汉民、马相伯、章乃器、李杜、杨靖宇、翁照垣等人，他们都是著名的抗日爱国人士和社会名流，其中也不乏国民党的元老和要员。纲领引起了很大的社会震动，在短短的时间里便有10万多人签名响应。

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发表了《告白军官兵书》，号召国民党官兵“不要打红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希望“互派代表，订立停战抗日同盟”。7月，又由毛泽东等署名，向全国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再次重申红军愿在三个条件下，“同全国任何武装队伍订立作战的战斗协定”。

1935年6月，为了迎接新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吴玉章等人急电在南俄休养的王明回莫斯科，共商对策。代表团经过多次集体讨论，由王明执笔起草了新的救亡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宣言再次宣告，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即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学者名流、政治家与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成立国防政府，在国防政府领导下，一切抗日军队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中国共产党表示愿作成立国防政府的发起人，工农红军首先加入抗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代表团在参加7月25日至8月20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将《八一宣言》的俄文本送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核，得到了他们的赞同。王明、吴玉章、张浩、赵毅敏、饶漱石、滕代远等人，在大会作了重要发言，介绍了苏维埃和红军斗争的伟大业绩，也分析了国内的抗日救亡爱国斗争形势。他们的报告和发言受到各国代表的热烈欢迎，代表们多次高呼“向英勇的中国共产党致敬！”“光荣属于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愤怒揭露了蒋介石妥协投降的行径，指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八一宣言》号召各族同胞“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力出力”。

由于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一二九学生爱国救亡运动在全国掀起爱国浪潮。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制定完整的统一战线政策，迎接革命新高潮。为此，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李维汉、邓颖超、吴亮平、郭洪涛等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张浩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否定了博古等人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加入统一战线的单纯下层统战路线。会议最后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三天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向参加党的会议的代表们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深刻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客观形势及党的方针、政策。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是中国革命新时期的一个起点，历史从此进入争取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