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博士轮换制

王仁被奉为“书首等之始祖”，作为一个拥有高度文化知识的族群领袖，他也同样吸纳了同时代精英的众多事迹，被塑造成近乎超人的形象。《续日本纪》卷四十延历九年（790）七月十七日条，载百济王仁等所上表文，叙述王辰尔家谱传说：

降及近肖古王，遥慕圣化，始聘贵国，是则神功皇后摄政之年也。其后轻岛丰明朝御宇应神天皇，命上毛野氏远祖荒田别，使于百济搜聘有识者。国主贵须王恭奉使旨，择采宗族，遣其孙辰孙王（一名智宗王）随使入朝。天皇嘉焉，特加宠命，以为皇太子之师矣。于是始传书籍，大阐儒风；文教之兴，诚在于此。

这里的辰孙王（智宗王）为百济贵须王孙，应神天皇遣荒田别赴百济“征王仁”，事见前引应神十五年（284）八月六日条；王仁为皇太子师，见应神十六年（285）二月条。然而，在这篇表文中，辰孙王与王仁几乎合为一体，共享“始传书籍，大阐儒风”之功劳(23)。

应神天皇治世，以移民为主体的知识精英族群有三个：其一为西文首，以王仁为始祖；其二为东文直，尊阿知使主为始祖；其三为船史（连），奉王辰尔为始祖。王辰尔为辰孙王四世孙，敏达天皇元年（572）五月十五日因破译高句丽表疏而名声大振。兹从《日本书纪》引录如下：

天皇执高丽表疏授于大臣，召聚诸史令读解之。是时诸史于三日内皆不能读。爰有船史祖王辰尔，能奉读释。由是天皇与大臣俱为赞美曰：“勤乎辰尔，懿哉辰尔。汝若不爱于学，谁能读解？宜从今始，近侍殿中。”既而诏东西诸史曰：“汝等所习之业，何故不就？汝等虽众，不及辰尔。”

我们从7世纪中叶的《船氏王后墓志》推断，王辰尔亦称“王智仁”，历史上实有其人，他能够超越东西文众人，原因是窥破了高句丽表疏的诀窍：“高丽上表疏，书于乌羽。字随羽黑，既无识者。辰尔乃蒸羽于饭气，以帛印羽，悉写其字。朝廷悉之异。”这就是《怀风藻》所说的“高丽上表，图乌册于鸟文”。王辰尔活跃于敏达天皇治世，“译田”乃敏达天皇都城，所以有“终敷教于译田”之说。

从时代背景稽考，5世纪以降《千字文》之类的童蒙读本、《论语》之类的儒学经典东传日本，比较接近当时文化交流的状况。然而，“王仁献书说”却依然带有浓郁的传说色彩，不可全部视为史实。

6世纪以后，《日本书纪》纪年渐与中朝文献契合，肇始于王仁的百济与日本的书籍流通，出现一系列更为可信的记载，而书籍的承载者如同王仁一样，是一批被称之为“博士”的专业人才。

继体天皇七年（513）六月，百济遣使“贡五经博士段杨尔”，开一系列记事之先河。值得注意的是，百济使者别奏判还“己汶之地”，显然这是以人才（文化）换领地（财富）的交易。3年之后，即继体天皇十年（516）九月，百济遣使“谢赐己汶之地”，同时“别贡五经博士汉高安茂，请代博士段杨尔”。至此，百济与日本之间，博士轮换制度基本形成。

从上述两条史料判断，博士是3年一轮换。钦明天皇十四年（553）六月，遣使百济，要求“医博士、《易》博士、历博士等，宜依番上下。今上件色人正当相代年月，宜付还使相代”。这里提到“依番上下”，虽然516年至553年间缺失相关记载，但日本朝廷提醒百济“正当相代年月”，说明轮换制度一直在运作，而且“相代年月”有具体规定。百济方面，似乎也遵循这一制度。翌年（554）二月，按照日本要求，进行大规模的博士轮换：

仍贡德率东城子莫古，代前番奈率东城子言；五经博士王柳贵，代固德马丁安；僧昙惠等九人，代僧道深等七人。别奉敕贡《易》博士施德王道良，历博士固德王保孙，医博士奈率王有悛陀，采药师施德潘量丰、固德丁有陀，乐人施德三斤、季德己麻次、季德进奴、对德进陀，皆依请代之。

百济的博士及其他技术人才，自然不会空手赴日，必定会携带相关书籍及器具等。如钦明天皇提醒百济轮换博士时，还提出“卜书、历本、种种药物”的要求。百济既然说“皆依请代之”，说明也满足了日本对书籍、历本、药物的需求。

从《日本书纪》一系列相关记事看，百济最早贡献的是“五经博士”，先后有段杨尔（513）、汉高安茂（516）、马丁安（551？）、王柳贵（554）充当其任；从钦明天皇十五年（554）开始，博士的专业范围逐渐扩大，增加了更为实用（或急需）的《易》博士、历博士、医博士。

上述博士轮换制度，看似是百济与日本之间特殊的历史现象，但如果放眼整个东亚，可以发现更深层的缘由，从而勾勒出更恢宏的文化交流模式。

翻检中国史籍，汉武帝时最早在太学设置五经博士；南朝梁因袭其制，天监四年（505）建国学之际，置教授五经之博士各一名，自兹渐为定例。

百济与南朝交往密迩，6世纪中叶开始，频频遣使萧梁，接受文化甚多。如据《梁书·百济传》载，中大通六年（534）、大同七年（541），百济连续两次遣使朝贡梁朝，其目的就是“请《涅盘》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梁朝“敕并给之”。大约此后不久，据《陈书·陆诩传》载，百济奉表礼聘“讲《礼》博士”，陆诩衔命前往讲授。

百济以轮换方式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几乎与遣使从南朝聘请博士同步，不由得让人联想两者的互动关系。从百济派往日本的博士之姓名，如段杨尔、汉高安茂、马丁安、王柳贵以及王道良、王保孙、王有悛陀等判断，也有论者推测他们或许是南朝人，但笔者更倾向于认定他们是南朝博士培养出来的、移居百济的汉人后裔。

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会发生种种变异，往返东亚的博士的知识结构也当如此。在中国历史上，凡博士均学有专攻，即精通“五经”（《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之一种。如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赴百济的“《毛诗》博士”，当是《诗经》专家；赴百济“讲《礼》”的陆诩，应该是《礼记》权威。然而，百济派往日本的学者，多冠以“五经博士”头衔，以一人而兼通五经，说明百济的经学结构不同于中国，或者说日本对儒学的专业性要求不高。

从5世纪初的王仁，到6世纪中叶的王柳贵、王道良、王保孙、王有悛陀，以“博士”为载体的儒学知识及中国典籍的东传，逐渐揭开传说的面纱，显露出历史的真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