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子部文献中散文研究资料的特点及价值
谢 琰
在诗歌、散文、戏剧、小说四大文类中，散文的内涵最模糊、外延最广阔；散文与政治及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比其他文类更直接、更密切、更多元，因此散文又具有无所不在的实用性。正是由于研究对象的无限性、实用性以及由此而生的诸多不确定性，散文研究资料的界定和摄取，也需要多元视角和多重方法。举凡校勘、标点、注释、编纂、辑佚、编目、典藏、检索、翻译、记录、考证、批评、论述，都应属于散文研究资料的范畴；举凡经、史、子、集各部，乃至释藏、道藏文献，都应成为散文研究资料的摄取范围。
目前学界关于散文基本文献的整理，就散文文本而言，已形成科学有序的整理方法，构成以大型断代文章总集为龙头的整理工程；就散文研究文献而言，则似乎尚处于或零散、或狭隘的状态。首先，别集整理仍然偏重诗词，历代散文别集、总集的注本及评点本，未被充分重视，未能形成系统的整理，未能得到历史的考察。其次，《历代文话》《历代文话续编》成就卓著、嘉惠学林，毋庸赘言，但它们主要着眼于集部“诗文评”传统，这固然是散文研究资料出现频率最高的场域，但不能涵盖散文研究资料的丰富形式与内容。就思想深度、知识广度、写作难度而言，散文均高于诗歌。如果说诗歌研究资料的整理集成工作都已广采各种材料（比如《宋诗话全编》），那么，散文研究资料的摄取，更应该从范围上突破集部，从形式上突破“文评”“文话”，以期展现出古人对于散文的多元态度，进而发掘古代散文的广阔形态，提升散文研究的境界。笔者参加《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课题研究，负责其中“中国古代散文研究资料类编·子部编（唐以后部分）”这一子课题，目前对于宋代子部文献中散文研究资料的辑录类编工作，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有一些心得，写出来供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宋代子部文献中散文研究资料的分布概况
吕思勉《经子解题·论读经之法》云：“书籍之以记载现象为主者，是为史。就现象加以研求，发明公理者，则为经、子。……经、子本相同之物，自汉以后，特尊儒学，乃自诸子书中，提出儒家之书，而称之曰经。”注106可见，子部文献不同于史部之处，在于发明公理，不止于记载现象；子部文献不同于经部之处，在于思想驳杂，不限于儒家。因此，子部文献中最珍贵、最有特色的内容，是多元的思想和个性化的论断；与此同时，子部文献也具有记录事实和申明儒学的功能。
从目录学看（据《四库总目提要》），子部十四类即儒家、释家、道家、法家、兵家、医家、农家、天文算法、术数、杂家、小说家、艺术、谱录、类书，在宋代都有较大规模的文献存世。而从散文研究角度看，这些类型的重要性需要重新排序：首先，类书是百科全书，表面上看包含了很多散文研究资料，但全是抄录。除了宋初的几部大书具有重要的辑佚价值之外，南宋的大部分类书质量不甚高，可在全部文献辑录工作完成之后作为补遗、校雠之用。所以类书重要性最低。其次，法家、兵家、医家、农家、天文算法、术数几家，都属于实用性极强的专科文献，几乎不涉及散文，唯有极少数关乎应用文体写作的材料可作辑录，比如许洞（976—1015）《虎钤经》卷二〇有各类誓文、祭文格式范例。再次，艺术、谱录两家性质也近于专科文献，但毕竟与文人关系近，保存诗文和轶事较多，偶有可辑录者，故重要性略高于前几家。复次，释家、道家文献后来都独立为释藏和道藏。释家文献博大精深，其中经疏往往涉及逻辑和文法问题，僧传、教史以及僧人文集则多涉及文人事件、包含论辩文章，而礼忏仪轨又多与文体有关；道家文献也会涉及文法、文体。故这两类的辑录工作虽如大海捞针，但也无妨披沙拣金，重要性较高。复次，儒家、小说家显然包含大量散文研究资料，但儒家类所探讨的问题往往与经部文献相呼应，小说家类的记录方式则近于杂史传记，虽然意义重大，但特色不明显，只能屈居第二。最后，杂家类文献最能体现子部文献的特色，即包含多元的思想，常推出个性化的论断，便于梳理散文发展的脉络，提升散文研究的理论高度，故重要性高居第一。
要之，宋代子部文献中散文研究资料分布最广、质量最高的三类是杂家、小说家、儒家。这三类，既体现了子部文献作为古典文献的博大厚重的通性，也体现了其思想犀利、观念新颖、形式灵活的特性。下面依次论述三类文献所包含的散文研究资料的特点及价值。
二、杂家类文献中的散文研究资料
先秦两汉的杂家类文献，尚有独宗一家之说者，如《鬼谷子》属纵横家，《墨子》属墨家，《邓析子》《公孙龙子》属名家，在当时亦属显学，只不过后世难乎为继，学脉断灭，所以被《四库总目提要》统统归入杂家。至于《淮南子》《吕氏春秋》《颜氏家训》之类，才是杂家正脉，真正代表思想驳杂的特性。到宋代，这一脉的杂家事实上被冠以“学术笔记”的名分，与“史料笔记”相区别。诚然，宋代杂家类文献也会包含史料（尤其杂纂、杂编之属），以记录史料为主的小说家类文献也会包含学术观点，但无论就作者的创作意识还是后世研究者的分类意识而言，两者的分野还是很清晰的。如周密（1232—1298）《齐东野语》和《癸辛杂识》，前者偏重“语”（谈论），后者偏重“识”（记录），故分属杂家和小说家。总之，传统的图书分类法与现代人的“笔记”观念之间总有诸多错位，而且分类法本身亦有不严谨之处，“笔记”观念本身亦有不同理解，我们的论述只能强作剪裁、略其纷繁——宋代杂家类文献，大多属于学术笔记；小说家类文献，则与杂史传记相似，同属于史料笔记。
宋代杂家类文献的学术性，决定了其中包含的散文研究资料往往具有较高的历史眼光和理论水平，能够对作家、文本、文法诸问题产生整体性的把握和规律性的认识。
其一，作家研究，能用精辟的语言概括作家的创作特点。如《宋景文公笔记》卷中：“贾谊善言治，晁错善言兵，董仲舒善推天人，司马迁叙事，相如、扬雄文章，刘向父子博洽至矣。”注107有时还将人格与风格结合起来谈，更有一针见血之妙。如《仇池笔记》卷上：“王介甫多思而喜凿，时出一新说，已而悟其非，又出一说以解之，是以其学多说。”注108又云：“黄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瑶柱，格韵高绝，盘餐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注109语涉谐谑，但其观点不可等闲视之。还有些条目，虽就现象发论，但能由表及里，戳中要害。比如《续考古编》卷九：“晋伐重耳于蒲城。蒲城人欲战，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禄，于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庾公之斯曰：‘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与重耳意同。此与操吾戈入吾室以伐我者异也。柳子厚学作文于《左传》，读之既熟，深见其驳，遂著论以非之，亦入室操戈以伐本主者也。”注110又《爱日斋丛抄》卷二：“温公《嵩山题字》云：‘登山有道，徐行则不困，措足于平稳之地则不跌，慎之哉。’又书曰：‘光视地然后敢行，顿足然后敢立。’即题嵩山语而愈诚悫。盖公一举动，无时不存此意。康节称君实脚踏实地人，公自以为知言，信哉。”注111这两例，前者揭出柳文学《左传》，后者悟出司马光为人为文之真髓，皆是的论。
其二，文本研究，能对文本真伪、源流以及相互关系进行考证辨析，对于文本中某些问题的探讨也常能上升到一定高度，总结出一定的规律。王观国（生卒年不详）就是散文文本研究的大家。其《学林》卷一考“《孟子》所引《书》，今《书》皆有之，是亦伏生《书》所无，而科斗书有之”注112，考“《书序》本自为一篇，不在众篇之首”以及“逸《书》者，《虞》《夏》《商书》皆有之，不特《周书》也”注113，考“《左氏春秋传》，内传也；《国语》，外传也。内传附于经，故讹谬者鲜；外传世俗所传，讹谬且多”注114，考“汲冢之语，意其战国以来好异说者为之辞”注115，皆非饾饤之学，而常发高论，不仅可写入经学史，而且对于我们认识先秦经典散文的编辑流传方式以及相关体例、写法问题，有所启迪。再如卷六考证王勃（650—676）《滕王阁序》开头“星分翼轸，地接衡庐”的知识错误，进而指出：“勃《序》颇为唐人所脍炙，而首误二字，何耶？欧阳文忠公尝谓王勃《滕王阁序》类俳，盖唐人文格如此，好古文者不取也。”注116这就从一个知识点引申出“唐人文格类俳”的大问题。又如卷一列举了大量《史记》改前代旧文的例子，如“改绩用为功用，改厥田为其田，改肆觐为遂见，改宵中为夜中，改咨四岳为嗟四岳，改协和为合和，改方命为负命，改九载为九岁，改格奸为至奸，改慎徽为慎和，改烈风为暴风，改克从为能从，改浚川为决川，改恤哉为静哉，改四海为四方。改熙帝为美尧，改不逊为不训，改胄子为稚子，改维清为维静，改天工为天事，改底绩为致功，改降丘为下丘，改纳锡为入赐，改孔修为甚修，改夙夜为早夜，改申命为重命，改汝翼为汝辅，改勑天为陟天，改率作为率为，改宅土为居土”等注117，这是非常精彩的词汇学研究，本身就对散文研究有所助益，而王观国又从中提炼出“大率司马迁好异而恶与人同”“但知好异，而不知反有害于义”之说，这就把问题引向文法乃至作家人格，更具理论深度。至于王观国在汉赋研究方面的诸多贡献，已有学者专门论及注118，此不赘述。总之，《学林》一书不仅在具体文本考证方面成果斐然，而且其中某些考证具有自觉的理论诉求，使之有可能成为高质量的散文文本研究资料。像这样的著作还有不少，如《宋景文公笔记》《考古编》《续考古编》《爱日斋丛抄》《容斋随笔》，都包含不少立足于文献学、语言学而又发散于散文研究的精彩资料，值得仔细辨析、辑录。
其三，文法研究：如果说文话类、评点类文献的理论高度主要取决于文法研究，那么在宋代杂家类文献中，类似水平的研究资料比比皆是，只不过散落四维，亟待搜集整理。与评点类文献相比，杂家类文献中的文法研究资料，由于具有更自由的学术诉求、更宏阔的学术视野，故能突破一篇一咏，扩展出更多的知识，发表更系统的见解。如《考古编》卷八：“退之《罗池庙碑》云：‘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若以常体论之，当曰‘秋与鹤飞’，故超上一字，以取劲健，盖骚体也。《东皇太乙》曰：‘吉日兮辰良。’又曰：‘璆锵鸣兮琳琅。’老杜曰：‘红稻啄残鹦鹉颗，碧梧栖老凤凰枝。’皆其比也。《集古录》得碑本，其文云然，而欧公疑误。不知公最好古，何以疑此？”注119这里就不仅点出倒装句法，而且评其效果，论其由来，更捎带讲了版本问题；一般的评点类文献，不会作这样的发挥。再如《宋景文公笔记》卷中：“柳子厚云‘嘻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音，过于恸哭’，刘梦得云‘骇机一发，浮谤如川’，信文之险语。韩退之云‘妇顺夫旨，子严父诏’，又云‘耕于宽闲之野，钓于寂寞之滨’，又云‘持被入直三省丁宁顾婢子语，剌剌不得休’，此等皆新语也。”注120这条评论言简意赅，意旨不甚清晰，但若结合整部《宋景文公笔记》的学术诉求来看，便明白宋祁偏好语言文字之学尤其是《说文》学，所谓“险语”“新语”，实侧重于用字、炼字，与韩愈所谓“陈言务去”，有关联也有重大差异。章太炎《天放楼文言序》指出：“宋世效韩氏为文章者，宋子京得其辞，欧阳永叔得其势。”注121可见其中问题之复杂。因此，即便是说法相近的资料，放在杂家类文献所营造的完整学术氛围中，与孤立地放在一本文法专论的著作中，或零散地陈列在作品原文之下，其内涵以及学术价值是不一样的。又如《齐东野语》卷四考证“古今避讳之事”注122，极为详尽；《考古编》卷六论“凡《中庸》援琴瑟、鬼神、山石、江河者，则专以取喻也”注123，是以文法来解经义。这些文章可以补文话类文献之不足，为一些文法现象提供更丰富、更系统的背景解释。总之，杂家类文献中的文法研究资料，极为零散，且常为无心插柳之论，但恰恰是这种无处不在的讨论、横贯旁通的考索，能够最全面地呈现散文技巧的丰富源泉以及散文观念的丰厚内蕴。
以上所论宋代杂家类文献保存的作家研究、文本研究、文法研究的资料比较丰富，研究较为深入。当然，并非每一部文献、每一则材料都包含清醒的历史眼光或理论诉求。然而，“学术性”的存在，并不一定要外化为结论或成果，而是可以作为一种意识而存在，始终指导写作。所以，从总体看来，杂家类文献的确比小说家类文献以及史部中的杂史传记类文献提供了更多的有关散文的深层思考，而不止于提供事实证据；也比文话类、评点类文献提供了更充分的事实和更宽广的文化背景，从而有可能催生出散文研究的新观念、新方法。
三、小说家类文献中的散文研究资料
作为史料笔记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家类文献的主要功能在于提供事实；就散文研究而言，它所提供的主要是文本生态和作家轶事这两个方面的资料。其中，作家轶事资料的辑录早已成为学界用力极勤的一项工作，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将其中与散文关系密切的轶事挑拣出来。如《归田录》卷一：“杨大年每欲作文，则与门人宾客饮博、投壶、奕棋，语笑喧哗，而不妨构思。以小方纸细书，挥翰如飞，文不加点，每盈一幅，则命门人传录，门人疲于应命，顷刻之际，成数千言，真一代之文豪也。”注124这样的轶事，才算散文研究资料。相比之下，文本生态资料与散文研究的关系更为直接、密切——宋代小说家类文献最容易提供有关文本创作背景和传播过程的鲜活资料，可帮我们复原散文文本的复杂生态。
首先，小说家类文献注重载录零散文本，可补史阙，亦可资文集辑佚之用。如《挥麈录》和《桯史》就大量保存此类文本，每有“家间偶存此疏，录以呈太史李公仁甫，载之《长编》”，“此翰林学士承旨强渊明之文也。偶获斯本，谨录于右”注125，“余家旧有石刻，正其所著《嘉禾篇》者，……因录之，以表其初终焉”等语注126。《全宋文》编纂就曾大量借助此类资料，并且编成副产品《宋文纪事》。一般而言，全文载录之时，也通常交待了创作背景。此类资料的价值，无需多言。
其次，更多情况下，小说家类文献是在记录事件之余，顺便捎带上文本创作的重要信息。如《厚德录》卷一：“赵阅道少保，宽厚长者，与物无忤。家于三衢，所居甚隘。弟侄有欲悦公意者，厚以直易邻翁之居，以广公第。公闻不乐，曰：‘吾与此翁三世为邻矣，忍弃之乎？’命亟还翁居，而不追其直。常知越州，值岁大歉，公召州之富民毕集，劝诱以赈济之义，即自解腰间金带置庭下。于是施者云集，所全活十数万人。曾子固作《救灾记》，备述其事。”注127又《涑水记闻》卷一〇：“滕宗谅知岳州，修岳阳楼，不用省库钱，不敛于民，但牓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注128又《龙川别志》卷上：“范文正公笃于忠亮，虽喜功名，而不为朋党。早岁排吕许公，勇于立事，其徒因之，矫厉过直，公亦不喜也。自越州还朝，出镇西事，恐许公不为之地，无以成功，乃为书自咎，解雠而去。其后以参知政事安抚陕西，许公既老居郑，相遇于途。文正身历中书，知事之难，惟有过悔之语，于是许公欣然相与语终日。许公问何为亟去朝廷。文正言欲经制西事耳。许公曰：‘经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便。’文正为之愕然。故欧阳公为《文正神道碑》，言二公晩年欢然相得，由此故也。后生不知，皆咎欧阳公。予见张公言之，乃信。”注129这三段记载，对于后人理解曾巩（1019—1083）《越州赵公救灾记》、范仲淹（989—1052）《岳阳楼记》、欧阳修（1007—1072）《文正范公神道碑》这三篇著名散文，都有重要参考价值。有时，小说家类文献还会记载具体的写作行为和修改行为，更能从中读出人格与历史。如《挥麈录》后录卷一一：“绍兴丁卯岁，明清从朱三十五丈希真乞先人文集序引，文既成矣，出以相示，其中有云：‘公受今维垣益公深知，倚用而不及。’明清读至此，启云：‘窃有疑焉。’朱丈云：‘敦儒与先丈皆秦会之所不喜，此文传播，达其闻听，无此等语，至掇祸。’明清云：‘欧阳文忠《与王深父书》云：吾徒作事，岂为一时？当要之后世，为如何也。’朱丈叹伏，除去之。”注130
再次，小说家类文献还会提供文本传播的珍贵资料，这类资料也为《全唐文纪事》《宋文纪事》所采录，但不全，还需以新的观念重新辑录。所谓传播，包括时评、保存、传写、刊刻、学习、研究等多方面。如《归田录》卷二：“咸平五年，南省试进士《有教无类赋》，王沂公为第一，赋盛行于世，其警句有云：‘神龙异禀，犹嗜欲之可求；纤草何知，尚熏莸而相假。’时有轻薄子，拟作四句云：‘相国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门外，驴舞柘枝。’议者以为言虽鄙俚，亦着题也。”注131这涉及文本的时评和学习，可见当时赋学风尚。再如《挥麈录》后录卷七：“东坡先生为韩魏公作《醉白堂记》，王荆公读之云：‘此韩、白优劣论尔。’元祐中，东坡知贡举，以‘光武何如高帝’为论题，张文潜作参详官，以一卷子携呈东坡云：‘此文甚佳，盖以先生《醉白堂记》为法。’东坡一览，喜曰：‘诚哉是言。’擢置魁等。后拆封，乃刘焘无言也。”注132这涉及文本的时评、学习、研究，也涉及文法、文体问题，可证宋代散文中的文体互参现象。又如《东轩笔录》卷三记穆修（979—1032）事：“文章随时风美恶，咸通已后，文力衰弱，无复气格。本朝穆修首倡古道，学者稍稍向之。修性褊讦少合，初任海州参军，以气陵通判，遂为捃摭削籍，系池州，其集中有《秋浦会遇诗》，自叙甚详。后遇赦释放，流落江外，赋命穷薄，稍得钱帛，即遇盗，或卧病、费竭然后已。是故衣食不能给，晩年得《柳宗元集》，募工镂板，印数百帙，携入京相国寺，设肆鬻之。有儒生数辈至其肆，未评价直，先展揭披阅，修就手夺取，瞑目谓曰：‘汝辈能读一篇，不失句读，吾当以一部赠汝。’其忤物如此，自是经年不售一部。”注133这段文字既揭示了柳文传播史上的重要一环，而且对于研究穆修其人乃至宋初散文发展史，都有启迪。有时候，小说作者在记录文本传播的过程中，会时加评论，这些评论往往因亲历而具有独特的味道及价值。比如《挥麈录》第三录卷二：“靖康丙午，真戎乱华。次岁之春，京城不守，恣其号舞，妄有易置。时秦会之为御史中丞，陈议状云：‘……’此书得之于丹阳苏著廷藻，云：‘顷为秦之孙埙客，因传其本。’词意忠厚，文亦甚奇，使会之诚有此，而无绍兴再相，擅国罔上，专杀尚威，则谓非贤可乎？昔人有诗云：‘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簒时。若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注134这段评论，对于今人理解秦桧（1090—1155）其人其文当有参考价值。总之，小说家类文献所提供的有关文本创作和文本传播的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理论启迪意义；即便其真实性有待验证，但验证过程本身，就会对散文研究起到重要刺激作用，甚至产生诸多新疑问、新命题，这正是文献工作最期待的结果。所以，“散文纪事”类的文献整理工作，还有必要而且必须要继续做下去。
以上略论宋代杂家、小说家两类文献在保存散文研究资料方面的各自特色。但正如前文所说，两者不可截然分开，记事与明理、史料与学术，往往彼此勾连、相互推动。因此，有些重要的散文研究资料，在两类文献中都大量出现，需合而论之。
首先是文本及文法研究方面，杂家、小说家两类文献都包含不少有关语句出处的资料。比如《归田录》佚文：“载德州长寿寺《舍利碑》云：‘浮云共岭松张盖，明月与岩桂分丛。’亦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同。”注135后来王观国《学林》卷七又提出新说：“庾子山《马射赋》曰：‘落霞与芝盖齐飞，野水共春旗一色。’王勃正仿此联，非摹《长寿寺碑》也，《长寿寺碑》亦仿《马射赋》，而句格又弱者也。”注136这两例讲的是句法之出处。还有《续考古编》卷一〇云：“黄鲁直哀邢惇夫曰：‘言之可为酸鼻。’人将出涕，鼻必酸楚，酸鼻二字，诚善体物。辛丑正月二十二夜，阅《后汉·公孙述传》：光武以延岑既降吴汉，更纵火掠宫室，帝诏责之曰：‘闻之可为酸鼻。’知鲁直用此语也。”注137这是语典、词汇之出处。又《齐东野语》卷一：“颍滨论曰：‘刘备弃荆州而入蜀，则非其地；用诸葛孔明治国之才，而当纷纷之冲，则非其将；不忍忿忿之气以攻人，则是其器不足尚也。’其说盖用陈寿所谓‘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之语耳。虽然，孔明岂可少哉。”注138这又揭示了论述观点之出处。更进一步的研究，是通过语句出处研究来揭示作家创作思想乃至归纳创作方法。如《续考古编》卷八对贾谊（前200—前168）《
鸟赋》的文辞和思想渊源都作了精辟分析：“贾谊《鸟赋》大率以道观物，期造乎宏达，是诚可尚矣。然其立意措辞，悉本《鹖冠子》。谊曰：‘万物变化，固无休息。’其在《鹖冠》则曰：‘斡流迁徙，固无休息。’谊曰：‘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鹖冠》则曰：‘同合消散，孰识其时。’至谓‘水激则悍，矢激则远’，又谓‘祸之与福，何异纠
’，则全是《鹖冠》本文也。李善历历能言之，凡其自始至末，用《鹖冠》语意者，凡二十一处。自此之外，则皆文以《庄子》语也。”注139又《云麓漫钞》卷三云：“柳子厚游山诸记，法《穆天子传》；欧阳文忠公《醉翁亭记》，体《公羊》《穀梁》解《春秋》，张忠定《谏用兵疏》，效韩退之《佛骨表》；黄鲁直《跋奚文》，学汉王子渊《便了券》，唐人《大槐国传》，依《列子·汤问》；此所谓夺胎换骨法。”注140这里则广举范例，并借用诗学术语，提炼出散文创作的普遍规律。
其次是文体研究方面，杂家、小说家两类文献都注重记载或梳理文体与政治制度之关系，从而展现文体的真实发展历程和相关文化信息。文体既是书面语言格式，也是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行为方式，因此文体研究最需要结合历史背景尤其是制度史。在文话类、评点类文献中，相关的背景知识常常被简化甚至被删略，导致文体研究的虚泛化、形式化。而在杂家、小说家类文献中，文体的生长环境以及发展线索，常能得到切实的考索。关于碑志，《考古编》卷一云：“始皇二十八年，刻石琅琊台，其文曰：‘之帝者，地不过千里。犹刻金石，以自为纪。今皇帝一海内，以为郡县。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秦既引古帝纪刻金石者，以为其时刻石本祖，秦以前不专铭功钟鼎，其必已有入石者矣。第金可久，石易磨泐，故古字之在后世，有得诸钟鼎，而无得之石刻者，其坚脆不同，理固然也。”注141这是考察碑志类文体的起源，而石料和钟鼎这两种载体的不同，其实也意味着文体发展阶段的不同。很多文体的写法，都与实际用途有密切关系，不明用途，则难明体制，如《宋景文公笔记》卷上云：“碑者，施于墓则下棺，施于庙则系牲，古人因刻文其上。今佛寺揭大石镂文，士大夫皆题曰碑铭，何耶？吾所未晓。”注142又后世吴讷《文章辨体序说·碑》云：“是则宫室之碑，所以识日影；而宗庙则以系牲也。秦汉以来，始谓刻石曰碑，其盖始于李斯峄山之刻耳。”注143这些论断，虽不一定依据子部文献，但利用子部文献补充印证更多的背景知识，对于文体研究而言，当然是很有意义的。关于尺牍书状，《云麓漫钞》卷四云：“古尺牍之制，某顿首，或再拜，或启。唐人始更为状，末云：‘谨奉状谢，不宣，谨状。’或云：‘谨上状，不宣，谨状，月日，某官姓名，状上某官。’《北梦琐言》云：‘唐卢光启受知于租庸使张浚，浚出征并、汾，卢为致书疏，凡一事，别为一幅。后不闻他人为之。唐末以来，礼书庆贺为启，一幅前不具衔，又一幅通时暄，一幅不审迩辰，颂祝加餐，此二幅每幅六行，共三幅。宣政间，则启前具衔，为一封，又以上二幅六行者同为公启，别叠七幅为一封。秦忠献当国，有投以札子者，其制，前去‘顿首’‘再拜’，而后加‘右谨具，申呈月日，具官姓名’，札子多至十余幅，平交则去‘申’字。庆元三年，严叠楮之禁，只用三幅云。’后又只许用一幅，殊为简便。”注144这段考述，详细交待了尺牍书状的写法措辞和进献规格。又同书卷八云：“近世行状、墓志、家传，皆出于门生故吏之手，往往文过其实，人多喜之，率与正史不合。”注145这揭示了士风与碑志传状的关系。关于策论，《涑水记闻》卷三载：“鲁平曰：宋初以来，至真宗方设制科，陈越、王曙为之首。其后夏竦等数人皆以制科登第，既而中废。今上即位，天圣六年始复置。其后，每开科场则置之，有官者举贤良方正，无官者举茂材异等，余四科多不应。皆自投牒，献所著文论，差官考校。中者召诣阁下，试论六首，又中选，则于殿前试策一道，五千字以上。其中选者不过一二人，然数年之后即为美官。庆历六年，贾昌朝为政，议欲废之，吴育参知政事，与昌朝争论于上前，由是贾、吴有隙。乃诏自今后举制科者，不听自投牒，皆两制举乃得考校。”注146这揭示了科举制与策论文的关系。总之，如何将制度史和文体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尚待思考和尝试，但当务之急是整理好各类文体的资料长编，廓清文体背后的制度背景；在这方面，宋代杂家、小说家类文献提供了众多知识和启迪。
四、儒家类文献中的散文研究资料
相比于前两类文献，宋代儒家类文献所包含的散文研究资料，数量不算少，但涉及的具体问题比较单调，研究方法也比较简捷质朴。就问题而言，儒家类文献基本只关注文道关系、经部文本的宏观评价、作家的宏观评价这三个方面；就方法而言，儒家类文献较少使用繁琐考证和征引，主要采用义理阐述。
首先是文道关系问题，它属于文法范畴，但限于“形而上”，不讨论技巧。周敦颐（1017—1073）《通书·文辞第二十八》云：“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然不贤者，虽父兄临之，师保勉之，不学也；强之，不从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也久矣！”注147这段话奠定了大多数宋儒讨论散文问题的基调。在“文以载道”的基调下，可以讨论的文法问题十分有限，但耐人寻味的是，尽管有限，讨论的都是极具理论价值的大命题。比如“修养说”：“问：出辞气，莫是于言语上用工夫否？曰：须是养乎中，自然言语顺理。今人熟底事，说得便分明；若是生事，便说得蹇涩。须是涵养久，便得自然。若是慎言语不妄发，此却可着力。”注148再如“辞达说”：“辞取意达则止，多或反害也。”注149再如“含蓄说”：“语高则旨远，言约则义微。大率《六经》之言涵蓄，无有精粗，欲言精微，言多则愈粗。”注150又如“文势说”：“至大至刚以直，不言至直，此是文势。如‘治世之音安以乐’，‘怨以怒’，‘粗以厉’，‘噍以杀’，皆此类。”注151“如‘形而上者谓之道’，不可移‘谓’字在‘之’字下，此孔子文章。”注152即便是名声向来不佳的“作文害道说”，其实也包含了散文创作的真知灼见，只不过表达方法比较偏激罢了。如：“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吕与叔有诗云：‘学如元凯方成癖，文似相如始类俳，独立孔门无一事，只输颜氏得心斋。’此诗甚好，古之学者，惟务养情性，其他则不学。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曰：古者学为文否？曰：人见《六经》，便以为圣人亦作文，不知圣人亦摅发胸中所蕴，自成文耳。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称文学，何也？曰：游、夏亦何尝秉笔学为词章也？且如‘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岂词章之文也？”注153这段文字实质是对“修养说”的进一步阐释，其中提出的“六经之文”“俳优之文”“词章之文”等概念，也都切中时弊。总之，宋代儒家类文献所探讨的文道关系问题，一方面自身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和理论价值，另一方面也决定了该类文献独特的批评视角和宏阔的批评气度。
其次是对经部文本的宏观评价。评价有三：一是文本本身的考辨，二是文本写作体例的悟解，三是文本价值的论定。宋儒对于历代经部散文的考辨方法，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既摈弃杂家类文献的引证、辨析之法，也否定传统经学的固守师说、字斟句酌之术，而是纯从义理出发，进行道义推阐或是事实比勘。比如张载（1020—1077）《经学理窟·周礼》云：“《周礼》是的当之书，然其间必有末世添入者，如盟诅之属，必非周公之意。盖盟诅起于王法不行，人无所取直，故要之于神，所谓‘国将亡，听于神’，盖人屈抑无所伸故也。如深山之人多信巫祝，盖山僻罕及，多为强有力者所制，其人屈而不伸，必咒诅于神，其间又有偶遭祸者，遂指以为果得伸于神。如战国诸侯盟诅，亦为上无王法。今山中人凡有疾者，专使巫者视之，且十人间有五人自安，此皆为神之力，如《周礼》言十失四已为下医，则十人自有五人自安之理。则盟诅决非周公之意，亦不可以此病周公之法，又不可以此病《周礼》。《诗》云：‘侯诅侯咒，靡届靡究’，不与民究极，则必至于诅咒。”注154这段考辨，围绕人情道德立论，甚至引今证古，颇有点文化人类学的气魄。再如《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七云：“《儒行》之篇，此书全无义理，如后世游说之士所为夸大之说。观孔子平日语言，有如是者否？”注155又同书卷二〇：“问：《左传》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某年二十时，看《春秋》，黄声隅问某如何看？答之曰：有两句法云：‘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又问：《公》《穀》如何？曰：又次于《左氏》。《左氏》即是丘明否？曰：《传》中无丘明字，不可考。”注156这两段文字主要运用事实比勘之法。大抵宋儒读经书，烂熟于心，琢磨逻辑，体察文意，结合朴素的事实比勘之法，从而形成论点。这套读书法和论证法，无法还原经书的原貌原意，倒是恰恰把经书所包含的写作经验和思想方法提炼出来并构成体系，这就天然地具有了一种散文研究的向度。同时，宋儒在简单考辨基础上所悟解的经书写作体例以及对经书相互关系、各自价值的论定，就有可能成为极为独特的散文研究资料。比如《河南程氏遗书》对于《春秋》笔法就有诸多精辟之论。卷二二下云：“问：桓四年无秋冬，如何？曰：圣人作经备四时也。如桓不道，背逆天理，故不书秋冬。《春秋》只有两处如此，皆言其无天理。”又同卷：“《春秋》书盟，如何？先王之时有盟否？或疑《周官》司盟者。曰：先王之时所以有盟者，亦因民而为之，未可非司盟也。但春秋时信义皆亡，日以盟诅为事，上不遵周王之命，《春秋》书，皆贬也。唯胥命之事稍为近正，故终齐、卫二君之世不相侵伐，亦可喜也。”又卷二三《春秋》云：“书陨石陨霜，何故不言石陨霜陨？此便见得天人一处，昔尝对哲宗说：‘天人之间甚可畏，作善则千里之外应之，作恶则千里之外违之。昔子陵与汉光武同寝，太史奏客星侵帝座甚急，子陵匹夫，天应如此，况一人之尊，举措用心，可不戒慎！’”注157这些论述，固然以义理为归宿，但就历史散文编写而言，体例与义理又怎能分开？而所谓“书陨石陨霜，何故不言石陨霜陨”，又显然将写作技巧与义理结合起来看待，这种观点，恰是一切技巧的归宿——技巧终究服务于内容，语言终究服务于事实。当二程以此种观点去评价经书的相互关系及各自价值，经书就会呈现出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混元气象。如卷二上云：“圣人用意深处，全在《系辞》。《诗》《书》乃格言。”又同卷云：“《诗》《书》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诗》《书》如药方，《春秋》如用药治疾，圣人之用全在此书，所谓‘不如载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叠言者，如征伐盟会之类。盖欲成书，势须如此，不可事事各求异义。但一字有异，或上下文异，则义须别。”又卷五云：“孔子言语，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语，句句是实事。”注158这些断语，恐怕不能局限于内容或形式之一端，而应该包含义理和文法、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意见。总之，宋代儒家类文献中所保存的解经文字，提供了关于经部散文文本、体例和价值的诸多精准恰切的意见，是独特的散文研究资料。
最后是对作家的宏观评价。从“明道”“宗经”观念出发，宋代儒家类文献对于重要散文家的评价，往往与历代文人批评以及当代文学史大异其趣。正如它们评价经书采取“道器合一”的模式，其对先秦诸子和唐宋散文大家的评价，也是采用内外通透的全面观照，充满思想的穿透力，常有犀利惊人之语。比如二程论先秦诸子：“仲尼，元气也；颜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杀尽见。仲尼，无所不包；颜子，示‘不违如愚’之学于后世，有自然之和气，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则露其才，盖亦时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颜子，和风庆云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观其言，皆可以见之矣。仲尼无迹，颜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老之害，甚于杨、墨。杨氏为我，疑于仁。墨氏兼爱，疑于义。申、韩则浅陋易见。故孟子则辟杨、墨，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杨、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杨、墨之害，亦经孟子辟之，所以廓如也。”“问庄周与佛如何？伊川曰：周安得比他佛？佛说直有高妙处，庄周气象大，故浅近。如人睡初觉时，乍见上下东西，指天说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饭，夸逞个甚底？”注159这三段文字，将人物、文章、思想统合而论，表面看无关散文，但细究起来，先秦诸子的文风和魅力，岂不就是思想的直接体现吗？心术决定文气，这在先秦诸子散文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所以，不分辨思想，就无法判别文风，进而就无法判断其价值和地位。同样道理，《北溪字义》卷上花很大篇幅去辨析“性善恶”之说，一方面是在讲哲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分析文本、判定价值？其云：“孟子不说到气禀，所以荀子便以性为恶，扬子便以性为善恶混，韩文公又以为性有三品，都只是说得气。近世东坡苏氏又以为性未有善恶，五峰胡氏又以为性无善恶，都只含糊就与天相接处捉摸，说个性是天生自然底物，竟不曾说得性端的指定是甚底物。直至二程得濂溪先生《太极图》发端，方始说得分明极至，更无去处。其言曰：‘性即理也。理则自尧舜至于涂人，一也。’此语最是简切端的。如孟子说善，善亦只是理，但不若指认理字下得较确定。胡氏看不彻，便谓善者只是赞叹之辞，又误了。既是赞叹，便是那个是好物方赞叹，岂有不好物而赞叹之耶？程子于本性之外，又发出气禀一段，方见得善恶所由来。故其言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也。’盖只论大本而不及气禀，则所论有欠阙未备。若只论气禀而不及大本，便只说得粗底，而道理全然不明。千万世而下，学者只得按他说，更不可改易。”注160这段辨析，即便放在宋元文话中，也属本色当行、切中肯綮之论，因为论体文这种文体的写作技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思想的纯正和逻辑的清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儒朱熹（1130—1200）对唐宋散文大家的评价，往往比专门的文评家还要犀利。略举几例：《朱子语类》卷一三九云：“李泰伯文实得之经中，虽浅，然皆自大处起议论。首卷《潜书》《民言》好，如古《潜夫论》之类。《周礼论》好，如宰相掌人主饮食男女事，某意如此。今其论皆然，文字气象大段好，甚使人爱之，亦可见其时节方兴如此好。老苏父子自史中《战国策》得之，故皆自小处起议论，欧公喜之。李不软贴，不为所喜。”注161又卷一三〇云：“问：东坡与韩公如何？曰：平正不及韩公。东坡说得高妙处，只是说佛，其他处又皆粗。又问欧公如何？曰：浅。久之，又曰：大概皆以文人自立。平时读书，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乱兴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诗饮酒戏谑度日。”注162又同卷云：“东坡平时为文论利害，如主意在那一边利处，只管说那利。其间有害处，亦都知，只藏匿不肯说，欲其说之必行。”注163又卷一三九云：“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此是它大病处。只是它每常文字华妙，包笼将去，到此不觉漏逗。说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处，缘他都是因作文，却渐渐说上道理来，不是先理会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注164综上可见，宋儒“以道驭文”的批评方法，也许并不适合《醉翁亭记》之类的“美文”，但对于以思想性见长的各种文体而言，这其实是最根本的权衡。
五、余论：宋代子部文献与宋代文章学
上文依次描述了杂家、小说家、儒家这三类宋代子部文献中所包含的散文研究资料，大致梳理了其分布概况，并举例说明了各自的特点及价值。总的看来，这些文献并非稀见文献，只是由于以往散文观念和文献整理方式的局限，导致诸多珍贵的散文研究资料散落、淹没在历史世界和思想世界之中，或是被搜集、整理到不同用途的书籍之中，导致其特点和价值不能凸显。郭英德师主持的《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课题，正是希望通过艰苦而不懈的努力，借助新颖的散文研究理念、科学的整理方法，将更多的散文研究资料发掘出来，整理停当，并赋予意义。路漫漫兮，求索之路尚远。通过这一阶段的辑录类编工作，笔者深刻地体会到，宋代文章学的完整学术体系及其发展、成熟的历程，只有在完成四部文献的全盘搜索之后，才有可能真正把握。南宋中期以后始兴盛的文话类和评点类文献，其实只是一段伟大历程的初步收获，而且只收获了其中的某些方面。比如文话往往与科举考试紧密结合，偏重论体文，偏重文法问题。如果只整理文话类和评点类文献，一方面不利于我们完整地看待散文，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我们历史地看待文章学。这就是《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课题组之所以在“中国古代文评专书全编”“中国古代散文注释文献与评点文献丛编”“中国古代文集序跋汇编”等子课题之外，再设立“中国古代散文研究资料类编”（分经史子集四编）这一子课题的原因。相信在这样一个文献整理体系的映衬烛照下，文话和评点的理论价值定会得到进一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