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总论

一、历史地理学概念在中国的形成与演变

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向后的一部分。它上承古地理学，下启现代地理学，主要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全新世以来直至刚才过去的一瞬）的地理事象及其分异变迁规律。

作为一个学科体系，中国当代的地理学是清末由西方通过日本传入中国，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但作为一种关系到民众日常生活、关系到政府行政管理、关系到时空信息定位的知识体系，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具有强烈自身特色的中国传统地理学。

“地理”在中国古代是个多义词。它最先见于《易·系辞上》：“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孔颖达疏：“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理也。”[1]这一阐释较为含糊，大略可以理解为山川形势。因而地球表面具有地域差异的事象在古代一切均可以“地理”二字表达。如《汉书·郊祀志下》称：“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2]这指的是自然环境要素；《汉书·王莽传下》载：“予制作地理，建封五等。”[3]这大体指一种地缘政治形势。由此引申出来的还有《博物志》所言：“地理广大，四海八方。”[4]这简直指整个地表范围。而《京本通俗小说·碾玉观音》称：“写了他地理角色与来人。”[5]这又具体指地址以及行走线路。将“地理”一词与西方的 Geography概念相对应，这是晚清以来西学东渐的结果。

中国传统的地理学自先秦时期的《禹贡》、《山海经》发轫，到汉代出现了以“地理”名篇的专门著作《汉书·地理志》。2000余年间，形成了多种研究范式。有自《禹贡》以降的区域地理范式，有以《山经》、《水经》及《水经注》为代表的地理考察记录范式，有以《梦溪笔谈》为顶峰的地理分析范式。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自《汉书·地理志》以降，历代相承的沿革地理范式。沿革地理以历代的疆域政区变迁为中心，兼及户口、水道、都邑等，资料除历代正史地理志（二十四史中有16部）外，唐代以后又有全国性的地理总志（如《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纪胜》、《方舆胜览》）。元代以后，又发展为《一统志》（如《大元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在源于西方的现代地理学体系输入之前，中国传统的地理学基本上就等于沿革地理。

清末学制改革以后，西方地理学输入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学也进入大学课堂。先是民国初年张相文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地理沿革史”，其后顾颉刚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三校开设“中国疆域沿革史”（图1⁃1）。1934年，顾颉刚、谭其骧发起成立“禹贡”学会，出版《禹贡》半月刊（图1⁃2），提出要将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改造成现代的历史地理学。这是中国第一个以研究历史地理为宗旨的学会。从此，中国传统地理学便逐渐与西方输入的现代地理学合流，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沿革地理也就被改造成为现代地理学体系中的中国历史地理学。

图1⁃1　顾颉刚

图1⁃2　《禹贡》半月刊书影

“历史地理”这一概念，是1901~1904年随着对日本学制的介绍而传入中国的[6]。1904年1月13日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其中《奏定大学堂章程》列举文科大学中国史学门主要科目，有“中国历代地理沿革略”和“中外今地理”两门；而中外地理学门科目中，第7种即为“历史地理”。关于“中外今地理”，解释道：“曰今地理者，所以别于沿革地理及历史地理也。现在中国今地理、外国今地理，外国人皆著有成书，名目不一，中国人亦有新译本，宜择译合于教法者讲授。”[7]在这一组概念中，所谓“今地理”显然指现代地理；而以“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并举，反映了在观念转型时期对新旧概念的兼收并蓄。

进入民国后，日本历史地理研究会自1899年开始发行的《历史地理》杂志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1923年，张其昀摘译法国著名学者布伦汗（今译为J.白吕纳）与克米尔合著的《历史地理学》一书，在《史地学报》第2卷第2期上发表。这是“历史地理学”概念第一次直接从西方输入。到30年代，历史地理在现代地理学中的地位已经奠定。1936年，张其昀在“中国地理修学法”一文中将地理学分为10门分支学科，其中就将历史地理学与地球物理学、地文学（自然地理学）、气候学、水理学（即水文学）、海洋学、生物地理、人类地理、经济地理、政治地理并列。

“历史地理”的概念确立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沿革地理”的概念并没有被取代。民国时期，一般仍习惯性地将它称为“沿革地理”。《禹贡学会简章》第一条开宗明义提出：“本会以集合同志，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8]《禹贡》杂志发刊词写道：“我们是一群学历史的人，也是对于地理很有兴趣的人”，“《禹贡》是中国地理沿革史的第一篇，用来表现我们工作的意义最简单而清楚，所以就借了这个题目来称呼我们的学会和这个刊物”。[9]这是1934年的情况。此时《禹贡》的英文名亦被直译为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从1935年起，《禹贡》杂志的英文译名订正为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应该说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变化，然而此后沿革地理这一概念仍在史学界顽强地存在。

图1⁃3　侯仁之

在这中间起到了关键作用的是侯仁之教授（图1⁃3）。他193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留校工作；1946年赴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师从现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的达比（Henry Clifford Darby）教授；1949年以《北平的历史地理》论文获博士学位，同年9月27日回到国内。早在留学英国期间，他就投稿天津《益世报》，介绍他了解到的历史地理学思想。1950年春，教育部颁布的大学历史系选修课目中仍列有“中国沿革地理”这一传统课目，他在1950年撰写了“‘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1］，大声疾呼该课程应更改为“历史地理”，这才引起社会上的普遍重视。直至1953年院系调整，“中国沿革地理”课程才终于消失。

侯仁之在该文中指出，以往各大学中关于“中国沿革地理”的讲授，主要是讨论中国历代疆域的消长和地方行政区划的演变，这些问题在一个专修中国历史的学生看来，也许是重要的，但除此之外，还有比这更重要的问题，那便是对过去地理状况的复原。针对之前有人把“历史地理”和“沿革地理”两个名词互相混用，以为二者没有分别，侯仁之指出：“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现在我们不应当再让这样的错误因循下去了。同时在大学历史系中所列为选修课的‘中国沿革地理’，也应尽早改为‘中国历史地理’，其内容不以历代疆域的消长与地方政治区划的演变为主，而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为主，这样应该从先史时期开始，举凡每一时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变迁，如气候的变异、河流的迁移、海岸的伸缩、自然动植物的生灭移动以及地方的开发、人口的分布、交通的状况、都市的兴衰等，凡是可能的都在讨论范围之内。”

按照侯仁之的观点，将“沿革地理”改为“历史地理”，不应该单单是换汤不换药的名词上的更改，而“必须是从根本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上把这门课程彻底改造过来”［1］。也就是要从历史的立场转变为地理的立场。

侯仁之的这一观点，为历史地理学学科概念（亦即学科性质）的归属定下了基调。1951年10月，《地理知识》刊载苏联历史地理权威B. K.雅尊斯基的论文“马克思主义历史地理的目的和任务”的中译稿，该文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史为中心，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地理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四个部分［2］。这又为历史地理研究的进一步专门化作了张目。

1953年，史念海编纂了第一本中国历史地理教材。该书当时只出了打印稿，后来到80年代又加以大幅度补充、改写，于1991年公开出版［3］。但这一工作的开发，标志着中国历史地理的学科概念已基本上形成。

1961年11月28日，中国地理学会在上海召开学术讨论会，其中有一场历史地理专业学术讨论会。在会上，中国地理学会宣布成立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这个二级学会的成立，成为历史地理学发展过程中又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如果说禹贡学会的成立标志着历史地理的科学概念由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转变，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则标志着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由以往的历史学本位开始向地理学本位的转型。此后，特别是1979年以后，历史地理学界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学术活动，都是在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的引领下开展的。

就在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成立后不久，侯仁之发表论文“历史地理学刍议”。该文首先阐述什么是历史地理学、为什么要研究它，然后从历史地理和沿革地理的关系说起，着重分析野外考察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这篇文章强调“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4］，并且对于地理学思想方法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意义，较之以前的论述又深入了一层，发表后对学术界影响极大。1978年，侯仁之又在北京大学建校八十周年“五四”科学讨论会地理系分会上作了题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的学术报告［5］，结合当时正在开展的一些具体工作，进一步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1979年，他将单篇论文结集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6］。此书主要包括历史地理学的理论探讨、沙漠的历史地理考察、城市的历史地理研究三大部分，堪称中国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的奠基之作。

侯仁之的意见获得了学界的广泛认同。1982年，谭其骧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一文中指出，历史地理学和现代地理学在研究对象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后者以研究现代的地理现象为主（有时当然也要追溯到过去），前者以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为主（有时也要联系到现在）。因此，他认为：“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很明显的。”［7］史念海也于1981年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创刊号前言中写道：“在以前的悠久年代里，这门学科只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自它成为一门现代的科学以后，虽然仍可以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实际上却已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8］

由于历史地理研究过程中离不开历史学的资料和方法手段，因而也有人认为它是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黄盛璋于1964年发表“论历史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一文，提出：“历史地理学虽然是地理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就其学科关系或特点而论，它却是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科学。”他还援引苏联学者的看法说：“这一看法在国内外都有人提过，例如苏联萨乌什金教授在《经济地理学导论》中写道：‘历史地理学是把历史学和地理学联系起来，处在两者之间的过渡性科学’。”［9］

针对这种看法，史念海后来在其公开出版的教材《中国历史地理纲要》第一章绪论中用了三节篇幅展开讨论。先是正面阐述“中国历史地理学为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承认“中国历史地理学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之后仍单列一节“中国历史地理学并非边缘科学”。他认为：“作为边缘学科应是具有有关的两门学科的相应部分。中国历史地理学只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及其有关的问题，而不是研究历史演变的问题，因之，它是属于地理学的范畴，而不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不应以它的名称是历史地理，就以为属于历史学的边缘，同时也属于地理学的边缘”［3］。

经过侯仁之、谭其骧、史念海等学者的共同努力，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历史地理属于地理科学的看法在学界已经形成共识。此后，随着科研队伍的壮大，历史地理的研究日益专门化，学术前沿转移到各个分支领域的开拓创新，学科的性质、任务、归属等概念问题不再成为一线学者的讨论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