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聪人有了太阳
祖祖辈辈藏老林，
世世代代不见天，
树叶作衣裳，
兽肉野草当食粮，
芭蕉叶是苦聪人的屋顶，
麂子的脚印是苦聪人的大路……
共产党领我们离开了山箐，
走出了老林，
苦聪人有了房屋，有了火，有了太阳！
——苦聪人的歌
翻阅我国的历史，你一定会看到太古时期燧人氏钻木取火、有巢氏构木为巢的传说。可是，几年前在云南哀牢山的密林深处，我们的苦聪兄弟，却还停留在钻木取火、构木为巢的时代里。
我们从昆明出发，越过了云南高原上的万重青山，南渡红河，到了我国西南边境的金平县。又从金平继续西南行，在人烟稀少的哀牢山中走了三天，才来到苦聪兄弟的家乡。
这里已是我们最边远的国土，紧紧靠着越南民主共和国。抬头一望，那云雾漫漫的哀牢山顶，是一片黑茫茫的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半山上坐落着一个又一个苦聪人的新村。当我们爬上一条崎岖的山道，去访问苦聪大寨时，两边山坡上出现叠叠层层的梯田，田里的秧苗绿葱葱的。一群头戴银饰、身穿青色衣裤的苦聪男女，低头在秧丛中除草，他们都是农业社的社员。绿色的、黄色的、红色的山地，像一张张彩色棋盘挂在山岩上，走近一看，原来是种的谷子、玉米、红薯和棉花。地边菠萝散发的香味，把我们一直送进寨子。
寨子修在一个苍翠的山堡上，金色的屋顶在初秋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大群的猪鸡在房前屋后追逐、嬉闹，有些妇女在院子里纺线织布，老人们坐在屋檐下编竹器。寨子边上是所小学校，二十多个苦聪少年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他们是苦聪人的第一代学生。
生活在内地的读者，也许你们会认为这是一幅极其平常的农村图画吧！但只要稍微了解一下苦聪兄弟的过去，你定会感到这幅图画的内容是多么新！又是多么美！
几年前，当我们还没有找到这帮苦聪兄弟的时候，他们就漂泊在哀牢山上这座原始大森林里，主要靠采集野果野菜和猎取野兽过活。在森林里种植的唯一农作物是玉米。每年春天，他们随便砍倒一片树木，晒两个月以后，放火烧光，用一根削尖的木棒或用树枝作成的木锄，在地上挖个窟窿，丢下种籽。种籽入土，人就日夜守候在地边，与森林中的各种鸟兽作斗争，直到秋收。收获最多的人家，只够吃三个月，碰到雨水多的年成，砍倒的树晒不干、烧不着，玉米种不上，整年都靠野果和兽肉充饥。
那时，苦聪兄弟不敢出林到市场交易，从小赤身裸体，长大后为了遮羞，就用树叶围在腰间或把兽皮披在身上。只有少数胆大的人才敢背着松鼠、鹿茸和编的竹器去向附近的哈尼人或傣家换件旧衣裳。他们光着身子，羞于走进人家的村寨，只好把松鼠或竹器放在村边路口，自己躲在路旁的草丛中，见有人走过，便高声喊道：“好心人！把我的东西拿去，给我件旧衣裳穿吧！”一直等人家去远了，才敢走出来取换得的东西。由于耕地不固定，人随地迁，居无定处。多数人是砍些竹子和树枝围成栏栅，再用几张芭蕉叶或竹叶盖在顶上就成了房屋，有的就睡在石岩下和大树洞里。芭蕉叶和树洞，都抵挡不住高山密林内的风霜雨雪，苦聪兄弟只好终年烧起篝火，夜里靠它取暖御寒，吓跑野兽；白天靠它烧煮食物；种地时靠它烧掉树木。
火，在苦聪人的生活中成了最重要的东西。但森林中没有火柴，要取火，得找一个晴天，把晒干了的芭蕉根放在地上，再用两根竹竿来回摩擦，要连续不停地摩擦半天，竹竿磨热了，迸出点火花，掉在芭蕉根上，才着起火。因此，当苦聪人搬家的时候，一定不能忘记把火种带走，他们出外狩猎和采集时，也必须留个人在家看守火种。有时，夜里刮起大风，把芭蕉叶的屋顶吹跑了，雨水落下来。全家人就用自己的身子去遮住火，不让雨水把它淋熄，哪怕身上烧起了泡，也不能离开。
这种阴惨惨的日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不知经过了多少的年代。亲爱的读者，当你在银幕或舞台上看见“白毛女”在山洞里过着野人般的生活时，你能不为这位被剥夺了人类起码生活条件的同胞洒下一把同情之泪吗！可是我们的苦聪兄弟，哪一个不是白毛女！在苦聪大寨，我访问了七十岁的老太婆玛塞梅，她在原始森林里生过四个小孩，小孩出世后没有布包，只好用芭蕉叶烤热了包。没有吃的，生孩子第二天就用树皮把孩子背在背上，到处去挖野山药吃，站不住，只好跪着挖。光吃野菜没有奶，孩子饿得哭，她也急得哭，四个孩子都活活饿死了。这位老人家在大森林里过了六十多年，还不知道米饭和盐巴是什么滋味！
“我们要出林！”
“我们要太阳！”
苦聪人祖祖辈辈这样盼望着。从十来岁开始学射弩箭，一直盼到没有力气拉开弩弓的时候。他们也作过不少出林的尝试，这些尝试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远的不说它，就在十多年前，有四户苦聪兄弟搬到森林的边缘，砍出了一条通往林外的道路。这件事传到了驻在半山的国民党中队长董小堂的耳朵里，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这只狼带了三十多个爪牙，悄悄地摸到四户苦聪人住的地方，把他们的弩箭和火药枪等全部家财洗劫一空，有个逃避不及的苦聪人被当场打死了。从此，苦聪兄弟就往森林深处搬，搬到那没有道路的地方去。
不过，他们出林的希望并没有熄灭。这希望，像他们古老的风习一样，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代地传了下来。
这一天终于盼到了。
1953年春天，云南边疆的哈尼人，傣人和瑶家把共产党来帮助少数民族过好日子的喜讯辗转传到了这座最偏僻的原始森林里，苦聪兄弟在狂欢之余，却又怀疑起来：“共产党的心肠为什么会这样好？”“是不是又来骗我们苦聪了？”惨痛的历史经验告诉他们：不要轻易走出林去。
我们的党和人民政府虽然从邻近的其他兄弟民族中听到有关苦聪人的点滴情况，但这民族究竟有多少人？生活得怎样？为什么不出林来？却不知道。于是派了一批干部前往原始森林去访问他们。纵横几百里的原始森林有如茫茫大海，到哪里去寻觅那些漂泊不定的苦聪兄弟呢？
访问者们只好先在原始森林边缘的哈尼族和傣族寨子住下，等到附近赶街的日子，便带着礼物到街子上等着。有时偶尔等到一两个出来赶街的苦聪人，便向他们宣传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问他们有什么困难，送给他们需要的衣服和盐巴等物品。但苦聪兄弟们，却呆呆地望着这些陌生人，不敢接受送给他们的东西，怕以后要追还，经过再三解释，才收了下来。
这样，陆续找到了六百多个苦聪人。1954年初，原红河哈尼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时，特别到森林中邀请了苦聪人的代表去参加。
辽阔的原始森林中，传递消息是十分困难的，除了自己一个家族的成员外，苦聪人也不知道其他同胞住在哪里。这六百多苦聪人遇到的事情，并没有被居住在密林深处的大多数人知道。因此，在1956年，驻守边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当地党委的指示，又派出民族工作组，深入原始森林的心脏去作第二次寻访。
解放军的同志们背起行李，带着干粮，在不见天日的大森林里走了几天，连一个人影也没有，他们看到的只有猴子、老熊和马鹿……
他们又一次出发寻找苦聪兄弟们。进林的第四天，忽然看见一个头发披到肩上、脸孔黑黝黝的人，身上挂了几条烂布筋筋，站在离他们四五十米远的地方采野果，他们欢喜得大叫起来：“老乡，老乡！”哪晓得这人听见喊声，掉头拼命就跑。他们边追边喊：“老乡，不要怕！”这人像发了疯一样，前面有一座丈多高的岩子，他一纵身跳了下去，他们怕追出事来，只好返回住地。
解放军同志们再一次进林，朝着那个人跑的地方找去。又走了一天，忽然前面出现了一块亮堂堂的天空，飘着缕缕炊烟，他们急忙往冒烟处走去。快要走到时，拨开草丛，发现一座芭蕉叶盖的房子，屋里还烧着一堆火，但一个人也没有，看样子是刚才听见狗咬才跑走的。
他们又失望地回到驻地。左思右想，最后搬到森林边的金竹寨住下，这里有几家瑶人。他们白天同瑶族同胞一起去劳动，晚上向大家讲民族政策。半个月后，同大家混熟了，一个叫邓三妹的瑶族姑娘告诉解放军同志，她的大姐就嫁给苦聪人白大热。他们问她为什么不早说，她说：“原先不知道你们到底心肠好不好，怕你们去伤害苦聪。”
邓三妹领着解放军同志第四次进林。真凑巧，她带他们到了去过的那间屋子。过了小半天，才见邓三妹领着她的姐夫进来，原来就是前次碰到的那个苦聪人，这人神色紧张，周身发抖。当解放军同志说明了来意，并把带来的盐巴、衣服和黄烟送给他时，白大热忽然哭起来，说：“好心人来了我还跑，真对不起你们呵！”解放军同志告辞的时候，白大热苦苦留住大家多住一夜：“我们的女人还没有见着你们这些好人呢！”第二天，白大热家的妇女回来了，都躲在屋外，从墙缝往里瞧，不敢进来。原来她们都没有衣裳和裤子穿。
经过边防军这次深入查访，森林中的大部分苦聪人都找到了。
1957年春天，金平县的党和人民政府又抽调了十八个干部组成苦聪人访问团，由副县长刘天德率领，第三次访问苦聪兄弟。他们携带了三万元的救济物资，分三路进入原始森林。经过整整半年时间，访问团团员的足迹遍布了这座广阔的原始森林，把游猎在林内的2177个苦聪人全部找到了。
你读了这段故事，有些什么感想呢？为了找寻一个被旧时代遗弃了的人口很少很少的兄弟民族，我们的党和人民政府先后花了五年时间，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我们其他民族的同志们一批接一批地来到深山密林，历尽了多少艰苦！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世界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命运。你们一定知道在北美洲的原始森林里，两百年前本来住着一种红皮肤的印第安人，美、法、荷的殖民主义者为了掠夺这块土地，残酷地屠杀他们。后来美国政府又派了一支人马去找寻他们，但这些人并不是去做好事，而是对印第安人进行穷追猛杀。最后，这个地区的印第安人几乎被消灭了。我们的苦聪兄弟，因为生活在社会主义的祖国，他们不但避免了印第安人的悲剧，而且正在以社会发展史上找不到的速度，追赶着先进的兄弟民族。
苦聪兄弟们走出了原始森林。但在他们面前，还摆着一连串的困难，开田种地，没有农具、耕牛和籽种；不懂耕田种地的办法；他们从小习惯了高山密林内的寒冷气候，都怕搬到燥热的半山会得“矮山病”（疟疾）。这些困难，要是单靠苦聪人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解决的。
中共金平县委为此专门制订了一个帮助苦聪人出林定居、发展生产，逐步摆脱落后贫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规划，并组织了苦聪民族工作队前往领导这项艰巨的工作。国家先后拨了九万多元专款给苦聪人购买农具、耕牛、籽种、口粮、衣服和其他生活用品，三百七十六家苦聪人，平均每家得到国家赠送的东西价值在两百元以上。周围的各兄弟民族听说苦聪兄弟要出林了，也向他们伸出了友谊之手。住在半山的哈尼族、瑶族和河谷的傣族，送给苦聪人五百多亩水田，有些村寨把自己最好的水稻和棉花籽种赠给苦聪兄弟。
一群群的苦聪人在工作队的领导下出林开田种地了。我访问牛塘寨时，工作队的傣族干部黄正忠对我讲了他去年春天领着三十一家苦聪人出林种田的故事。那些苦聪兄弟在森林里从来没有见过牛，初次看到这样大的家伙，以为是什么猛兽，一个人也不敢挨近它，牛叫一声把大家都吓跑了。于是，黄正忠牵着牛，领苦聪人到了田里，自己先犁田，叫苦聪人在旁边看。过了三天，苦聪人看见这种大兽性情非常温驯，就不再害怕了，也来学着犁田。开初要四个人赶一头牛，犁到田边，不会叫牛转弯，田埂都被犁垮了。经过了三番五次的试验，不但男人大都学会了犁田，还有四个妇女成了犁田能手。田犁完了，工作队的哈尼族女队员朱成英，又在田里教会了苦聪人撒秧和栽秧。
当苦聪人看见自己第一次栽下的秧苗，已经变成了一串串金色的稻穗时，对于出林定居的顾虑完全打破了，决定把家搬到土地肥美、水草丰沛的半山来。哈尼人、傣人和瑶家听到这个消息，热情地欢迎他们的新邻居。他们到山上伐来木料，割回茅草，在苦聪人选定的地点，帮苦聪兄弟盖起了新房。茨通坝的十二户苦聪人从原始森林搬到苦聪大寨来的那天，全乡各兄弟民族派了代表来祝贺，向苦聪兄弟赠送了一面象征着团结和友谊的锦旗，汉族干部燃放起鞭炮，哈尼姑娘吹奏着“把乌”（一种乐器），傣族的小伙子跳起了象脚鼓舞。苦聪兄弟在一片欢乐声中搬进了新居，他们用手摸摸那厚厚的土墙，望望那结实的屋顶，眼里不禁流出了感激的泪珠。
现在，苦聪大寨已成立了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一个互助组。社主任苗初沙是一个瘦黑的中年人，他从小生长在原始森林里，连县城也没有去过。两年前的秋天，他被苦聪人选为代表，到北京去参加了国庆大典，又到东北和上海等地去参观，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丽图画深深迷住了这个受尽苦难的苦聪人，回到家乡后，苗初沙逢人便讲社会主义的好处。“我们也要社会主义！”苦聪人都这样说。苗初沙又告诉大家：“农民只有互助合作，才走得到社会主义。”于是，有26家苦聪人在工作队干部的领导下，办起了一个合作社。在合作社的带动下，去年全寨收的粮食比1957年增加了一倍以上，家家户户都吃上了大米饭。今年，他们正在为夺取更大的丰收而努力。我到苦聪大寨的那天晚上，月色皎洁，碧绿的哀牢山又裹上了一层银妆，我漫步寨边，看见社员们正在月光下积肥，有说有笑，情绪十分热烈。在人群中找着了社主任苗初沙，他说他很怀念北京、很想念毛主席，然后向我提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毛主席也住过大老林吗？”我说没有。他摇摇头，不相信地说：“他怎么会对我们苦聪人这样好呢？”我告诉他，毛主席制订了民族政策，要帮助我国所有的民族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大家都按照这个政策办事。他才满意地笑了。
这时，我又想起了苦聪人唱的那支歌：“……苦聪人有了房屋，有了火，有了太阳！”
是的，苦聪人已经同那不见天日的野人般的生活永别了，现在他们有了太阳！一个是天上的太阳，它温暖了苦聪兄弟的身体。还有一个是人间的太阳，这太阳就是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它照耀到我们祖国这块最边远的土地，照耀着我们多民族大家庭里最小的兄弟之一的苦聪人，永远地、永远地温暖着他们的心。
（新华社北京1959年9月1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