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只有正式职员才能结婚吗
他想再遇见一位心仪的人,一起携手走入婚姻。他觉得只要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就一定能够得到女方的认可。
没有稳定工作的中年人——四十五岁的恭介
“之前我一直很在意自己是否是正式职员,现在放弃了。”45岁的木下恭介这样说道。他在即将40岁的时候,选择了放弃。
恭介一度是英语培训班的正式职员,担任讲师。但由于长时间工作,在28岁那年,他患上了自主神经功能紊乱,随后便辞去了培训班讲师一职。一年后,他觉得自己再不回归职场,今后恐怕无法工作了,于是重新找了一份不用加班的文职类的派遣工作。
当时正值就业形势严峻之际,人们甚至称那段时间为“超就业冰河期”。他通过派遣工作逐渐又适应了职场,便想寻一份能成为正式职员的工作,但总是不尽如人意。那年,恭介已经30岁了,重新求职显然十分困难,于是他继续做着这份派遣工作。
然而他心中仍然渴望有一份正式工作,盼着哪一天能成为正式职员,毕竟派遣工作不稳定,合同随时都有可能被终止。
他想依靠自己扎实的外语技能重新求职,但令人沮丧的是,正式职员的职位几乎没有,他还是只找到了一份派遣工作。一般来说,正式职位都是需要加班的销售等岗位。
让恭介重新拥有动力的是他的恋人,为了结婚,他努力找了一份正式工作,就职于一家中小型的广告公司,担任销售员。这份工作远比之前在培训班当讲师辛苦。为了遥不可及的销售业绩,他每天乘坐最后一班车回家。然而,年收入只有320万日元,且没有加班费。工作的压力让他患上了胃溃疡,随后又得了抑郁症,他日渐消瘦,一年后选择了辞职。对恋人而言,恭介的状态让她对未来充满了焦虑,她最终选择离开恭介。
那一段时间,恭介始终精神恍惚,他想:“毕竟自己才30多岁,一切还能重来。”于是,他重整旗鼓,一边做着派遣工作,一边继续寻找正式职位的工作。他想再遇见一位心仪的人,一起携手步入婚姻。他觉得只要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就一定能够得到女方的认可。
雷曼事件之后,男人们比以前更想要寻求一份可靠的、稳定的工作了。我们可以参照AXA生命公司2010年公布的调查报告(《成年女性的风险情况调查》)来看一下30岁至40岁单身女性寻找另一半的具体条件。
排第一位的是“价值观”(61.8%),第二位的是“财富观”(27.0%),第三位的是“雇佣状况的稳定”(26.3%),这三点并称3K(14)。在泡沫经济期,3K原本是指高收入、高学历、高身高,如今这三点要求分别排到了第9位、第19位、第20位,逐渐不被人们重视。从这些调查数据中,我们可以得知女性对另一半的要求越来越现实。
除此之外,根据联合综合生活开发研究所公布的《有关非正式劳动者工作情况及意愿的第二次调查》(2016年),我们可以看出,在男性非正式劳动者中,未婚率达到89.6%,年薪越低未婚率越高。比如,年收入100万至200万日元的,未婚率为93.0%;年收入200万至300万日元的,未婚率为89.1%;相比之下,年收入300万至400万日元的,未婚率相对较低,为72.5%。
恭介想寻找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但文书工作通常都是非正式雇佣,正式雇佣的往往只有销售岗位,且工作时间较长。为了一份长久的工作,他甚至想过重新接受职业培训。许多公司的招聘中,会计岗位通常属于非正式雇佣,系统工程师的岗位正式雇佣的机会相对较多,但较长时间的加班又在所难免。
四处碰壁的恭介继续寻找着工作,笔试面试一个不落,然而,由于职业技能有限,他始终没有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内心越来越焦虑不安。他长时间从事非正式雇佣工作,这成为他再次求职时的不利因素。这也正是中年自由职业者们之所以举步维艰的关键所在。
恭介所在的派遣公司,已经不会将他外派到有转正机会、条件优越的公司了。未来的希望越发渺茫,恭介彻底放弃了寻找正式职位,他甚至对于今后可能会失业也做足了心理准备。
加入相亲大军也是奢望——四十三岁的拓也
“我不想到40岁还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这样下去,不仅结婚无望,连老了之后的生活都是个问题。”
这种担心来自本书序章介绍的松本拓也。对他而言,只要有工作干,他决不挑地点。他长期以来在小城市的工厂和小店干着包吃包住的工作,梦想着某一天能够结婚、建立自己的小家,但是收入微薄的他甚至不敢加入相亲大军。
拓也毕业于专科学校,学的是与餐饮相关的专业。毕业时正值经济不景气,因此暂时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靠给饭店打工维持生计。曾有一段时间,他在关西地区经销酒水的商店工作,并晋升为正式职员。但好景不长,公司经营困难,开始大量裁员。第二年,拓也也被解雇了。从此之后,拓也的事业越发不顺。由于被解雇,公司提供的宿舍便不能再居住,他被下了逐客令。就这样,失去工作的拓也也失去了落脚之处。
拓也没有存款,为了凑够搬家所需的费用、押金和礼金(15),只得向朋友求助。入不敷出的他,开始用信用卡申请小额贷款,加上其他的银行贷款,总共欠债300万日元。
拓也尝尽了失业和居无定所的艰辛。
“连银行都拒绝了我的贷款申请,我连房子都租不到了。”他说。
根据东京发布的《有关居无定所不稳定劳动者的情况调查报告》(2018年)显示,在东京24小时营业的网咖或漫画咖啡店中,通宵待着的无固定住所的人数每天有4000人左右,其中无固定住所的劳动者(派遣、兼职、打工)大约有3000人。据悉,这一数字接近雷曼事件时期所谓“网咖难民”的人数。从年龄层来看,30岁至39岁的人最多,占总人数的38.5%,其次是40岁至49岁,占19.7%。从雇佣形式来看,30岁至39岁的中年不稳定劳动者占了38%。拓也也是其中之一。
再就业困难重重,仅靠打工的收入根本不足以支付房租。于是,他找到了一家提供住所的工厂,通过与工厂签订承揽合同,承包工程以维持生计。
他搬到滋贺县后,在附近的大型电器公司或汽车公司的生产车间干组装的活。然而,由于业务骤减,合同还未到期他就被解雇了。随着工厂生产计划的调整,人员雇佣也要随之调整,现实往往很残酷。对工厂而言,提高效率和减少成本才是最主要的;对打工的人而言,工厂的经营状况至关重要,他们随时可能会因为工厂的不景气而风餐露宿。
以前,劳动市场上还存在着日工、离乡外出务工这样不稳定的劳动形式。然而,近年来,这类不稳定的劳动形式又以另一种面目登场,企业不是直接雇佣合同工或临时工,而是通过承包公司或派遣公司来雇佣人员,这使得责任的承担变得模糊,且变相地加剧了解雇的频率,更让人觉得企业毫无人情可言。
拓也又重新开始了求职之路,由于他没有驾照,在小县城找工作十分困难。因为像销售、看护等缺口较大的职位,通常都需要开车跑外勤。
他想要考驾照,却苦于没有学车的资金,就算去人才市场注册,驾照也是申请求职的基本条件之一。
就这样,拓也被求职的种种困难压得喘不过气来。有时为了排解郁闷,他也会去各社区设置的婚介所碰碰运气,但总是不出所料地吃闭门羹。
婚介所里年长的工作人员劝说他道:“你如果能找份工作或者愿意做农村的上门女婿,那就有结婚的希望。”他经常在街上看到婚介所的宣传信息:“唉,这些信息大概都是跟无业游民和低收入的男性毫无关系的吧。”
他在那一瞬间感觉自己是个彻底的失败者。对中年自由职业者们来说,连婚姻都成了奢望。
依然憧憬渺茫的未来
拓也一边在工厂做着短工和临时工,一边执着地求职。终于,好运降临,他找到了一份正式工作。本书序章也稍有介绍,这是一家位于东海地区的经销酒水的公司,他的身份是契约职员,每月工资30万日元。虽然每月需要加班70个小时,但对于33岁的他而言,这的确是一份难得的工资与年龄相符的工作。
他被外派到静冈县的分店,公司还给他配备了宿舍。他以契约职员的身份加入,同时也是副店长。全店的正式职员只有店长一人,契约职员有两三位,剩下的都属于临时职员。除了临时职员外,其余职员每月固定加班83个小时,年初年末的时候甚至达到130个小时。
然而,公司并不会补贴加班费。拓也想:“这样工作下去,过劳死也不是没有可能,零售行业能干到四五十岁吗?”他不禁产生了疑问。
他周围的营业员陆续辞职了。根据厚生劳动省公布的《雇佣动向调查》(2017年),我们来看一下各行业离职的动态变化。离职率最高的是住宿餐饮服务业,高达30.0%,拓也所在的批发零售行业,离职率为14.5%。有人辞职,就有人获得就业机会,这个社会就是如此。
经济的通货紧缩也会导致零售行业缺乏秩序,许多店铺因此卷入价格战,经营变得困难。拓也所在的店铺被合并,不久,他被外派到东京工作。工作仍然是加班不断,拓也想:“就算是过劳死,也要再坚持坚持,至少要得到与自己劳动等价的收入。”于是,他要求公司支付拖欠的薪水,没料到,公司随后就终止了与他的劳动合同。
拓也为了生计,之后在配送中心和食品工厂值夜班,开始了按天结算的日工。他渐渐意识到:“再怎么焦急也找不到正式工作,伴侣就更别想了,我大概会就这样迎接自己的40岁、50岁吧。”
餐饮业和零售业的工作岗位不少,薪水却不高。而且,非正式职位较多,升职遥遥无期。根据国税厅发布的《私企薪酬状况调查》,批发零售行业的平均薪水(包含奖金)为364万日元,其中19.5%的人处于100万至200万日元这一区间(2016年)。
拓也为了摆脱失业后只能打零工的局面,选择了暂时休整,以调整心态。为了节约生活费,他搬到了月租金4万日元的公营住宅。他每月可以领到15万日元的失业保险金,这样基本可以维持生活。趁此,他决心再找一份正式雇佣的工作,并进入职业培训学校,开始了计算机技能的学习。
通常来说,非正式职员即便在一家公司持续工作了较长时间,也很难转正升职。更何况拓也所在的零售行业,转正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零售行业为了降低成本和扩大利润,压缩了晋升空间,并且行业内的跳槽、加薪、转正都并非易事。除非考虑转行,否则在这个行业中很难摆脱不稳定雇佣的状况。
许多企业对非正式职员“过河拆桥”,“转正渠道不过是徒有虚名”,它们剥夺了年轻劳动者成长的机会。通常来讲,倘若无法进入企业中摸爬滚打,就很难真正学到企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
一方面,企业总是强调“只有尝试着一起工作,才能看出这个人的真正实力”;但另一方面,大多数企业采用间接雇佣,由人才公司来选拔人才或将人才选拔外包给其他公司,这样一来,企业就越发缺失挖掘人才的能力了。
非正式职员倘若一直在同一家企业奋斗,那么其转正还是有希望的。一旦换了企业或事业出现了空当期,就算重新接受职业培训,也很难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对于非正式职员的晋升,我们是不是需要尝试建立新的雇佣制度?这样,他们才有机会一边工作一边接受职业训练。
当下,企业已经没有余力来培养人才了,那么国家行政部门就应当辅助企业,并逐渐完善雇佣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