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03年，在著名中国文学史家郭预衡先生（1920—2010）的主持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十数位同仁启动了《中国散文通史》的编撰工作。当时，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的同仁们就曾大胆地构想了一个研究计划，拟在适当的时机着手编纂一套详备的《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

2011年下半年，经过全体编撰人员的精诚合作和不懈努力，皇皇12卷、425万字的《中国散文通史》终于定稿，2013年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迄今为止最为深入、全面而系统地描述中国古今散文演变史的学术著作，被学术界赞誉为“散文领域的研究者集体构建中国散文谱系的一次勇敢的开拓”（《中国文化报》2013年5月21日）。

为了进一步拓展散文研究的成果，我们当即开始实施编纂《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的研究计划。通过普查文献目录，我们初步整理了“中国古代文评文献总目”“中国古代集部散文注释文献总目”“中国古代散文评点文献总目”等目录，同时逐步展开“中国古代文评文献的历史演进”“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集部散文注释文献研究状况”“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散文评点文献研究状况”等专题的研究。经过三年的前期筹备工作，2014年11月5日，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我们投标的《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被确立为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批准号14ZDB066）。

本项目拟全面而系统地整理中国先秦至清末的散文研究成果，既包括历代对散文进行校勘、标点、注释、考证、编纂、辑佚、编目、典藏、检索、翻译等文献整理的成果，也包括历代对散文进行批评、论述、鉴赏、技巧探讨、理论思考等文献阐释的成果，既包括集部文献中的散文研究资料，也包括经部、史部、子部文献中丰富多彩的散文研究资料。本项目最终将编纂一整套迄今为止最为丰富、最为完备、最成系统的《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在极大程度上充实和完善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基础文献，从而从整体上促进和提升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学术水平。

立项近一年来，项目组全体成员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有条不紊地展开各项研究工作。本书所收录的22篇论文，就是该项目前期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这22篇论文分为四个板块，即“研究视野”“文献整理”“文献考辨”“义蕴发微”。以下即就这22篇论文略作摘要，以便于读者阅读。

在“研究视野”板块中，收录了7篇论文。

郭英德的两篇论文，对“中国古代散文研究”这一学术命题进行了理论思考，并对《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的编纂宗旨提出了总体构想。论文明确指出：从汉语文章的实际出发，中国古代散文不能仅限于那些抒情写景的“文学散文”，而应将政论、史论、传记、墓志以及各体论说杂文和骈文、辞赋都包括在内；而且不能仅限于集部之文，还应包容经部、史部、子部之文。在中国古代，对散文文本的校勘、注释、评点、考证工作一直延绵不断，历代作家传记、作品评论、目录编制、资料汇编中也包含着大量散文研究资料，而别集、总集、选本、笔记、类书、方志甚至族谱中更是保存了海量研究文献。所有这些都应该纳入“散文研究”的学术视野之中。全面而系统地梳理、编纂、辑录中国古代的散文研究资料，编纂一套丰富、完备、系统的《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这不仅可以为中国古代散文史、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术研究奠定更为坚实的文献基础，也可以为中国散文学、中国文学理论的学术建设奠定更为坚实的文献基础。《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的编纂是一项大型的文献典籍与资料整理工程，旨在为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提供完整全备、信实可靠、便利适用的文献资料。为此本项目确立了明确的编纂宗旨，即以广义的散文观念涵括对象，以宏通的研究理念确定内容，以开阔的文化思路探求方法。论文分别论述了这三大编纂宗旨，指出这一重大项目将中国古代丰富多彩的散文研究文献整合为文评文献、集部散文注释与评点文献、文集序跋及散见于四部典籍的散文研究资料四大类型，从而实现对中华传统文化资源、文化成果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古往今来中国学人的散文研究，自有其独特的特点与价值，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欧明俊《学术视野中的古代文章学》一文，认为通行的古代文章学，就是接受现代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古代散文理论研究，局限于“文学”体系中，就文章论文章，或将文章学理解为写作学、辞章学、修辞学、技法学。而古代文章学实际上有其独特的内在规定性，绝不是现代西方“文学”概念所能范围的。在古代的主流观念中，文章学基本上是附属性的，依附于经学或史学，是整个学术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独立性只是相对的，因此有“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之说。我们今天也必须强调在学术大视野中研究古代文章学。谢琰《宋代子部文献中散文研究资料的特点及价值》一文，以宋代子部文献为考察对象，着重论述杂家、小说家、儒家三类文献中散文研究资料的特点及价值。论文指出，杂家类文献中的资料，往往具有较高的历史眼光和理论水平；小说家类文献，主要提供文本创作背景、传播过程、作家轶事等资料；而这两类文献，都能提供有关语句出处之学以及文体制度之学的资料。至于儒家类文献，往往能从“明道”“宗经”的角度，思考重大理论命题，辨析、阐释重要作家作品，具有独特价值。总之，宋代子部文献中的散文研究资料，种类繁多，意义重大，体现出子部文献的特性，亟需辑录、整理，以期对散文研究和文章学建设提供知识储备和智慧启迪。魏崇武《金人的金代散文批评述论》一文，充分调用金人集部文献中散见的文学批评资料，尝试从代表性作家、发展阶段、师法对象、风格特征、文风之争、发展方向等方面，梳理阐释金代散文批评史，作为我们现在研究金代散文的参考。

20世纪以来，众多学者卓有成效地从各个方面研究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他们所取得的成果，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和深入思考。李小龙《新时期以来中国古代集部散文评点研究述评》一文，从评点的产生与体例、古文选本评点研究、唐宋八大家评点研究、《文选》与《文心雕龙》评点研究、评点家与评点史研究等几个方面，全面而深入地评述了新时期以来中国古代集部散文评点研究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散文评点研究的相关问题。诸雨辰《中国古代文评专书整理与研究综述》一文，则从文评专书的整理出版情况、清代文评专书的提要撰写、文评研究的奠基之作、文献学方向的文评研究、基于文章学范畴的文评研究、作为古代文论研究材料的文评研究几个方面，极其详实地总结了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评专书整理与研究的成果，为进一步开拓历代文评专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文献整理”板块中，收录了6篇论文。

吴娇《陶渊明文集注释文献叙录五篇》《骆宾王文集注释文献叙录四篇》两文，是参加《中国古代集部散文注释文献叙录》的前期成果。散文注释，是古代散文整理与研究中最基础、也最常见的一种形态，是散文传播与接受的重要媒介，也是联系散文家、注释家和读者的桥梁，因此散文注释的作用不可低估。在中国古代的散文注释文献中包含着散文研究的诸多信息，诸如古代散文作者的知识结构、用典范围、组词方式乃至于后代读者阅读散文时的解读角度等。因此，中国古代的散文注释文献无疑是散文研究的丰富宝库。正是有鉴于此，《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重大项目专门设置了《中国古代集部散文注释文献叙录》子课题，拟全面而系统地著录历代散文别集、散文总集及文评著作的注释文献，并逐一加以叙录。吴娇的两篇文章就是这一子课题的重要成果。

花兴《〈中州启札〉的编刻与价值》、钟彦飞《柳贯文集版本源流考》和付琼《孙慎行〈精选唐宋八大家文抄〉考录》三篇论文，都涉及对历代散文文献和散文研究文献的编者、编纂、刊刻、流传等现象的考证。花兴指出，《中州启札》是元人吴弘道（生卒年未详）编纂的一部书信总集，主要收录蒙元前期北方文人的来往书信。在编辑时，编者对所收录的文章做了一定程度的编辑，如草拟篇题、更改上款等，其中有部分书信作者存在张冠李戴的现象。《中州启札》成书较早，其成书时许衡等人的文集尚未结集，有较高的校勘价值，其中所收作者大多无文集传世，仅靠《中州启札》保留其部分诗文作品，就内容来说，《中州启札》所收书信也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钟彦飞指出，元代“儒林四杰”柳贯（1270—1342）的著作《柳待制文集》二十卷，自结集以来，经过元、明、清、民国多次刊刻传抄，流传有绪。梳理考辨历代柳贯诗文集版本的情况，可知诸本均祖于元至正十年（1350）刊本，而元刊本现今并无全帙存世，《四部丛刊》影印“艺风堂藏元刊本”实为明永乐四年（1406）柳贵递修本，并配抄本而成。付琼指出，晚明孙慎行（1565—1636）编纂的《精选唐宋八大家文抄》，是茅坤（1512—1601）《唐宋八大家文抄》的第一部赓续之作，又第一次打破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以人为序的体例，对各家文章进行分体编排。孙慎行以美学家的独到眼光，选入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之外的许多篇目，其评点也聚焦于文章的审美个性，没有举业家的功利习气、道学家的标榜习气和经济家的实用习气，可以说在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群中独树一帜。付琼以现存的不同版本为依据，就《精选唐宋八大家文抄》一书的编选缘起、版本流变、体例特征、选文宗旨和评点特色五个方面略作考证。

在20世纪以前，中国散文注释文献与评点文献不仅在本土流传，而且传播到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因此，本项目还将研究视野扩展到整个东亚汉文化圈，将20世纪以前汉文化圈里日、韩学者的中国古代散文注释和散文评点著作也一并纳入。纳入东亚汉文化圈的散文注释文献和散文评点文献，不仅可以丰富古代散文注释和散文评点的内容，成为中国本土散文注释和散文评点的有益补充，而且还可藉此深入研究20世纪以前中国散文作家在域外的影响以及日、韩等国接受的异同，进而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现代化转换和国际化传播提供借鉴和思考。李小龙《和刻稀见明清散文研究文献考录》一文，就是这方面研究的有益尝试。论文从文献考察入手，细致地考录了10种和刻稀见明清散文研究文献，揭示其文献价值。这10种和刻稀见明清散文研究文献是：明王艮《王心斋全集》五卷，明陈仁锡编、钟惺注《尺牍奇赏》十五卷，明王宇撰、陈瑞锡注《新镌时用通式翰墨全书》十二卷，明熊寅几编注《尺牍双鱼》九卷，清陈晋撰、蔡方炳注《玉堂尺牍汇书》不分卷，明陈懋仁注《文章缘起注》及撰《续文章缘起》各一卷，明左培《书文式·文式》二卷，明高琦、吴守素编《文章一贯》十五卷，明王世贞《文章九命》不分卷，明王守谦《古今文评》不分卷。

在“文献考辨”板块中，收录了4篇论文。

陈伟文《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质疑》、付琼《〈唐宋八大家文抄〉方应祥本发覆》和钟涛《〈骈体文钞〉谭献评校及其他未刊手评考论》三篇论文，分别针对以往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在深入辨析具体文献的基础上，独具慧眼地提出了创新性的观点，值得特别关注。《金石录后序》不仅是古代散文名篇，而且是李清照生平研究最基本的文献依据，前贤未见有怀疑其文献可靠性者。陈伟文的论文发表在《文学遗产》2014年第6期，通过对《金石录后序》所述史实的详细考证，证明其中多有与史实矛盾之处，甚至其所叙述的中心内容即赵明诚夫妇收藏品的散佚过程也与史实不符，而且《金石录后序》的文献流传过程也颇为可疑，因此可以推定，《金石录后序》很可能出于后人伪托。付琼的论文指出，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有四个版本系统：万历七年（1579）茅一桂刻本、崇祯元年（1628）方应祥刻本、崇祯四年（1631）茅著刻本和乾隆时期四库全书抄本，分别简称为桂本、方本、著本和四库本。桂本为初刻本，前修未密，颇多疏漏；著本为修订本，后出转精，是四库本之前的通行本；四库本以著本为底本，间有改易，是乾隆中叶以后的通行本；而第一次对桂本的体例和内容加以大规模修订的，不是著本，而是方本。论文仔细地比勘了方本与桂本、方本与著本后，无可疑义地论定方本是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诸版本中贡献最大也最为精善的版本。清嘉庆末年，李兆洛（1769—1841）编选《骈体文钞》，在当时乃至后世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谭献（1832—1901）先后三次评校《骈体文钞》，初评本亡佚，二评、三评皆存，由其学生将两本评点合写。钟涛的论文在认真比对各本后指出，谭献评校本延续了原刻本的基本风貌，在体例内容上都未对原刻本进行大的改动。谭献评校本的特色，主要在文中的圈点以及对收录文章的评点。以世界书局本为代表的民国排印本所录谭批，未必全是谭批原貌。相比李兆洛评点对文章结构与体势的关注，谭评更多表现出对文章整体审美的重视。在其他未刊手评中，翁同书（1810—1865）评点注重考据，常以史事补足文章背景，多收前人之说，有集评的特点，价值最高。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问世于清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提要的影响极其巨大，甚至成为20世纪以来历代诗文研究乃至文学史研究的范本。但是，《四库全书总目》主要代表了纪昀（1724—1805）等人的文学观，在历代作家、历代诗文集的评价上颇有可议之处，而且该书还时有文献考证的失误之处。为此，何宗美、刘敬撰写出版了《明代文学还原研究——以〈四库总目〉明人别集提要为中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对《四库全书总目》明别集提要作了“还原”研究，纠正了不少错误。以此为基础，何宗美《〈四库总目〉明人别集提要补正十八则》一文，进一步选择《四库总目》中《青城山人集》《东里全集》等十数篇明人别集提要，对其中的纰误细加考订，对明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和学术基础。

文献整理是文献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献研究的坚实基础。而文献研究则旨在以文献整理为前提，深入地发掘文献内在的义蕴，揭示文献的历史价值与理论价值。在“义蕴发微”板块中，收录了5篇论文，都在文献研究方面有所开拓。

文献研究既可以于细处入手，也可以从大处着眼。前者如于雪棠《夸诞之言·似道之言·两行之言——〈庄子〉“寓言”含义词源学考辨》一文，从词源学角度，运用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并结合《庄子》一书的语境，考辨“寓言”一词的含义。论文指出，“禺”“寓”“颙”“愚”“喁”“遇”“偶”“耦”为同源字。“寓”在古音侯部，侯部的字有厚大之义。“禺”有相似义，“寓”也有相似义。“寓”通“耦”（偶），有二物相并、相对义。“寓”之厚大、相似、相对三个义项，都可以从其声音的来源上找到根据，三者统一于“寓”的词源意义之中。因此在《庄子》中，“寓言”的本义是大言，亦即夸诞之言，兼具似道之言（与道相似的言说）和两行之言（不执着于是非之争的言说）两义。后者如刘伟的《唐代文学批评生命化象喻摭言》一文，从社会历史文化的角度，指出中国文学批评中的生命化观念有着广泛而久远的历史传统，生命化批评深刻地反映了文学与人的生命精神之间的密切关系，它要求文学作品应具有和生命特征相似、相通的内涵和形式。在唐代文学批评经典文献中，陈子昂论“风骨”，王昌龄论“势”，杜甫论“神”，韩愈论“气”与“不平则鸣”，司空图论“生气远出”，无不体现出一种生命精神。唐代文学批评生命化象喻，体现了文学创作者在时代精神的鼓舞下，主体意识的充分觉醒和对自身生命价值的高度肯定，反映了唐代文人追求生命永恒、人文同构的审美倾向和批评理念。

毋庸置疑，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的产生、流传与接受，不仅与散文作家、散文文本有着密切的关联，而且归根结底是以散文作家、散文文本作为基本凭借的。因此，历代散文作家、散文文本的考察与阐释，理所当然地构成散文研究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德建《茅坤的知识世界与精神境界及其散文模式》、刘洋《明代台阁文人诗序文结构与论述话语流变》、莎日娜《论戴名世散文的史笔与文心》三篇论文，便是对散文作家、散文文本的深入研究。

张德建的论文以茅坤散文为研究对象，由茅坤知识世界与精神境界的构成入手，试图解析其官僚意识、历史意识、文人意识之下的思维方式。论文认为，思维方式决定了作家的文本创作模式，即文本在结构、语言、风格上的特征。正是由于这样的思维方式，茅坤散文构成现实时空、历史时空交替并存，悲剧意识与使命意识同在，立言与立功双重选择的基本表现模式。论文进而对茅坤的精神境界做进一步探讨，指出他沉溺在“古传记”的知识世界中，不能提升到超越之境，从而限制了他散文的成就，这正是他的“知识障”所在。刘洋的论文尝试从台阁文人们的诗序创作入手，结合个体创作特征来简析其中流变历程。论文指出，与历时百年的明代永乐到弘治前期的台阁文学繁盛、衰落到再盛的兴衰历程相对应，台阁文人的诗序文创作的结构和叙述话语也在发生变化，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即对诗歌意义的阐释由修身到怡情改变，诗序文结构侧重由铺叙人情向立论倾斜，频繁征引的诗歌史符号由《诗经》向魏晋盛唐转换。这三个方面的变迁趋势共同构成被政治昭示诉求所左右的观诗话语。莎日娜的论文发表在《厦门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从“存史与治史——戴名世的修史理想与实践”“抒怀与修文——戴名世散文的文人情怀”“史笔与文心——戴名世散文的艺术旨归”三个方面，阐发了戴名世（1653—1713）散文中学人与文人的双重品性。论文进而指出，戴名世散文创作中所呈现出的学术追求与文人情怀，正是入清后散文创作文风转变的标识。而后人多言戴名世散文开桐城派之先河，却不知桐城之文得其形而未获其神。

以上仅浮光掠影地概要介绍了本《论丛》收录的22篇论文，但已足以呈现出《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项目所涉及的学术范围和拟开拓的研究深度。我们已经得到、也希望继续得到学界同仁的鼎力相助，使我们如期圆满地完成这一项目。

本《论丛》中的所有论文，都是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项目批准号14ZDB066）的前期成果，不再一一出注。有的文章尚有其他基金项目资助，则在附记中说明。有的文章已经在各种学术期刊上发表，也一并在附记中说明。

本《论丛》卷末，附有论文作者简介。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和丰厚的成果。郭预衡先生一生专攻中国文学史研究，尤其在散文研究方面硕果累累，堪称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一代宗师，曾任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会会长。他撰著《历代散文丛谈》（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中国散文简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中国散文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99）、《中国散文史长编》（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历代散文史话》（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等著作，并与刘盼遂先生（1896—1966）主编《中国历代散文选》二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所有这些筑就了中国古代散文史研究的丰碑。聂石樵先生（1927—）独著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唐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中，都有论述散文的专章，资料丰富，论述详明，精见迭出。韩兆琦先生（1933—）曾任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会副会长，独著《中国传记艺术》（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合著《汉代散文史稿》（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中国古代散文专题》（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先秦两汉文导读》（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先秦两汉文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等，并撰著了《史记》研究的系列著作，如《史记选注集说》（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史记通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史记选注汇评》（北京：文津出版社，1993）、《史记博议》（北京：文津出版社，1995）、《史记笺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史记解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史记精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史记：全本全注全译》（北京：中华书局，2013）等。此外，张俊、李道英、于天池、尚学锋、郭英德、李真瑜、李山、过常宝、张德建、陈惠琴、康震、马东瑶、于雪棠、莎日娜、李芳瑜、李小龙、周剑之、谢琰等老、中、青三代学者，也都编撰了大量高水平的古代散文整理与研究的论著。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已经成为国内外中国古代散文研究重要的学术基地。

我们相信，借助《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这一重大项目的推动，在将来很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北京师范大学同仁一定会为学术界奉献更为丰富的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成果，为弘扬中国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为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郭英德

2015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