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部论文集收录的十几篇文章按主题分了三组，下面说说各组文章的学术背景、概要和思路。

一

20世纪80年代前后，清开国史是清史研究的一个热点。清人从在东北一隅建国，到定鼎燕京，开创一代新王朝，用了不过三十年时间，被后人看成“奇事”。第一组主题为“满洲崛起”的文章，就是试图从满洲角度解释这件“奇事”的合理性，关注点可能更多地放在文化上。

满洲崛起之际，面临强邻逼处、战无虚日的严峻形势。《清初八旗制度》着力探讨清开国帝王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如何汲取并充分发扬满族整体意识、严明法纪、尚武精神以及权利义务相统一，特别是崇实务实的文化传统，以八旗制度凝聚和统辖国人，同化归附的蒙古和汉人，从以分散的族党村寨组织部众，到体察围猎规则编组牛录，到初编四十牛录，到创建八旗制度，再到组建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一路反复探索，备尝艰辛，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遂臻于完备。同时，满洲统治者始终把军队建设置于国事首位，伴随着对外征服战争全方位的展开，八旗兵被锻造成当时中国乃至东亚一支如日后康熙皇帝所谓“战必胜，攻必克，所向无敌”的军队。17世纪中叶清朝皇帝皇太极去世时，入主中原、统一中国可谓万事俱备，只待良机。

《“土黑勒威勒”考释》考察了已被岁月尘封的清初一种独特的科罚制度。法司在定罪量刑时，把贵族和官员“过误犯事”，如失职、怠惰、元旦大宴迟到、斋戒期间食韭、作证反复、赌博淫乱、隐匿丁口、在家中听讼等合并为一类，一律绳之以法，科罚“土黑勒威勒”。科罚时按世爵高低罚银，世爵愈高，科罚愈重。崇德三年（1638）正月刑部共审理18宗案件，受到刑罚的23名有世爵者中，13人被罚“土黑勒威勒”，可见贵族和官员“过误犯事”之类轻微违法是普遍的、大量的，刑部一概以法绳之，且平日特权愈多、得利愈多者科罚愈重，如此既贯彻了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也体现了“罚重于上”的立法精神。《“土黑勒威勒”考释》一文不止于考察这一司法特例，更重要的是由此而揭示一个处于上升时期、充满生气的民族的思维与行为方式。

《论文馆儒臣及其对清初政治的影响》一文论述努尔哈赤汗位继承人对汉族文明的态度。皇太极即位后，锐意革新，仿明制建立六部，至于六部职官设置及其职掌，并没有全盘照搬《大明会典》，而是坚持从满洲国情出发，借鉴明制，即“参汉酌金，用心筹思，就今日规模，立个《金典》出来”。当改革成为满洲继往开来的时代呼唤时，汉族政治文化无疑有借鉴价值，但皇太极以为“汉文史书，殊多饰辞”，令文馆儒臣只翻译“有关政要者”，用备观览；他并不反对读书，但读书必须“明晰是非，通权达变”，不能胶柱鼓瑟，“拘守篇章”；他一再表示不喜“空言文饰，要取虚誉”，尤其耻于“行不逮言”。皇太极与其父努尔哈赤所处形势有所不同，但二人“凡事莫贵于务实”的思想路线完全一致。

总结清开国史，满洲迅速崛起，究竟靠的是什么？答案可能多种多样，清入关后第三代皇帝雍正提要钩玄，给出的回答是：“我朝龙兴，混一区宇，惟恃实行与武略耳。”“实行”“武略”，只有两个词、四个字，且“实行”置于“武略”之上，尤其耐人寻味。雍正所谓“实行”，指的是崇实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继之以躬身践履为认知的归宿。“实行”，实际是从哲学的文化的高度对满洲崛起的最大优势和根本经验做了精辟概括。

以上几篇文章从满洲角度彰显了清人发祥岁月的辉煌，《刘兴祚论》一文则把关注点切换到另一历史维度，透过这位自称“汉人金官”的传奇人物在民族危难时刻的人生抉择，揭示满洲“神武开基”黑暗的一面。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前十年，居住在辽东开原的年轻士子刘兴祚流落到了边外的建州女真，努尔哈赤“爱其才，待如子”，并给他起了一个满语名字“爱塔”。1621年金军占据辽东，爱塔积功至副将，地位仅次于施吾里额驸佟养性、抚西额驸李永芳，成为金国汉官中第三号显赫人物，明廷曾悬“除荆州刺史，给银万两”重赏购求这个民族败类的头颅。

随着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迅速激化，爱塔泯灭已久的民族意识开始苏醒。

1621年七月，镇江汉民与明将毛文龙内外呼应，袭取镇江，捕杀金国游击佟养真等多人，努尔哈赤随即派兵屠杀镇江汉民，幸存的一万二千人全部没为奴隶。以镇江屠城为起点，努尔哈赤对汉人的民族压迫越来越残暴，而辽东汉人反金的敌忾情绪也越来越激烈。五年后，努尔哈赤竟下令屠戮辽东仇金的汉民，绅衿首当其冲，酿成一场时称“杀秀才”的惨绝人寰的浩劫。劫后余生的汉民，被全部强制编为庄屯，分隶八旗，给诸贝勒、大臣为奴。残酷的现实震撼着爱塔的良知，当面临善与恶、是与非、顺与逆的抉择的严峻时刻，他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人生价值，并沉着地寻找机会报效明朝。他屡屡暗中通书时为宁蓟道的袁崇焕，表白自己“心在明朝，寝食不忘”，又将金兵两次入关杀掠的机密情报，遣人密送袁崇焕。1628年冬，兴祚设计诈死逃出严密防范的金国，投往明廷开镇朝鲜皮岛的东江镇。向崇祯帝承诺五年复辽的蓟辽督师袁崇焕，对从敌人营垒中倒戈回归的兴祚寄予厚望。1629年秋末，兴祚等渡海抵锦州与崇焕议事，而崇焕因金军从喜峰口突入，已先行驰援京师。十二月初，崇祯帝突然逮蓟辽督师袁崇焕下于狱，都下哄传崇焕与金密有成约，千里入援的目的是引敌胁和！五年复辽成了泡影，兴祚决心喋血疆场以成归正初志。1630年农历正月初二夜，皇太极侦得兴祚行踪，竟放弃唾手可取的永平城，连夜部署精兵猛将擒杀这个满洲的叛逆。兴祚突遇敌骑数千，杀敌无数，中流矢阵亡。皇太极闻兴祚死讯，乃命将其尸当众剖胸裂肠，快泄其愤。

历史是胜利者写成的。明清易代之后的官修史书，找不到刘兴祚的传记。今天，中华民族内部骨肉相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历史应该给刘兴祚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不仅是为他个人，更重要的是，须要完整再现那段令人一唱三叹的历史。

二

第二组文章主题是“康乾盛世的成就与隐患”，重点在检讨清代政治体制。

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一般名之曰“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其皇权至尊地位虽始终如一，而政权中枢职官设置、职掌及权力运作机制，自秦汉以迄清亡，流变纷繁，未可一概而论。其间明太祖朱元璋打出复古旗号，一举废弃通行千年的分寄大权于宰相的汉唐旧制，是为中国君主专制集权政治体制演变的一大关键。但明太祖朱元璋高标的“事皆朝廷总之”，即皇帝独揽朝政，经有明二百余年的政治实践不仅彻底落了空，还闹成了晚明天子懒政、阉宦窃权、阁臣狼狈、言路嚣张、朋党乱政，以致国势陵夷的乱局。直到清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皇帝，历经百年才真正实现了所谓“乾纲独断”。

与皇帝摆脱一切羁绊和制约、皇权扩张到空前强大的背景相同步，清朝的国势也一步步达到了为外域瞩目、乾隆自诩的“全盛”。这不尽是妄自尊大的浮夸，18世纪末周历半个中国的英国使臣斯当东称中国“国势的隆盛是超越千古的”，当代美国史学家魏斐德也称赞当时清朝是“疆域辽阔、文化灿烂的强大帝国”，“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再没有真正的对手能够向清朝的统治挑战”。如果说在相权对君权形成某种制衡的“圣君贤相”体制下相继出现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乃顺理成章，无需特别论证的话，那么，清帝另辟蹊径，在君主极端专制的“乾纲独断”体制下竟也缔造出不逊于汉唐盛世的康乾盛世，那就需要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先来考察清代政治体制组织架构的特点。

其一，改革传统军政中枢，创建承旨书谕的军机处，通过军机处处理国家紧急、重大、机密的军政事务，辅之以固有的内阁处理日常的有例可循的庶政，在皇帝控制与督责下，军机处与内阁分工明确，运行协调，朝政最后由皇帝裁决。

其二，改造传统题本的僵化程式，创行奏折制度，皇帝及时掌握事关国家安危治乱的重要信息，信息的搜集、处理和反馈以及信息真实性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夸张一点说，已呈现出某种近代性。加以驿站、军台、塘铺网络覆盖全国，驿传制度周备，政令传达迅速通畅，不存在君主鞭长莫及的死角。

其三，通过机密的廷寄谕旨，对各省督抚和边远地区将军等严加操控，朝廷之于地方，犹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运转自如，令行禁止。军队，无论是八旗，还是绿营，都绝对听命于皇帝。同时，从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出发，凡有所兴革，强调贯彻因地制宜原则。

最后，改革传统皇位继承制度，创立秘密立储制。其审慎运作，既能防范预立太子难免激化诸皇子之间，甚至太子与父皇之间的矛盾，又可以不拘嫡长子的限制，在所有皇子中遴选最优秀的皇储，并通过长期培养、教育和暗中考察，由皇帝做出最终是否令其承继皇位的决定。清帝先天素质较高，且凛然恪守“勤政”家法，有助于实现乾纲独揽。

康雍乾三帝经过长期摸索和绵密思考，终于构建起以个人之力独揽朝政的国家中枢——军机处和内阁，加以廷寄、奏折及驿传联络朝廷与地方，政治体制组织架构的严整、协调、灵活、高效，较之汉唐盛世有过之而无不及。

清代政治体制架构的完备，只是超越前代、国势兴盛的组织前提，深入探讨其权力运行机制，才能揭示出内在奥秘。

权力运行机制集中体现在诸凡政务的处理和军国大计的决策，其整个过程一般要经过皇帝谕示议题，廷臣或地方督抚遵旨议覆，最后由皇帝钦断的常规程序；皇帝也完全可以不循常规程序，不经众议，单凭自己意志独断，即所谓“圣衷宸断”。以18世纪前期禁南洋贸易案决策为例，从严禁到弛禁、从封闭到开放，其间朝廷决策几经反复：康熙五十六年（1717），皇帝事前既没有征询东南沿海督抚的意见，也没有在大学士、九卿中议论过，即仓猝独断，颁布禁南洋贸易令；雍正五年（1727），皇帝将闽浙总督高其倬《复开洋禁折》批交怡亲王允祥与大学士、九卿等议准，开放南洋商贩；乾隆六年（1741），署闽浙总督策楞密折奏请再禁南洋，皇帝批交“议政王大臣速议具奏”，随即又将闽籍御史李清芳反对全面禁南洋一折交“议政王大臣一并议奏”，议政王大臣以此案事关东南沿海各省，奏准交闽广江浙督抚妥议具奏，迨各督抚陆续奏到，乾隆俱批发原议政王大臣等议奏，经裕亲王广禄等会议，奏请延续雍正既定政策，仍准南洋“照旧通商”，乾隆降旨允准，自康熙晚年以来一波三折的禁南洋案至此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乾隆把“乾纲独断”常常挂在嘴上，仿佛一日万机，事事独断。这难免误导人们对清代极端专制政治体制的认识。其实，所谓“乾纲独断”，既指朝政一般按常规程序众议，由皇帝最后裁决，也有如康熙独断禁南洋那样无须众议的“圣衷宸断”。后者在康雍乾时代一百余年间并不经见，而前者则是通行的、连皇帝也不肯轻易违反的普遍规则，这有现存有关清代军机处、内阁等浩如烟海的档案为证。

就清代朝政议事常规而论，其实质与唐太宗主张并践行的——凡事“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并无不同；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在形式上清代常规议事程序更灵活，更实用，更具有可操作性，更张弛有度、收放自如，因为它要应对比汉唐时代更大、更复杂的内外变局，倒不是康雍乾三帝比唐太宗格外高明。

总之，深入研究康雍乾时代清朝政治体制组织架构和内在的运行机制，客观评价其最大限度发挥国家权力集中、高效的强大优势，对实现国家大一统伟业、强化各民族人民认同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贡献，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极端君主专制体制下出现了不逊于汉唐盛世的康乾盛世。

然而，即使经清朝馆臣反复斟酌修纂、最后由皇帝钦定的最权威的王朝编年史——《清实录》，也无法完全遮掩康乾盛世禁锢思想、钳制舆论、销磨人材、败坏吏治种种君主专制政体残暴黑暗的一面，特别是不受任何权力制约的皇帝很难始终如一地保持开明的为政作风，一旦转而好自专断，拒谏饰非，以至群臣缄口或阿谀顺旨，就可能因重大决策错误埋伏下危及国家与民族前途命运的巨大隐患。

康熙五十六年，皇帝独断禁南洋贸易，绝非一时的孤立事件。身历康雍乾三朝，对其间政治气候冷暖有切身体会的方苞论及康熙晚年行事风格时曾说：“时上临御天下已五十年，英明果断，自内阁九卿台谏，皆受成事，未敢特建一言。”熟谙环海形势与地方民情的闽籍广东副都统陈昂对禁南洋虽持异议，当时却不敢直言，临死上遗疏谓其子曰：“未有能悉此利害者，即知之又莫敢为民请命，我今疾作，终此而不言，则终莫上达矣。”廷臣“皆受成事，未敢特建一言”，地方大员“又莫敢为民请命”，人之将死才敢跟皇上讲真话，盖慑伏于康熙皇帝自恃的“英明果断”，这就是当时极端专制的生动写照。

雍正继位，一改其父独断做派，亲笔朱谕向两广总督孔毓珣坦陈，“朕实不达海洋情形，所以总无主见”，并委托其“博访广询，谨慎斟酌其至当奏闻”。乾隆初政，如临如履，惟恐失误，一日之中朱笔细书，折成方寸，或咨询张廷玉、鄂尔泰，或咨询孙嘉淦、朱轼，“曰某人贤否，某事当否？日或十余次”。雍正，继之以乾隆，纠正康熙晚年独断禁南洋的失误，也绝非一时孤立的事件，其背景是君主专制体制下因皇帝的开明而呈现政治和煦气象。在这种情况下，重大问题决策失误可能性就比较少，偶有失误，常规的议事程序也可以及时启动纠错机制。

不幸的是，乾隆的开明逐渐向专断的方向转化了。继续就开放还是封闭这一关系中国和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大事来检讨，在关键时刻乾隆皆因“独断”而一再失误。乾隆二十二年（1757）限制西方国家来华贸易的广州单口通商的决策，就是在未经廷议，也没有很好协调广东与江浙地方利益关系的情况下，由乾隆采取非常规决策程序“圣衷宸断”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使马戛尔尼首次来华，谈判中英贸易，其时中国还具有足以同这个西方最强大的国家相抗衡的实力，如何通过外交手段争取到中国最大的利益，主动权掌握在中国一方，但乾隆压根儿就不打算和这帮不懂“礼仪”的野蛮人打交道，更谈不上考虑应采取何种策略以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他在做出如此重大决策时不仅没有交大学士、九卿、科道及各省督抚议奏，也没有交军机大臣等统治集团最核心层商议，而是以天朝大皇帝“敕谕英王”的口吻将英国提出的要求，不合理的与合理的，一股脑儿地全部回绝，随即有礼貌地将英国使臣推出国门了事。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中英贸易谈判，就这样以简单草率的方式关上了大门。如同康熙一样，乾隆这时也“临御天下已五十年”，他的“英明果断”更远远超乎其祖父。乾隆五十五年（1790），内阁学士尹壮图在往返京师与云南原籍后向皇帝讲了点实话，奏称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库帑亏空，“商民半皆蹙额兴叹”，乾隆大为光火，厉声呵斥其“将所奏直隶等省亏空者何处？商民兴叹究系何人？逐一指实覆奏”！吓得失魂落魄的尹壮图无法也不敢指实，乾隆仍令其随同钦差前往直隶、山西、山东、江苏等省实地盘库，自然是钦差未到，各省早已挪掩完毕，尹壮图往返数千里，最后承认“各省库项丰盈，仓储充足，并无丝毫短缺；商贾士民，安居乐业，共享升平，实无地方官滋扰之事”，法司以尹壮图妄生异议论斩，乾隆虽饶他一命，但在处理这轰动一时、影响深远的大案中，皇帝钳制人口、愚弄天下的淫威，以及暮年君主恃气虚骄、喜谀恶谏的心态已暴露无遗。乾隆晚年喜柔恶刚、喜从恶违的由人性弱点决定的专制偏好，营造了朝野“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则四海讴歌”的政治迷信，反过来又助长了乾隆高己卑人、雄才易事的自我膨胀，他讥讽唐太宗的纳谏为沽名钓誉，把襄赞政务的大学士视为赘疣。在这样极端专制的政治环境下，出现对西方贸易决策的两次重大失误绝对不是偶然的；在这样极端专制的政治环境下，即使遵循常规议事程序，信息的全面、真实也要大打折扣，臣下信奉“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又何谈议政的充分深入。

开明如唐太宗未能、盛清也未能摆脱纠缠古代中国政治的历史宿命。

三

第三组文章想探讨满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撰写《也谈满族汉化》（2000）的学术背景是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后，美国学者罗友枝与何炳棣关于清王朝及满族“汉化”的论争，由这一论争衍化而渐成气候的美国“新清史”的一些观点，又触发了我对清代中国各民族人民国家认同的思考，于是写了《清朝皇帝的中国观》（2005）作为回应。

满族及清朝是否“汉化”？一方面，我不赞同用“汉化”的模式来解释满族史、清史的基本走向及其重大历史事件、历史现象，而尝试转换一个视角，把满族从单纯受动的一方，位移为积极主动的角色，看她如何自觉地、清醒地抵拒汉文化的渗透和侵蚀，如何处心积虑地裁量、陶铸、重塑、支配着汉文化，这一漫长而历经磨难的过程，不仅使满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里成功地维护了本民族个性，而且也给清代历史打上了有别于以往历代王朝的深刻烙印。另一方面，我也不能赞同刻意强化满族及清朝独特性，最终导致“去中国化”倾向的偏颇。《也谈满族汉化》一文想表达这样的观点：满族与汉族是各有不同历史谱系、文化传统的民族，有清三百年汉文化始终居于主体地位，而满文化则挟有政治威权发挥着主导作用，尤其在康雍乾时代一百余年间最突出。满汉文化从冲突到融合，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双向互动过程，满汉文化冲突并没有导致决裂，而是互有妥协，彼此包容，最终达到在一个新的层面、新的内涵的融合。这只要举出雍正皇帝的辩“华夷”、乾隆皇帝的辩“正统”大概就可以说清楚了。严“华夷之辨”是儒家思想体系一个重要命题，吕留良阐发“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论”，曾静由此推论满洲入主中原是“夷狄窃夺天位”。雍正为维护满族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势不能不挺身而出，向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辨”展开反击。他虽无意摧毁“华夷之辨”，但对这一浸透着大汉族主义的理论体系必须以“夷狄”与汉族平等为前提加以根本改造。雍正同时向汉族臣民表示了认同和继承“尧舜以来中外一家”历史文化传统的真诚愿望，对曾静策动总督岳钟琪反清的谋反大案也予以宽大处理，并未激化业已平缓下来的满汉民族矛盾。乾隆承袭雍正“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思想，进一步提出衡量一代王朝属于“正统”的新标准，其核心要旨在于，无论开国皇帝是否身为“夷狄”，只要“奄有中原”而主中华者即为正统。乾隆接过传统史家正统论重新定义与发挥，最终完成了融通正统理论体系的重构，从而确立清朝在中国历代王朝正统序列中的合法地位。

延续《也谈满族汉化》思路撰写的《清朝皇帝的中国观》依次表述如下几层意思：第一，清开国皇帝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虽尊奉明朝为“中国”，认可历代中原王朝狭隘的“中国”概念，但在他们看来，环“中国”而居的还有所谓“夷狄”的蒙古、女真等“国”“部”，而“华”“夷”之分，从来不是中国与外国的分别，“中国”之君也不是万世一姓由汉族垄断的，满洲即有资格复兴历史上女真金国的未竟之业，到燕京、汴京或南京当中国皇帝。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后世子孙可贵的“大中国”观盖源于此。第二，定鼎燕京后，清初皇帝明确昭示，作为天命所归的“大清国皇帝”已承继明朝皇帝为“大国之君”。清代最有作为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次第削平中原反清势力，完成“中国”统一，继而开疆拓土，将周边喀尔喀、青海蒙古、西藏和准噶尔等纳入大清版图，完成了国家的大一统。这中间，无论征服也好，招抚也好，剿抚并用也好，都是基于“华夷一家”大中国理念的重整故国河山。而喀尔喀、准噶尔等虽曾以“国”自称，甚至与承继中华正统的大清国分庭抗礼，以致兵戎相见，甚或有取代清朝为中华大皇帝之念，但他们与清开国时期欲取代明朝的努尔哈赤、皇太极一样，从“无自外于中华皇帝”。无视准噶尔等与清朝治下中国的历史的、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不可分割的事实，夸大其独立于中国倾向的观点，是缺乏历史根据的。第三，清朝皇帝虽以“统驭天下中国之主”自居，但并不认为中国疆界是无限的。平准之役奏功在望，乾隆皇帝即明谕，昔日准噶尔与毗邻中亚国家的边界，即为中国版图的最终界线。一旦大军在特殊情况下越界进入外国境内并实现既定目标，则主动撤军回到自我约束的中国疆界之内，即使如哈萨克“情愿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乾隆仍以哈萨克与内属喀尔喀、厄鲁特历史背景不同，申谕其无须也不应纳入中国版图，而将其列为“外藩属国”。乾隆皇帝根本没有想过步成吉思汗后尘，乘兵锋最盛之机西征中亚、西亚。历史事实足以驳倒所谓清朝对外扩张的种种观点。第四，传统儒家观念中的“中国”过于狭隘，与历史上汉族与周边各族共同缔造的大中国的事实不相符合，与今天作为我国通称的中国更不可同日而语，雍正辩“华夷”，乾隆继之辩“正统”，所阐发的“大中国”观念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亦足以廓清所谓长城、柳条边是古代中国国界之类有意或无意的误解和曲解。最后，第五，国家统一大业完成后，昔日边远蛮荒之地，“画疆置吏，有如郡县”。“中国”概念的外延已拓展到了昔日“四夷”居住的地域。清朝皇帝此时对中国的体认，已不是中原汉族地区的狭义的“中国”，而是多民族大一统的“大中国”，并与“大清国”“天朝”等含义叠合在一起；实际上，与国外学者通常使用的“清帝国”这一概念也完全相同。从此，清朝皇帝所关注的是，中国疆界内国家的有效治理与众多民族的生养凝聚。历经二百余年漫长岁月，在中国版图上生活繁衍的各民族人民以前所未有的势头深化着互相依存、休戚与共的联系，他们作为中国人的国家认同感也以前所未有的势头蕴蓄着，强化着。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威胁日益加剧，昔日内地汉族与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区别和对立的“华夷之别”，被中国各民族人民与西方列强的区别与对立的新“华夷之辨”所取代。作为中国历史内在逻辑与外力影响长期交互作用的结果，最终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当清朝行将覆亡之时，竟由满洲统治者提出“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一逻辑严谨、内涵明确的“大中华”“大中国”概念，并为各方政治势力所接受。元明之际“驱逐胡虏”的故事没有重演，国家分裂的危机也很快平息，“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的中国大一统局面维持并延续至今，这对已经步入近代世界的中国实为一大幸事。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朝不仅留给今天中国广袤的国家版图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实体，而且留下了中国各族人民国家认同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以上三组文章所研究的不过是清代政治的一鳞半爪，所谓研究也只是浅尝辄止，全书冠名“清代政治论稿”，实在心有未安，如有可能，留待日后弥补吧。

郭成康
2019年5月初稿
2021年7月修订