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植被与动物变迁

植被与动物是地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全新世以来天然植被及野生动物分布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受日益增强的人类活动的影响。在这个研究领域内，中国连续的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孢粉资料为我们研究过去的动植物资源状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使得我们能大体复原这一时期从典型区域到整个中国的植被及诸多大型野生动物的分布变迁，并具体分析人类活动对野生动植物分布的影响。

（一）植被变迁

历史自然地理中早期关于植物分布的研究，和气候变化的研究密切相关。文焕然是这一领域的开拓者。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注意研究柑橘、荔枝、竹等经济作物的变迁，从中探讨与气候变化的关系［98］。陈桥驿也较早注意到森林变迁及其影响，并开展了对宁绍平原的研究［99］。70年代中期，两人开始承担《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历史时期的植被变迁”一章的撰写。之后文焕然又做了大量的研究，讨论了全国范围及内蒙古、宁夏、青海、新疆、两广南部、湘江下游、海南等地区范围的森林变迁［100］。随后，他又与何业恒合作撰写了“中国森林资源分布的历史概况”等系列论文对中国森林的分布及变迁进行了概括［101］，开启了中国植被变迁的研究领域，并奠定了中国森林变迁的研究基础。自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一些地区不重视环境保护，导致森林资源的急剧损失，暴露出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更多学者投入到植被变迁的研究中，取得了大量的成果。

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地区曾是中国古文明孕育与发展的核心地区之一。但到近代，黄土高原的天然植被基本被破坏殆尽，成为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对于黄土高原古代植被的复原研究，和中华文明起源的环境直接相关，也为恢复黄土高原植被、有效治理水土流失提供历史的规律认识，因而成为植被变迁研究的典型区域。早在50 年代就有研究涉及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植被的变迁情况［102］。而70年代以来史念海对黄土高原植被变迁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结合实地考察与史料考证，从历史地理角度研究了黄河流域森林的变迁，撰著了系列论文［103］，后又与朱士光、曹尔琴撰成专著［104］，比较详细地复原了整个黄土高原古代植被面貌及3000年来的变化过程。他们指出，至少在两周时期，黄河中游西北部是草原地带，而从渭河上游或更西的地区开始，一直到下游各地，则是森林地带。森林地带中间有若干草原，而草原地带中也间有森林茂盛的山地。黄土高原及中国北方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是不合理的开垦、过度的耕种、森林植被的毁灭。王守春进一步研究了黄土高原原生天然植被的地域分异、性质与变迁，以及历史时期黄土高原人口、土地开发等人文因素对植被的影响，提出古代黄土高原塬、梁、峁上的原生天然植被为疏林灌丛草原，而在山地和谷地则以森林为主，与草原的界线在今岱海、府谷、榆林、靖边一带［105］，进一步完善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

全国性的森林植被变迁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凌大燮专文讨论了中国森林资源的变迁，指出从古代到现代，由于人类活动日益强烈，总体上中国森林的损失是不断加剧［106］。龚高法等探讨了中国东部气候带的变动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107］。史念海、朱士光等分别撰文对全国性的森林分布变迁进行了进一步探讨［108~109］。樊宝敏亦利用回推法对4000年来中国森林覆盖率的变化作了初步量化的估计，并探讨了影响森林变迁的重要因素［110］。何凡能等以史料为依据，结合现代清查资料，通过对森林变迁趋势的把握，重新校订了1949年和1700年的前人估算数据，利用回推法以省区为单位估算了每50年的森林面积及覆盖率，分析了300年变迁的时空特征［111］。近年的研究中，何凡能等以历史时期东北地区和西南地区为例，采用了网格化模型重建历史时期的森林空间格局，使得历史时期森林覆盖的空间格局更加清晰［112~113］。

同时，与人类关系密切的特定天然植物种群或经济栽培植物种群的变迁研究引人注目。有文焕然对华北地区经济栽培竹林的研究［114］，蓝勇对西南地区特色经济栽培植物种群进行的多种个案研究［115］，涉及楠木、荔枝及多种热带亚热带作物。这一研究将人与植物的关系研究推进。人类活动引起的植被变化研究广泛产生。人类日常生活如殡葬、燃料等对于木材的消耗［116~117］，矿业开发对植被的破坏［118］，垦殖破坏植被对于石漠化的影响［119］，以及造林等人类响应措施对于植被恢复的作用［120］。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植被地理空间分布的认识，以及人类活动对其的影响方式。

（二）动物变迁

历史自然地理中系统的动物地理研究虽然起步相对较晚，但中国历史文献中保留有大量野生动物活动的记载，历史地理学者利用这些记载做了大量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1976年，文焕然研究整理了历史文献中关于我国南海诸岛动物的记录，证明了我国早期记录、开发、利用动物资源的概况，成为历史时期动物研究的发端之作［121］。此后他展开了对珍稀、濒危或灭绝不久的野生动物分布变迁研究，撰写了多篇学术论文，对自然环境中的海洋动物、扬子鳄、孔雀、鹦鹉、亚洲象、大熊猫、野马、野驴、野骆驼、长臂猿、犀牛等濒危或已灭绝的珍稀动物的地理分布与变迁状况进行了梳理，并对影响他们变迁的诸因素进行了探讨［122］。

继文焕然之后，另一位在该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是何业恒。何业恒系统收集和整理了中国历史文献中有关珍稀动物的记载，经过多年不辍的工作，撰著了湖南和全国的珍稀动物历史变迁丛书六部［123~128］，该丛书对我国多达165种野生兽类、鸟类、爬行类、两栖类、鱼类等珍稀动物在人类历史时期的地理分布变迁及其迁徙或灭绝历程进行了逐一论述，绘制有121幅动物分布地图，汇成了一套蔚为壮观的“中国珍稀动物历史变迁图谱”，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变迁的原因。这为中国历史动物地理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因此，何的研究被称为“奠基性”的工作（图2⁃14）。

图2⁃14　历史动物分布变迁

（何业恒：《中国虎与中国熊的历史变迁》，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4页）

近年来，随着科研领域的不断扩展、交叉，很多工作开始注意到动物与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动物种群的变迁过程和影响因素研究引起人类社会的广泛关注。于是，动物变迁研究有了新的发展。传统的动物种群地理分布变迁研究取得了许多新成果，陈伟明等人对韩江流域鳄鱼的灭绝提出了新的认识［129］，李玉尚的工作开拓了海洋经济鱼类的分布研究［130］。而曹志红的系列研究则进一步深化了对老虎种群分布及与人类活动间关系的认识［131~133］。文榕生的专著《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对于推动人类活动影响下珍稀野生动物变迁的研究亦有推动［134］。生态环境变迁和环境史视角下的动物研究主题增多，由侯甬坚领导的团队的工作是其中的代表［135］。张伟然主持完成了“历史时期野生动物数据库建设”项目，以何业恒的卡片资料为基础数据（以方志中的“物产”记录为主），建立起可以查询的ACCESS数据库。这是目前第一个历史时期野生动物数据库。问题与方法上的进步，为历史动物地理的研究拓展了新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