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日月楼——人世沧桑的见证

日月楼中日月长

上海解放前，有不少人往尚未解放的地区逃，甚至逃到国外。我们却在爸爸的安排下反而“逃”进来。不过全家尚未团聚，还有华瞻哥去美国留学未归，宝姐在尚未解放的厦门教书。爸爸写了长达十页的信寄给华瞻哥，在信中详述家人近况，热烈赞扬新社会，歌颂解放军。爸爸要求华瞻哥看过这封信后转给在厦门的宝姐。谁知这封信差点害了宝姐。宝姐后来告诉我们说，有人透露给她听：这封信转到厦门后，被特务机关截获，拍成缩微照片存档。当局打算逮捕我大姐，只因经办此事的人同情教育界，才改为暗中监视她。

刚解放时，国民党飞机屡屡侵犯上海上空。我们住的地方附近工厂较多，经常成为轰炸目标。爸爸在上海艺术师范任教时的学生（后来又成了开明书店同事的）钱君匋创办的万叶书店，位于安全的卢湾区。他担心老师的安全，邀请我们到那里去住。这年的7月4日，我们就搬进了南昌路43弄（临园村）76号，住在二楼。汉兴里的房子，后来以“小黄鱼”顶了出去。

爸爸稿费收入多起来，口袋里的钱又要“哇哇叫”了。爸爸想另外“顶”一处环境较好的房子。爸爸和宝姐商量，宝姐问爸爸顶房子要多少钱，钱是否已有准备。爸爸支吾地说：

“顶费六千块钱……”

“那你是否拿得出？”宝姐知道爸爸在钱的事上不会打算，17年前，次日要逃难了还没准备好钱，全靠子女们把压岁钱凑起来才够开支。爸爸说：

“我可以借内债。一吟有稿费，你妈妈有私房钱，还有华瞻，在美国待了几年回来，总有点钱吧。”

宝姐听爸爸说是要东借西凑，便反对顶房子。

爸爸不大开心地对我说：

“你宝姐反对我顶房。她一向是个做事稳健的人。我还是想顶。”

作为爸爸未来的“债主”之一，我没有反对。

于是爸爸不听宝姐劝告，还是托人觅屋。有一次，一位姓沙的女士做中介，帮我们在陕西南路39弄内找到了一幢房子，就在进弄第三家，门牌93号。即将最后谈妥时，我和满娘就到那附近去“观察”。

“啊，这里斜对面就是米店、药房，还有花店！”

花店对我们来说是从未见过的奢侈店。

“喏，还有小吃店，淮海路口还有这么大的食品商店、水果店、专卖收音机的商店和银行！方便极了！空气又好！”

那地带原是英租界，比四马路“洋”多了。我们两人好像到了外国似的兴奋，回家一一比划给爸妈恩狗他们听。

可是，正当大家欢喜雀跃时，爸爸却病了。病得不轻，是肺结核加肋膜炎。我也曾于1950年7月患过肺结核，可见福州路的房子空气污染实在太严重。

爸爸住了医院，抽了积水。房子已付了顶费，只待我们搬进去。怎么办呢？

“这样吧，一吟你和恩狗先搬进去，我和你妈妈等我病好了再搬。”爸爸在病床上无奈地对我说。

1954年9月1日，我和恩狗搬进了一生从未住过的西班牙式小洋房。前房客叫董太太，带着一群孩子搬到了自建的三层阁楼上，一楼二楼全让了出来。她丈夫在印尼。她怕丈夫有外遇，所以顶掉了房子马上就要动身去印尼。这房子她已住了多年，对门前的一草一木都有感情。

“这木桃是我亲手种的。还有这山竺、这紫荆……你们可要保护好啊！”好像托孤似的。

那天晚上，我和恩狗决定吃一顿洋晚餐——麦片加糖，那时视这为珍品。我下厨。煮好端出来，恩狗马上开始吃。

“啊呀！咸死了！”

“什么？！”

我恍悟：原来我放糖时错放了盐！那时我们爱吃糖，不像现在忌多吃糖。所以我还特地多放一点。

次日，我们到后门口去刷牙。啊，蓝色的天！绿色的树！红色的瓦！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去医院看望爸爸时，把自己美好的感受讲给他听。爸爸憔悴的脸上出现了笑容，但还是有几分担忧的样子。

“爸爸病快点好，早点来住吧！”我们安慰他。

爸爸总算出院了！进门后第一句话是：

“一吟！你宝姐的话是有道理的。我在医院里常想：这次如果我出不了院，就此走了，留下你们和这房子怎么办！”

“爸爸别说这样的话，你是吉人天相，不是平安地出院了吗？这里环境真好啊！”

爸爸先不上楼，把床放在楼下，我也在楼下陪他。

我把新屋的情况一一描述给爸爸听。爸爸能起床走动时，我们就让他搬到二楼去睡。他看到那室内阳台不仅有南窗，还有东南窗和西南窗，阳光充足，很高兴。晚上又发现上面有天窗，皓月当空。

“好一座日月楼！”爸爸不禁脱口而出。

接着，爸爸似乎又在思考什么。忽然说：

“日月楼中日月长！”

“这好像是一句诗。”我顺口说。

“不，应该是一副对联的下联。那么上联呢……”

爸爸苦苦思索，没有想出合适的上联。他把这事告诉了郑晓沧先生和马一浮先生。郑先生为他撰了上联“琴诗影里琴诗转”；马一浮先生为他撰了“星河界里星河转”。爸爸把这上联告诉了郑晓沧先生，郑先生也大加赞赏，说“星河界里星河转”宏伟壮丽，并表示自愧不如。于是爸爸决定用马一浮先生的，并请求马先生书写。马先生那时住在杭州，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长。他毕竟是大学问家。

爸爸自己写了“日月楼”横批，和这对联一起裱了，挂在阳台上。从那时开始，爸爸在日月楼度过了21个春秋，不算短。遗憾的是后九年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浩劫！不过，这前12年毕竟是幸福快乐的。

日月楼鼎盛时期

有了这么宽大的房子，住在外面的宝姐先姐和她们的孩子们、故乡的亲友们都经常来玩。家里到了星期天常常很热闹，甚至星期六的晚上就有外孙来住宿。（那时每周只有星期天休息一天。）

楼下的家具基本上都是前房客董太太留下来的，在我们看来是豪华至极。那吃饭的桌子本来已够大的，还可以拉开来在中间加板。外甥们常在这里打乒乓球。据外甥杨子耘回忆，他们几个还坐在三楼楼梯上借助打过蜡的滑力滑下来，滑到二楼转个弯，一直滑到底楼，大人们也不加干涉。只有爸爸午睡时妈妈才喝住他们，那时他们就乖乖地一声不响了。

我们隔壁92号张家的两个女孩也经常参与玩耍。其中小的一个叫萍萍，后来我认了她做干女儿的，也常来宿。我还像在遵义时那样当孩儿王，她们都住在我房里。

爸爸爱孩子，是众所周知的。但他不是仅仅爱自家的孩子，他爱普天下的孩子。邻家的萍萍和她的姐姐芳芳常来我家，爸爸都喜欢。那时我家已托姐夫民望哥买来了一架旧钢琴（新钢琴是买不到的）。弹琴的主要是我弟弟，但我有时也在琴上弹弹单音的歌曲，教芳芳萍萍唱歌。有一次我教她们唱李叔同先生的《送别》，唱到“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时，爸爸在一旁微微叹息。歌唱完后，爸爸说：

“一吟，你教孩子唱‘知交半零落’，不大好。”

“可是这首歌实在好听啊！”我无奈地说。

“让我来把歌词改一下，改成适宜孩子唱的。”

爸爸说改就改。第二天我再教她们唱时，歌词已变成这样：

星期天，天气晴，大家去游春。
过了一村又一村，到处好风景。
桃花红，杨柳青，菜花似黄金。
唱歌声里拍手声，一阵又一阵。

爸爸写通俗的文字最拿手。这歌词，我用不着解释，两个孩子一唱就懂。

爸爸还为芳芳萍萍选一个曲子填了一首歌词：

今朝夜里好月亮，芳芳萍萍去白相。
走到门口马路上，碰着隔壁丰娘娘。
正好有部微型车，停在陕西南路上。
三个人连忙上车去，到外滩去看月亮。

我们用上海话唱，更是顺口。

有一次，爸爸和我带了小冰（先姐的儿子宋雪君的小名）和萍萍去西郊公园（后改称动物园），回来时公交车排队长得转几个弯。我们不耐烦排，就开始步行。萍萍走不动时由我背她。走得肚子饿了，却买不到吃的。只见一家炮仗店。爸爸说：炮仗也可充饥啊！说着，他就去买了一串鞭炮，把串绳拆散成一个个炮仗，用他随身带的打火机点燃了放。边放炮仗边走路，果然忘了饥饿。后来终于搭上了公交车。总之，和爸爸在一起，苦中也会作乐。

不仅孩子们热闹，到了周末，上午爸爸照例有几位固定的客人来访。朱幼兰先生（当时在中学工作，后来任上海佛教协会副会长）慕爸爸的名，设法打听到了地址，以后一直是周日的座上客，如今我还和他的儿子显因有来往。朱南田先生（酱园的职工）也经常来，他对《护生画集》做了很大的贡献。我和恩狗借用白居易《琵琶行》中“大珠小珠落玉盘”一句的谐音，称他们两人为大朱（珠）先生、小朱（珠）先生。重庆认识的蔡介如先生也经常来访。后来我进了文史馆，和他同馆，经常相见。爸爸去世开追悼会时，是他代表生前友好致辞的。不过如今也已和爸爸作伴去了。

胡治均先生更是每周必到的座上客。不是周末他也会来，直接到楼上坐。他要学画，但爸爸不赞成他学，他和我一样，是爸爸去世后才正式学画的。爸爸只是教他读古文，以提高他的文字修养。

在日月楼，曾举办三次做寿的庆典。1955年妈妈（徐力民，又名寿珠）六十大寿、1957年爸爸六十大寿和1965年妈妈的亲妹妹我们叫她“联阿娘”的（徐警民，又名联珠）六十大寿。每次做寿都很热闹，家属和亲友都来欢聚一堂，并照例由我摄影留念。

此外，新朋旧友到日月楼来访问的，也络绎不绝。到了周末，爸爸总是在楼下的时间多，省得一次次下楼上楼。

住楼房有住楼房的不方便之处。楼下有什么事，必须跑上跑下。一天要吃三顿饭，还得上楼去通知。有一回，兰州客送来一只精美的摇铃。我们就用这铃来报告吃饭的消息。

“丁零零零！”

“噢，吃饭了！我们下去吧。”

我和爸爸便放下手头的工作，下楼吃饭了。

“我们成了‘钟鸣鼎食之家’了！”爸爸高兴地说。

我马上想起了王勃的《滕王阁序》，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每年到了除夕，更是热闹非凡。兄姐们都带着孩子来父母家，一起乐到夜半才回去，有的干脆留下来住宿。晚上，家里的电灯全部开亮。

除夕玩儿的花样可多了！吃了年夜饭之后，由我和姐姐们商量，安排种种节目。最初是唱歌。我把要唱的歌抄在大纸上挂起来。我们唱李叔同先生配词的《送别》，唱大家都会唱的20世纪30年代歌曲如《毕业歌》之类，也唱种种革命歌曲。

歌一唱完，人心就齐了，不再分散注意力。接着就做种种游戏如击鼓传花之类。游戏中自然夹着受惩罚的人的种种表演。此外还有猜谜等等。出谜语的大多是宝姐，猜出的人可以领赏。还有一种游戏是“猜句子”。例如“少小离家老大回”，让七个人各记住一个字，然后把本来被关在外面的猜的人叫进来，由他向七个人依次随意提种种问题。例如问：“你是几点钟起床的？”那人回答：“我从少年时候起就是7点钟起床的。”这句中就嵌进了“少”字，不过很容易暴露。那人有时还没问完七个人就猜出来了。

还有一个节目是拿“除夜福物”。这种游戏抗战时期在遵义时，爸爸就教我们做了。日月楼时玩得更痛快，因为人多，而且钱也多了。虽然规定数额，常有人超额。爸爸的那份更是丰盛，有时还买使人意想不到的东西，拆开来一看，大家哈哈大笑。

可是，情况渐渐不妙。有一次，里弄的工作人员来关照：为了表示邻里团结，要我们把门口小院子的三边竹篱笆全部拆掉。好端端的竹篱笆为什么要拆呀？我们心里实在想不通。可是那时的人都已被训练得很驯服，谁敢反抗！于是牢牢的篱笆就在我们自己手里变成了一捆捆的小竹条。

到1965年的除夕，情况就更令人不解了。正当我们欢欢喜喜、热热闹闹唱歌的时候，后门铃声响了，进来两个警察，说是“来看看”。好煞风景啊！警察走后，我们再也乐不起来了。谁也没料到，接下来就刮起了“史无前例”的一场风暴！

“日月楼”只剩一半了

凡是被斗过的人家，总会受到里弄和房管处的注意。

有许多消息传来，说里弄这家被“扫地出门”了，那家的主人被斗后自杀了，还落了个“畏罪自杀”的罪名，等等。

我们心中惶惶不安，等待着大祸临头。

担心的事很快就发生了。白天有人敲我家的门，还敲得杀气腾腾。我正在楼下客堂里，赶快去开，这种人得罪不得啊。

“快去房管所一趟！”那人好像赶任务似的，说完就走。我们的房管所就在后面长乐路茂名南路口。我对爸妈说了，马上就要动身。

“我们不会被‘扫地出门’吧？”爸爸担心起来。

“不会！”我装作很有经验的样子安慰他，“你又不是资本家，不属‘地富反坏右’。”

所谓“地富反坏右”，是“文革”前就有的名称。那时人们都以为地主、富农和不法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真的全都是坏人。“文革”后，又加入了什么“叛徒”、“特务”、“走资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臭老九”（指知识分子）等莫名其妙的另外四类。当时我说：

“只有‘地富反坏右’才会被扫地出门。我们不会的。爸爸还没有定案呢！”

“嗯……”爸爸将信将疑地应了一声。

“那位负责的苏同志上了点年纪，人很和气。一吟你给他说几句好话，他会……”

“知道，知道！”我没等妈妈把话说完，赶紧出门去了。一路上满肚子心事，筹划着到了那里该如何应对。

到了房管所，人多着呢。主持人不是苏同志。

“坏了，”我这才想起来，苏同志已上了年纪，快退休了，“这下糟了！”

一个很凶的年轻人正在呵斥被叫来的人，责令他如何如何。有的人回答时强词夺理，有的人则苦苦哀求，看来都没有什么好下场。我心里想：太平点算了。强词夺理会使对方反感，苦苦哀求非我辈所愿。抗战时我们什么苦头都吃过了，只要不扫地出门就行。

终于轮到我了。那个年轻人见了我，二话没说，开口就下令：

“你父亲被批斗，大字报都贴到街上来了。你们一家人住那么多房间，快把一楼和三楼统统让出来，还有亭子间。你们一共才三个人，加个保姆也才四个人。二楼还不够住吗？对了，厨房后面的小平房也让出来！”他看见我要说话的样子，赶紧接着说，“怎么？你要是不服气，我们就把你家的沙发都往外扔！”

“没希望了……”我只好乖乖地退出，让后面一个人上来听他训话。

我垂头丧气地走回家来。一进门，爸妈马上问：“怎么样？”我几乎要哭了。得知详情后，妈妈叹一口气说：“光是让楼下倒也罢了。三楼也叫我们让出去，住进来的房客不是要从我们二楼经过吗？还有厕所、浴室，不都要和我们合用吗？”

我默默地望着爸爸，没出声。爸爸慢吞吞地说：

“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只要不赶我们出去。住进来的也都是人，只要我们对他们好，人家也会通情达……”

爸爸说到这里，词语含糊了。想必是记起了批斗他的人不属于通情达理的。

我在房管处也没问一楼和三楼该什么时候让出来。这一天，大家都懒洋洋的，没有马上动手处理室内的东西。

第二天，苏同志忽然光临我家。爸爸接待他，我们都在一旁陪着，想听听他带来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看他那尊敬我爸爸的样子，不会是坏消息呢。

“昨天他们对你们的房子问题，是过分了一点。没办法，年轻人造反的劲头大，况且他们不知道你是高级知识分子，是知名人士。我和他们谈了一下，让是总归要让的。这样吧，三楼免了，留着你们自己用，方便些。其他还是要让的。不过，老先生，你们慢慢来，不必那么急的。”

我们听到这里，心里落下了一块大石头。三楼不让，太好了！

苏同志临走前又说了些闲话，显然带着对爸爸敬仰而又不敢太显露的语气。

“这是个好人！”爸爸送走他后说。

“我们全亏他！”妈妈感激地说。

接着，我们就考虑如何处理楼下的家什。小间原来只是放一个石磨（我们一直管它叫“磨子间”），把磨子搬出来就行。亭子间是英娥阿姨住的，请她搬上三楼，也比较简单。倒是楼下客厅和吃饭间里，有前房客董太太留给我们的很漂亮的洋式家具，什么沙发呀，吧台呀，大菜台呀，怎么办呢？

房管所的人虽然气势汹汹地勒令我们退了房子，后来倒也不来催我们出空。苏同志显然是知道内情的。我们也就拖着。不过，从那时起，我们生活都已集中在楼上，任楼下空着。

如今根据一些发票，我知道我们开始卖家具的日子是1966年10月29日。这一天，找一家旧家具店上门估价，卖掉了四件家具：一只柚木大菜台连两块柚板，55元；一个柚木长橱，40元；一个玻璃橱，35元；八只椅子，40元。羊肉当狗肉卖了。第二次卖家具是在1967年8月。除了卖去剩下的家具外，沙发也卖掉了。两个月后，最后一件大家伙——惠纳85键钢琴，终于也卖掉了。扣除修理费后净得278.30元。记得卖钢琴时爸爸有点难过。这是他为最疼爱的幼子新枚买下的。如今卖掉了钢琴，再也听不到他弹琴的声音了。

就这样，给我们带来了十多年欢乐的“日月楼”，只剩下一半了。

日月楼中的邻居

家里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可以说些私房话。我们家的房子让出了以后，好一阵子没人搬进来。可是有一天，楼下忽然闹哄哄。我走到楼梯口张望一下，乖乖！一群造反派闯进了我家。不过，他们不是冲着我们来的，而且也不算很嚣张。他们进了空荡荡的客厅，喧哗了一阵子，静了下来，好像在听一个人说话。

我们以为他们暂时进来一下就走的，岂知就在这里驻扎下了。不知他们从哪里打听到我们楼下空着，就擅自进来住。后来才知道这是建工队的一支造反派，把我们楼下作为一个据点。

他们中有几个人常要到楼上来上厕所，这对我们是一种威胁。妈妈很担心爸爸的安全。

“一吟，你去说说看，能不能叫他们用楼下的厕所？”

我硬着头皮下楼去。先问清了谁是头头，谈判就开始了。我按事先想好的策略，先表示欢迎他们来我们楼下住，把紧张的气氛缓和下来。然后进入正题。我说，我们一家除了爸爸以外，都是女人，你们上楼来用厕所，多有不便。楼下也有一个厕所。如果你们嫌脏，我们可以打扫干净。对你们来说，也省得爬楼梯了。……如此等等说了一通。那头头还算通情达理，跟我聊起天来，问了一些爸爸的情况。我怀疑他们上楼来用厕所可能是想张望一下，看看名画家丰子恺是怎么个长相。这件事总算太平地过去了。有了他们在楼下，我家还平安些呢。

若干年以后，我在淮海路新华书店买书，有一个人向我打招呼。我这个人，认人的能力极差。我望着他发呆。

“你不认识我了？我是建工队的，‘文革’期间到你们楼下住过。”

“啊，想起来了！对不起，我健忘。”

彼此寒暄了一番。造反派里绝大多数人是正常的人，只有极少数是残酷的、狂妄的。

我们二楼有前后两间，前间又自己隔成东西两间，住得还算宽舒。可是有一天，来了两个不速之客——画院的造反派。他们提出要暂借我们二楼后房办公。说是暂借，谁知道住多久。

那时正好新枚和好猫在家。我至今还记得新枚瞪出了两只眼睛，脸涨得通红。我真怕他当场发作。有造反派为贴邻，对爸爸自然是极大的威胁。但我们哪敢不答应。他们看见我们爽脆地答应了，就吩咐我们清理一下后房的细软，给他们留下家具，转身下楼了。

谁知他们还没走下楼梯，新枚就大发雷霆，敲台拍桌。我们要劝住他，已来不及。那两个造反派已闻声回到楼上来。

空气凝住了。一场恶性的战争眼看就要爆发。

“怎么？对我们不满意吗？”

这时我要感谢新枚，他总算抑制住，没吭声。

但更要感谢我那聪明善良而又机灵的弟媳急中生智，马上对他们说：

“跟你们没关系。我们夫妻吵架，你们来以前我们就在吵了。他看见你们一走，就又吵了。没你们的事！对不起！对不起！”

这一席话挽救了爸爸，更挽救了新枚。如果被造反派戳穿了，他们不但要为此批斗爸爸，对新枚也决不会罢休。那个时代，只要一通知新枚单位，新枚的前途就不堪设想！

造反派一听说是夫妻吵架的继续，倒也很像，就下楼离开我们家走了。

好一个聪明的好猫！新枚的命运，就在她说了这几句话后转危为安了！

其实好猫不止一次扭转了新枚的命运。她从天津调到石家庄和新枚团圆后，新枚赶末班车（当时考研的极限年龄正好是40岁）去北京考研究生，也是她出的主意。否则，他们后来可能一直留在石家庄，无由返回江南，新枚更谈不上去香港。

说起去香港，又有好猫的一功。在当研究生的三年里，由于新枚外语好，而且懂好几国语言（英、俄、日、德、法），屡屡被派出国。其中一次竟是派到德国去进修专利。据新枚说，那时专利这一行在国内还是空白，德方提出可派人去进修，我国就派了几个对专利还不熟悉的人去，其中就有新枚。新枚学习一向认真，得了一个文凭回来，但从此就不碰专利了。

新枚夫妇回杭州后，和他一起在德国进修过专利的一个朋友从香港写信来，说我国驻香港的永新专利公司需要人才。那人就推荐高才生丰新枚。

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是新枚向计算机研究所领导提出要去香港工作，领导一口回绝。新枚是个不会转弯的人，回来对好猫说一声“不成功”就算数了。可好猫不肯罢休，她去新枚单位软磨硬缠，居然被她说成功了。所以我们总说好猫有“帮夫运”。

可是天下的事神秘难测。如果他们走了另一条路，不知后来又是什么结局。

唉！人好像真的是有命运在主宰着。好猫这一生似乎就是为新枚活着的。她患癌后，来上海治疗，我虽然照顾了她两年，总觉得还欠她的情。好猫真是标准的贤妻良母。燃烧了自己，幸福了别人。

……

我们还是回过来谈吧。后来，楼下来了新房客。

我曾保存着一张发票，上面1968年3月13日是我家卖碗橱的日子。凭这张发票，可以断定楼下几家新房客是这日子以前陆续进来的。为什么呢？只因房客中有一个复员军人很厉害，一搬进来就在厨房里贴上一张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然后指着纱橱对英娥阿姨气势汹汹地说：

“把这搬掉！现在厨房是大家共用的了，不是你们一家的。快搬掉！”

英娥阿姨唯唯诺诺了一下，连忙上楼来找我。她两目睁圆，一脸紧张，好像发生了大事。等到我弄清楚了是怎么一回事后，和爸妈商量了一下，就决定卖掉这口橱。

“那橱里的东西放到哪里去？这么多碗！”英娥阿姨显然舍不得。是啊，她已跟了我们十多年了，而且她的工作主要就是在厨房里。要卖掉这口橱，就像要卖掉她自己的家具一样舍不得。

“现在这房子里住的已不止我们一家，”爸爸晓以大义，“我们的碗橱占地方确实太多了。我们就把它卖掉吧。里面的东西精简一下。抗战时，我们到处流浪，哪有这么大的碗橱，日子不也过了吗？”

“我去旧货商店跑一趟，叫他们来运走。”

英娥阿姨听见我这样说，显然已无可挽回，只好惋惜地不声不响下楼去了。

我们在福州路时，住的房子虽然差，倒是独家独院。这里本来也是独家独院，而且房子好得多。想不到住了十几年，变成了一房四家。我们小心翼翼地对付那个穿军装的人，后来倒也相安无事。其他几家新房客都是很客气的。

爸爸1975年去世后三年我们搬离日月楼。开头几年我有事回旧居去转转时，还能看到墙上乱七八糟写着的“打倒丰子恺”之类的字。后来渐渐看不清了。再后来，院子外面装了些低低的围栏。大门上由卢湾区旅游管理办公室出面钉了一块铁牌子，上面写着“丰子恺曾在此居住”。再后来，卢湾区文化局隆重地在门口举行了一个重新挂牌的仪式（几家房客仍住在里面）。家属们也到场，弟弟还代表家属发了言。日月楼的门口又恢复了光彩。

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