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的沿革地理研究范式

沿革地理是中国传统的学问，主要是研究历代疆域政区沿革情况及河流水道变迁，而又以历代政区沿革为核心。

沿革地理的研究范式是从《汉书·地理志》开始的，二十四史中有16部地理志（或称为《郡国志》、《州郡志》、《职方考》），唐宋以后又出现全国性地理总志如《元和郡县图志》、《元丰九域志》、《太平寰宇记》、元明清三代《一统志》等。

历史地理一个核心理念是要讲时空序列。研究政区，既要讲清楚纵向（每一个政区随时间）的变化，同时还要讲清楚横向（同时并存的其他政区）的状况。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立体的认识。传统的沿革地理学成果虽然很多，但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其中最根本的就是缺少时空序列的观念。

沿革地理着重揭示单个政区前后沿（沿袭）革（变革）的纵向变化，其时间精度有可能精确到某年，甚至某月。比如，某郡某年某月置、某年废等，但不强调空间序列，不在意政区的横向状况。16部正史地理志以及历代地理总志的记载形式，都是先列出全国的政区状况，然后对单个政区的历史逐一进行梳理。因此，虽然我们可以了解到单个政区的历时性变化，但对于某一特定时间层次上同时并存的全国政区状况则并不清楚。16部正史地理志及地理总志按理至少每部可以提供一个时间断面的政区状况，即其文中开列的各级政区名目。但实际上，各正史地理志与地理总志对断限一般都不够重视，开列各级政区名目时往往将前后不同年代的建制混于一篇，相去数年或数十年，甚或达百余年。具备常识的人都知道，政区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即政区具有时效性。

在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问世以前，中国人绘制的所有历史地图都是没有严格时效观念的（图3⁃1）。就是在“文革”期间推出的该图集的内部发行本（1974年）中，还出现了为显示唐朝的强盛而故意将其未曾同时拥有的东西部疆域拼入同一图幅的局面。这可以反映中国人对于历史政区时效观念的整体水平。在相关的学术研究中，由于忽略政区时效而令人啼笑皆非的例证可谓俯拾皆是。例如，1974年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地图出土之后，为研究该图所牵涉的长沙国问题，竟有学者直接利用《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事实上，《汉书·地理志》中所载已为西汉末年，疆域不及汉初之半。

图3⁃1　杨图样张

清中叶以降，在乾嘉考据学的潮流中，很多人热衷于考证某代的“地理志”，或补写历代正史中所缺的某代“地理志”（或曰“疆域志”）。那样的工作用现在历史地理学的眼光来看，意义很有限。历代正史地理志尽管编修质量不一，但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当时的原始版籍为依据，这些资料一般多少能反映出某个时间的政区时效。尽管正史地理志在编修过程中史料来源不一，存在着资料拼凑的现象，由此也使得正史地理志断限很不严格，但这与完全没有原始资料、不顾政区时效是两码事。清代以来的若干补志，带有研究或资料整理的性质，但在政区时效观念上较之16部正史《地理志》，不仅没有进步，还有倒退。这些补志的基本路数是从相关文献看到某一朝代的政区，便将其列入。结果就是很多并不同时存在的政区在地理志中并存，志中所反映的政区面貌实际上从来没有存在过。

这样一种范式，对于了解历史地名来说，基本上够用。但要就其中的地理问题加以探讨，传统的沿革地理学根本不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